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党的生活)
专栏：
湖南清理“红包”力度大
收礼2000元以上者，先免职再给处分
本报讯 今年以来，湖南省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违规收受礼金、有价证券、贵重物品问题进行专项清理。全省共登记上交的“红包礼金”908．61万元，其中礼金760．72万元，有价证券价值13．5万元，贵重物品价值134．39万元。县处级以上干部登记上交“红包礼金”537．75万元，拒收的“红包礼金”765．26万元。
湖南省委常委会对这项工作进行了专题研究，省委、省政府召开了全省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电视电话会议，作了专门部署。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正午要求必须来一次认真的、彻底的、严格的清理，坚决贯彻从严治党治政的方针，做到严格清理，严格执纪，严格要求，严格监督。省纪委、省监察厅于今年7月份下发了《关于坚决刹住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赠送和收受礼金、有价证券、贵重物品歪风的通知》，对清理“红包礼金”设置了纪律“高压线”，规定9月30日以前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对违规收受的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进行自查自纠登记上交的，可从轻、减轻或免予纪律处分。自10月1日以后，违规收受礼金、有价证券、贵重物品不按规定登记上交的，一律以贪污论处。款额累计不满1000元的，给予批评教育，责令写出检讨，记入廉政档案。款额在1000元以上不满2000元的，一律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款额在2000元以上的，一律先行免职，再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同时规定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利用领导干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收受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的，不论领导干部本人是否知情，都要追究领导干部本人的责任。
在清理过程中，省纪委、省监察厅印发了《省管干部违规收受礼品情况登记表》、《清理违规收受礼品情况登记表》和《清理违规收受礼品情况汇总表》，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对照文件规定进行自查自纠，并如实填报。9月30日的最后期限来临时，又重申了清理“红包礼金”的纪律要求。全省各级各部门加强了对清理“红包礼金”工作的领导，明确政策，严格纪律，并将这项工作与“三讲”教育和警示教育相结合，对照检查，自查自纠。一些领导干部带头登记上交“红包礼金”，如永州市级领导共登记上交礼品礼金和拒收礼品礼金17人次，价值6．1万元。湘潭市有397名县处级干部上交礼金55．48万元，礼品折价4．56万元。
湖南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加强监督检查，查处了多起违规收受“红包礼金”未自查自纠的案件。张家界市纪委查处了市反贪局原负责人收受他人赠送的价值4300元的手机一部的违规案件。桂东县委副书记罗庭前因收受“红包”8850元等问题被撤销党内职务，并依法罢免其郴州市人大代表资格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这些案件的查处在社会上反响良好。（湘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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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本期聚焦
广东：重拳出击禁“红包”
本报记者 单向前
编者按：“红包”原本是民间用以表达喜庆、慰问的一种馈赠形式。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红包”成为某些人“钱权交易”的一种手段。“红包”屡禁不止，并产生了极大的危害性。它腐蚀了一批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助长了“权钱交易”的歪风，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毒化了社会风气。今年9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严禁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接受和赠送“红包”的暂行规定》，实行几个月来，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广东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得风气之先，经济活跃，商品化程度较高，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送“红包”已是众所周知的普遍现象。随着发展，这种现象逐步侵入到党内政府生活中来。
小小“红包”，危害大大
