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大地·评论)
专栏：
文艺短论三题
抓“德治”首先抓评论
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作家们对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的提法格外关注，讨论得特别认真。
作家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德治”自然感触很深。江泽民同志说：“伟大的事业需要并将产生崇高的精神，崇高的精神支撑和推动着伟大事业。没有坚强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这话讲出了“德治”的本质，就是要产生崇高的精神，来支撑起在新世纪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壮丽事业。中国作家理所当然是这个事业的参与者，理所当然要为产生崇高精神有所作为，有所贡献。他们必须要用优秀的作品积极参与民族先进文化、民族伟大精神的积累。所以说，在我们这个时代，特别要求中国作家要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
实际上，作家们的感触是有现实针对性的。那就是面对世界各种文化思想互相激荡的复杂现实，作家们的思想正在接受严峻的考验。应当承认，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保持这份清醒。例如，在一些作品中流露出宣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不健康病态的思想情绪，都在表明一种道德失范。这种失范已在读者中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文艺作品要给读者以“德”，首先作家要有“德”；要给读者精神，首先作家要有精神。所以，文艺界也要大力倡导“德治”的思想，加强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让“德治”深入人心，调动起广大作家为时代、为民族、为人民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的巨大热情，成为“民族灵魂的工程师”。
当前，文艺创作中强调“德治”，就是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强调“三个代表”，并在这个基础上，在文学创作中树立正确的具有时代精神的创作思想。这方面，文学评论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文学作品的社会影响，通常需要评论的推波助澜才能更加迅速有效地产生。正面的影响是这样，负面影响也是这样。对创作的引导也要依靠强有力的评论来实现。在相当多的时候，评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评论家的“德治”意识要更清醒、更鲜明、更坚定。抓“德治”，首先要抓文学评论。
先进技术与先进文化
我一直有个困惑：网络到底是一种先进技术，还是一种先进文化？知识经济到底是一个先进的技术时代还是一个先进的文化时代？现在谈论先进文化及其发展方向的很多，但如何深刻理解把握其实质仍然是个问题，还应做深入探讨。我以为，当作先进技术和先进技术时代来看，比较容易理解，如果当作先进文化和先进文化时代看，我们就会发现，二者其实很难等同，尽管二者有着紧密的联系。
比如，运用一种先进技术造福人类，创造人类新的文明，这可以说是先进文化；但用先进技术来造祸人类，利用技术优势来企图控制别人，恐怕就不能说是先进文化，反而是一种落后文化。从世界现实状况看，许多先进技术并非用来造福人类，例如导弹。所以，我们谈先进文化，不是在谈一个抽象的理论学术概念，而是谈一个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肯定要和现实以及现实的功利联系在一起。进一步思考，我们还可以发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对文化先进与否的理解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在基督教国家被认为是先进的文化，在伊斯兰国家可能就不这么认为，西方认为是先进的文化，东方可能就不这么认为。可见，一进入文化的范畴，就无法回避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以及一个民族生存的历史和精神的历史。在作出这些区别后，来谈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可能会更到位。要不，就容易片面以为，谁占有先进技术，谁就占有先进文化。
就我们民族自己的文化而言，当然会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但当我们向世界承认落后时，并非说我们文化落后，而更多地指科学技术的落后。因此，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要向发达国家学习现代科学成果，要向其他民族学习优秀文化文明成果。没有这种学习，就会夜郎自大；有了这种学习，民族文化才会进步。我们谈先进文化及其发展方向，是站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立场上的，是和我们民族的前途命运生死存亡息息相关的。离开了这个立场，就很难搞清楚什么是先进文化，先进文化有什么意义。
我以为，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的论述，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民族立场，是在本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指导理论。
