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科研究扫描
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近年来，宏观经济学界对我国自1993年至1999年经济增速连续多年下滑和通货紧缩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对财政扩张政策的利弊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对宏观经济变动和通货紧缩趋势原因的分析
我国经济自1993年至1999年增长速度逐年下降，形成改革开放以来历时最长的一次宏观经济下落。经济学界对这次经济下落的性质、原因、机制进行了分析。
有学者认为，前一阶段即1993年到1996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正常的，过热的经济逐渐降温，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减速，主要是实行适度从紧和灵活微调相结合的政策主动调整的结果。自1997年起的后一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出乎人们的预料和愿望。这不是实行适度从紧政策的结果，而是由国际金融动荡和国内体制性、结构性的变化引起的。供大于求是由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投资需求不足是由于资金约束趋于硬化，企业“惜投”，银行“惜贷”，消费需求不足主要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可支配收入比率下降、居民收入支出预期变化和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1998年年中开始实施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以扩张性财政政策为主，并配套以稳健的货币政策，内容不断发展：从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扩展到支持企业技术改造，从扩大投资需求扩展到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引导和鼓励消费需求，从扩大国内需求扩展到促进出口，从解决需求不足问题扩展到同时解决供给过剩和供给刚性问题等，这些政策措施对减缓和阻止经济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
有的学者对通货紧缩趋势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现象作了分析。我国经济在出现通货紧缩趋势期间保持了7％以上的较高增长速度，形成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增长与通缩相伴现象。以前对通货紧缩原因、机理进行分析的文章，主要分析了有效需求不足、供给效率低下、生产能力过剩等方面的原因，对结构性原因略有触及但不深入。从我国经济产出增长较快情况下的物价下降现象来看，通货紧缩主要是结构性的，是由于核算性偏差和体制性压抑造成了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严重扭曲。一方面，提供食品的农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不到20％，而食品在居民消费支出中却占一半左右，农产品价格指数在物价总指数中占很高的权重，所以，从统计数据上看，农业增长缓慢对GDP增长率不产生多大作用，但农产品价格下降对物价指数下降有很大影响。另一方面，统计核算中还存在着工农业增长率高估和服务业增加值低估的缺陷，由于存在价格管制因素和市场准入壁垒，资源不能有效配置，制造业中过度竞争，增长最快的服务业供给和需求都受到压抑。因此，我国宏观经济分析和调节不能只着眼于总量问题，而应兼顾长期和短期、总量和结构、体制和政策。
关于扩张性财政政策
1998年年中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对启动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政府债务规模随之增大。经济学界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应及债务规模问题展开了讨论。
有的学者通过对国债适度规模与我国国债现实规模的研究认为，某些国家现行的关于国债规模的警戒性指标，只是一般性经验指标，并不一定与其他国家的具体情况相吻合。判断国债规模是否适度，应立足于政府债务规模的效用评价，主要着眼于能否促进宏观经济的均衡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矫正社会投资对于有效投资的偏离。我国中央财政国债依存度较高，但是国债负担率1998年仅为13.3％，比美国52.0％（1992年）、日本52.7％（1992年）等低得多。中央财政国债依存度较高，而国债负担率却较低，主要原因是我国财政预算内收入占GDP的比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有的学者提出，如果减税，使企业利润预期得到提高，就可产生增强民间投资动力的有效扩张效果。另有学者则提出了与减税主张不同的观点：从当前政府担负的职能和财政支出情况来看，支持国有企业改革支出、债务支出、国防支出、科教支出等有增无减，减税难以实行。减税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调节手段，只能减缓而不能消除经济波动，虽可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但它未必能提高居民消费倾向。我国以流转税为主的课税结构与西方国家以所得税为主的课税结构不同，作用机制迂回、间接，收不到西方国家减税政策那样显著的效果。把减税带来的财政困难加剧与未必确定的较小效果相比，减税很可能得不偿失。而且，减税有可能引发随意减税等不规范现象。
有的学者对财政扩张挤出效应问题进行了分析。挤出效应一般是指财政支出扩张引起利率上升，从而导致对民间投资的抑制；政府向公众借款引起借贷资金需求的竞争，民间部门的资金供应减少。但政府支出扩张并不一定引起利率上升。在经济下落期间，公众手中持有大量闲置货币，政府通过向公众出售债券来获得资金，不会引起利率的明显上升。挤出效应只有在货币供给不增加并且经济活动达到充分就业水平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在经济活动低于充分就业水平时，只要增大货币供给，使交易货币需求的增加得到满足，财政扩张产生的利率上升压力就会被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所抵消，就不会产生挤出效应。政府借款也不一定引起资金需求竞争，因为在充分就业以下的经济状况下，民间资金需求不旺，政府借款不会引起资金需求竞争，不会产生挤出效应。我国近年来政府扩张支出的同时也增加了货币供给，没有引起利率的上升。我国商业银行近年来超额准备率较高，资金过剩，政府从商业银行所借的是闲置资金，不会导致资金需求上的竞争，没有产生挤出效应。
