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的辩护士

第8版()
专栏：

叛徒的辩护士
林默涵
革命的叛徒是最使人厌恶的东西。世界上很难找出什么东西可以同革命的叛徒相比较。正如高尔基所说的，同叛徒比较，甚至于会侮辱了伤寒症的虱子。
叛徒的特点，是极端的利己主义。他们为着要保住自己的一条命，或者为着要赚些钱来过舒服的日子，就可以背叛革命的组织、背叛革命的阶级或自己的祖国。他们的确比吸血的虱子还要可恶，因为它们是靠出卖同志，靠舔食刽子手刀口上的血滴来喂饱自己的肚子的。
可是，有些自称为革命者的人却竟然公开地为革命的叛徒作辩护。其中之一，就是冯雪峰。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三光”政策，而国民党反动派则明里暗里与日寇勾结，企图消灭共产党的时候，冯雪峰却在当时国民党特务横行的重庆大谈其“人类之爱”，同时认为忠于“朋友”似乎比忠于革命的组织、忠于阶级和民族还更重要。他在“论友爱”一文中这样说：“例如两个朋友或同志，有一个对于民族或社会，或阶级，或他们所属的集团有叛逆或破坏的企图（这是说这叛逆或破坏并非好的革命的行为）”，而另一个将他的企图向社会或团体告发，那末，“这对于社会或团体也许可说是忠诚的，但对于朋友或同志却是居心险恶，近于可怕；而且在这里，对社会和团体的忠诚是和对朋友或同志的忠诚分不开的，所以那对社会或团体的形似的忠实也常是可疑的。”这就是冯雪峰对于“忠诚”的看法。只要是他的“朋友”，即使那个人想要叛党投敌，也要对他保持“忠诚”。长期以来，冯雪峰敌我不分，引变节叛党分子为朋友，把忠实于党的同志当作敌人来打击，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叛徒的另一个辩护士是徐懋庸。一年前，在帝国主义策动下，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反共浪潮，一时天空似乎布满了阴云，在革命阵营中的一些不坚定或不可靠的分子，就一下子现出原形，有的动摇，有的叛变了。他们加入了帝国主义所指挥的反共反苏大合唱。美国作家法斯特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宣布了他的可耻的决定，抛弃了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把自己一向所奉为神圣的东西践踏在脚下。许多正直的人指斥了法斯特的这种可耻的变节行为，而徐懋庸却竟然替法斯特辩护，他说：“我不想反对法斯特的退党，而且，我对他还有一定的尊重。因为，他在反对苏联，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他仍然反对美帝国主义。”一个共产党员背弃了自己的信仰，变成了反对苏联、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走卒，而同时却仍然反对美帝国主义，这是可能的吗？事实上，被徐懋庸认为法斯特仍然在反对的美帝国主义者是十分欢迎法斯特的行为的，法斯特宣布他退出共产党的可耻的谈话，就是首先在美国有名的反动报纸“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恰恰与徐懋庸所说的相反，法斯特在攻击苏联、诽谤共产主义的同时，还无耻地赞美了“那绝妙的东西——美国民主”。正如美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威廉·福斯特所说的：他（法斯特）目前对苏联进行的诽谤和对各国共产党进行的攻击，是完全有利于阶级敌人的。
就是这个博得了帝国主义的喝采的法斯特，赢得了徐懋庸的“尊重”，也得到了冯雪峰的同情。
一个对叛徒忠诚，一个对叛徒尊重。为什么他们对于革命的叛徒那样有好感呢？因为使一切叛徒所以成为叛徒的极端的利己主义正是跟他们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一脉相通，他们虽然在组织上曾经是共产党员，在思想上却不仅是“得意时在党之上，失意时在党之外”，而且始终是和党相对立的。他们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绪正好跟叛徒们的情绪相吻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乌鸦总是会找到它们的黑色的同类的。
冯雪峰，徐懋庸，这两个人过去并不是一伙的，在他们之间甚至还有过矛盾。虽然如此，却并不妨碍他们在世界观上的一致性，他们都是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正是这个根本的共同点，使他们不约而同地成了革命叛徒的同情者和辩护士，而且殊途同归地一齐掉进了资产阶级右派的泥坑。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