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
春之源
许柏林
大寒时节天飞雪，北国辽莽地生风。
雪霁风静，天长山远，晓月临窗，幽思如缕。忽然间，不知是天上传来的暖讯还是心泉里涌出的热流，身处冰雪世界，脸上却潮热起来，俄尔，心解冻了，漾起一层层的涟漪，全身解冻了，眼前的冰雪世界融化了，山川河流复活了，大地将醒。这便是春消息？
白茫茫的雪和绿茸茸的春，在我心里绘制了永不褪色的童话。四岁，我就在乡间捡粮拾柴。六十年代初，我们艰难地体验着生存的滋味。秋天，本是收获的季节。可我童年的秋天却总是那么黄瘦。大人们不是去收获秋天，而是去搜刮秋天。小孩子们从知道粮食能吃饱肚子那天起，就总是跟在大人们身后用稚嫩的小手去捡去抠掉在田垅间、土坷垃缝儿中的庄稼粒。深秋的太阳常常把一个瘦小的我重重地写在田埂上，无力的夕阳总把我的身影拉得老长老长。
大雪飘下来了：白白的，软软的，像鹅毛一般，纷纷扬扬。三天下来，天地皆白。门前那条长河，连同她两岸的垂柳都失去了婀娜。向远凝望，那天水相连处便是这冰河的归宿。茅屋成了一群群静卧的白熊；大公鸡高傲地站立着，鸡冠似血，像闲放的冬梅；黑狗跑出一溜儿顽皮，在雪地上留下一串黑绒绒的幻影；杨柳枝上结满了白玉般的冰挂，使大平原静无声息；只有那淡蓝色的炊烟在雪空袅袅舞起来。清晨，鸡鸣一条线，三里五村的，依次叫去；傍晚，狗吠一大片，近些的还能听出三叔五爷家的，再远些就“汪、汪、汪”地乱作一团了。
春来了。挨着烟道的茅屋坯墙最先露出墙草的笑脸。长河的河心漾出一道活水，初几日连我们小孩都还跳得过去；不几日，水面渐宽，我们就在水一方了。高高的石井台又长出了绿茸。河埝坡上的杨树飞出轻絮，吻着涟漪的垂柳细叶吐翠，柴墙院里的槐树花飘出浓香。又一年农耕开始了，又一个梦想起飞了。循着那远山长河，望着那阔野白云，我能听到大地萌动的声音，我能看到田园催生的愿望。
后来，我随父母进了城，上了学，但我的心里却总装着绿了又黄、肥了又瘦的田间，总装着冰雪中对春天许下的诺言。加入少先队那天正值春日，蓝蓝的天上飘着白云，少先队旗红得像一团火，校园里绽放着一丛丛黄花，红领巾映着我们面颊泛红。就在那一刻，天蓝得深远，与我家乡的长河连在一起；云白得纯洁，恰似大平原上的茫茫雪野；花黄得浪漫，犹如我童年的梦幻；旗红得神圣，那正是我对春天的誓言。
四季轮回，年轮陡长，周围的世界也在改变着：
田野肥了，可门前的长河干了；
井台废了，可机井从地下三十米都抽不上水来；
脚下的道路更宽了，身旁的花儿更艳了，可头顶的天却不如儿时那么蓝了……
没有了门前的长河，我怎么去过春天？！没有了蔚蓝的天空，我怎么去过春天？！儿时的梦像一块心田。它得到了长河的滋润，蓝天的漂洗；它得到了白雪的净化、鲜花的印染。后来，这个梦同红领巾的神圣打结在一起；后来，这个梦就不停地生长，变成了长长的梦，沉甸甸的梦；再后来，这个梦就凝结成为一种责任，一种决不苟且的责任，一种决不逃避的责任，一种“舍我其谁”的责任。
人生最不可背叛的是自己的童年，最不可丢失的是儿时的梦幻。
我的心里、梦里收藏着望不断的长河、喜不尽的蓝天；我的心境、梦境覆盖过皑皑的白雪，盛开过艳艳的鲜花；我的心田里至今还飘扬着赤旗的神圣。
春天生出许多的“梦”来。
后来，春天就从“梦”里生出来……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追求真理的一生
张 炯
蔡仪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早期他还以蔡南冠的名字写过诗歌和小说。他一生勤谨治学，著作等身，尤以美学著作自成一家，还培养了许多学生。
我最早听蔡先生的课还在1956—1957年。那时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蔡先生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这个所就设在北大哲学楼。因为1953年成立时就在北大，叫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后来才划归中国科学院。所以，文学研究所的学者有的就在北大兼课。当时正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校就为不同学术观点的教授开设供学生选择的选修课。何其芳先生和吴组缃先生分别开“《红楼梦》研究”课，而蔡仪先生和朱光潜先生则分别开自己的“美学”课。1956年正是我国发生了美学大争论的一年。蔡先生和朱先生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阐述自己美学观点的文章。所以同学们都愿意去选听他们的课，希望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美学思想。
