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人文社科)
专栏：
新闻背景
●科学普及在当今社会及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使得近二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政府开始直接参与科普工作，把科普纳入政府的科技议事日程，写入政府的科技白皮书或科技政策文件中。
●1993年英国在《实现我们的潜力》科技白皮书中，首次在政府文件中提出要增强公众对于科学工程和技术对社会贡献的认识，因为“我们的经济需要充足的专家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后备任务”。
●1994年，美国在《科学与国家利益》政策文件中，确立了政府科学工作的5个目标，其中之一就是通过科普提高全体国民的科学素养。
●1995年日本出台了《科学技术基本法》以强化措施，提高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对科技的理解。
●1994年我国国务院颁布文件《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1996年召开全国科普工作会议，及时将科普纳入整个国家的发展规划之中。
科普需要更多智士仁人
——“哲人石丛书”引出的话题
本报记者 卢新宁
或许因了这个话题，才能够在京城逼人的寒冷中，迎来如此多专家学者的参与。
年届八旬的中科院北京天文台王绶琯院士，中科院理论物理所何祚庥院士，中国科普研究所郭正谊教授、李元教授，中国社科院哲学所金吾伦教授、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清华大学吴彤教授……30多位学者冒雪参加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在京举办的“哲人石丛书”科普出版座谈会。
从白雪漫天到暮色四合，“哲人石丛书”引发的“科普”话题让长达5个小时的研讨始终处于热烈的气氛中。其间，王绶琯院士的一句话引起共鸣：“整个科普领域处于需要智士仁人的时候，需要有责任心的人担此重任。”
从青少年科普到成人科普
“哲人石丛书”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自主策划引进的中高级科普丛书，这套丛书自1998年推出以来，已经出版了“当代科普名著系列”、“当代科技名家传记”、“当代科学思潮系列”三大系列共30种图书，被新闻出版署列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唯物论和科普知识重点选题”，多次夺奖，一些书不断重印，创造了国内颇有影响的科普品牌。在科普图书出版普遍困难的情况下，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能有此佳绩，原因很简单：定位准确。“成人科普”的大旗，帮“哲人石丛书”找准了读者。
长期以来，我们所说的科普总是自上而下的，往往是针对文化水平低以及正在成长中的青年人，实际上，“科普是无人不需、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原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多年专注科普工作的卞毓麟先生认为，科学传播可以分为几个层面，一是科学交流，主要指发生在科学家之间的科学对话；一是科学教育，基本上是在学校教育期间接受的训练，具有强制性、系统性和时间性；一是科学普及，这是整个大众人人皆需的，即便是专业科学家也同样存在科普的课题。
中国科普研究所“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状况调查”显示，我国公众对于科学知识的了解程度和感兴趣程度非常不平衡，对传统知识的了解程度之高，与对现代科学知识了解程度之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对于什么是科学、科学研究和科学研究过程的理解水平很低，不具备基本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意识。座谈会上，许多专家指出，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处于相对滞后的水平，“成人科普”迫在眉睫。科普工作者特别是出版单位应当看到广大民众之中蕴藏的巨大需求，扩大科学传播的力度和范围。
从出版家到大众传媒
在科学走向大众的艰难历程中，图书出版和大众传媒是十分关键的两个环节，遗憾的是目前这两方面的形势不容乐观。
毋庸置疑，随着国家对于科普政策上的重视，科普出版出现了局部繁荣，但这与整个图书领域的发展相比，差距依然很大。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社长翁经义因此说，科普出版有鼓舞人心的一面，也有惨淡经营不断经受考验的一面。在红红火火的各种书市和订货会上，科普图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不仅表现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不足，更表现在科普出版人才上的严重欠缺。北京大学刘华杰副教授指出，出版业内人士在把握科普选题时明显力不从心，目前全国几百家出版社中只有十多家在科普图书出版上有点影响，有能力的策划人才更是稀缺。他强调，科普出版背后有三块知识背景：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普图书的出版者如若缺乏这三方面的理论训练，不仅不能造就真正的科普精品，还会产生对科学的误解，导致“伪科学”书籍的盛行。
