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朴方：人道主义是我的追求

第5版(视点新闻)
专栏：专访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朴方荣获2003年“联合国人权奖”。他是获得这个奖项的第一位中国人、全球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残疾人。这一荣誉，也是国际社会对我国残疾人权益保障事业的肯定。请听他获奖后的心声——
邓朴方：人道主义是我的追求
本报记者袁建达
　　“我们没有做的事情比起做到的要多得多”
　　记者：首先祝贺您获得联合国人权奖。您是第一位获此奖的中国人，您认为这一奖项对中国的人权事业特别是残疾人事业意味着什么？
　　邓朴方：这次联合国人权奖能够颁给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一个残疾人，我觉得有双重意义：一是国际社会承认了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和进步。这一奖项虽然是发给我的，我想它在一定意义上是颁发给中国残疾人事业的，是对中国政府长期以来致力于人权事业的发展，致力于执政为民、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下大力气解决包括残疾人在内的特殊群体基本生活问题的一种肯定。
　　还有一层意义是联合国人权维护体系更加关注残疾人领域。这个人权奖，说明国际社会对残疾人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对于残疾人问题，人们以前更多注意的是法制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从人权的高度来关注。国际社会正在制订《国际残疾人权利公约》，这是一个大动作，它表明国际社会对保障残疾人人权的问题更加重视。
　　记者：我们能不能从您获奖来判断现在中国残疾人的状况就是令人满意的呢？
　　邓朴方：不，不能。任何时候都不能说残疾人状况令人满意。但是可以说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种进步是令人满意的，但是真正说到残疾人状况，还有那么多残疾人吃不上饭，住不上房子，穿不上衣服，这样的残疾人现在大概还有600万，多大的数字啊！贫困残疾人还有1000万以上。所以，要说很满意，这完全谈不上。现在可以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这些工作都令我们满意，或者说令我们兴奋，但是谈到中国的残疾人状况，我们没有做的事情比起做到的要多得多。
　　“人道主义是我的追求。残疾人更喜欢发自内心的尊重”
　　记者：您曾经说过：“非人道的混乱，给了我一个残缺的躯体，我却用它去建立一个人道主义的秩序。”这是您做一切事情的最终目标吗？
　　邓朴方：这句话不是我自己说的，但是我认可这句话。你说人道主义是我的最终追求，我不是这个想法。但肯定是我的追求，在中国推行人道主义，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个目标，但很难说是最终的追求。说老实话，我们的社会曾经缺失了这一段。
　　记者：在推行人道主义过程中，我们知道做一件具体事情容易，但要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却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邓朴方：事情是一步一步做起来的，比如开始我们提倡人道主义的时候，那时候正在批判人道主义，第一步就是要喊出一个强烈的声音来，不能再批人道主义了，人道主义是多了还是少了呢？在中国是少了，少了为什么还要批判它？如果是多了的话，为什么会产生“文革”那样非人道的事情？所以一开始我们就提出人道主义应当是残疾人事业的一面旗帜，人道主义应该是我们国家的一种基础思想，我们应该更多地吸收别人的人道主义，把人道主义拿进来，让广大人民群众接受，使人格受到尊重，使人的权利得到保障。
　　记者：请您具体告诉我们，健全人应该怎样看待残疾人，残疾人应该怎样看待自己？
　　邓朴方：第一个层次是同情，同情心是所有善良的人都应该具备的；第二个层次是尊重，你要尊重残疾人，或者说你能够主动帮助残疾人。当然还有一个层次，就是你不要把他当作残疾人看，很多残疾人更喜欢这种发自内心的尊重。
　　对于残疾人来说，有两种心态比较常见，一种是残疾人面对自身的残疾比较自卑，容易自我封闭，有时候思想偏激，处于社会边缘状态，这种现象说到底也是社会造成的。因此，我们一直提倡残疾人要自强、乐观。另外一种常见的就是残疾人特别自强，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如张海迪、吴运铎，还有其他优秀的残疾人，他们的自强精神、奋斗精神，那种不服输，一定要在社会上首先顽强地生活下去，然后顽强地展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残疾人事业有成绩更有困难，社会应给予更多支持”
