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真理之光)
专栏：思想纵横
历尽艰难成大业
张聿温
中国共产党的80年，是一部彪炳千秋的史诗，是一首荡气回肠的乐章，是一座举世瞩目的丰碑。在纪念党的80周年生日的时候，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朗诵史诗，聆听乐章，瞻仰丰碑，不由得对“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有了更真切的体味和更深刻的理解。
举世公认，中国共产党的80年，是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80年，是将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发挥到极致的80年。回顾80年，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在土地革命的风暴中，在万里长征的跋涉中，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在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开创中，我们党排除了多少干扰，战胜了多少困难，付出了多大代价，作出了多大牺牲啊！今天，当我们欣喜地放眼生机勃勃的神州大地，展望共和国光辉灿烂的美好未来，思考如何将党确定的宏伟目标变成现实时，怎不进一步坚定我们不畏艰难，勇敢地向一切艰难险阻挑战，去争取新的更大胜利的信心！
艰难险阻，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必然遇到的关隘，是成长进步、发展壮大必经阶段。孟子有名言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其实，对一个人来说是如此，对一个政党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天（即人民）将降大任亦即寄厚望于一个党，必加以严峻考验，必施以艰苦磨难，而且这种考验和磨难不是一件两件，也不是一时半时，而是长期的复杂的甚至是接连不断的。这是一条客观规律。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和充足的准备。否则，既容易在取得阶段性成果后便沾沾自喜，对即将到来的艰难险阻缺乏应有的准备，也容易一遇到艰难险阻便惊慌失措，由盲目乐观变为灰心丧气。
艰难险阻有两面性，它既是坏事，也是好事。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我们党正是在艰难险阻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也正是在艰难险阻中显示出强大生命力和战斗力的。党员因历尽艰难险阻更坚强，党的队伍因历尽艰难险阻更团结，党也因历尽艰难险阻更成熟、更伟大，更有号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不同年代的艰难险阻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它对个人、对党的考验、锻炼及其效果来说是一样的。历尽艰难成就的大业根底牢、基础实，既非他人恩赐也非侥幸得之，才是最可靠的。因此，我们应当以平和的辩证的心态对待艰难险阻，牢记“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坦然面对前进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在克服艰难险阻中发展壮大我们的事业。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推进这个伟大事业的进程中，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艰难险阻。但是我们不怕，因为我们有历尽艰难成大业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战胜任何艰难险阻，续写新的史诗，谱出新的乐章，铸就新的丰碑。
第6版(真理之光)
专栏：时代乐章
永远的“江姐”
本报记者刘玉琴
几十年风雨兼程，我们缅怀所有倒下的身影。
每一次历史回顾，对今天都是一声珍贵的叮咛。
半个世纪前，重庆歌乐山下红岩烈士的英名早已载入了史册，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江竹筠如歌乐山巅一朵灿烂的红霞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
我们最早从小说《红岩》中认识江姐，又从电影、广播、歌剧中一次又一次地走近江姐。江姐对革命的坚定信仰和坚贞不屈的精神让所有的艺术家心仪。现在，京剧舞台上又站起了一个新的“江姐”。
来看看京剧《江姐》。
走进剧场时，舞台上正演到“断肠”处。带着党交给的任务，满怀与亲人相聚的喜悦奔赴华蓥山的江姐，在城门上看到了丈夫高悬其上的头颅，“寒风扑面卷冰霜，心如刀绞痛断肠”，一段亦悲亦怆的反西皮把江姐“一霎时把七情均已味尽”的悲愤之情展现得淋漓尽致。京剧《江姐》既充满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又闪烁着人性的光芒。无情未必真豪杰，作为母亲、妻子、女人的江姐，她的形象应该这样有血有肉，鲜活丰满。
这时，清丽的音乐响起，舞台上又有二十位手执翠竹的少女上场。她们用手中的翠竹为生死异路的革命情侣搭建心灵相会的竹林。江姐与丈夫在竹林中擦肩而过，导演在这里竭力要表现出他们心灵的永恒相印和相通。这出戏的导演是戏剧界的知名导演谢平安，他用独特新颖的手法，更是用满腔热情塑造了一个京剧版的“江姐”。
扮演江姐的演员张火丁是程派青衣。演惯了“跑圆场”、“甩水袖”的传统女性，唱惯了忧怨哀婉、百转千回的程腔，现代人物江姐从唱腔到程式对她都是一个挑战。张火丁说，这个人物让她解读揣摩了两年。江姐抛头颅洒热血的宁死不屈精神和人格魅力，让她油然而生敬意，并不由自主地跳出以往的角色，走近江姐。她说：“演过这么多的戏，从来没像演江姐这么过瘾。往舞台上一站，我感觉不是在演戏，我就是‘江姐’。”
《江姐》的唱腔设计得颇有新意，传唱了几十年的“红梅赞”在戏中运用“四平调”曲式融合原歌剧的旋律，京味浓厚，优美悦耳。“春蚕到死丝方尽”、“不要用眼泪告别”等名段，运用西皮二黄和高拨子，情随腔运，感人至深，既展示了程派声腔深邃凝重的特点，又体现了人物的内心情感。可以说，《江姐》用传统的意境营造了宏大的气势，以动听的曲调咏唱出革命先烈的坚定信念。《江姐》从排练到演出，一种久违的激情在90多位演职人员的心中回荡。
红岩烈士为何如此受人敬仰？艺术舞台上有了那么多不同样式的江姐之后，中国京剧院为什么还要重排京剧《江姐》？
不论是编剧，还是导演、演员，他们心中的答案都是一样的，江姐的英勇气概和崇高精神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革命烈士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经岁月流逝愈显其弥足珍贵。今天，我们这个多少有点喧嚣和浮躁的社会更需要江姐精神。
放眼历史长河，每个人的生命都是那样平凡而渺小，但当这平凡而渺小的生命一旦义无返顾地交付于国家、民族的兴旺，交付于正义、真理时，便有了不惧地狱烈火煎熬、九死不悔的豪气，并由此迸发出永不熄灭的光华。这光华如磁铁紧紧吸引着无数的敬仰者。
《江姐》的演出，对演员对观众，是一次艺术的享受，更是一次灵魂的洗礼。江姐精神有这种感召力，京剧《江姐》也有这种艺术观赏价值。（附图片）
“11·27”大屠杀脱险志士、77岁的郭德贤向孩子们讲述红岩的故事。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300多名革命志士遇难。（新华社记者周衡义摄）
第6版(真理之光)
专栏：纪念建党80周年专论
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张高丽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根本无法实现现代化。为了振兴中华，必须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起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新中国，从而为实现现代化，最终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扫清障碍、开辟道路。
●8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所走的正是这样一条符合国情的民族复兴之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探索，取得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和巨大的成就，为中国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成功实践及其取得的辉煌成就，不仅有力地证明了我们党完全能够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而且还以生动的事实向世界表明，我们党所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康庄大道。
新世纪伊始，当全国各族人民满怀豪情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着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胜利迈进的时候，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80年来，我们党为了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历史证明，只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才能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为民族复兴扫清障碍、开辟道路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伟大民族，创造过灿烂辉煌的文明，对世界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作出过巨大贡献。但到了近代，中国逐渐从强盛走向衰落，并很快大大落后于从近代工业革命中迅速崛起的西方各国。落后就要挨打。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列强用它们的坚船利炮一次次轰开中国的大门，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陷入遭受欺负、备受屈辱的悲惨境地。救亡图存，实现民族复兴，成为中华民族志士仁人苦苦追求的目标。