那时蔡先生不过四十多岁，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在讲堂上十分严肃，他的口才不算好，但讲起课来，一句是一句，没有重复的话和废话，逻辑性非常严密。第一课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除了阐明美是客观的，还提出他的另一个重要的美学观点：美即典型。由于是选修课，美学对于那时的我，显得太抽象，所以蔡先生和朱先生的课，我都只听了几个月，没有完全听完。一晃就到了1960年，我从北大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所长何其芳先生要我到文艺理论组参加蔡仪先生主编的《文学概论》的编写。于是从1960年9月到1964年初，我便一直在蔡仪先生领导下工作。他不仅是《文学概论》的主编，还是所领导小组的成员和文艺理论组组长。此外，他还兼任《文艺理论译丛》的主编和《文学评论》的编委。当时的文艺理论组人才济济，有王燎荧、王淑明、曹葆华、李传龙、柳鸣九、张国民、杨汉池、涂途、王善忠、章纪孝、于维洛等。《文学概论》编写组还从高等院校借调来楼栖、吕德申、李树谦、吕慧娟、王淑秧、胡经之、何国瑞等，阵容更见强大。我担任《文学概论》编写组的编委会秘书，协助蔡仪先生做些具体工作并列席编委会会议和有关的重要学术讨论会。这样，与蔡先生的接触就多起来，受到了他许多具体的教导，也渐渐加深了对他的了解。当时我父亲张白山也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所以蔡仪先生在我眼中就是父辈。我是很尊敬他的。对于年轻人，他是慈和的长者，但又是要求严格的领导。他的严谨的学风，使我们都受到熏陶。他又是一位原则性很强的共产党员。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就加入共青团，从日本留学归国后，他在郭沫若领导的三厅工作，经冯乃超同志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六十年代他虽然已是个大专家，但总是像普通党员那样遵守党的纪律，定期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时时检讨自己。在学术问题上，他总坚守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不随便接受别人、乃至领导同志的看法。《文学概论》的提纲讨论过多次，不但编委会和编写组多次讨论，当时负责大学文科教材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还亲自召开多次会议，郭绍虞、朱光潜、王朝闻、林默涵、何其芳、杨晦、毛星、冯至、叶以群等名家都参加了讨论。《文学概论》虽是集体著作，但蔡仪先生作为主编还是按照自己的见解通改了一遍，花了他很多的时间。
1966年3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组织“四清”工作队到北京门头沟的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蔡仪先生被任命为文学所工作队队长，我被任为副队长。我们一起率队到了门头沟。那时他已年近花甲，还是与我们一起准备到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经过学习政策后，我们正要进驻农村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多久，大大小小的领导都被“揪”出来了。蔡仪先生自难以幸免。他被戴上“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与何其芳等一起被批斗。不过，他对群众始终能够正确对待。叫他扫厕所也好，后来到“五七干校”叫他烧开水也好，他总是兢兢业业，把这些工作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工作认真去完成。
十年岁月就这么被荒废过去。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我相信蔡仪先生一定会写出大批的新著作。因为，在年龄上那正是他学术上走向成熟的黄金时代。“文化大革命”结束，蔡先生已年过古稀，令人惊奇的是他竟能焕发出学术青春，掀起了自己学术著述的又一次高潮。在他去世前的十多年间，他不但带出了大批硕士生和博士生，而且编辑《美学评林》，撰写《美学原理》和《新美学》等多卷力作。他先后带的学生中，像杜书瀛、钱竞、严昭柱、许明、王庆璠、毛崇杰等，如今也都成为文艺理论和美学方面的专家。