创新也是文学的灵魂
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曾有一个“探索年”，前后出了不少作品，提出了一些新观念。后来理论评论界在进行反思检讨中普遍认为，这些作品与观念受西方现代派的影响过重，有很多直接照抄照搬，并不适合我们民族的文学思想选择方向，没有多少创新意义。这种估计，的确使许多作家意识到对探索突破创新应持较为谨慎的态度。尽管后来一直有作家在做各种各样的文学探索，但并没有引起特别注意，整体上也没能造成一种态势。与此同时，文学过分地迎合商业化潮流，势必抑制了文学探索的要求与能力。
新世纪一开始，整个社会涌动着一股呼唤“创新”的激情。我们注意到，“创新”这个概念被提高到一个政党、一个民族的“灵魂”的高度来认识和强调。可见，并非一种权宜之计，而应看作是在全球竞争背景下提出的具有时代紧迫感的生存发展开拓进取的政治新理念。没有了创新的灵魂，我们就面临没落失败；有了创新的灵魂，我们就有了朝气，有了希望，有了主动，有了美好的前途。这股社会激情，也一定会激动多年在低谷中困扰挣扎的文学，使文学感受到一个振兴时代的来临。
创新也是文学的灵魂。文学是一个充满创新热情，充满创新冲动，充满创新精神的事业，没有了这个活的灵魂，也就没有了这个事业。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文学长时期地在低谷中徘徊，是否与我们创新意识衰退，创新热情疲软，创新能力下降有直接的关系？答案显而易见。尽管过快的商业化进程会给文学发展带来一些矛盾，但有创新精神的文学一定会面对现实，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把不利的因素化为自己发展的契机，从而创造出具有时代精神、时代力量的文学。如果不是这样，那只能说文学自身需要反省。
文学创新的表现形式虽然是作家个人化劳动，但其创新的意义与价值却是由社会来评估和确认的。因此，文学创新必然与时代的要求、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利益、民族的振兴等主题紧紧联系在一起；也可以说，是和“三个代表”的精神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作家的探索，只有符合这样的大利益，才会被认为有创新，有意义。
编后语：今年以来，评论家木弓在《文艺报》“时评”专栏发表短论文章二十余篇，结合当前文艺现象，联系国际国内文化格局，观点鲜明，入情入理，针砭时弊、文笔犀利，引起广泛关注，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现选发其中三篇，以飨读者。
第4版(大地·评论)
专栏：
人民利益至高无上
——评长篇小说《至高利益》
在反腐题材作品不断出新的今天，周梅森在他的又一力作《至高利益》中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政治腐败作为一种腐败，其危害不仅丝毫不比经济腐败逊色，甚至更加严重，因为这是一种不易察觉的腐败。
小说勾画了一张峡江市错综复杂的官场关系网。这张网以省委书记钟明仁为头，牵出副省长赵启功、峡江市长钱凡兴、峡江市委书记李东方等各级领导。这些领导之间的关系复杂微妙，在这种互相依赖又互相抵触的错综的关系中，渐渐暴露出峡江市上一届领导班子建树的所谓政绩工程遗留下的问题，也引起了现任市委书记李东方深深的忧思。由钟明仁主持的前一届领导班子在改革开放初期搞了几个大的政绩工程，国际工业园就是其中之一。开园初期，引进外资三百亿，创产值百十亿，成为市里一块稳定的税源。十五年过去了，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环境污染几乎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被称为“垃圾园”。随着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李东方的思考也越来越深：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火炭踩在脚下，他才知道痛了。“这是一种彻心透骨的痛，折磨灵魂的痛。这痛让你想大哭大叫，可你既不能哭，也不能叫……你靠坚强的神经遮掩过去了，再点堆新的火炭，带着一双烧得惨不忍睹的脚升上去了，下一位接着来吧，反正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他也清楚地知道这火炭“烧伤的仅仅是一把手们的脚板和良心吗？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根基啊！”于是他下决心拖下正准备上马的新的政绩工程———时代大道，着手处理遗留下来的问题。产生问题的症结是“一把手现象”。如果是钟明仁这样的一把手，以人民利益为重，那么他的魄力就会起到很好的效用，就算由于时代和个人认识的局限给人民造成了损失，也能及时改正或弥补。但如果“一把手”是副省长赵启功这样的人，这种魄力就会成为灾祸的源头。
赵启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领导形象，这是政治腐败的典型人物。一切以个人的政治利益为重：只要有助于树立他的光辉形象的，他就赞成；只要损害了他的政治利益，他就坚决反对。他不收礼不收钱，在经济上非常有原则，看重的永远只有仕途和政治利益。他也是一个维护自身政治利益的高手。他在文化圈中保持廉洁亲切的形象，让文艺圈里的人都认为他是个贴近群众的好省长；他关心提拔少壮派，不断扩大个人势力。他的一切行动都只为了一件事：政治利益。经济腐败还有账可查，政治腐败却是无边无形，无法追查的，而且还笼罩在“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美丽光环下，成为一种隐形的腐败。这种腐败危害性更大，这就是政治腐败！只要是利用职权为自己谋私利就是腐败，不管这私利是金钱还是权力。而在这种腐败下派生出的经济腐败简直无法想象。
