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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在真实重在写人——《公安局长》观后

字号+作者:人民日报 来源:人民日报 2003-10-10 00:00 评论(创建话题) 收藏成功收藏本文

贵在真实 重在写人——《公安局长》观后 第16版(周末文艺) 专栏: 贵在真实 重在写人 ——《公安局长》观后 雷达   看了电视剧《公安局长》,想到了一'...

贵在真实 重在写人——《公安局长》观后

第16版(周末文艺)
专栏:

贵在真实 重在写人
——《公安局长》观后
雷达
  看了电视剧《公安局长》,想到了一些相关的创作问题。
  警匪片,在我们这里其实就是公安题材影视片,它在当今的兴盛,在影视剧整个创作中所占比重之大,收视率之高,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一般来说,此类影视作品,因其描绘犯罪过程的紧张,视觉形象的刺激,故事情节的悬疑,构成诱人的观赏性,娱乐性,消遣性,颇能迎合大众文化的审美趣味;但我们似乎很少深思,此类作品得以存在的深刻的社会心理因素和历史文化语境。比如,为什么在一个战争远去,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和平时期,在一个物质和金钱的欲望普遍膨胀的时期,犯罪活动并未减少,甚至因高智商性质和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不时出现,反而形成了一种有时不亚于战争的新战线,使得与之展开的斗争变得长期、复杂且艰巨,必须要有更为现代的思维和更高的精神价值来与之抗衡?这就引出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对警匪片的创作而言,是仅仅满足于罩上一个主旋律的外壳,一味地强化其消费性,刺激性呢,还是应该在思想精神和人物创造上提出更高的要求?当然未必以丧失其观赏性为代价。
  我认为,这个问题直接牵扯到了正面人物的塑造问题。正面人物毕竟是“思想和倾向的代表”,是作品主导价值的体现者。主要的正面人物的真实和丰满程度,可信和感染力程度,往往对作品的精神维度和艺术力量起决定作用。然而,在我看来,目前困扰警匪片创作的最大难题恰恰就在正面人物塑造的薄弱,以至于不少作品看后常给人正不压邪之感。现在银幕上的反派人物大都活灵活现,一会儿嗜血成性,一会儿情意绵绵,一会儿杀人,心理空间好像大得很,而正面人物却呆板,脸谱化,放不开,缩手缩脚。有人说,正人君子历来就不好写,现在的英雄,好人,勇士就更不好写,不是假大空,就是苍白乏力。这话有一定道理。那么原因究竟何在,怎样去改变这种现状?《公安局长》中由濮存昕扮演的黎剑这个人物,似能为我们带来某些启示。
  首先是立足点比较高,超出了就事论事的局囿。在一些影视中,公安局长往往被写成了刑警队长,破了一个又一个案件,好像一个武艺高强的英雄,但空洞,无思想,没有根。而黎剑不独是破案能手,事必躬亲,更重要的是,全社会装在他心中,能从稳定大局、安定团结的高度看问题,借用剧中一句台词便是: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从社会根源上找原因,分析问题。他总是以老百姓的利益为出发点,处处为平民百姓着想。比如探望老汪头一节,并不像有的影视片,只是为了感化知情人,挖材料,出于功利目的,而是发自内心的情感。他和妻子共同抢救马福贵的儿子顺子,既不因他是马福贵的儿子而嫌弃厌恶,也不故作姿态,做慈善秀,而是出于一种人道精神。这一笔就很能写出他的胸怀之善良、宽广。
  我们看到,在有些影视中,公安局长又常被写成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先知先觉者模样,或只知召集会议,高谈阔论,或居高临下,拨开迷雾。黎剑不是这样。他在行动中思考,在思考中行动。他是带着坚忍不拔的毅力来干好他所说的三件大事的:一是侦破“8·26”盗枪大案,二是挖出背后的黑社会团伙,三是建设一个坚强过硬的干警班子。初到云都,他饱尝了陷入重围的困顿,以身作则,逐渐识人,才改变了被动状态。至于破案过程,写来如抽丝剥茧,悬念重重,紧张激烈,确实好看,但我觉得这类戏已成模式,更吸引我的还是黎剑这个人。在我的印象中,濮存昕似乎更适合于演小生戏,他天然地具有“小资情调”。但我不能不承认,在这个戏里,他令人信服地塑造了一个儒雅而智慧,内向而坚强的公安局长形象。他不是那么风风火火,而是城府深严,面对上下左右的夹击,不愠不火。他含蓄,练达,温文尔雅,并不锋芒毕露,却显示了一种内在的威慑之力。这倒更具领导者的素质。黎剑这个人物开拓了我们的视界,为公安题材影视剧增添了一个新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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