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惑之年的他是武汉大学法学教授，在全国各地作过1000多场关于宪法的讲演，听众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周叶中：让宪法走进生活

第5版(视点新闻)
专栏：中青年学者系列（1） 人物

　　不惑之年的他是武汉大学法学教授，在全国各地作过1000多场关于宪法的讲演，听众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
周叶中：让宪法走进生活
本报记者 杜若原
　　对于任何一位青年学者，能够走进中南海为中央领导讲课，无疑是一种殊荣。2002年12月26日，39岁的周叶中与中国人民大学的许崇德教授一起，为新一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讲授宪法。事实上，这一次特殊的讲演正是他多年积极宣扬宪法精神的一个高点。
　　宪法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干部学法最重要的是学宪法
　　从1995年起，周叶中就开始做法制宣传工作，主要讲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理论，他的听众大多是领导干部。在与这些听众的接触中，周叶中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很多干部在学法过程中，往往是上面提要求，下面匆忙应付；二是干部学法偏重于经济法，但他们又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学过之后派不上多大用场。
　　各级领导干部首先要学什么法？这引发了周叶中的深思。他结合自己的研究重点，终于找到答案：干部学法，最重要的是学宪法。然而，在许多人的观念中，宪法高高在上，似乎与日常的工作与生活并无太大关系。
　　宪法不能真正走入社会、不能走进工作与生活的现状，让周叶中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从1998年起，他开始有意识地讲解宪法。他告诉每一位听众：既要强调“国家”意义上的宪法，更要强调“公民”意义上的宪法；既要重视“政治”层面上的宪法，更要重视“生活”层面上的宪法。也就是说，宪法既是政治法规，又是公民的生活规范。
　　周叶中从生活中的实例出发，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澄清人们对宪法的认识。比如，“报考研究生需要单位盖章同意”是否侵犯公民的受教育权？父母无钱供小孩上学，乡镇人民政府是否有权状告该父母？高考取消年龄和结婚限制的规定，是否是对宪法规定的公民受教育权和平等权的充分保护？不少单位和部门“分房以男方为主”的政策是否有违宪法规定的平等权？因选举机关错误造成公民无法行使选举权，公民是否有权索赔？
　　周叶中的讲解，拉近了宪法与公民的距离，使宪法变得可亲可近，而不再是生硬难懂的法条。
　　不回避难点和热点，用通俗的方式探讨棘手的现实问题
　　作为研究根本大法的学者，周叶中深知现行宪法是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运用宪法解决好当前党和国家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迫切需要他和同行们贡献智慧。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周叶中的宪法宣传总是直面现实，从不回避难点、热点问题，他希望用一种普通大众耳熟能详的表达方式，去探讨现实政治中颇为棘手的问题。比如多党制问题，有的人主张要想发展民主，就必须搞多党制，但他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事实上，多党制未必民主，一党制未必不民主。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多党执政还是一党执政，而在于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是否有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再比如三权分立问题，他总是较为客观地评价哪些可供我们借鉴，哪些则必须反对……
　　3年前，周叶中开始自费研究台湾问题。他已给国家提交了140万字的研究报告，仅购买资料和文稿打印就花去10余万元。他的研究报告多次得到有关部门的肯定。周叶中坦诚地说：“这些钱我可以拿来改善物质生活，但作为一个学者，我有责任研究事关整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
　　在外讲课耽误了做学问，但周叶中认为，让宪法走入大众比关门做学问更重要
　　周叶中是个大忙人，要给学生讲课，要搞科研，还要兼顾学校的行政事务。但无论多忙，只要有人请他去讲座，他总是欣然前往，而且从来不谈报酬。1995年至今，他在湖北、广东、江西、河南、湖南等地作了1000多场法制宣传报告，足迹遍及湖北省的60多个县市。
　　有一次，千里之遥的鄂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请人去做法制宣传，别人嫌山高路远婉拒，但请到周叶中时，他爽快地答应了。讲完一天课，他顾不上休息，还要一路颠簸地赶回学校。这样的执着，周叶中有自己的解释：“依法治国不是所谓的精英学问，建立法治国家不能仅仅凭借一两个法制精英的努力。我希望深入下去，用最通俗易懂的法制报告提高基层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推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
　　这或许耽误了周叶中做学问的时间，但他认为，比做学问更重要的是要让宪法走入大众。“我的书写得再多、再厚，影响力也有限。与其关门做学问，不如走向社会，做一台宣传法制、普及宪法的播种机。”
　　周叶中的讲座赢得了人们的肯定和欢迎。提起两年前在赤壁市的那场讲座，他兴奋如初：“几千人的会场鸦雀无声，一个镇干部说‘我连上厕所都不敢去，生怕听漏了’，听到这些我真的很满足，很幸福……”
　　周叶中小传
　湖南武冈人，1963年8月出生，法学博士。现任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曾围绕“统一台湾新战略”、“新时期党的建设”和“中国政治改革”等重大现实问题撰写战略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