当前，接受和赠送“红包”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接受者多为地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掌握实权的干部；二是“红包”的来源有公款和私款；三是“红包”的数额越来越大。“红包”虽小，内涵丰富，并且具有一定的保护色。一部分干部对其失去了警惕性，更有少数人由于贪婪的意念作怪，利用这一方式敛财，最终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从广东已经查处的大案要案来看，许多干部的悲剧都是从收受“红包”开始的，几乎无一例外。
徐闻县在广东省湛江市来说，是一个经济不算发达的县。苏凤娟1991年到任后是该县的第一位女县委书记。任职短短四个春节，苏书记“红包”的收入达到了66万元。从第一次当时接到“红包”的惴惴不安到后来的莫名兴奋，那种心情、那种滋味、那种感受，只有她自己能够体会。15年的铁窗生活，也会有足够的时间让她细细地回味和琢磨是如何由此走上不归路的。
此外，据调查，无论是被判处死刑的曾胜（原化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洪永林（原惠州市公安局长），还是被判处死缓的陈同庆（原湛江市委书记）、邓野（原湛江市公安局边防分局局长）、陈恩（原湛江市公安局边防分局政委），也都是从收受“红包”开始而滑向犯罪的深渊。
如果说这些人曾经有过廉洁自律的意识的话，那么第一次收受“红包”则是他们拒腐防变的防线崩溃的开始。“放长线钓大鱼”，送红包者是为了通过日常的投资而获得最终的回报，至于什么时间，看的是火候；“拿人家的手短”，火候一到，收受者已是身不由己。大量的事实说明，收“红包”和受贿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前者更多是后者的探路石和润滑剂，稍有不慎便身陷泥潭。
发生在政治生活中的“红包”现象，其实质是一种“钱权交易”。这种现象的存在，有着极大的危害性。在政治上，它腐蚀了我们的干部队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经济上，严重妨碍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在精神文明建设上，毒化了社会风气，助长了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扭曲社会心态和人们的价值观念。
群众对此深恶痛绝，并成为广东省近年来反映最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之一。
“早打招呼，少犯错误”
广东省委、省政府对“红包”问题一直高度重视，多次专门发出通知和制定有关规定，明令禁止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接受和赠送“红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同志两年前就提出：在这个问题上对党员干部要“早打招呼，少犯错误”。
今年8月底，中秋佳节即将来临。按照以往的经验，一个“红包”来往频繁的时段也要即将到来。广东省委、省政府在总结前几年经验的基础上，以此为契机，制定出台了《关于严禁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接受和赠送“红包”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把对党员干部的行为规范要求和惩处量纪标准结合起来，重拳出击，严肃执纪，坚决遏制“红包”现象。
《规定》从13个方面，对接受、赠送、介绍以及代为赠送“红包”作出了明确的处理规定。
《规定》下发之后，据不完全统计，深圳、汕尾、珠海、清远等地，共有1467人次上交各种“红包”、礼金等折合人民币330多万元。汕尾市委书记还以身作则，主动带头上交“红包”。不少地方结合实际，把执行《规定》与开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专题民主生活会、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警示教育以及“廉内助”活动结合起来。深圳市把执行《规定》的情况作为《领导干部廉政卷宗》的主要内容，使这项工作规范化、经常化。广州、阳江、东莞等市加强了对《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其中广州市立案查处涉及收受“红包”类案件11宗，涉案金额人民币10多万元；清远市于今年10月按《规定》对市电影公司经理收受承包商“红包”问题进行了立案调查。
广大群众对《规定》的出台及执行情况反响强烈，一致认为这是深化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有力举措；一些纪检监察干部认为，过去逢年过节，上级照例发文，下级跟着层层照转，但是效果不够理想；现在通过制定统一的法规，为定性量纪处理这一行为提供了明确的标准和依据。
标本兼治，任重道远
“红包”问题的产生，其根本原因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密不可分。其一，当前我国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形成了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在竞争过程中，一些企业为了实现自身非法经济利益，使出浑身解数，拉拢干部、腐蚀公共权力，以操纵决策；其二，随着分配结构、方式的变革，对收入偏低的党政干部产生冲击，诱发部分人员心态失衡；其三，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体制、法制、政策、管理方面存在着“空隙”和“漏洞”。这些因素，都为“红包”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温床。