来自清华大学的吴彤教授讲了这样一件事，不久前自然科学基金委在京郊开了三天会议，议题是让在前沿领域工作的科学家向科技新闻记者介绍最新的进展以及热点问题，促成科学家与媒体之间的“对话”。“对话”过程中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一方面能够用生动的语言讲述自己专业的科学家并不多，另一方面从事科普宣传的记者有科技专业背景的微乎其微。这两方面的差异造成了“对话”的阻隔，如果连科技记者都不能理解科学的过程，又怎能将科学准确地传递给民众？
在我们这个时代，大众传媒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多的百姓是通过像电视、报刊这样的大众传媒获取信息的。因此大众传媒是科普诸方面军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支力量，科学界与媒体之间的沟通和合作非常重要。然而，由于许多新闻记者原有的科技背景不够，而科学知识的补充速度又低于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速度，因此无法适应对现代科技前沿的及时报道，更无力应对科学技术的专业性与新闻传播的普及性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的科技报道较之20年前有相当规模的发展，地位也显得重要得多，但是，从报道内容来说，多偏重于技术与工作，真正阐述科学精神和思想的新闻不多。
《科学时报》总编辑刘洪海因此呼吁，新闻记者必须紧跟时代，不断进行知识更新，在向公众灌输科学知识的同时，传播更多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理性。
从专家中心到公众中心
座谈会上，中国科普研究所李大光提出的“科普工作必须从以专家为中心向以公众为中心转变”的观点，得到了普遍赞同。
李大光说，面对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公众产生了某种惶惑和不知所措，这种疑惑不仅针对新的科技，也针对这种新科技带来的社会新变化，他们需要得到更加完整的答案。过去的科普作家习惯于自上而下，满足于站在自己专业的角度，用通俗语言就科技而科技，这种形式当然已经不能满足今天公众的需求。今天的科普必须站在公众的角度，让科学家与社科学者、人文学者携起手来，共同探讨科技所带来的令人兴奋、也让人困惑的社会话题，将人类知识的总体、科学人文学家群体眼光放在公众的身上。这是科普工作的世界性的新趋势。
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感慨，科普之所以有生命力，就是因为人们对科学知识有一种内在的需求。人们本能地希望对自己生存的世界有所把握，希望了解科学，通过科学了解世界。科学传播抓住了这一需求，就找到了工作的本质。
中科院北京天文台李竞教授于此甚有心得。4年前李竞教授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的科普演讲团，这期间，从行星大十字、狮座流行雨，到天地大冲撞、地外文明，李教授的讲题总与公众关注的社会热门话题相关，因而深受欢迎。
从专业科普到社会参与
科普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参与，仅仅有政府的力量是绝对不够的。在国外，科技团体大众传播企业及民间基金会、大学和科研机构等多方面力量都不同程度参与科普活动，一些国家在民间还有专门以促进公众理解科学为己任的科技团体。
在我国，科普还被认为是科协的主要责任，其他科技团体、大学、研究机构、企业等尚不够热心。中国科技信息所武夷山研究员指出，类似的情况，一些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他们是通过采取一些硬性措施，才使得这种形势得以扭转。如规定大学设立的一些科技中心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必须开展一定的科普工作。美国航空航天局不仅要求其九大研究中心搞科普，而且在某些大型计划，如“发现”号行星科学航天计划的“项目机会预告”中，要求研究机构在申请项目中，必须同时提出一项开展相关科普的方案。我们国家也应采取强制政策，充分发掘可供利用的科普资源。
王绶琯院士倡议科技界、新闻界、出版界形成一条战线，推动科普工作的开展。特别要充分利用退休的科学工作者，不要让资源闲置。卞毓麟则提出国家应制订政策激励科学家热心科普工作，如在评估一位科学家的科研成果时，也应该有一些相应的指标，比如：你是如何向公众介绍你所从事的工作的？如果这条是零分，总分就应该不太高……
5个小时的座谈会，几乎没有人主动退席。严肃认真的气氛、争先恐后的发言、热情洋溢的建议，让人充分体会那沉甸甸的使命感。这种使命包含着这样的理解：一个民族如果缺乏科学素养，将会导致民族文化中科学精神的缺失；只要唤起更多关注科普的智士仁人，就能催生鲜艳的科学人文花朵。
第10版(人文社科)
专栏：坐拥书城
东史郎见证正义与邪恶