关于货币政策的效果
近年来，货币政策针对经济下滑和通货紧缩趋势采取了降低利率和法定准备金率等调控措施，宏观经济学界对此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有的学者对自1996年开始的连续7次降息的货币政策效果作了实证分析。1995年5月至1997年10月的3次降息，是针对通货膨胀率下降从而原有的高利率也应随之下调的情况而实施的，主要目的不是放松银根。1998年3月至1999年6月的4次降息，是针对我国首次出现的物价负增长现象进行的，试图通过利率下调来放松银根，以促进经济回升。（1）从理论上说，居民储蓄与利率存在正相关关系，从实证分析结果看，这一期间，居民储蓄存款与名义利率、实际利率的相关系数很低，储蓄存款对名义利率、实际利率无弹性；居民储蓄存款对股市变动的反应比较明显。利率下调对居民储蓄存款的影响表现在结构变动上而不是总量变动上，居民手持现金和短期储蓄存款占全部储蓄的比重随利率下调而显著上升，流动性增强。（2）理论上，贷款增长与贷款利率是减函数关系，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这一期间，贷款增长对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无弹性。利率下调对贷款的影响同样表现在结构上而不是总量上，中长期贷款和基建贷款随利率下调而明显增长。（3）理论上，利率下调能促进货币供应量增长，但实证分析却是另一结论，利率下调只是导致了M1增速加快，却使M2的增速减缓，利率下调并未起到促使货币供应量增速加快的作用。实证分析结果与一般市场经济原理的不一致，暴露出我国企业和商业银行等微观主体对市场反应不敏感、利率形成及调控缺乏市场化基础、利率调整不以市场资金供求为依据等制度性缺陷。
有的学者对近年来我国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无效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如果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如凯恩斯所说是以利率为主要媒介，当利率低到无法进一步降低的水平时，货币政策无法以降低利率的办法来促进经济，那就表明货币政策变得无效，经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我国连续7次降低利率，但目前的利率水平还没有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这说明货币政策仍有调控空间；我国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还没有市场化，利率不是通过增加货币量而变动的，不存在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而降低利率、利率却又不能降低的情况。在1998年第一季度以后通货紧缩趋势加重期间，人们的流动性偏好（手持现金）并没有发生类似流动性陷阱那样的大幅上升；这期间，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明显下降，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不一定是由于利率下降对刺激投资没有作用。因此，不能认为我国经济陷入了货币政策无效的流动性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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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福建农村市场化问题研讨会讨论
入世与加快农业发展
本报记者张怡恬
中共福建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的“福建农村市场化问题研讨会”日前在福州市举行。与会的6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福建省农村市场化综合研究报告》，就入世对我国农业的影响、农村市场化体系建设的目标与原则、加快农村市场化进程的途径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农村市场化是指农村中的一切经济活动都以市场为中心，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大趋势的客观要求，建立起市场体系健全、运行机制完善、市场关系规范、市场竞争有序、宏观调控有度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与会者认为，入世对我国农业来讲，机遇大于挑战，但挑战快于机遇。当前，解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新问题，靠某个单项措施难以奏效。而在体制、机制、环境和生产要素市场培育等方面，推进农村市场化建设，就成为应对入世挑战，实现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关键。
与会者讨论了加快农村市场化进程的途径。具体包括：加快建立适应入世要求的农业宏观调控机制，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农业管理体制；加快发展多元化的农村市场主体，如发展、壮大农民营销队伍和各种流通中介组织，培育多元化的农产品经营实体，组建大型、跨国的农产品营销集团等；以农业产业化带动农村市场化；加快培育功能完善的农村市场体系；加大农业招商引资力度，发展创汇农业，进一步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加快建设与国际接轨的农村市场环境；等等。
推进农村市场化进程，关键要深入研究和把握好政府在农村市场化建设中“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关系。各级政府要按照市场规律和世贸组织规则办事，不要包揽由市场来做更有效率的事情；同时，又要承担好对农村市场化建设的宏观调控职能，在减少审批、加强服务以及引导和组织农民进入市场方面“有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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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前，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图为云冈石窟最高的露天大佛。新华社记者池茂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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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技术进步的产业特征