蔡仪先生的一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一生，也是为自己的信念和理想奋斗不息的一生。他对人永远那么和蔼、善良、坦诚，而对于革命的原则，对于理论的是非，却决不含糊。他所主编的《文学概论》可以说集中表现了他的文艺理论的观点和成就，是新中国建立后摆脱苏联文艺学的模式，力图批判地吸取中外文论遗产并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建构中国化的科学文艺学的可贵尝试。出版后即被高教部定为大学文科教材，被广泛使用，影响不止一代的学人。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蔡仪先生就为建构自己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美学体系而努力。从《新艺术论》到《新美学》，他终于不断完善了自己的美学体系，为坚持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美学界不管赞成不赞成他的观点，都不能不为他对于美学的热爱，对于真理的寻求所表现的执著，感到由衷的敬佩！遗憾的是天不假以年，他的《新美学》第三卷竟未能全部完成。他的身体一向很好，精力充沛，甚至不睡午觉。最后竟因轻度中风，住进医院染了感冒，又转为肺炎，遂至不起。我多次到医院去看望他，他总以为自己的病不至于怎么样，哪知道染了金球葡萄菌的肺炎，竟医治无效去世。这不仅是社科院文研所的重大损失，也是我国美学界的重大损失。
所幸，他的夫人乔象钟先生把他的遗作包括《新美学》第三卷都整理出版了，现在又完成了他的传记。这是一本写得十分朴实的传记。她与蔡仪先生几十年共同生活，相濡以沫，以至亲至爱的视角去写蔡先生，不但帮助读者走近蔡先生，从而更好更深地了解蔡先生，而且她笔底的至情，也分外让我们感动。我相信，广大的读者一定会从这样的传记中，不但得到历史和人生的启迪，也会从蔡仪先生的治学生涯感受到一个正直的追求真理的学者的卓越的品格！
（本文系《蔡仪传》序，该书已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磕头的悲哀
陈廷佑
如今电视频道多了，节目丰富了，热播不少皇帝戏、宫廷戏，正剧、戏说、搞笑，争奇斗异，各领风骚。观众在娱乐之余，也兼收以史鉴今之效。这些戏情节各异，人物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个劲儿地磕头。里面的人物一个个“咕咚咕咚”往地上磕头，有单人磕、双人磕、多人甚至百人、千人磕，荧屏上但见这里“倒金山”，那里“倾玉柱”，煞是热闹。若把这些镜头剪辑在一起播放，像足球射门集锦一般，一定会十分有趣。但足球射门给人以美感，而磕头的动作再高雅，场面再壮观，我看了却总是感到一丝悲哀。
磕头这个动作，不知是何年何月何人所发明：双膝跪地、双手抚地、前额碰地，本是个十分屈辱、猥琐，又有点儿自虐成分的动作。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便有了不平等。而磕头就是为了维护和强化不平等。儿女见爹娘、学生见老师、百姓见官、下级见上级、臣僚见皇上，都得磕头。从平民百姓到帝王将相，无人不磕；从婚丧嫁娶到国家大典，无事不磕；这个动作历经上千年演练升华，总结提高，形成了许多套数，装扮出几分庄严。像妇女缠足一样，磕头成了我们传统文化里最具封建腐臭、最泯灭人性光芒之陋端。
缠足仅限妇女，而磕头却不分性别，一律照磕不误。还要讲究什么三跪九叩、神三鬼四、晨昏三叩首等等。磕头时心要诚，嘴里要念叨着，头也要碰出声响。试想一个人一生总要这样磕头，他怎么会有阳光般的心态，怎么会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一个习惯于给别人磕头的民族，又怎么能自立于世界而不被人欺侮？
事实上这头磕了上千年，一直磕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剪了辫子，才不再磕了。仅此一端，我们真该永远感谢孙中山先生，感谢所有令国人不再整天磕头的仁人志士。