完成民族复兴的历史性任务，关键是要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洋务派发起了洋务运动，企图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实现现代化，然而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通过改良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中国的复兴和强大，但他们的“戊戌变法”不到百日便被挫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早喊出了“振兴中华”这一深深打动几代中国人心坎的响亮口号，经过艰苦的斗争，终于在辛亥革命中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辛亥革命仍以与旧势力的妥协而告终。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的历史充分说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先进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不可能找到正确的民族复兴道路，不可能肩负起领导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
历史总是不停地前进着。随着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社会力量不断成长，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并为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和斗争。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列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从中华民族的沧桑历史中深刻地认识到，现代化固然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根本无法实现现代化。为了振兴中华，必须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起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新中国，从而为实现现代化，最终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扫清障碍、开辟道路。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幻想“告别革命”而在旧制度下用“科学救国”、“工业救国”或者“教育救国”，是根本行不通的。只有8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所走的道路，才是一条符合国情的民族复兴之路。
为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分析和判断世界大势，系统总结近代以来中国救亡图存运动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通过建立根据地和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中华民族再一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探索强国富民之路
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民族复兴的第一大历史任务即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胜利完成，同时又把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第二大历史任务，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能否胜利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决定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最终能否变成现实。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虽然为完成第二大历史任务创造了必要前提，开辟了广阔道路，但还要经过更加艰苦的奋斗，还有更长更艰险的路要走。中国共产党对此保持着高度清醒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告诫全党，必须“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就开始把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作为首要任务。面对当时复杂的形势和严峻的挑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运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创造性地实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顺利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新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们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八大”，正确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形势，明确提出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尽快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我们党制定了以“四个现代化”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并领导全国人民迅速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但遗憾的是，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没有搞清楚，此后不久，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便开始偏离八大确立的正确路线，造成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重大挫折。这些挫折，使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又一次错失了宝贵的发展机遇。
尽管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失误，但仍然取得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和巨大的成就。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初步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农业体系、科学技术体系和国防体系，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实力比以前大大增强，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科学技术取得巨大进步，为中国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正确指导思想和优良传统的伟大的党，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经得起胜利和挫折、高潮和低潮、顺境和逆境的考验，任何敌人和困难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党。历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我们党矢志于振兴中华的崇高目标，并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了一条实现这一崇高目标的康庄大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伟略和“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的赤子之心，对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倾注了满腔的热情和心血，对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进行了新的创造性的探索。他认真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他从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入手，第一次比较系统和科学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等一系列事关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即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们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由此走上了坦途。