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选之后话“金鸡”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

评选之后话“金鸡”
仲呈祥
　　大众品味·专家眼光
一年一度的中国电影“金鸡奖”，是中国电影艺术的最高学术奖。它标志着该年度中国电影创作达到的最高思想艺术水准和审美水平。它主要由文艺界、电影界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艺术家代表组成的评委会严格按照评选章程和“六亲不认，只认作品；八面来风，自己掌舵；不抱成见，从善如流；充分协商，顾全大局”的评选传统精神，通过无记名投票产生评选结果。它与完全通过由观众投票选举产生评选结果的大众电影“百花奖”互补生辉，相得益彰，从不同视角忠实地记录着中国当代电影发展的历史轨迹。从本质上讲，“金鸡奖”和“百花奖”的共同宗旨都是贯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都是为了通过评奖推动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惟其如此，第二十三届“金鸡奖”评选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强调要“面向市场，贴近观众”，在初评阶段增加吸收了5位观众代表出任初评评委；而具体负责组织“百花奖”的《大众电影》杂志也十分注重发表专家、学者和艺术家的文章，引领读者和观众正确认识影片的思想价值、美学品位和文化内涵。但是，既为两奖，当然在当代中国的电影事业发展格局中各有位置、各司其职、各有特色。“金鸡奖”主要体现了专家的眼光和选择，更着意于“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而“百花奖”则主要反映出大众的眼光和选择，更强调着“在提高指导下普及”的社会需求。两奖的评选结果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是正常的。倘若，两者完全相同，反倒难于理解了：因为那样的话，专家岂不完全等同于大众，大众岂不全都成了专家？两奖岂不完全应当合二为一了！专家理应而且必须向大众学习，专家只有先当学生才能后当先生并真正代表大众的文化需求，这是确定无疑的真理。但是，专家之为专家，就因为他们长期在人民的哺育和培养下，在某一专门领域里较多地占有和掌握了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他们的天职，便是建设和传播先进文化和先进文明。他们的眼光和选择的积极的价值和意义，正在于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报答人民、引领大众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审美修养和精神素质，也就是从根本上实践建设先进文化、代表人民群众提高整体素质的长远利益的神圣使命。这样看两奖，不是把专家与大众对立起来，而是结合、互补起来，以利于全面、辩证、发展地认识两奖的互补性质和各自优势。
　　旗鼓相当·互补生辉
历时23届的中国电影“金鸡奖”，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最佳故事片大奖”。论理，既言“最佳”，便理应取一。但作为精神产品的艺术品，却不似物质产品，可以按照科学的量化和数据来排序定夺名次。艺术品常因题材、风格、样式的迥异，而具有了某种不可比较性。加之评委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自主体的文化结构、选择标准及审美好恶的差异，也会导致评选中产生旗鼓相当、争执不下的情况。更何况，有的年度，无论选择哪一部优秀作品为“最佳”，都难以全面、准确地标志出该年度中国电影创作所取得的思想、艺术和审美的最高水平，而留下“当选者难以独领风骚，落选者实乃遗珠之憾”的缺陷。这时，并列出两部乃至三部优秀作品去分享大奖的殊荣，反倒能从不同题材、风格、样式上互补生辉，更全面、准确地标志出该年度中国电影创作所达到的最高思想、艺术和审美的整体成就。于是，第一届“金鸡奖”便由《巴山夜雨》和《天云山传奇》、第三届“金鸡奖”便由《人到中年》和《骆驼祥子》、第七届“金鸡奖”便由《孙中山》和《芙蓉镇》、第八届“金鸡奖”便由《老井》和《红高粱》、第二十届“金鸡奖”便是由《生死抉择》和《横空出世》和《我的父亲母亲》、第二十二届“金鸡奖”又由《冲出亚马逊》和《美丽的大脚》同享“最佳故事片大奖”。某些媒体记者惊诧这种并列现象，甚至讥之为“双黄蛋”、“三黄蛋”，以为是“平衡木”的结果。窃以为不然。是“单黄”好，还是“双黄”好，甚至是“三黄”才好，这应从当年度中国电影所取得的创作成就的实际出发，要相信和尊重评委们从这种实际出发作出的判断和选择。