400余幅珍贵图片，50000余字详尽阐述，中日两国编者合作的这部中日文对照《东史郎日记案图集》，堪称是正义与邪恶交锋实录。
通过这册图集，人们可以了解到在南京大屠杀50周年之际，将自己战时日记等资料公开，并为自己加害的历史作证的这样一位老人，在其后10多年间，在日本的遭遇，以及目前日本社会对历史认知的实况。8年来，与东史郎日记案有关的照片、信函、传真以及有关报道、法庭档案资料堆积如山，这部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图集，正是此案的全貌和真实记录，是8年斗争的见证。（要力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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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坐拥书城
唐师曾“重返巴格达”
在海湾战争10周年之际，自费重返巴格达，从人类基本的良知、正义感和人文关怀出发，以客观公正的报道角度，全面记录战后遭受10年制裁的伊拉克的现实状况。从世界知识出版社近日推出的这本《重返巴格达》中，我们又一次感受到唐师曾身为一个新闻记者的热血与良知。
这本书不仅是唐师曾为海湾战争10周年书写的纪念之作，也是作者给新世纪的献礼。书中所涉及的战争与和平，生存与尊严，资源与环保，世界隔绝与融合等等命题，都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身患重病的唐师曾文字依然激扬，文笔依然幽默，只是在那些震撼心灵的故事之中融入了更深刻的思考，比如如何在新世纪善待有限的地球资源，如何尊重曾经辉煌的文明，国与国之间怎样平等相待等等，这种思考帮他完成了从一个出色的“战地记者”到深刻的“人文记者”的转变。（赵兰）
第10版(人文社科)
专栏：坐拥书城
“孤篇自荐”挽留读书时代
当不少人至今还认为电子书只是出版工业的一种技术前景时，这种形式却正在成为一代人的阅读习惯。众多年轻人丢开书本，沉浸在电脑前。网络的出现，使得图书这种纸介读物既流失了“现实的读者”，也失去了“未来的读者”，读电子的一代不再理会书籍所蕴藏的万般情致，那种决绝与偏激令人忧心。
这样的形势，使得台海出版社与BOOK321网站最近推出的“孤篇自荐”活动备受关注。活动邀集了文学评论界的知名人士谢冕等组成推选委员会，在网上推出50位50岁以下在中短篇小说中有建树的作家，给出3篇备选作品，让读者阅选其一，最后将“作家自荐自己最好的一篇作品”结集出版《孤篇自荐》丛书。当选的50个作家的作品全部是靠传统的图书出版而广为人知，而今将通过“孤篇自荐”活动让阅读在网络上下得以延续。台海出版社社长的一句话令人为之一动：“通过这个活动为传统阅读方式争取网上读者，让那些沉迷于网上的青年能有机会回头读书。”（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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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月评
人与机器的蜜月
——关于科学人文的思考
杨听
不久前参加全国职称考试报名时，遭遇了近年来少见的“热闹”场面：拥挤不堪的教室里，所有可以利用的桌椅，都被人有效利用，蹲着、趴着、坐着的，每个人都以超乎寻常的认真和坚韧，填涂充满了白色方块的报名表格。此前，大家在接受咨询时都已被严辞“警告”：这是首次采用计算机报名，机器可不比人，一旦不符合要求，将拒绝识别，那就意味着连考试的资格都没有。这种铁面无私与不由分说，让大家将原本很清楚的单位地址、个人经历又搜肠刮肚地想了一遍，然后诚惶诚恐一笔一划地换算成简洁的机器语言。交上表后，心中还在嘀咕，生怕一不留神某个地方冒犯那个冷冰冰的家伙，被剥夺了权利。
在机器与人的关系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被人发明出来的机器原本是一种工具，但却在逐步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思维。记得当IBM公司的个人计算机于1981年首次登上办公室的桌面时，有人为之欢呼，也有人感到局促不安。1983年1月的《时代》周刊便在自己的封面故事中传达了这种“技术忧虑情结”。这一期的封面不再是往常的“年度人物”，而是“年度机器”的肖像。众所周知，正是这台“年度机器”，不仅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翻卷着世界风云，而且正成为刚刚到来的新世纪的主角。
80年代的那场计算机恐惧症已经消褪，在新世纪的朝阳里，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担忧：计算机所制造的无所不在的网络正吞噬着我们的生活。计算机已经不仅是灵活，而且容易适应我们的思想过程，所以我们很快就不再是把它当作一种外部工具，而是更倾向于把它视为第二皮肤或者精神假肢；虚拟空间已经成为许多人与这个世界发生联系的唯一渠道。
技术的鲜花正在盛开，我们已经化入计算机的界面之中，没有计算机参与的情况越来越少。人们已经对数字化的生活有了充分的描述和向往，有人甚至认为文学或者文化是一种用我们的指尖一点便有了的事情。不再需要创造或者思考，人们只要坐在计算机前，在线上，一切幸福就会降临。