至高利益到底是什么？是政治利益？是经济利益？都不是！李东方说得好：“我们不需要寻找什么靠山，我们本身就有靠山。很大的靠山，这个靠山就是广大的人民。”
我们只有始终坚持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的利益，心里有人民，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我们的党才能保持代表先进生产力，才能维护党的威信，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推向前进。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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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艺美学的现代构建
在众多讨论中国文艺美学现代性问题的著作中，邢建昌与姜文振合著的《文艺美学的现代性构建》（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无疑是论说较扎实有力，立意较深也较新的一部。它对于中国文艺美学现代形态的发生研究，对于其在二十世纪发展与流变的脉络的描绘及其内部规律原因的探讨，对于文艺美学之“现代性”概念内涵的性质界定等等，都言之有据，说理充分，令人信服。
首先令人称道的一点在于，他们对文艺美学现代性诸问题的探讨总是立足于具体的、现实的历史文化语境。他们在总结文艺现象的规律性问题的时候，并不简单地利用现有的种种现代性理论就心安理得了。他们既重视将这源于社会—历史学领域的概念与文艺理论的实际相结合，同时又注意将理论问题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进行考辨，从中探讨中国文艺美学何以走这样的现代之路并何以必然走这样的现代之路。这样，他们所总结的问题、申发的判断就不时掀起了“什么是中国的文艺美学的现代性”这历史命题的沉重一角，至少，成为后来者继续前进的重要根据。比如，关于梁启超的功利主义文艺美学思想，人们一般都只从社会学的一面加以首肯，而就文艺内部规律问题则只泛泛提到它与中国的文以载道传统有关。邢、姜在书中则指出，传统的“文”与梁启超等人所谓的“文学”其实有质的不同。梁启超的文体意识是来源于西方近代文艺理论观念的，他的功利主义文艺思想是建立在“文学的审美特性”得到“较好的阐释和论证”的基础上的。类似这样的源流问题的辨析，廓清了中国文艺美学现代性在发生论上的诸种特性。
本书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既简洁明快而又有说服力地概括描绘了文艺美学在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个基本发展态势。作者用铁一样的事实向人们揭示出，在中国由马克思文艺美学来主导文艺美学的现代进程是历史的选择与考验的结果。除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体系，不存在另一个文艺系统能够将二十世纪发展起来的如此繁多的文艺思想的精华统摄起来，并使之服从于我们建设现代文艺美学的需要。但同时我们又必须认识到，马克思文艺美学体系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的系统，它擅长于吸收一切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历史事实证明，封闭自守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中国的文艺美学发展，既需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作为主导，又需要其它多种形式文艺思潮作为有益的补充。因此，本书有关这问题的科学实证的总结，对清除某些人在文艺美学学科建设上的糊涂观念亦将起到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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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人民文学“伊力特杯”优秀散文奖揭晓
继优秀小说奖的评选之后，人民文学杂志社和新疆伊力特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优秀散文奖评奖日前揭晓。林希、冯秋子、王充闾、鲍尔吉·原野、苏童的《肖尔布拉克之夜》、《没有土地的村庄》、《碗花糕》、《春雪化时》、《河流的秘密》等五篇作品获奖。近两年，人民文学加强刊发散文的篇幅和力度，增加了“新散文”等栏目，旨在提倡散文创作从内容到形式到语言的革新。（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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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彝族文化研究丛书》首发式暨研讨会
《彝族文化研究丛书》首发式暨研讨会日前在京召开，丛书由新中国第一个彝族教授、国内外知名的民族学家、彝族史家刘尧汉先生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从一九八五年第一部问世，到目前已出版近四十本，预计出齐全套共五十一本。
这套大型学术研究丛书以一种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新视角，通过对彝族十月历的发现，揭示了中国科技文明与道家文化及彝族文化的相互关系，对中国文明源头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阐明了在金沙江南北两侧的哀牢山、乌蒙山、
