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通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三个代表”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
张士义
世纪之交,我们党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同志高瞻远瞩,总揽全局,紧紧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理论思考,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了新的贡献。
完整提出并深刻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同志指出,总结党的全部历史和基本经验,展望新世纪的艰巨任务和光明前途,我们党要继续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胜利前进,就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
进一步明确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江泽民同志指出: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的条件下,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革中,“要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总目标的提出,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使我们党更好地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指明了方向。
对新形势下的党风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江泽民同志指出: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最根本的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要结合新的形势和任务,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全面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建设,努力做到“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同时要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努力培育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作风;党风建设必须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标本兼治,坚持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的基本思路。
从新的历史高度全面阐述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问题,为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江泽民同志指出: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方针,进一步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要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把坚持党的领导同发扬人民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尊重客观规律有机地统一起来;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始终注意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等等。
此外,江泽民同志还提出了一系列关系党的长远发展的新观点、新论断。如: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既要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又要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判断一个政党先进与否,主要应看它的理论和纲领,看它是否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等等。
江泽民同志的党建思想,进一步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既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第9版(理论)
专栏:
把执政为民落实到领导实践中
宋璇涛
“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江泽民同志指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按照这一要求,不断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把执政为民落实到领导实践中。
牢固树立正确的政治信念。领导干部“要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这是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新时期干部素质的五条基本要求中的第一条,它指明了领导干部肩负的重要政治责任。近年来,江泽民同志反复告诫,“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好好想一想,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应该留点什么?”回答好这“三个想一想”,关键是要政治信念坚定。政治信念是干部素质的灵魂。一个人一旦政治信念发生动摇,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和动力。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会犯错误,甚至走向人民的反面,与他们的政治信念动摇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加强理论学习和党性修养,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信念上的坚定。有了正确的政治信念,就会自觉地把心思用在工作上,做到“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职,负其责;就会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自觉地把自己负责的具体工作放到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中去考量和筹划。
正确运用手中权力。权力具有两重性,既可以被用来做好事,造福于人民,又可能被用来干坏事,危害社会。领导干部怎样看待和使用手中的权力,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至关重要。权力的实质是责任。领导干部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诚心诚意为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要摆正“主人”与“公仆”的关系,充分认识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人民是权力的真正所有者,人民把权力赋予领导干部,是让领导干部用权力为他们谋利益,而决不能把手中的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世界上没有只有权力而没有责任的工作岗位,权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因此,既要干事,又要干净,是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要求。如果能干事也确实干了一些事,但自身不干净,就会缺乏人格力量,更不会有号召力,就不能说代表人民掌好了权、用好了权。权力观问题,说到底是世界观问题。只有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才能夯实“掌好权、用好权”的思想根基。
