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2）
在坚持和发展的统一中深化研究和认识
卫兴华
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确有必要。这是由于，马克思并没有设想将其劳动价值论应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因为他曾预计社会主义社会不再存在商品经济，劳动不再形成价值。所以，劳动价值论对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作用，同对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作用是有所不同的。尽管社会主义经济事实上还是商品经济，还存在价值、价格等范畴，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也离不开商品价值关系，但由于马克思的有关理论不是用以揭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和本质关系的，因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在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中，应分清和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不能把政治经济学中作为商品经济范畴的价值概念，同哲学上的价值概念如价值判断、价值取向等混同起来。比如，说某本著作或某位学者的讲演很有价值，是指它很有水平、意义或作用，不是指它很值钱。创造价值的劳动一定是社会所需要的、有意义的劳动，但社会所需要的、有意义的劳动，并不一定都是形成价值的劳动。
第二，不能把形成财富的劳动同形成价值的劳动混同起来。价值要以使用价值即财富为物质承担者，但生产使用价值即财富的劳动，并不必然生产价值。原始社会的劳动和一切自然经济中的劳动都生产财富，但不形成价值。财富是同人类社会并存的，而价值则是商品经济范畴，是历史范畴。在商品经济中，价值与使用价值是统一的，生产价值必须首先生产使用价值，因而生产使用价值的条件也是生产价值的条件。没有物质条件，生产不出使用价值，也生产不出价值。因此，一切生产要素，也是生产价值的必备要素。但不能把生产财富的必要条件同形成财富的源泉混同起来，更不能把生产价值的条件同价值的源泉混同起来，也不能把财富的源泉同价值的源泉混同起来。生产财富的条件或要素是劳动、生产资料和其他要素，但财富的源泉是劳动和“自然界”，或如《资本论》中所述，使用价值“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比如，一把木椅，是由木匠以其劳动对木材进行加工制成的，而木材归根到底是一种“自然物质”，借助自然界生长起来的木材，通过层层劳动（伐木劳动、运木劳动、锯木劳动、做椅劳动等）才成为使用价值———木椅。一切财富归根到底都可分解为劳动和自然物质两种要素。工具、设备、厂房等也是生产财富的必要条件，但工具等自身并不构成新产品即使用价值的物质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批评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论点，但强调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强调价值中不包含自然物质，也不包含使用价值的一个原子。
第三，应当弄清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原创含义。既不能把他们没有讲过的东西强加给他们，比如，说他们主张只有体力劳动才创造价值；也不能把他们已讲清楚的问题，硬说他们没有讲过，比如，科技工作、经营管理是不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资本家的管理或指挥劳动是否也创造价值？对这类问题，马克思是作了明确的、肯定的回答的。马克思在论述由许多劳动者共同生产商品的“总体劳动”时指出，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劳动都是“总体劳动”的必要构成部分。他说，在共同生产中，劳动者同劳动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各种各样的。“工程师又有另一种关系，他主要只是从事脑力劳动”。在总体劳动中，“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于是劳动能力的越来越多的职能被列在生产劳动的直接概念下。”马克思还多次论述资本家的管理、指挥劳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资本家作为共同劳动的指挥者，有如乐队需要指挥一样，其劳动是社会化生产中必要的；另一方面，他进行管理与指挥，又是为了获取剩余价值。前一重性质的管理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资本家的“产业利润中也包含一点属于工资的东西（在不存在领取这种工资的经理的地方）。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劳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资本家在劳动过程本身中起着积极作用……这种与剥削相结合的劳动……当然就与雇佣工人的劳动一样，是一种加入产品价值的劳动。”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显然是科学的、符合实际的，是我们今天在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与认识的过程中，应当把握的属于基础理论和基本原理的部分。
第四，应当结合我国新的实际，结合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发展不断加快的现实，从新的角度研究和探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问题。
首先，马克思虽然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肯定科技工作和经营管理在整体劳动和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但他不可能预见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科学技术的重大飞跃给世界生产力和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推动的情况。当前，国内外的经济竞争，归根到底是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的竞争。在生产诸要素中，科技和管理因素的作用日益突出。因此，我们在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中，应当充分认识科技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在发展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
其次，既要肯定和重视科技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复杂劳动在创造价值中的作用，更要看到这些劳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社会财富和满足人民需要等方面的作用。因为劳动生产率同单位商品价值成反比，财富的增长远远快于价值的增长。例如，随着英国产业革命的完成，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社会财富急剧增加，而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却大幅度下跌。1786年英国每磅棉纱的价格为三十八先令，1800年降为九点五先令，1830年又降为三先令。这有利于消费者。我国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和根本出发点，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其主要途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大幅度增加社会财富。这需要依靠科技工作和科技创新。而高水平经营管理的劳动贡献，不仅在于参与价值与财富的生产，还在于善于驾驭市场，实现商品及其价值。因此，科技工作者和经营管理者的劳动报酬，应与其多方面的业绩相联系。在考察劳动贡献时，应将马克思的价值论与财富论统一起来。既要看其在价值生产中的贡献，又要看其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财富中的贡献。