凉山，曾产生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丛书》的出版，不仅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也是中国民族学、民族史研究走向新的繁荣和突破。她的问世，以丰硕的成果展示了当今国内彝族文化研究的最新学术水平，对促进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黄国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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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点评
文学还有用吗？
仲言
有人说，当下社会审美情趣真的变了，变得崇尚速度、数量、技术、金钱、性和交易，变得在网络聊天室消磨闲暇时光，变得只有在厕所里或飞机上才会进行传统的文字阅读，进入此刻视野的当然也是那些铜版纸的时尚和实用读本，变得对文字的需求只有一个，那就是信息，要直接、简练、实用、够刺激！至于散溢着墨香的砖头厚的小说，总要说出点道理的散文随笔，还有平仄步韵的诗歌，谁也没有时间，也不耐烦去读，除非是那些被媒体拼命炒作的东西可能会找来翻一翻。否则，忙忙碌碌的生活空间从来不给文学预留一席之地。文学在这个时代，似乎已是明日黄花，只有一些个如今不时髦的人才会偶尔顾怜一下，还会被笑作“酸腐”。最落魄的是那些早该改行做经纪人或制作人的作家，每天躲在小窝里苦思冥想写出一堆文学字样的东西，没人喝彩不说，还要饱受清贫之苦和被遗忘的寂寞。
是文学在这信息漫天飞舞的时代真的落伍了，还是如有些人感叹的那样，精神和思想在日渐衰败？
一个开化文明的民族生活不能没有文学，文学给人愉悦，令人陶醉，它能触摸人的内心最柔软的一角，它是个体与群体交流的中介，它使人向往“生活在别处”并鼓起生存发展的信念和想象的羽翼。文学提供的想象世界以及对一个人内心生活的重现、对美与诗性的体悟是独特的非凡的，是其他任何载体所无法替代的。没有文学，人只是物质的人，快餐的人，实用主义的人，这种人最终会成为精神缺席的人，失落了生命的灵气，沦落为纯粹的生存物体。
文学不可或缺，这一点毋庸置疑。文学却在今天缺席，文学自身尤需反思。
目力所及，文学关于人生的表述越来越苍白无力。充斥书店、书摊者，似乎非钱权交易就是钱色交易，不是黑幕就是隐私，不是大话空话连篇，就是软绵绵白塌塌灰蒙蒙的伪情调伪趣味。更有“码字家们”坐在家里“码字”，以字数计稿酬，一日数万言，一年几本书，进账不少，进步却丝毫没有。这样的文字不是文学，至少不是能启发想象力、能提升精神的文学。它不能滋养人们的心灵，它使人们感到生活缺乏阳光，它与纷繁复杂的社会变革无关，它于人生于社会有百害而无一益。虚假的文学充斥着图书市场，真正适合阅读让人手不释卷的作品难得一见。人们有理由对文学失望。
当真正的文学迷失本性之后，文学的功能不被认同，作家的劳动也得不到回报，在以价值规律调节社会生产的文化市场上，这种没有需求的劳动必然难以为继。作家为求生存，或改行或写些低级趣味的文字换点稿酬，一批粗制滥造的文字乘机混淆视听。
文学要改变现状，只有自救；要自救，必须端正自己的位置。文学从来不是贵不可攀，但也绝非可有可无的饭后甜点。作家要调整将文学“失宠”归为公众缺乏理想的哀怨心态，振作精神，奋发努力，不断提高自身修养，提高文学创作能力。将触角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真正让文学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容纳足够的思想深度和美善情怀，架设沟通人生小天地与社会大舞台的桥梁，作涵载和弘扬时代精神的嘹亮号角和震天鼙鼓。
也许到那时，文学不再被怀疑是否有用，从事这一职业的“作协”也不会被戏为“做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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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鉴赏
滋养心智的精神力量
——读《金色喜马拉雅》
周政保
景宜新作《金色喜马拉雅》（作家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很有见地、也很感人的作品，同时又是一部抹去了流行色的报告文学，因而给人以新鲜独特的感觉。尤其是从作品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作者在真诚地理解西藏、在关照自己的题材对象时所诉诸的虔诚与饱满激情——我想，这是造就作品独特的最重要的前提。当然，我们评价这部作品时，既可以选择开发西部的角度，也可以基于民族团结的立场而阐释文化交流及经济发展互助的启迪意义，但《金色喜马拉雅》却给予我一种最基本、也是最深刻的印象，即感到作品的意义极大地突破了题材本身的价值可能性。
《金色喜马拉雅》的“报告主线”是什么？是一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年龄或不同经历的人，其中包括女科技工作者、民营企业家、老藏医、高僧、活佛等，因为各种必然或偶然的机遇而实现了诚挚的交流与汇聚，并为发扬光大藏医药做出了重要贡献——假如我们乐意阅读这部作品，也就越读越会感觉到其中的描写绝不是小事。作品正是依仗这一“报告主线”，细腻动人地描写了与此相关的一系列人物，如雷菊芳、强巴赤烈、央金拉姆、嘎玛群佩、扎西厂长、图不丹老师与贡唐仓大师等。经由这些或杰出或普通的人物，让人读到的自然不仅仅是对藏医藏药的理解，以及对这一领域无可估量的前景的认识，而且是或主要是人的品性、胸怀或精神境界，特别是那种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所透露的善良、真诚、坚韧、平静及作为和谐前提的互敬互爱之心。
