我上了一课

第8版()
专栏：

我上了一课
　穆旦
我在去年5月7日人民日报八版上写了一篇讽刺诗“九十九家争鸣记”，效果很不好，反右斗争开始后自己就感觉出来了，可是直等前些天在同一版上看到戴伯健同志的批评，才惊觉于它在读者中间造成了如何印象，才看到那篇诗的实际面目是多么坏。这给自己上了深刻的一课。
我写那诗的主要动机是如此的：当时党号召解除顾虑、大鸣大放，可是还有个别不敢鸣放的现象，我想对这种落后现象加以讽刺。当时想到有几种“怀有顾虑”的情况，就把这几种情况凑在一起，编造成一个故事，使故事充满了否定性细节。这些细节原是指个别现象，而且是通过一个被讽刺的落后人物的角度来掌握的。可是，想不到，因此就构成一幅图画，显得整个是阴暗的了。
我的思想水平不高，在鸣放初期，对鸣放政策体会有错误，模糊了立场，这是促成那篇坏诗的主要原因。因此，诗中对很多反面细节只有轻松的诙谐而无批判，这构成那篇诗的致命伤。就这点说，我该好好检查自己的思想。
但同时，在艺术构制上它也有一些失败的原因，这是我感到的另一方面。自整风后，写人民内部讽刺诗的多了起来，我想就我现有的水平，把我这方面（艺术方面）错误检查一下，也许对有些同志有可供参考之处。
写讽刺诗，就我通常看到的，似乎有两种方法。一是直叙，即作者把所批评的实际现象用正确而夹有讥讽的口吻叙述出来；这比较直截，目的性明确，不易被“误解”。另一种方法是采用一个虚构而夸张的故事，作者把他所要批评的几点溶化在虚构的故事中。这比较曲折，但生动；也有可能被“误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写得不好，写得失败了，（一）首先是那故事吸引了人的注意，作者要批评的是什么，反而不清楚，甚至居于后景了。（二）故事是有概括性的，作者可能指个别，读者可能认为是一般。（三）夸张而虚构的喜剧可能被认为是“如实地描写现实”，歪曲了现实。
我现在感到，要写后一种讽刺诗，作者必须要使故事能鲜明地表现出他所要批评的东西，不可仅为了故事“有趣”而庸俗地“有趣”下去；如果他批评的是个别现象，必须使这一点在诗中鲜明地呈现出来，不要让人误以为是一般；夸张地描写缺点，在讽刺作品中原是可以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同时，必须使人明白这是艺术夸张而非现实描绘。
但这艺术结构的一切问题，必依赖于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即作者必须很好地掌握人民内部的批评原则。有了这一原则，艺术安排才有了指针，作者才能充满警惕性，使他的讽刺不致过重、过轻、或被牵涉到目标以外去。关于这，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给了最明确的指示，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它以便以后能学习写出较好的东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