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升值的历史教训

第7版(国际)
专栏：专论

　　日元升值的历史教训
　　江瑞平
　　近来日本一些政要四处活动，目的似乎是要达成一项类似1985年逼迫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逼使人民币升值。而1985年的“广场协议”是在何种背景、由谁主导下达成的？日元被迫升值给日本带来了什么？日本政府为何要坚持“低日元”政策，为此甚至不惜损人利己、以邻为壑？
　　一、美国逼使日元升值
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日元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日元兑美元汇率也开始从360∶1的固定低点升值，到“广场协议”签署时的1985年9月，已升至240∶1。但美国政府对日元币值如此大幅上升仍很不满意，坚持认定正是由于日元币值过低，增强了日本产品对美国产品的竞争能力，才导致了美国对日贸易的巨额逆差——美国对日贸易于60年代中后期转为逆差后，规模不断扩大，1984年已达330.8亿美元，相当于其对日出口额的1.23倍。于是，第二届里根政府从解决其“孪生赤字”（财政赤字与贸易赤字）的目的出发，委派财政部长贝克于1985年9月22日召集了由西方5大国财长参加的“广场会议”（因会议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而得名），会议在美国主导下达成“广场协议”，核心内容就是通过对外汇市场的共同干预，促使其他4国货币，尤其是日元和德国马克升值。
　　迫于美方压力，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忠实”履行了“广场协议”，开始与美国一起大规模干预日元汇市，日元兑美元汇率随之急剧攀升，很快于1985年底突破了200∶1，1987年初再突破150∶1，到1988年初已逼近120∶1。这意味着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里，日元兑美元已整整升值了一倍！
　　二、从日元升值萧条到经济衰退
众所周知，战后日本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大来带动的，而日本出口贸易的迅速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建立在日元低汇率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广场协议”后日元被迫大幅升值，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日本的对外贸易受到严重打击，以致严重依赖外需的日本经济很快陷入了一场“日元升值萧条”（意即日元升值带来的萧条）。在萧条中的1986年度，日本的出口总额减少了15.4％，实际GDP增长率下降了1个百分点，工矿业生产指数出现了0.2个百分点的负增长，失业率也破了战后最高纪录。
　　为摆脱日元升值萧条，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采取了一系列力度强大的政策措施。其中之一，就是推出了战后空前的“金融缓和”政策，日本银行通过连续5次下调利率，一举将官定利率降至2.5％的“超低”水平。在金融自由化全面推开、实体经济资金需求缩小的背景下，超低利率导致的大批过剩资金纷纷涌向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结果是以股价和地价攀升为中心的经济泡沫急剧膨胀。到1989年底，日经平均股价已攀升至38900日元，短短4年间整整膨胀了两倍！而在1988年一年间，日本三大都市圈的地价上涨了43.8％，东京圈地价更上涨达65.3％。
　　到20世纪90年代初，日元升值引发的经济泡沫突然破灭，日本经济由此陷入空前严重的衰退之中，迄今仍未能从衰退中彻底走出。在历时10多年的经济衰退中，几乎所有重要经济指标都创了战后最坏纪录。其中尤其值得强调的是，日本在战后西方经济增长格局中长期保持的优势地位，特别是对美国的优势地位，也在此次衰退中丧失殆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以“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为开端，美国经过多年努力终于打垮了其在国际经贸领域的最大竞争对手。
　　三、日本政府坚持“低日元”政策
从日元被迫升值到日元升值萧条再到泡沫破灭衰退，给日本带来的教训是非常惨痛的。作为对这一惨痛教训的深刻反思，“低日元”已越来越成为日本汇率政策的主导取向，甚至成为日本政府整个对外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体系的核心内容，为此甚至不惜损人利己、以邻为壑。其主要举措就是诱导日元贬值或阻止日元升值。其典型案例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在日本官方的操纵和影响下，日元兑美元汇率由1995年的高点79∶1一举贬到1998年的低点147∶1，并因此在相当程度上直接诱发并恶化了亚洲金融危机。而目前日本官方采取的主要对策则是通过向外汇市场大规模投放日元、购入美元以阻止日元升值。据日本财务省不久前公布的数字，今年头7个月，日本官方累计已向汇市投入了9万多亿日元，刷新了1999年全年投入7.6万亿日元的历史最高纪录，目的是确保日元兑美元汇率维持在日本出口企业可以承受的底线115∶1之下。
　　更重要的是，日本政府有关部门还要将逼迫人民币升值作为其“低日元”政策的重要一环。如在今年2月的西方七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日本财务大臣就试图策动达成一项类似“广场协议”的协议，逼使人民币升值。之后又在7月的亚欧经济部长会议上声称人民币汇率过低“是世界性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力图与美国联手逼迫人民币升值。但问题是，即便假定人民币被迫升值，中国经济极有可能遭受类似日元升值那样的冲击，日本经济却少有可能享受其试图追求的利益。（作者为外交学院经济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