不幸的是技术一只手给予，而另一只手则索取。信息风驰电掣地在全球翻飞，而思想却隐没在铺天盖地的碎片之中。计算机的搜索能力夸大了我们的知识面，但却缩小了我们的注意力；网络给予我们更大与人沟通的空间，却越来越忽略人类直接的相互依存；软件通过它隐藏的议程，帮我们迅速地学习知识，也重新组织、改写着我们的思维过程；我们逐渐习惯于在海量信息前浏览知识，而丧失了对知识背后那种智慧的感悟。
于是“计算机屏幕前的反思”成为一些人文学者的案头课题，科学人文的话题又一次重现了被机器浸没的人的处境。它提醒人类，我们可以将计算机视为合作伙伴，但我们必须注意与技术合作时会发生什么。
伟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曾将“技术”视为20世纪的中心问题，这并非是将计算机看作人类的“竞争对手”，而是在提示“技术的本质”比技术更深刻。后者仅仅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而前者改变了人类的心灵。
因此，我们要以极大的热忱接纳新技术，，更要充分注意到比技术更深层的文化涵义，需要追问如何理解我们与技术、与知识、、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那种被称为“一个民族的理论思维”的素养才可能成长，人与机器的蜜月才能够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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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坐拥书城
名家彩绘四大名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近日推出的《名家彩绘四大名著》堪称出版界的大手笔。该出版社延聘程十发等100多位南北国画名家，历时两年，为《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四大名著各绘制300余幅精美国画插图，成为近年来图文并茂的新书出版趋势中的新亮点。
中国古代从来就有“左图右史”的习惯和爱好，倡导“文不足以图补之”，讲究图像和文字之间的互相诠释。但前人限于印刷技术，只有木刻或石印画。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名家彩绘四大名著》由原著文本与新创彩图两大部分组成，继承了小说配画的优良传统，开掘了中国古代小说文本与现代绘画互相辉映的实践，不仅是小说出版史上的一大盛事，也是小说配画传统的一次总结，可谓“书情画意，千古知音”。（刘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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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阅读，在世纪之间
王一方
不经意间，我们已经跨入一个被称为新千年、新世纪的时代。回首人类文明的脚步，从语言、文字到印刷机，不仅传承了许许多多的知识、智慧，也创造了一份精致的阅读生活。描述现代人的一个基本特征，可能少不了“阅读过”或“阅读着”，无论是读报、读刊、读书，还是读屏、读网。亦不计为何而读，为职业，为消闲，或为精神提升；是追逐时尚的阅读，还是独立选择，去实现有趣味的文化阅读，或有价值的思想阅读。总之，阅读者是充实的，也是饥饿的，因为所面对的是越来越丰盛的文化菜肴。
多彩的阅读选择 造就丰富的生活
回望2000年的阅读生活，依旧是老人爱读历史，女性爱读时尚，孩子热衷卡通，中年阅读职业，青年倾心先锋与另类。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具体的主题与作品有了不小的变化。譬如历史，像《雍正皇帝》这类文学化历史读本未见新作出版，虽然太平天国话题不冷，又恰逢庚子事件（义和团运动）100周年，但无论严肃的史学著作，还是文学化历史读本都未见风行，同题的电视剧《太平天国》占据央视的黄金时段，亦未见拉动这类图书的旺销，结果书店的排行榜上，古代的作品列的是《唐诗三百首》。
当代史的写作与出版不应被忽视，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是一部感人心肺、引人深思的佳作，小平同志是历史巨人，他的政治智慧与勇气成就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而诸多成熟的思考与选择不能不牵着他的文革经历。时光才过去30多年，这本传记式图书帮人们重新咀嚼那场历史悲剧，悟出几丝历史的警示。
如果说1999年的大众阅读生活是传记类走红的话，2000年里受读者喝彩的是小说。年初是伴随着电视剧窜红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反映出世俗生活中人们心头依然蛰伏着英雄主义的太阳。不过，不久又出现了一位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中展现不凡文字功力的少年韩寒，他的小说《三重门》成为头号畅销书，随后又有近10位少年作家轮流登场，搅动了大家的阅读热情，不仅只是同龄人、家长、教师，整个文坛仿佛被青春写作所占据，以至于有人把2000年说成是“青春阅读年”。
与虚构小说、传记共同占据阅读时尚的制高点，应数心理励志与大众财经类图书了，如刘墉的《肯定自己》、《创造自己》、《超越自己》等系列，这一现象后面的道理倒不难理解，在现代社会的创造过程中，人们需要必要的精神支撑和知识准备。当然，现实的梦想需要由未来去实现，财富总是连缀着智慧，教育的话题很容易形成新的热点，《素质教育在美国》的热销只是其中一个范本。