真正依靠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朴素的道理,也是永恒的真理。我们共产党人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根本工作路线,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此,就必须真正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所需,把群众的切身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就必须坚持为群众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决不搞沽名钓誉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就必须把上级指示精神和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给后人多留财富,不留包袱。
不断提高领导本领。领导干部既要“靠得住”,又要“有本事”。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对领导干部的理论素养、知识水平、业务本领和领导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牢牢把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动权,不被时代所淘汰,唯一的出路就是自觉地坚持学习,加强学习,改善学习,做到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各级领导干部对此要有紧迫感、危机感,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和良好作风。既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要努力学习经济、法律、科技、管理、历史等知识,使自己的思想水平和知识水平适应时代前进的需要,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努力掌握新本领、增长新才干,不断提高解决实际问题、做好本职工作的能力。
第9版(理论)
专栏:工作研究
诚信方能兴市
许克振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之间的竞争除经济实力、人才和技术竞争外,越来越多地表现为道德、信誉和文化的竞争。良好的信用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资源和无形资本,是城市的最大品牌,也是城市发展的助推器和新的竞争力。可以说,诚信方能兴市;不讲诚信,城市的发展就无从谈起。因此,应紧紧抓住深入学习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这一契机,把诚信建设作为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推动城市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坚持内外并重,标本兼治,突出重点,整体推进。
加强教育是前提。开展诚信建设,首要的是加强诚信教育,发展信用文化,培养和提高全民的信用意识。城市经济越发展,城市越现代化,对文化的依赖性就越强。从某种意义上讲,信用缺失首先是信用文化的缺失。因此,应把发展信用文化、开展诚信教育作为诚信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来抓,深入学习和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综合运用各种新闻媒体,广泛开展诚信守约宣传教育活动,大张旗鼓地宣传重合同、守信用的企业和单位,努力营造诚实守信的舆论氛围,培育良好的社会风尚。
强化整治是关键。诚信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只有坚持长期性建设与阶段性整治的有机结合,才能收实效、收长效。当前围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应从四个方面加大治理力度:一是突出依法行政、廉洁从政、提高效率等内容,开展政府信用专项治理,使各级政府部门切实做到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增强政策的统一性和透明度,提高行政质量、服务效率和水平;二是突出经济信用、质量信用、价格信用、财务统计信用、劳动信用等内容,开展企业信用专项治理,促使企业诚信经营;三是突出真实性、合法性、独立性、客观性等内容,开展中介机构信用专项治理,提高中介机构和组织的信用度;四是突出经营信用、劳动信用等内容,开展个体工商户信用专项治理,引导他们争做诚信商户。在专项治理中,要坚持把整治与加快发展结合起来,与加强企业管理、提高企业效益结合起来,与改进机关作风,提高办事效率结合起来。
完善制度是根本。当前,信用环境不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信用制度建设滞后。现实中的许多失信行为,都是由于信息不透明、规则不统一、体制不健全造成的。不从根本上铲除失信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和体制环境,诚信建设就是一句空话。必须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加快信用认证、信用评级、信息披露和失信惩戒等制度建设,以规范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支撑诚信。同时,结合实际,制定和完善《企业信用规则》、《政府信用规则》等信用规则体系,运用规则约束和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以及政府管理行为,保证各类市场经济主体和政府部门诚实守信。
创建活动是载体。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信用创建活动,是推进诚信建设的有效载体和形式。要结合文明城市的创建,积极开展创建“商业信用街”、“信用示范户”、“重合同守信用企业”和信用县(市)、信用乡(镇)等活动。通过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的信用创建活动,确保各项信用制度和措施落到实处,推动诚信建设扎实有效地开展,从而提升城市的信用水平。
加强监督是保障。建立和完善信用监管体系,是确保诚信建设整体有序推进的支点。首先,建立和完善指导政府部门和企业进行信用管理的基本制度,强化企业经济交往对象的资信管理,防范信用风险。其次,探索建立部门间联合的信用征集与信用评估体系,实现信用监督的社会化。第三,成立信用等级评定委员会,制定企业以及各种社会中介机构的信用评估标准和监督措施,实行地区信用环境评价制度,定期考核并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
第9版(理论)
专栏:贯彻“三个代表”要求 推动改革与建设实践
“三个代表”:发展科技事业的强大理论武器
徐冠华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的重要论断,指明了科学技术在发展先进生产力过程中的关键地位和决定性作用,为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伴随着新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历史进程,我国的科技事业必将掀开灿烂辉煌的新篇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指导我国科技事业快速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
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结合技术革命导致产业革命的史实,深刻阐述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性质。尽管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远不如今天这样广泛而深刻,但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敏锐地洞察到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因此他们“把科学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到一个知识不断创新、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新时期。科学理论越来越走在技术和生产的前面,为技术和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途径。现代科学技术的这种特点,使它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力量。同时,科学技术的更新速度日益加快,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周期大大缩短。19世纪,机器或电器从发明到实际应用要花上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20世纪初则加快到30年,现在一些技术从发明到投入应用的时间已不到1年。