头是不磕了，但问题还在。因为磕头只是一个形式，其根源是磕头的文化。封建文化最核心的内容是维护“三纲五常”，倡导依附、臣服、顺从。正因如此，在不再磕头之后，鲁迅仍假“狂人”之口，道出封建礼教“吃人”的真谛。为什么说它“吃人”？因为它整个说教就是让人下跪，而且永远下跪，或者成为它的牺牲品，或者成为它的附庸和帮凶。为了消除这“吃人文化”，这才有了五四运动，有了共产党人。毛泽东及其战友们，以马列主义为武器，以革命手段对抗、清除、改造这封建文化，建立了新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迎来了这改革开放新时代。如今，中国人以从未有过的自信，风风光光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磕头的感觉真好，而看古人磕头的感觉却好不起来。
古人磕头，宣扬的是封建意识、威权意识，与当前我们倡导的现代意识、平等意识、民主意识，是格格不入的。为主动向人家表示臣服、忠诚、驯服，电视里时有跪在瓢泼大雨、冰天雪地或烈日骄阳下且长跪不起者，甚是可怜；还有被动磕的，则往往是先听到一声断喝：“跪下！”然后“咕咚”一声跪倒，顿时面如土色，浑身发抖，还要听候发落：轻则厉声训斥，重则鞭笞棒打，最倒霉的要“推出去斩了！”小命就算完了。无论属于主动还是被动，我是横竖看不出有什么美感，只有心疼和悲哀。频频展示这种丑陋的“国粹”，实无必要，而且于心何忍。莫非古人的膝盖不值钱，今天演员的膝盖也很廉价吗？或许是导演、编剧对磕头这个动作情有独钟，观众也有看磕头的癖好？我莫能解。
（附图片）
徐鹏飞画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大地漫笔
找回手绢
高 低
想必诸位都唱过或听过这首童谣：
丢，丢，丢手绢，
悄悄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
大家不要告诉他，
快点快点找到它，
快点快点捉住它。
尽人皆知，像手绢这种正方形的纺织品，是用来擦手擦脸，拭汗拭泪，甚至揩鼻涕的。古时的手绢，还曾经是传情之物，成全过一对对才子佳人哩。这世道变化实在快，现今，国人竟不屑于使手绢了，人们随身带的是一次性餐巾纸，擦过就扔，抹过就掼，何等方便。常识告诫我们：造纸得用树木，中国的森林资源再也经不起无谓的消耗了；再则，造纸厂本身还要排放毒害甚烈的废水，污染环境。这是对我们的生存环境的双重破坏。对于人类的不尊重大自然，加拿大作家科恩有言在先：“个人的正常生命活动不仅要求与环境交流信息，而且要求同环境建立某种有情感意义的关系。”国人不但未同环境建立这种“有情感意义的关系”，反而倒行逆施，做出重创环境，伤害大自然感情的事，做出大丢手绢而改用纸巾、“盛”产一次性木筷、滥制贺卡等蠢举，敢情是不怕大自然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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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长城杯·新游记
拜谒干崖土司署
陈德寿
干崖土司署位于云南盈江县城以西三十公里的凤凰城内。辛亥革命前后，围绕干崖土司演绎出了一个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使名不见经传的偏远不毛之地在近代史上浓墨重彩了一笔。初来乍到，我是怀着朝圣者的心情拜谒干崖土司署的。
如今，干崖土司署门前的两头石狮子已风烛残年，双目浑浊；那只怒吼的狮子，门牙早已脱落殆尽。主人已乘黄鹤去，它们依然用心把守。进入前院，四周显得异常空旷。正房早已不复存在，只留下几截柱石。左右两边的偏房残破不堪地撑在那里，仿佛要作最后的见证。按史索迹，那是1891年春正月，干崖土司在这里举行隆重的承袭大典，十八岁的郗安仁承袭干崖第二十四任宣抚司。这时一位侍官行色匆匆走近郗安仁，在其耳边一阵悄语。只见郗安仁怒发冲冠，毅然将帽子甩在地上向众人宣布：红毛鬼（指英国侵略军）已入侵我铁壁关，若我郗安仁不把红毛鬼赶出家园，这官帽我宁可不戴！于是组织千余兵丁，挂帅出征铁壁关。那如蝗的弩箭、天外飞石，使手持洋枪洋炮的英军魂飞魄散，弃尸遍野，仓皇逃窜。
后院的格局与前院无异。正房是郗安仁和妻妾们的居室；左偏房是卜冒（傣语：小伙子）居室，右偏房是卜少（傣语：小姑娘）居室。瓦楞上的野草临风招摇，背阴的檐口爬满了苔藓，当阳的木格窗和板壁褪成了白色。我放轻脚步，登上绣花楼，生怕惊动板壁上的雕龙画凤，生怕震落窗格上的镂刻窗花；我轻拍栏杆，不知问谁，随郗安仁一同到日本留学的五位卜少就住在这里吗？进入后花园，却是一大片菜地，这儿曾是郗安仁当年戏剧活动的重要场所。他吸取了京剧和滇剧的特点改编傣剧，并集编导、主演于一身，创作改编了《阿銮相勐》、《陶和生》等剧本。一次他把姐姐找来演旦角，老爹郗盈廷知道后气得大发雷霆。此时，我的耳边似有乐曲从极远的地方飘来，只有脚下的青菜花与我分享这来自神殿的天籁之音。