实事求是地说，作品所展现的生活或所谓“人的生存状态”，对于许多中国人（以及绝大多数西方人）来说，至今仍是一个陌生的、朦胧的或充满了好奇心的世界，而这部作品的诞生，则向世人展示了或通过被写人物的经历、性格及精神境界而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伟大民族的崇高与不同凡响。在当代人的一般印象中，西藏或藏族同胞生存的地方是一片缺氧的被称为地球第三极的高原，那里充满了贫困及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的落后，但正是在这片土地上，善良而诚挚的人们坚守着人之所以是人的伟大品性与崇高精神——我最终感受到的是人的存在；不管这个世界如何“现代化”，人依然是最重要最显赫的因素。所以在我看来，这个高原民族所拥有的，正是现代社会最匮乏的精神，因为其中涉及到了作品的终极问答，即“什么是宇宙、人、生命的智慧之光”。
约翰·奈斯比特的新作《高科技·高思维》的副题便是：“科技与人性意义的追求”。何谓“高思维”？按奈斯比特的说法，那就是艺术，宗教信仰、另类疗法之类，或者说“科技越多地引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就越想寻求高思维的平衡，寻求人性的稳定”。创造新科技的欲望，是人类的基本天性，而使灵魂受到滋养，渴望得到满足，同样是人类的基本天性。我们从《金色喜马拉雅》这部作品中得到的，自然不止于藏医药神奇功能的新信息或所谓东方世界的“另类疗法”的强大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在当今这样的“高科技”时代，感受到了一种滋养人的灵魂的精神力量。而这种归属于人的境界的精神滋养，是人类社会永远不可缺少的。实际上，这也是《金色喜马拉雅》所要追求与可望抵达的，而且很出色地实现了自己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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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生态文艺学》出版
鲁枢元新著《生态文艺学》日前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透过生态学的视野、运用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对文学艺术现象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就文学艺术与自然生态、文学艺术家的个体发育、文艺创作的能量和动力、文艺欣赏中的信息交流、文艺作品中人与自然的主题、文学艺术的地域色彩与艺术物种的赓续、文学艺术精神生态价值的开发、文艺批评的生态学内涵、文学艺术史的生态演替等问题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探讨。（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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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文化视野与中国文学研究”国际研讨会召开
来自国内外的百名学者，将于八月七日至十日在北京香山共同研讨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和学术方向。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港澳地区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资深学者以及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著名汉学家近百人将出席会议，并带来近百篇会议论文。
与会代表将就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中国传统文学的文化内涵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民族、国家主题，文化身份以及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与性别文学研究，国内与国外中国文学研究的不同文化语境及相互影响，文学研究在新世纪的学术生长点等相关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研讨的最终成果将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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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八诗人作品集《开始》出版
杨克选编的《开始》近日由海风出版社出版，它是广东近年来较齐整的一本诗歌作品精选结集。它收集了广东八位诗人的一百六十首力作，他们是王顺健、宋晓贤、吕约、黎明鹏、王小妮、凡斯、海上、杨克。
入选《开始》的八位诗人中，既有“老”诗人，也有近年来崛起的新诗人。在强调个体的差异之外，这部合集从整体上呈现出诗人们在基本诗歌立场和趣味上的一致性。正如评论家谢有顺所言：“这些诗人……在别人看来最没有诗性的地方，重铸了诗性，并恢复了诗歌面对日常生活时本应具有的第一性的命名能力。”（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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