科技创新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产生更加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社会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生产工具和劳动者素质等生产力要素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等,也都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先进生产力总是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运用,就不可能有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要大力发展科技事业和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把科学技术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等一系列精辟论述。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和科技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指导我国科技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今后5到10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无论应对国际竞争的严峻挑战还是服务于国内改革发展的紧迫需要,无论解决经济结构矛盾还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我们都面临着许多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加快科技进步。当今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与传统产业的广泛融合,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发挥后发优势、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机遇。要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就必须大力推动科技进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归根结底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新中国成立以来,依靠科技进步,我们发展了“两弹一星”,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安全,从而维护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依靠科技进步,我们已经基本解决了世界22%的人口的温饱问题;依靠科技进步,我们使信息、生物、医药健康等现代技术成果加速转化,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人民生活水平还远没有达到富裕的程度。在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上,如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如何让少数民族地区及边远贫困地区的群众尽快解决温饱问题,如何提高人们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收益水平,如何进一步协调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日益加剧的矛盾等等,这些都是科技事业发展必须应对的重大课题。
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
当今世界,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已成为国际竞争的一个鲜明特征。为确保我国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处于主动,就必须牢牢抓住发展以科技创新为动力的先进生产力不放松。科技界要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率先垂范,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
加快体制创新,为科技生产力发展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能够比其他制度更快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目的就是为了促进科技进步,使科技与经济更加紧密地结合。当前,科技体制改革已经进入到新的阶段,改革的核心是要极大地焕发出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此,我们将把科技体制改革与科技发展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以开发类科研机构的企业化转制为突破口,深入推进科技力量布局的战略性调整。按照分类改革的原则,加快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的改革工作。大力加强、引导和扶持各类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加强各类企业孵化器建设,使之成为培育高科技企业的摇篮。加强对高技术产业化的金融支持,实现知识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等要素资源的有机结合。狠抓政策落实,全面优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化的政策环境。
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形成浩浩荡荡的科技大军。如今,科技工作已经广泛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投入科技工作,形成浩浩荡荡的科技大军,造就科技工作万马奔腾的良好局面,对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构建新时期国家创新体系、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这方面,应当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加强地方科技工作。目前,地方科技工作在国家整体科技工作中的地位日益突出。随着地方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各级地方政府对加强科技创新也更加重视。要为地方科技工作营造更加广阔的空间和良好的平台,促进地方之间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二是加强高校科技工作。加大对高校科研工作的支持,充分发挥高校科技资源的巨大潜力,不仅有利于造就出若干在当代国际竞争前沿占有一席之地的研究型大学,而且也能够引导和促进高校在孵化高新技术企业、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三是加强企业科技工作。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不断增强,一大批科技型中小企业迅速崛起,成为技术创新的生力军。要通过鼓励企业参与国家或地方重大科技计划项目的实施,参与重大共性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进一步强化企业的研究开发力量,促进产学研之间更加紧密地结合,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无论地方还是高校的科技工作,都要切实贯彻以企业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工作方针。
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积极抢占国际科技竞争的制高点。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江泽民同志就明确提出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科技工作指导方针。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论基础研究还是战略高技术研究,抓什么、不抓什么,先抓什么、后抓什么,这是战略决策的首要问题。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只有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优化组合,形成合力,优先解决那些一旦突破就能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带动作用的关键技术,才能尽快缩小差距和赢得主动。“十五”期间,我国将选择实施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软件、电动汽车、创新药物与中药现代化等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战略影响的重大科技项目,大幅度增加投入,力争在5年左右时间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和实现产业化。这将对调整我国产业结构、提高国家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产生深远的影响。