“产业技术进步中的公共财政政策”课题组的《全球技术进步的总体趋势、产业特征及各国政策走向》一文认为，当前世界范围内技术进步的产业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成为二十一世纪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成为国家产业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信息技术的扩散与应用引起相关产业的技术革命，并加速改造传统产业；研发活动的投入强度成为划分高技术群类和衡量产业竞争力的标尺；发达国家将低端制造技术加速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化转移，国内产业结构“空心化”和“轻型化”趋势更加明显；大企业间的兼并、联合与重组过程不再是“大吃小”，而是“快吃慢”、“新吃旧”的过程；制造业结构正在向技术密集型和高新技术产业加速调整；研发全球化程度较高的行业主要是电子信息、通信、化学、医药等产业部门，而研发全球化程度较低的行业主要是传统机器制造行业和一些特殊的研发密集型行业（如宇航工业和半导体等）；中小企业在产业技术进步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摘自《中国工业经济》二００一年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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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随笔
学术语言应讲究规范
黄裕生
学术有学术的方法，学术有学术的使命，因而，学术有学术的语言与规范。然而，正当一些学者呼吁学术应当规范化的时候，也有人高呼学术应当随笔化，或者说，学术语言应当向日常语言靠拢，因为日常语言是最易理解也最有创造力的语言。对此不敢苟同。正如学术不迁就任何人一样，学术也不迁就日常生活与日常语言；学者不是散文作家，不可能用创作散文的方式去从事学术研究，不可能像写散文那样来传达他的学术成果，否则就不会有数学、物理学、哲学等诸多严格的科学。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学术研究的成果，而用尽可能通俗易懂的语言来传达、解释学术成果，这是完全必要的科普工作。但是，学术成果有必要普及化，绝不等于学术研究与学术著作要放弃自己的语言与规范。
也许有人会说，数理科学不能随笔化，但人文科学是可以随笔化、散文化的。其实不然，如果承认人文科学也是科学，因而也有真理性，也负有其使命与责任，那么，人文科学也必须有其严格性与严肃性，也必须有能够保证这种严格性与严肃性的语言。作为一种学术研究，人文科学同样不能因为有必要普及而放弃自己特有的表达方式。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后，曾引起一些读者的批评，指责他的语言晦涩难懂。于是，康德写了《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一书，试图用通俗、简洁的语言来表达《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基本内容。但是，即使这本“通俗化”了的著作，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依然是一部不知所云的天书。对此，康德只好善意地劝告说，请这部分读者不要在哲学上浪费时间，而把精力花在自己能胜任的其他事情上。这一劝告隐含的另一层意思是：哲学或其他人文科学的通俗化是有限度的。
这里涉及一个关键性问题，即如何理解“学术”？真正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这种学术的任务不是提供供人消遣和享受的“好东西”，而是提供正人正己正天下的尺度或标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学术的最高宗旨，也是学者的最高使命。学术当然要对日常生活发生影响，但这种影响不应通过学术语言向日常语言靠拢来实现，相反，恰恰要通过学术对日常生活与日常语言的提升来完成。学术对于世人的重要性，就在于学术能提升与匡正日常生活，使日常生活更加合情合理。学术需要普及，但正如科普工作本身并不是科学研究一样，学术普及本身并不等于学术。
关于学术语言问题的讨论主要缘于对学术语言晦涩难懂的不满。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首先澄清造成学术语言晦涩化的真正原因。
语言晦涩化的确有一种情况是作者“食洋不化”而生搬硬套，或者对自己的课题尚未研究透彻就匆匆下笔造成的。克服这种情况似乎也较简单：认真消化，深入研究。但另外两种情况就比较复杂了。一种是，现代汉语作为书面语言只有不足百年的历史，它从古汉语那里直接承载下来的文化资源更多的只是表层的信息，而在古汉语里积累了几千年的深层底蕴却很大程度上未能直接转入现代汉语，这使使用现代汉语的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处在原创阶段：当他面对自己的学术课题时，特别是面对一些根本性问题时，少有现成的、蕴含传统思想经验的概念可供他使用，常常必须自创概念，或者通过翻译西学提出相应概念，而这些新概念不仅要确切地传达学者自己对有关问题的思想经验，而且能消化、接续古汉语积累的相关思想经验，否则，任何新概念都会让读者一时难以捉摸。但是，做到这两点本身就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即使一些大学者如贺麟、牟宗三等做到了这两点，他们给出的新概念乃至他们的语言也未能完全避免原创所带来的那种陌生感。这种困境只有通过学者原创工作的积累、消化、继承来逐渐克服。另一种情形是，学术本身所要求的“晦涩”。但这种“晦涩”并不是真正的晦涩，它只是对于非专业的读者来说是如此，如上面提到的康德的例子。这种“晦涩难懂”无法克服，也不用克服。
总之，学者如果不能克服各种原因造成的语言传达上的困难，将不利于学术发展，不利于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但是，如果以为通过学术随笔化、散文化，就可以促进学术的发展，就可以充分发挥学术的作用，那可能是舍本求末了。