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作出的伟大创造。这条道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和一系列崭新的特点。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坚持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和实际出发，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努力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坚持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抓住战略重点，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坚持“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道路，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坚持以改革促发展，把改革当作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用“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坚持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方法，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坚持把对外开放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正确对待和借鉴现代文明成果，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的关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大力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繁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坚持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积极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适应新时期的要求，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核心作用。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沿着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展了一场复兴中华民族的极其壮丽的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成功实践及其辉煌成就，不仅有力地证明了我们党完全能够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而且还以生动的事实向世界表明，我们党所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康庄大道。
20世纪的中国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肩负起民族复兴这一神圣使命，最根本的是，她是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是中国最先进阶级——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她在解放和发展中国的先进社会生产力、繁荣中国的先进文化、实现和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方面，始终走在时代的最前列，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因而得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21世纪将是我们党领导中华民族实现全面振兴的世纪。江泽民同志深刻指出：“在新世纪里，我们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是我们党在现阶段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要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希望在党。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求真务实，奋勇拼搏，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优异成绩，迎接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的全面复兴。
第6版(真理之光)
专栏：学习通信
为什么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一次思想大解放
杨火林
十年动乱结束后，我们党面临着在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领域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但是，这一进程受到“两个凡是”的严重阻碍。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由于“左”的思想的长期影响和束缚，许多人还不能正确区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和他晚年所犯的错误，还不能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摆脱出来。因此，党的事业在前进中出现徘徊的局面。这样，形势就把解放思想这个历史课题摆在了全党面前。不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就无法深入进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没有希望，结果只能是回到“左”的老路上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党的事业就能恢复生机，就能开辟出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正是在我们党和国家处于重大历史性转折的背景下，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开展起来的。这一讨论，揭开了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序幕。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锋芒直指“两个凡是”。邓小平首先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世世代代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为讨论指明了方向。讨论抓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大问题，从认识论上破除了“两个凡是”的真理观，冲破了“两个凡是”设置的禁区，从而使人们获得了一次思想解放，推动了拨乱反正。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束缚，开始恢复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从此，全国出现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活泼的新局面，从而为召开党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实现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不仅表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而且延伸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可以说，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既为我们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基础，又是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思想先导。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历程，无论是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还是推动改革从农村到城市的全面展开；无论是创办经济特区，还是实行对外开放；无论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等，都离不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总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所以说这是一次思想大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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