走出后花园，就到了凤凰山下。向导带我们到半山上看了中国橡胶母树。这是郗安仁1905年留学日本途经新加坡买回八千棵树苗中仅存的一株。下了山，日已偏西，我们来到凤凰城西面一公里的地方。郗安仁开展“实业救国”，曾在这里建过火柴厂、印刷厂、纺织厂，现在既看不到当年兴办实业之初的繁华，也看不到破产时的冷落荒凉。放眼望去，一边是稻菽千重浪，一边是蔗林宛如青纱帐，向人们诉说着丰收的喜悦和甜蜜的事业。
是夜，下榻在乡政府接待室的楼上。我推开窗子，发现这个角度很好，既可以俯视凤凰城一隅，又可以远眺大盈江。这时如水的月光飘了进来，轻风般抚摸着我。远处的大盈江银链似的缠绕在一蓬蓬逆光的凤尾竹之间，我随口吟道：“碧天如水雁横秋，良夜无须秉烛游。一片波光万里月，何人吹笛山桥头。”我陡生喟叹，喟叹郗安仁一生难有几回月圆。铁壁关下抗英八年，更多的记忆是硝烟，是飞溅的鲜血，似乎月亮就没有正经圆过。两度失望，再次东渡日本，第一批加入中国同盟会，多次与孙中山、黄兴共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大计，八千里路云和月，也是忽缺忽圆。是的，干崖土司署在他的手上迅速破落了，他把全部的资产甚至自己的生命都捐献给了辛亥革命。以至他的叔伯们都认为他是郗氏土司的败家子，当1913年他的遗体从北京运回时，老辈族人几乎不让灵柩入葬故里。他不是不想富家强国，他曾从新加坡引进橡胶，他曾与日本东亚公司签订引进技术和资金的合同。可是腐败的清政府不让他花好月圆，帝国主义要拆他的“观月楼”。他与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在凤凰山下的草亭共商反清壮举，他与张文光共同发动腾越起义……那时他不知道故乡的月缺了几回圆了几回，便遭遇同党的排斥，公推他到上海向孙中山报告滇西起义。他顾不上最后看一眼故乡的月圆，就起程前往上海。谁知人未到，阴谋先行。郗安仁兄弟俩一到南京就被袁世凯逮捕入狱。故乡的月圆他再也看不到了，中原的月与他无缘。后经孙中山、黄兴的多方营救终被释放，但命途多舛，不久得病而死。正如章太炎先生所题挽联“二十年革命功成，忧患与同，安乐莫共，鸟尽说弓藏，槛车就擒悲邓艾；三百日缧囚初释，奇冤虽雪，沉郁已深，豹死留皮在，疑疏谁为颂陈汤。”孙中山悲痛不已，为宋教仁题写的挽联墨迹未干，又提笔为安仁写下“边塞伟男，辛亥举义冠遇春；中华精英，癸丑同恸悲屈子。”
想到这儿，我有些热泪盈眶。今晚的圆月实在对我恩宠有加。俯视凤凰城一隅，浸泡在月光的清辉里；此时此刻不知会有多少人像我这样与满月对视，而心生感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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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多味斋
美味可口的排骨包子
张朝素
包子是中国老百姓最喜欢的一种传统方便食品，北方是以猪肉大葱馅最为常见，其次是以羊肉、韭菜、豆沙、香菇、小白菜等作馅。最有名的是天津狗不理。南方包子中较有特色的有蟹肉、蟹黄包。至于开封灌汤包、重庆冠生园蛋黄包、南翔小笼、成都小笼包子等则各具特色，种类繁多，不胜枚举。我要介绍的这款包子可能鲜为人知，但它别具匠心，风味独特，让我们从众多的包子中，找到新的感觉。
去年国庆前夕，去了一趟大连，对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我是故地重游。大连的三嫂每天要去劳动公园练健身球，休息时球友之间却互相传授厨艺。一位大嫂教了一道排骨包子，三嫂回家对三哥一讲，两人就上菜市场买了二斤排骨，各种配料，如法泡制。
美味排骨包子大体是这样：将新鲜的排骨洗净控干水分，再剁成小块。用酱油、盐、料酒、葱、姜、味精腌三至四小时。面皮用温水和自发面，面要揉匀揉透。等面醒发泡后待用。另外准备扁豆（或其他蔬菜）抽去老筋洗净，将其整根整根地上笼屉蒸熟，凉后把扁豆剁成蓉。一切准备就绪，每个包子包一小块排骨和少许扁豆馅。包好的包子，上笼屉先用小火蒸数分钟，然后用旺火蒸二十五分钟，蒸熟后不要忙着打开锅盖，闷一会儿为好。当揭开盖时，一股香气扑鼻而来，顿时使人馋涎欲滴，食欲大增。美味排骨包子肥而不腻，百吃不厌。我虽患糖尿病也吃好几个，儿子吃了六个赞不绝口。