再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理论，是从生产力原则出发的，认为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的劳动与生活条件的恶化，因此，应当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取而代之。在政治上，把资本家阶级作为敌对的阶级看待。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允许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私营企业主的管理劳动，作为社会化生产必要的指挥劳动，同样具有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性质的一面。他们如果参与科技工作，则兼有另一种生产劳动的性质。但大企业的巨额利润是资本增值的结果，不能简单归为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形成的价值。在我国现实条件下，党和政府不是把私营企业看作对手，而是作为助手或帮手，在政策上与公有制企业一视同仁，鼓励他们平等竞争。如果说马克思只是肯定了资本家的管理或指挥劳动具有将价值加入产品中的生产性的一面，那么，我国现阶段的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及其业主的贡献，就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了。
第五，在重视发展物质生产力的同时，重视精神生产力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特别是科学技术及教育文化事业等的发展，精神生产力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不断提高。社会所需要的劳动，可以划分为物质生产劳动、精神生产劳动、服务劳动、社会公务劳动（如公务员、军人、警察、法官等的劳动）等。物质生产劳动，有的只生产物质财富，有的既生产物质财富又生产价值。精神生产劳动生产精神财富，如科技发明、艺术创作、曲艺表演、文化教育等，有的生产精神财富而不生产价值，有的既生产精神财富又生产价值。至于服务劳动，有的是生产价值的生产劳动，如商品运输、包装、保管、加工以及餐厅的食物制作等；有的服务劳动则很难说也创造价值，如宾馆服务员接电话、扫地、端水等，但这种劳动也是必要的。社会公务劳动是社会必需的很重要的劳动，但并不创造价值。否则，政府和军队及公检法部门也应上缴国家税收而不是全部吃财政饭了。要走出一个误区：以为创造价值的劳动一定比不创造价值的劳动更有地位和更有意义，甚至以此划分劳动等级的高低。马克思曾设想社会主义社会不再存在商品生产，劳动也不再形成价值，但他却认为，社会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自主劳动，是摆脱了剥削和奴役的更高级的劳动，高于资本主义创造价值的雇佣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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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创新劳动的特点
赵培兴
人类劳动可以分为创新劳动与重复劳动两大类。同重复劳动相比，创新劳动具有鲜明的特点：
第一，具有挑战性。创新就意味着挑战。创新劳动要创造新的使用价值，这本身就是一种挑战，是对它所要取代的旧的使用价值的挑战，是对重复劳动的挑战。而重复劳动则是对创新劳动及其成果的肯定，不具有挑战性。对于创新劳动，这种挑战性既是贯穿始终的，又是全方位的。无论是创新的开始，还是创新的过程以及创新的结果，都充满挑战性；同时，无论在思想、意识、观念上，还是在知识、能力、手段以及实践上，也都具有挑战性。挑战性是创新劳动的特殊品格。实践证明，只有具备这种挑战性品格的人，才能进行创新劳动，也才能取得创新成果；否则，就不能从事创新劳动，更不能取得创新成果。如果人类不敢向大自然挑战，就不能生存和进化；如果人们不敢向必然王国挑战，就永远达不到自由王国。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和生产力的每一步创新发展，都是从挑战开始的。总之，一切创新劳动都具有挑战性品格。
第二，具有风险性。创新意味着挑战，而挑战又意味着风险。有挑战就有风险，这是因为任何挑战都有两种可能：成功或者失败。新的使用价值的创造，只有经过长期的积累、艰辛的劳动和曲折的道路才可能完成。创新劳动的挑战，存在失败的风险；特别是重大创新，即使最终成功，劳动过程中也可能出现失败甚至多次失败。极富挑战性的创新之路必然是风险之旅。创新劳动的挑战性，注定了它的风险性，创新与风险是“孪生兄弟”、“双刃剑”，相伴而生。一切创新都是在战胜风险中实现的。而重复劳动由于不具有挑战性，因而也就不存在风险。所以，创新劳动者不仅要具有敢于挑战的品格，而且要具有能担风险、不怕失败的素质和魄力。实践证明，在创新特别是重大创新的过程中，在任何一次失败，哪怕是成功前的最后一次失败面前怯阵、止步，新的使用价值也就不可能产生。世上没有无风险的创新，创新属于不怕风险的人。
第三，具有革命性。创新劳动不仅具有挑战性和风险性，而且具有革命性。挑战性、风险性、革命性贯穿于创新劳动的基本过程。创新劳动是对重复劳动的否定，创新是对陈旧、落后甚至腐朽事物的革命。无论是政治、经济、科技创新，还是思想、观念、文化创新，以及制度、方法创新，都是一种革命。创新劳动获得预期成果，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就是一种革命的实现；否则，不能获得革命性成果，不能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就不成其为创新劳动。正是创新劳动及其成果的革命性，决定了它在推动生产力和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中的革命作用。尽管创新劳动与重复劳动都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因而它们对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由于创新劳动具有革命性，能够创造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的使用价值和扩大的价值，因而它在推动生产力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特别是跨越式发展和革命性进步中，具有重复劳动不可比拟和不可替代的超常作用。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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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梁绪兴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既是对肩负着近代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两大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八十年风雨历程的高度概括，又是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最基本要求。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要按照“三个代表”要求，继续唱响“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主题歌，确保我们党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永远朝气蓬勃，永远胜利前进。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三个代表”的基本要求。始终忠实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要坚持人民利益至高无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内在要求，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共产党人的最高准则，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党从成立那天起，就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而使革命和建设事业始终拥有最深厚、最坚实、最可靠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人民的忠实公仆。江泽民同志指出：“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好好想一想，参加革命是为什么？在领导岗位上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应该留点什么？把这些问题想清楚了，想正确了，我们就能做到一身正气，堂堂正正。”这三个“想一想”，是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性问题，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是每一个党员干部时时处处、一生一世都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重要课题。