本栏目12月8日发表《学术著作也应贴近大众》一文后，引起一些学者和读者对学术论著表达方式问题的关注。今天再发表一篇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文章，以期加强学者与读者的沟通和理解，相信这将有益于学术的发展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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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论坛预测、分析
2002年宏观经济政策趋势
朱小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2001—2002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论坛”最近在京召开。与会的6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和对外投资政策等进行了热烈讨论。
与会者认为，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经济环境和日新月异的国内经济形势，宏观经济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以及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随着经济发展中不确定因素的增加，宏观调控的任务将更加艰巨，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调整和实施也更具多样性和复杂性。
与会者回顾和总结了我国2001年的宏观经济形势，对2002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趋势进行了预测、分析和展望。2001年世界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的减缓趋势。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特别是美国“9·11”事件所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将会对我国的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外汇储备、利率水平和汇率稳定等产生影响，成为影响2002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因素。为保持国民经济的平稳增长，扩大国内需求仍将是2002年宏观经济政策的着眼点，宏观经济政策要在刺激需求增长与改善供给结构两个方面着力。针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2002年有必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妥善处理防范金融风险和支持经济增长的关系，制定适宜的贸易政策和投资政策，发挥宏观经济政策的整体功效，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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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关于管理理论创新的思考
侯荣华
借鉴世界各国管理理论的优秀成果，总结我国管理改革的经验，探讨管理理论的突破与创新，对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
对管理二重性的再认识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管理二重性的分析，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管理的实质，也揭示了管理的一般原理。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的，——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可见，管理具有二重性。管理的二重性是由生产过程的二重性决定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生产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和资本增殖过程的统一。作为社会劳动过程，它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是劳动者利用其他生产要素进行生产的过程，其核心问题是合理组织利用各生产要素，尽量用一定投入取得较多产出，或取得一定产出，耗费最少投入，这就是管理的自然属性。各种社会制度下的管理都要处理这些问题，这种意义上的管理只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进步而变化，与社会制度无关。这决定了我们应当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社会化大生产共有的管理经验，以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资本增殖过程，管理反映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要处理好经济活动各领域、部门、环节之间，各单位之间以及它们内部的人际关系等，其核心问题是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经济利益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管理的社会属性。从管理的社会属性考察，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经济管理性质是不同的。
根据马克思管理二重性原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及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对管理二重性应有如下新认识：（1）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管理理论、手段和方法，是人类文明活动的共同成果，是无国界的；（2）从管理的社会属性考察，不同社会制度的管理也有共同点，即资本主义制度下由生产关系甚至上层建筑范畴所制约的管理因素，也有可供我们借鉴和学习之处；（3）在管理指导思想上，应当改变过去批判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树立学习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观念；（4）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应当建立与此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