中国是美食之国，本来很寻常的食品，经过有心人的发掘培植，就会让人耳目一新，我们的餐桌上会平添一道美味佳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妨按我的介绍试验一下，有志者开一家美味排骨包子铺，将与南翔小笼齐名，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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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延安诗会写新篇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六十周年。为纪念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光辉日子，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作家协会、中共延安市委联合主办，《诗刊》、《延安文学》共同承办的“延安诗会”暨中国诗人采风团活动在延安举行。有关领导和来自全国的诗人、教授、专家及近千名延安大学学生出席了大会。随后，采风团的三十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行程二千余公里，遍访革命圣地：杨家岭、王家坪、枣园、讲话旧址、鲁艺旧址、南泥湾等，并从延安北上至毛乌素沙漠，穿越陕北八个重镇，参观了魏长城、统万城、黄河壶口瀑布、黄帝陵等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遗迹，欣赏了安塞腰鼓、信天游、剪纸等具有浓郁民间风情的艺术。诗人们表示不辜负人民和时代赋予的厚望，写出最新最美的诗作。 （同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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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赵彬，1945年生于四川什邡，现任什邡市政协主席、什邡书画院院长。他擅长山水和花鸟画，并能突破传统文人画的樊篱，熔水墨、水粉、油画技法于一炉，作品师法自然，别开生面。他的个人画展定于3月5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上图为其近作《山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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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凉山之光
俞 律
清凉山是南京的风烟胜处。先前这里有火葬场，俗谓人死为“上清凉山”，于是有人说清凉山名声大是火葬场使然。其实非也！如今火葬场已经远迁，清凉山失去了哭泣的悲声，更突出了它的文艺色彩。
这里的文艺色彩似乎是一千年前南唐时代形成的，当时在这里做皇帝的后主李煜把清凉山下的兴教寺扩建为石城清凉大道场，又在其中设了避暑离宫，是专供皇家消夏的所在。李煜是词人，在文学史上地位很高；音乐书画的影响也大。不过他在文艺创作时固然十分清醒，而作为皇帝却是睡着了的。后来赵匡胤征服南唐的理由就是“我卧榻旁边怎么能容忍别人酣睡呢？”用“酣睡”二字形容李后主真是幽默之至。现在李煜作为皇帝早已死了，而作为文艺家依然活着。
到了清朝初年，书画家龚贤在清凉山筑半亩园，他在“金陵八家”中成就最高。据说他就隐居在这里的扫叶楼上，一不做官，二不发财，只画一张扫叶的老和尚像陪伴他。如果说李煜的文艺创作是皇帝的业余，龚贤则纯属专业，他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位大家。
有人说，中国几千年历史，清凉山上就这么两个文艺名人放光，虽然刘禹锡《陋室铭》有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的名言，但只有李、龚二位文艺大仙，还不能使清凉山文光长照的。
此言极是，我们岂能仰仗古人的光彩涂抹今人的脸面，靠古人出风头是不光彩的。近些年来，南京一大批文艺家经常雅集于清凉山上，有做诗文的，有作书画的，创作出许多艺术品。
明朝嘉靖年间在清凉山上建过崇正书院培养人才，如今在其旧址上的文艺家雅集，彩笔纷挥，在李煜、龚贤当年泼下的七彩上又添了一层浓厚的亮色。何况，今之文艺家一不藏深宫，二不隐山林，尽日磨炼于生活的热潮里，大家都应超越古人的。
每一个活着的人都需要文艺之光的熏陶，它象征和平、文明和生机，像清凉山上永恒的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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