　　第二十三届“金鸡奖”的“最佳故事片大奖”，又是由《惊涛骇浪》和《暖》并列荣获。两片在获得提名时均获同样票数，在角逐大奖时又旗鼓相当，令评委们实难取舍，只好并列。前者主题宏大，气势磅礴，审美化地再现了1998年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洪斗争，讴歌了民族精神，唱响了时代主旋律；后者以小题材格局，见人类普泛情感之大气象，主意温馨深邃，构思精巧别致，叙事通体和谐。两片并列，更全面更充分体现出该年度中国电影创作在“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方面所取得的新成就。何乐而不为呢？
　　《惊涛骇浪》·《暖》
　　观罢第二十三届“金鸡奖”参评影片，可以让人深刻悟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创新，必是缘于哲学层面上思维方式的创新。电影的百花齐放即多元形态，这“元”，须是在科学哲学思想支撑下的审美创造才能堪称，而非脱离中国国情的远离生活、远离实际、远离群众的芜杂怪奇的创作所能冒充。时下，摒弃习以为常的非此即彼、是此非彼的两极化的单向思维，代之以全面、辩证、发展的实事求是的思维，至关重要。譬如，旨在弘扬主旋律的电影创作，就万勿以为自身题材的重大而放松对艺术化审美化的追求，以致误入“题材决定论”的歧途；旨在多样化追求的电影创作，也万勿以为自身的题材不重大而放弃对历史品位和美学品位的追求，以致在“赵公元帅”指挥下专打“擦边球”，去迎合低级趣味。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惊涛骇浪》与《暖》给我们以宝贵启示。前者的价值，决不止于题材的重大，更在它艺术化审美化的较高程度，在它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堪称是一部有艺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艺术相当完美统一的力作。后者的可贵，也决不只是艺术形式的颇为精巧与和谐，而更在它小中见大，承载着较为深广的人文精神和人性内涵。你看，一位进京读完大学留城就职安家的男青年林井和，回到他阔别十年的生他养他的家乡，邂逅初恋女友，于是产生了对初恋情感的温馨回忆。这让人想起宋朝大诗人陆游返归沈园忆起初恋情人写下千古绝唱《钗头凤》的故事。林与暖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都向往进城求学。城里剧团来村演出，令酷爱文艺的暖爱上了武生演员。小武生临别许下诺言，说一定要接暖进城。多年过去，话未兑现，还是林给了失望中的暖以真情。两人和好如初，在荡秋千时，暖因绳索断裂摔伤致残。林发愤攻书考上北京一所大学。临别林也许下要接暖进京的诺言，而暖嘱林如三封信未复便不要再等她。村中放鸭的哑巴，早就暗恋着暖。村头放鸭，他得到邮递员送来的京城来信，急送给暖。暖手捧情书，感慨万端：既愧疚自己当初不应恋上小武生伤了林的心，又深怕因自己已腿残拖累了京城求学的林——于是竟违心地当着哑巴撕毁了第一封信。殊不知，痴情的哑巴此后便自作主张地在村头接二连三地撕毁了北京来信。爱情悲剧由此产生，暖与哑巴成了亲。在片尾，村头林与暖惜别，暖与哑巴生下的可爱小女儿向林真挚地传达了父亲哑语的真诚含义：“我爸爸让你把我和妈妈带进城！”林望着暖一家，惆怅返京……这是一个多么凄婉动情的故事啊！显然，从表层看它很传统，是对人类两性间初恋的美好情感的追忆；但深层一想，它确实注入了一种可贵的现代人文意识和文明意识，倡导对人类两性间复杂的初恋情感，不要再以是此非彼的单向思维来裁定孰是孰非，应当像银幕上的暖、林和哑巴（他们都是好人，但都曾做过有愧于对方的错事）那样，多一份自省，多一份理解和宽容。果如是，家庭生活乃至人世间就会少去多少无谓的纷争，就会更加和谐。《暖》有利于营造健康的人文环境和净化人的情感的积极主题，正在于此。尽管此片尚未公映，但近闻又荣获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大奖”。我深信，如导演霍建起几年前执导的那部《那山·那人·那狗》一样，《暖》也会因荣获大奖而引领广大观众一睹为快的。这应是评奖导向作用的又一印证。（附图片）
　　《惊涛骇浪》剧照（上）
《暖》剧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