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的丰碑——读《毛泽东诗词鉴赏》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

　　民族精神的丰碑
　　——读《毛泽东诗词鉴赏》
　　郑伯农
　　臧克家、李捷同志主编的《毛泽东诗词鉴赏》第二次增订版，最近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早在1990年，臧老约请的50余位专家学者，为已经面世的50首毛泽东诗词撰写评析文章，加上注释文字，出版了《毛泽东诗词鉴赏》第一版。5年后，有6首诗作被发现，刊于报端。于是增添了新的鉴赏文字，命名为增订一版。199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经过艰苦搜索和考订，推出《毛泽东诗词集》，共收入诗词67首。本书编者再度约请专家为新发表的11首撰写文章，于是就有了这本《毛泽东诗词鉴赏》增订二版。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反帝反封建和科学民主的旗帜，掀开了我国历史的崭新一页。但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在勇敢地冲破老八股、老教条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偏激性和片面性。他们在正确地批判封建思想的同时，把一些应当积极继承的好东西也扬弃了。譬如对于中国戏剧，钱玄同等人主张“废唱而归于说白”。对于格律诗，基本上也是采取否定的态度。胡适就认为有绝句和律诗的形式，不可能表现现代人新鲜而复杂的思想感情。“五四”运动10年之后，文化界热烈讨论“旧形式的采用”问题。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前进还是倒退？应当说，这是新文化运动的深化。许多新文化工作者从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要使新思想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就要重视对民族传统文艺形式的运用和革新。需要移植西方的对我们有用的艺术形式，但在移植的过程中必须把它们和本民族的文化特色结合起来，使它们真正在中国生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指引下，各个艺术门类大体形成了这样的格局：传统艺术形式的推陈出新和外来艺术样式的民族化，二者齐头并进。在戏剧领域中，戏曲和话剧都得到发展；在绘画领域中，国画和油画各领风骚；在音乐领域中，民乐和交响乐、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都得到重视。惟独在诗歌领域中，新体诗和格律诗的关系长期未能得到合理的确认。表达新内容的格律诗是否也是新诗，也是新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直到上个世纪末，这个问题才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毛泽东对中华诗词的影响，主要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他酷爱诗词，一生都在读诗、写诗。正因为这样，他对诗词问题十分慎重，生怕因为个人的爱好影响了文艺工作的全局。他从来没有号召过写格律诗。他甚至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样的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其实，任何一种长期积淀的艺术形式，都不易学，掌握得不好，都会束缚人的思想。诗词格律是这样，戏曲程式也是这样。中国文艺中有这种情况，外国文艺中也有这样的情况。毛泽东虽然没有号召写格律诗，但他的创作实践比抽象的号召更有感召力。他以自己成功的创作实践证明了，运用传统诗词的形式，不但可以表现新生活，而且可以很生动、很深刻地表现新生活。写得好，同样可以成为民族艺术的瑰宝，时代精神的丰碑。毛泽东诗词不就是这样的么！新时期以来，诗词创作风起云涌，不但有许多干部、知识分子痴迷于诗词创作，农村的村镇也成立起许多诗社。农民们在工余推敲诗句、作画、练书法，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一道靓丽的景观。出现这种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毛泽东诗词的启迪作用是重要原因之一。
　　人们都说，毛泽东诗词具有前无古人的气魄。它的根源在哪里？在于作者的世界观，在于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这是红军时代的毛泽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是长征时期的毛泽东。“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这是晚年的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朝思暮想的是民族的命运，人类的前途。这一切很自然地形诸笔墨，点化为生动的艺术形象，就形成了诗中前无古人的气魄。毛泽东不但在表现重大题材的诗章中，甚至在写山川草木的诗章中，也体现出前无古人的气度。像《卜算子·咏梅》：“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诗中的梅花，既是大自然的骄子，也是美好品格的象征。这里，写出了一种全新的人生志向，全新的荣誉观。当争名夺利之风甚嚣尘上的时候，读读这样的诗，是能够帮助人们净化灵魂的。
　　毛泽东开一代新诗风，是名副其实的艺术创新家。但他决不是在语言和文体上故作新奇状。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遵循传统格律进行写作的。特别是收入“正编”的42首，充分体现出作者驾驭诗词格律的圆熟。在毛泽东看来，诗歌的新，首先要新在思想感情和艺术形象上。他善于在朴素、自然的抒情、状物中，给读者带来一派新意。心有所动，情有所涌，提笔一挥，就挥出一片艺术新天地。譬如春光、秋色，古今中外有多少文人墨客描写它？“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读了《采桑子·重阳》，谁都无法否认，这里展现的是全新的艺术境界，是战士眼中的秋光、新时代创造者眼中的秋光。毛泽东的创新，不是小家碧玉式的，他赋予传统诗词以新时代的内涵，写的是“新的人物，新的世界”，促进传统诗词完成了从表现旧时代到表现新时代的伟大转变。当然，促成这种转变的不仅是毛泽东一个人，但毛泽东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香港诗人刘济昆说：“宋代是‘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今日是凡有华人饮水处，就有毛泽东诗词。”“五四”以来，我国出现了好几位声名贯耳的大诗人，像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艾青、臧克家、田间……若论作品的背诵率和普及率，若论作品对民族精神的影响，恐怕他们中的哪一位也赶不上毛泽东。伟人在世的时候，不赞成人们大张旗鼓地宣扬他的诗词。1960年，周扬在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上的报告原有一段话论述毛泽东诗词。审阅讲话稿时，毛泽东挥笔把它全部删掉。现在，毛泽东已经逝世27年了，我们应当更冷静、更公正地对待这份宝贵的诗歌遗产。恰在这个时候，《毛泽东诗词鉴赏》增订二版与读者见面了。它不可能十全十美，它提供的不可能是最后的定论，但它对于人们进一步领略和研究毛泽东诗词，无疑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