同时，“红包”接受和赠送的方式都较为隐蔽，往往是“一对一”，现阶段，党员干部拒绝或上交“红包”主要靠其廉洁自律的自觉性，对违规行为难以发现和查处。从广东的情况看，《规定》下发之后，尽管收到了明显效果，但仍存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
国外解决“红包”问题的普遍做法，主要是依赖于法制的成熟。美国《从政道德法》规定，公务员收受价值100美元以上的礼品就须做出说明，并将礼品上交。1995年，又决定把接受50美元以上的礼物的行为视为受贿。新加坡等国家对政府公务员能否收受礼金、收受什么人的礼金、每次收受礼金的限量，以及违反者的处罚都有明确的界定，违者依法处治。他们规定的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将违规收受的“红包”等同于受贿犯罪。
据广东省监察厅谢谷梁副厅长介绍，出台《规定》，只是广东省对“红包”现象重拳出击的一个开始，在今后贯彻落实的过程中，一定会吸收和借鉴好的经验和做法，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同时结合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银行存款实名制等规章制度，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标本兼治，根除“红包”。尽管任重道远，但信心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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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图片新闻
河南省开封县工商局注重加强队伍建设，把各项收费标准和工商执法人员违纪处理办法公布于众，接受群众监督。近年来，该局共处理违纪人员16人，限期调离工商队伍的有3人，有效地纠正了行业不正之风。
图为该局纪检监察干部深入基层向个体工商户调查了解工商管理人员的执法活动和收费情况。 李振江 樊孝安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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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沂水“廉政车”遏制腐败者
本报讯 近日，沂蒙山区的沂水县百姓们纷纷夸赞县里的一辆“廉政车”。正是这辆车的出现，把沂水县的一些腐败行为撵得无处藏身，在全县刮起一股“廉政旋风”。
这辆车的车身上醒目地喷着“廉政监察车”的字样，并喷有“2254000”的举报电话。在这辆车的背后，是一支精干的廉政监察队伍，他们配有摄像机、照相机等设备，接到举报电话后马上出动，给违反规定公款吃喝者录像，并在县电视台播放。
据介绍，沂水县1998年一次性投入20多万元，设立了这部“廉政车”，并通过公开招考组成了一支廉政监察队伍。监察范围包括违反规定公款配备使用通讯工具、小汽车和公款购置装修住房、公款旅游等等，另外像公车婚丧嫁娶、公路“三乱”等也被列入监察范围。某局一位局长在公款吃喝时被拍了下来，在县电视台连放了两天，不仅使他本人羞愧万分，而且也使其他干部深受震动。据统计，“廉政车”设立以来，已接受各类举报160多起，电视台曝光27次，处理违纪吃喝干部62人，并对个人处以吃喝款10倍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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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议论风生
“穷庙”管不得
“宠儿”碰不得？
李强
在一次国有企业党风廉政警示教育会议上，有些同志抱怨，有的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比较差，快破产了，工人连工资都发不下来，还有啥必要去那儿开展什么党风廉政教育？“穷庙”管不得。
“穷庙”真就管不得吗？不一定，笔者以为恰恰相反，越是经济效益比较差的企业，就越有必要对其领导干部开展好党风廉政教育。
“穷庙”是不好管，然而越是“穷庙”却越容易出问题。假如“穷庙”的“方丈”再不廉政勤政，存在奢侈腐化现象甚至违法犯罪，以至变为“穷庙”里的“富方丈”，那么，这对企业来说就是雪上加霜，由此还很可能引发严重后果。近年来，一些工人集体上访就多是这样引发的。相反，如果通过加强党风廉政教育，及时给困难企业的领导干部提个醒，敲敲警钟，促其清正廉洁以身作则，和广大工人同甘共苦共渡难关，企业才有可能摆脱困境。
相对困难企业，对那些经济效益特别好，如同“香饽饽”的企业，也有的单位反映党风廉政教育不好搞，深了不是，浅了不成，往往是走过场。因为这些企业多是本地的经济支柱，像个“宠儿”，一般情况“碰不得”。
“宠儿”怎么就“碰不得”？笔者以为关键是要碰得对，碰得有道理。而作为对企业党政领导干部敲警钟、筑防线的党风廉政警示教育，正是件利于企业发展又利于领导本人的大好事，“碰”得有道理呀！这非但算不上什么“碰”企业，而恰恰是在“护”企业！只是要注意教育的方式方法，把好事办好。如果凡“宠儿”都不“碰”，放松教育，恐怕出问题就不小，反而“害”了它。已查处的很多“宠儿”的领导，就多是这样失去廉政头道防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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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强化群众观点