大众趣味日趋多样 阅读热点难以掌握
2001年的阅读趋势的预测，要尊重大众的阅读惯性，渴望成功、心理励志、关注教育模式的创新依旧会成为市场热点的内核，家庭投资、理财、股市、彩市分析、指导及心理调适、教学改革内容的图书还将在惯性之中延续，但“雪球”究竟能滚多大还得看当时的市场格局。相对而言，文学阅读无论何时都将行走在主航道上，但随着可选择文本的增加以及大众选择能力的增强，竞争阅读热点的难度会越来越大，不仅需要掣动时代冷暖、痛痒的主题，同时需要揪人心肝的故事和文字，还离不开终极价值的人性开掘和理性追问。从这个角度看，反贪惩腐题材如果能在情节铺排、人性批判、文字亲和力方面达到一定高度，可能成为一拨新的潮头浪尖，但能否沉淀下来成为图书经典则很难料定。
随着时尚阅读的多变与起伏，网络情趣的瞬时与粗糙，人们的阅读旨趣会呈现一个时期的返璞归真，即对经典文本的热衷，像《围城》、《老人与海》等中外文学名著会在追求新的阅读理解与体验的人群中热门起来，甚至成为这一人群的气质修养的象征，形成一条温和的阅读热线。这也印证了黑格尔的历史法则，“正、反、合”，不过，要达到“合”的境界即快捷的精致、即时的穿透，大概还需时日，网络快餐文本中的经典实在不易造就。这背后不单是作家与作品的提升，还有阅读的延伸，因为网络时代传播的交互性已经模糊了创作者与接受者的边界，消解了纯粹意义上的“读者”，单一的“阅读生活”正朝着批评、写作的参与延伸，使得读书成为一项多元、交互而且有些混乱、粗糙的人生节目，一项不再属于私人，不再催生个体孤独感的广场行为。譬如，目前流行的“在线阅读”就是一种像歌会、Party一样的群情激荡、共鸣大于个性的阅读形式。文学是向往大众的，但如果在走向大众的途中失掉了孤独与深刻，将会成为一项新的娱乐节目，而不再是人生、社会的“镜”与“灯”了。
世纪之初，百姓阅读有梦，有希冀，也有沉思，如果前二者对应于文学、财富读物，那么沉思的责任即在历史。被影视演绎的野史、戏说虽说是有景有情，但绝对撞不响历史的沉钟。作为有根的历史阅读，还离不开严肃的历史读物，即谨严的史实、机敏的史识、流畅隽永的文字的组合。早些年吴方的《中国文化史》透出神来之笔，年初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第二卷有通家气候，不过能夺目而又入心的历史读本尚不多见。出版人凑在一起常抱怨“平淡”，我看还是功夫未到家，壶中的水未烧开，刚一冒热气就去沏茶，滋味岂能不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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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勒企业文化脉络
陈红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一个企业的成长历史，不仅折射出时代的印迹，记录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也见证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将这样的历史集纳成书，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大多数企业疏于回头梳理自身发展历史，无力提炼、概括自己的企业文化精神，致使这笔可贵的资源闲置。
令人欣慰的是，不久前，在“全国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研讨会暨优秀成果展示”活动上，一批成功的优秀企业在这项事业上走在了前头，《永济电机厂志》、广东科龙电器公司的《跨世纪的歌》、新疆天山毛纺厂的《西域春晓》等40本企业发展史，获得了全国企业精神文明建设优秀成果的称号，标志着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进步。
这次评选由中国企业研究中心和西苑出版社共同举办。为检阅我国企业改革成果，总结企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早在90年代初，中国企业史研究中心就遵照国家体改委的指示精神，在国内选择各行业具有典型意义的企业编写企业发展史，计划完成100家企业史的编写工作，填补中国史学研究的一项空白。这次获奖的40家企业，展示了他们在史志编写上的优秀成果，讲述了通过回头整理历史，凝练企业精神、构筑企业文化的过程，证明了在风云变幻的经济大潮中，具有时代特性和自身个性的企业文化在企业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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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我国传统的民族工艺品深受群众青睐。在石家庄红火的市场上，精巧的剪纸、绚丽的灯笼、精美的“中国结”，浓浓地传递着传统年节文化的魅力，渲染出新世纪伊始一个古老民族的喜庆气氛。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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