　　记者：您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很长时间，请介绍一下残联工作的成绩。
　　邓朴方：残疾人事业目前有了一个比较好的组织体系，比如说残疾人联合会，现在已由市县向街道乡镇发展。再比如说我们确确实实为残疾人办了许多实事，已帮助880万残疾人康复。教育方面，1987年盲童入学率只有2.7％，聋童入学率只有5.5％，至于弱智儿童只有0.33％，现在这三项总体的入学率已达到74％。特殊教育学校原来只有500所，现在达到1600多所。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几乎每年增加100所特教学校。劳动就业现在非常困难，健全人下岗的也非常多，但是我们残疾人的就业率还在上升，这都是一点点做出来的。
　　记者：现在贫困的残疾人最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邓朴方：一个贫困的残疾人需要什么？当然就是吃饭、穿衣、住房，就是这三条，首先要解决这些。这些年来政府大力搞扶贫、开发，残疾人实在不能劳动的，城市采取“低保”，农村采取各种各样的扶贫措施。每年我们还有扶贫贷款，专项为残疾人扶贫。康复、教育、劳动就业等等，每一项都需要解决。比如残疾人没有钱看病怎么办？有的稍微康复一下就能恢复得很快。再一个就是上学问题，小学、中学、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这些统统都是问题，需要一项一项解决。比如就业，我们收保障金，然后把钱拿出来再进行职业培训。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残疾人来说，也要奔小康。我们要在10年、20年后使残疾人中有一部分人达到小康水平。但是，残疾人奔小康的工作与残疾人扶贫工作是完全不同的。残疾人扶贫是只要你工作做到位，给他饭吃，给他衣服穿，扶贫任务就算完成了。残疾人奔小康不同，不是说我帮助你了，你就小康了。必须通过残疾人自身能力的提高、身体状况的改善、知识的积累，使他们本身或者家庭成员在社会上有较正常的职业，有生存能力了，才能进一步发挥主动性，真正达到小康。我们这方面还没有更多的经验，还要不断地摸索。
　　记者：作为中国残联主席，您对党和政府制定残疾人政策和法规方面有哪些比较具体的建议？
　　邓朴方：残疾人保障法从1990年开始实施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社会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残疾人保障法有些条文可能已经过时了，因此，残疾人保障法的修改已经提到日程上来。
　　还有就是残疾人就业条例，现在我们正在搞，难度比较大。残疾人就业条例制定后，我们要给残疾人一个较好的就业环境。
　　再一个就是促进地方立法，使之更好地为残疾人服务。比如交通法规，世界上很多国家或地区都准许有能力的残疾人驾车，我们也应该效仿。有些残疾人是买得起汽车的，如果他们能够开汽车，我觉得应该给他们排除障碍。现在更多的是残疾人的三轮摩托车问题。每一个城市的市长都希望城市交通好一点，三轮摩托车有时候会对城市交通产生一些影响，有的城市就想把三轮机动车取消，连代步工具都不给残疾人，这怎么行？
　　再一个就是怎么执法。希望人大每年的执法检查，政协执法方面的调研，能够涉及到残疾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父亲有关残疾人事务的题词几乎一个也没有，但他理解和关心残疾人事业”
　　记者：众所周知，您的父亲是邓小平。您父亲在您做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有没有给您一些精神上的或其他方面的支持、指导？
　　邓朴方：这个我要向很多残疾人检讨。我从事残疾人事业，父亲是支持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请他为我专门说过什么话，也没请他为残疾人题过什么词，这也许是自己的一种想法吧，我觉得干事情要自己干，不能靠父亲的声望。但是这样做的一个后果就是，现在找我父亲有关残疾人事务的题词几乎一个也没有。但是，他理解和关心残疾人事业，支持残疾人事业。这一点我是有深刻体会的。（附图片）
　　邓朴方深情拥抱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指挥舟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