加强原始性创新,努力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原始性创新不仅能够带来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而且能够带来新兴产业的崛起和经济结构的变革,带来重大发展的机会,已经成为决定当今国际产业分工地位的基础条件。面对国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繁重任务,我国科技发展必须努力实现从以跟踪模仿为主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转变。一方面,要鼓励和支持科学家进行自由探索,并在国家需求和科学前沿紧密结合的基础研究领域积极开展创新性研究,为技术和生产的发展开辟各种可能的途径;另一方面,要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更多地掌握自主知识产权,不断提升产业技术水平,逐步摆脱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中存在的对外技术依赖的被动局面。应通过改革科技管理体制、优化科研评价体系、实施积极的人才战略、推进科技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等一系列举措,营造有利于原始性创新的良好环境。
加强农业、农村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工作,用先进科学技术造福于广大人民群众。我国62.3%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首要问题。必须从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加快农业科技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加强农业和农村科技工作,为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广大农民实现奔小康的宏伟目标提供科技支撑。应进一步加强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工作,促进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创造优美清新的生活环境,减少各种自然灾害的危害,为人民的健康与福祉提供科技保障,使更多的人享受到现代科技和文明带来的恩泽。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科技行动”等计划,重点解决好西部开发面临的重大关键技术问题,切实提高西部地区依靠科技自我发展的能力,为西部地区的特色产业发展、优势资源开发、生态环境建设等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谋事之基 成事之道
——调查研究系列谈之一
邵景均
重视调查研究,加强调查研究,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今天,为什么还要强调这样一个几乎是常识性的问题呢?这其中既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实践中的问题。
一般地说,领导干部重视调查研究,这是由领导的基本职能决定的。领导者要履行好决策、用人、协调等基本职能,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那么,现实中的“实际情况”是个什么样子呢?这绝不是靠拍脑袋就能够想出来的,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获得真知。由于客观实际的复杂性,领导者的调查研究绝不能走马观花、浮光掠影,而应该深入到实际中去,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对其本质和规律形成正确的认识。实际情况又是不断变化的,因此调查研究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必须长期坚持下去。在我们党内,调查研究被形象地称为领导干部的“基本功”。基本功越扎实,调查研究越深入、越持久,领导干部对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的认识就越真实、越透彻,履行领导职能也就越主动、越正确。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坚持做好调查研究这篇大文章,是我们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
我们党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不论是毛泽东同志做出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确定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路线,还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都是建立在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的。历史经验证明,什么时候全党上下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指导方针和具体策略符合客观实际,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忽视调查研究,就会导致主观与客观相脱离,造成工作中的失误,使党和人民的事业遭受损失甚至挫折。因此,加强调查研究不仅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
加强调查研究是当前解决各种新问题的迫切需要。进入新世纪,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既给我们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不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成功地应对挑战,抓住有利时机发展自己?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情况下,怎样才能妥善解决层出不穷的新矛盾、新问题,推动我们的事业更快更好地前进?办法不会从天而降、唾手可得,只有通过广泛的学习借鉴和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获得。调查研究越充分,越能做到知己知彼,趋利避害。这就迫切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从繁杂的一般性事务中解脱出来,就关系全局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尽快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才能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高度,要求全党“大力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并且规定:“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要建立健全调查研究制度,制定和落实调研计划。”人们欣喜地看到,六中全会以来,各级领导干部纷纷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要看到,有的领导干部仍然高高在上,以种种借口,不去搞调查研究;有的虽然打着“调查研究”的旗号下去了,但“做秀”的成分大,蜻蜓点水,不深入实际;有的是冬天往南“调查”,夏天上北“研究”,貌似调查研究,实为度假旅游。显然,这样的“调查研究”不可能了解到真实的社情民意,其结果必然是“谋事”难觅良策,“成事”难有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强调重视和加强调查研究,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紧迫。
编者的话:中央确定,今年是转变作风年、调查研究年。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应把转变作风作为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把调查研究放在突出的位置。要把这一要求落到实处,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做好调查研究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改进调查研究的作风,研究和探索在新的形势下开展调查研究的办法和途径,提高调查研究的质量。为此,本栏目从今天起刊登“调查研究系列谈”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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