解决好这一人生哲学问题，树立正确的公仆观，在思想上确立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是身体力行“三个代表”的思想基础，是当好人民公仆的前提条件，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支柱。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要努力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党的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这是共产党人必须坚持的利益观。在新时期，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求得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因此，要通过努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增强综合国力，确保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使人民的生活日益改善，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这是我们党八十年光辉实践的一条主线，也是我们党三代领导集体核心一贯的思想和主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长期的、充满艰辛的奋斗过程。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智慧从哪里来？力量从哪里来？归根到底要从人民群众中来。因此，我们要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根本观点，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使各项决策和工作符合实际和群众要求。要大力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深入体察民情，掌握民意，做到与群众身贴身，心交心，水乳交融，血肉相连。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三个代表”的深刻内涵。始终忠实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要坚持人民利益至高无上，一切行为向人民负责
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就要立党为公，大公无私。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在逐步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党员干部必须正确处理好先富与后富、个人富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要大力发展经济，必须走改革之路。改革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是要在发展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合理调整国家、集体、个人之间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党员干部应该比其他社会成员更自觉地做到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应当认真解决好对待人民群众的根本态度问题，摆正主仆位置，摆脱名位权利的私欲，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先富与后富的关系，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担负起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重大责任。
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就要执政为民，用权为民。党员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权力的大小与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密切相联。共产党人无论在任何岗位上掌权、用权，都必须向党负责，向人民群众负责，把人民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作为立身行事的最高标准，坚定不移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无私无畏地同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作斗争，永葆人民公仆的本色，真正代表人民的意志。执政为民，用权为民，必须做到廉洁从政，加强党性修养、党性锻炼，切实提高拒腐防变能力，自觉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就要加强学习、提高素质，切实改进作风。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按照相应职务和责任的要求，每个党员干部都有一个加强学习、不断充实和更新知识的任务。要自觉养成求知若渴、勤奋学习、刻苦读书、善于思考的良好习惯，通过加强学习，增长才干，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真才实学的、称职的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领导者。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力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努力改进工作作风，改进领导方式、领导方法，树立党员干部一心为民的公仆形象、以身作则的表率形象、竭诚奉献的敬业形象、勇创大业的进取形象、苦干实干的勤政形象和艰苦奋斗的廉政形象。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三个代表”的核心内容。始终忠实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要坚持人民利益至高无上，千方百计为人民办实事
我们党历来把为群众办事、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实现党的纲领的基本保证。人民也正是从许许多多细小、具体的实事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真正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认识到广大党员干部是为他们办事的勤务员，认识到我们正在干的事情都是在为人民谋利益。
关心群众，代表群众利益，绝不是空洞的口号，必须十分具体地落实到群众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问题上。为群众办事是多方面的，大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小到每家每户的柴米油盐水电气暖、生病就医、孩子上学、衣食住行等等，一切群众生产生活中的事情，都是我们办事的范围，都需要党员干部以乐于奉献的精神去认真办，努力办，千方百计办好。近几年来，开封市通过大力开展弘扬焦裕禄精神，做人民忠实公仆活动、每年评选百件为民好事活动、帮挂解困下访谈心送温暖活动和农村扶贫帮困活动，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进了千家万户，在全市长久保持了为群众排忧解难办实事的热潮，从而使广大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沟通了感情，改善了关系，形成一个党群干群关系融洽，团结、和谐、稳定的良好社会环境，使我们的光荣使命和建设事业拥有了最深厚、最坚实、最可靠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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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技术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