管理理论创新的制约条件和特点
管理理论创新受许多条件制约，特别是受国情的制约，由此决定了我国管理理论创新必须具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管理理论应该回答怎样对一个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管理，使其早日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决定了管理应有如下特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管理的目标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政府可根据需要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解决经济运行中的重大问题；更好地发挥人的作用；管理模式要和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等等。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特点是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管理必须以这些特征为依据，并通过管理促进这些特征的规律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管理有如下特点：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完善市场体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健全法制，依法管理经济。
第三，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是一个拥有12亿多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发展中的大国，人口多，资源相对短缺，人均收入低，这些特点在管理上也将反映出来：人口多，需求量大，国内市场容量大，既要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又要以国内需求、国内市场为主；进行决策时要有全局观念，从12亿多人口出发，特别是从9亿农村人口出发，管理才能有效益；重视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坚持把政策的统一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各地、各部门应从实际出发发展经济。
第四，传统文化的影响。管理是文化的产物，文化对管理影响很大。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传统文化中的以民为本、以义统利、以德服人、仁者爱人、重才尚贤、关心天下以及勤劳节俭等思想，对我国的管理模式、管理风格有极大的影响。传统文化对我国管理理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管理哲学思想的影响，如无为而治、天人合一、恩威并重、轻重虚实和守柔曰强的思想，都是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思想；二是对企业文化的影响，如性善、性恶论与X、Y理论，大一统思想与平等沟通、外宽内严的企业形象，家长制传统与家族观念，人性假定等都对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创新具有重要影响。
总之，我国管理理论创新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各国行之有效的共有管理理论。对此，应从我国国情出发加以应用，注意创新，不能生搬硬套。如管理的原则和职能等就属此类。二是需要作些修改的共有管理理论。这种管理理论的基本原理可行，但不完全符合我国国情，需做些创造性的理论创新才能应用。属于此类的管理理论较多，如企业文化理论。共有的企业文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但应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及传统文化，建立有别于西方企业文化理论的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理论。三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特有的管理理论，这是我国管理理论创新的精华。如国有企业存在的根据及其定位问题、国有企业管理目标中的社会目标和利润目标的关系及国有企业出资人确定问题等就属此类。对此类问题，我们应不断加以总结和概括，努力推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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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唯物史观和建党学说的辩证统一
韦建桦的《唯物史观和建党学说的统一》一文认为，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最鲜明地体现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指导治党和治国的实践，并在实践中形成执政党建设的崭新理论。它的贡献在于：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有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把历史唯物主义直接运用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统一起来，成为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根本指针；把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积极地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结合起来，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摘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二００一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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