杨国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技术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对生产力和人类社会影响之深远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知识积累明显加快，重大变革不断涌现，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商品，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大。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怎样认识科学技术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呢？
首先，应该明确创造价值的是包括科技工作者在内的劳动者，而不是科技本身。随着科技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西方有学者提出了“知识价值论”，认为“过去是劳动创造价值，现在是知识、技术创造价值”，主张“用知识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这种观点是肤浅甚至错误的。科技知识是人的劳动特别是复杂劳动和创造性劳动的凝结，科技的迅猛发展极大地延展了人的体力和智力，科学技术增强了人的劳动能力，但劳动能力不等于劳动，科技知识本身并不创造价值。“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创造价值的是人类劳动——科技工作者的劳动凝结为科技成果；企业家在科技成果转化中发挥着枢纽作用，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企业家的劳动；掌握了先进技术的劳动者是科学技术的直接应用者……人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离开了劳动这个中介环节，科学技术自身是不能创造价值的；离开了人，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把尊重科学、崇尚科学、发展知识经济落实到“不断提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以及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上来，才能使我们的工作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其次，应该深化对科技工作者的劳动的认识。马克思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工作和脑力劳动，作出了关于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划分，认为复杂劳动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他还看到，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生产劳动者的概念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劳动者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现代经济科技的发展印证了马克思的这些论述的科学性。但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作用远没有现在这么大，因而马克思观察和分析的重点是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当今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学技术工作者虽然可能离直接生产过程较远，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总体劳动者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完成最重要的生产职能。当代经济科技发展的现实，要求我们把科学技术工作作为创造价值的最重要的劳动加以研究，对科技工作者创造的价值给予充分肯定。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科技的良性发展，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当然，要说清楚科技工作者在价值创造中的贡献并不容易，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总之，我们既要看到科技工作者和掌握先进技术的劳动者在价值创造中日益突出的巨大作用，又要反对主张知识、技术本身创造价值的“知识价值论”，充分调动包括科技工作者在内的一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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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纵横
切莫小看“战术家”
李卫星
在人们通常看来，“战术家”与“战略家”相比，是小与大、次要与主要的关系。特别是在今天倡导领导干部要具有战略眼光、战略思维的情况下，人们更是看重“战略家”。因为，战略是对战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战术则是进行战斗的原则和方法。领导干部只有善于从战略高度谋划工作，善于从全局视野把握局部，才能站得高，看得远，识大体，顾大局，明方向，不断提高领导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但说战略家重要，并不是说战术家就可以小视。
战略与战术，是宏观与微观、目标与步骤的关系。没有离开战略的战术，也没有离开战术的战略，二者密不可分。陈云曾经说过：在某种情况下面，战术问题比战略问题更重要。特别是在战略决策完成之后，战术问题就上升为头等重要的大问题了。因为在战略方针已定的情况下，更需要的是聚精会神、扎扎实实地研究战术问题，以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战略决策不见得天天做，而战术应用却时时处处不能少。如果只有战略家，没有战术家，就如同军队只有将军，没有相应的作战指挥系统一样，一切都将停留在“庙算”阶段。毕竟战略家的鸿图伟业、战略决策，需要由战术家一笔一笔地勾画、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否则，只有好的战略，没有切实可行的战术保障，再好的战略也只能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
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强调要正确处理战略与战术的关系，是因为时下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并没有从本质上搞清楚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们常常以“抓大事”、“忙战略”自诩，满足于做规划、定指标、提口号的宏观指导，而不屑于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扎扎实实地抓好落实。他们愿意成就“大思路”、“大手笔”，而不甘心踏踏实实练习“工笔画”；喜欢“运筹帷幄”，而不习惯挥刀上马具体操练；热衷于开会、讲话、发文件，而不善于督促检查，甚至只求好看、不问实效。布置多，检查少；一般号召多，具体指导少；浮在上面多，深入基层少。这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违背“三个代表”的要求，不利于工作，有害于事业，严重影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中国从来既有“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这样一种培养战略眼光之说，也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和“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样一种倡导务实战术之训。近年来，党中央反复强调，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已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明确，关键问题是要落实、落实、再落实。这就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按照中央的部署，既着眼于大局，又抓好细节，把对全局的思考和决策分解为一个又一个的具体实施方案，通过对一个又一个具体战术问题的解决，来确保整体战略的实现。切不可用战略性口号处理战术性问题，搞大而化之。只有以对人民极端负责和对工作极端认真的精神，紧密结合本地本单位的实际，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具体抓，抓具体，一级抓一级，层层严要求，才能使中央的战略决策落到实处，把新世纪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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