孙殿高
目前，我们有些地方和部门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只为应付上级，片面追求形式上的热闹，搞一阵风，工作漂浮，深不下去。或是不讲方式方法，不考虑群众的接受能力，不联系群众的生产生活和思想实际。这种工作作风，往往是事倍功半，而且还会引起群众的逆反心理。针对这种情况，市委多次要求，思想政治工作的每一项任务必须落实到群众中去，要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
为了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我市先后制定了县处级领导干部包镇、镇局级干部包村制度，规定市级领导干部每月1—5日为“住村访户”时间。同时，我们从市直34个单位抽调百名机关干部，组建了32个下访工作队，进驻重点村街、企业。领导干部通过下乡入户，走村串户，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既交流了思想，融洽了感情，又可以及时了解和解决群众关注的焦点、热点、难点问题。我市四大班子领导坚持经常走访镇、村、企业、机关、学校，广泛听取群众的呼声、意见。我们还在市、镇两级建立健全“领导接待日”制度、信息反馈制度、民情分析会制度和协调会制度。正是由于我们坚持深入基层走访社情民意，广泛接触群众，倾听群众意见和呼声，从群众的实践中寻找答案，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做到主动积极，有针对性。今年我市提出的“三产带动，科技支撑，优化环境，努力创建首都及廊坊市卫星城”的经济发展思路和一系列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不仅吸收、借鉴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的大量经验和智慧，也使全市群众在参与中受到了教育，开阔了视野。
（作者系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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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心声
抓落实促发展
张文深
抓落实难，不少基层干部有这种认识。结合禹州市近几年来抓落实工作的实践，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其所以难，原因在于主观，在于一些同志的精神状态不佳，作风不实，方法不当。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应在主观方面做文章。
抓落实，各级干部首先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几年来，我们每次重大工作部署，总是先行开展解放思想，振奋精神活动，集中解决各级干部的精神状态问题，以此坚定干群信心，鼓足知难而进的勇气。在组织手段上，把精神状态的优差作为考核任用干部和评议领导班子的一项重要标准，把一批具有坚韧不拔毅力、拼搏实干精神和争强抢先斗志的同志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充实到贫苦乡、落后村、困难企业，委以重任，限期脱贫，限期解困，限期解决热点、难点，取得了良好效果，为市委、市政府减轻了很大压力。
抓落实，必须转变干部队伍作风。首先从领导机关做起，大幅度缩减会议、文件，严格控制接待应酬，调动各级干部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到干事创业上。作风建设上，以狠手快刀剜毒瘤的气魄对全市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作风浮漂、奢侈浪费、吃拿卡要、跑官要官四股不正之风开展集中整治。四大班子领导时常在夜间深入乡镇查岗考勤，纪检监察部门定时不定时到宾馆、酒店明察暗访公款吃喝，组织部门选拔任用干部，看实干，观实绩，听公论。对职能部门每年开展两次评议打分活动，对形象差的单位公开曝光，对素质差的有关人公开处理。
抓落实，必须强化机制。一是实行全方位目标管理制。市委、市政府成立目标考评组织，把市委总体工作部署按职能目标、招商引资、综合治理、计划生育、党建等几大块分解量化到各乡镇办和市直单位，年终，对各单位的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统一考评，对考评结果统一奖惩。二是督查落实。市委、市政府“两办”督查室，以决策督查、专项督查等方式对重点工作、重大工作部署等开展跟踪督查，做到重点工作在哪里，督查工作跟进到哪里，随时掌握动态，及时通报情况，加压紧迫，驱动落实。（作者系中共河南省禹州市委书记）（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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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富而思进的领头雁
刘永利 李光
柏油路面纵横交错，村办企业红红火火，农民住宅新颖别致，绿化美化胜过“都市”。辽宁省凌海市新站村的农民由衷赞叹：新站有今天，功在领头雁。
1986年末，孔庆元任村支书后，把推进农业产业化作为“富民升位”的突破点，身体力行“干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拿我做试验，风险干部担”。他自掏腰包外出“取经”，从千余公里外的山东背回50公斤新品种，尽管因初次试验自家损失千余元，但他没有灰心，刻苦学习，四处求教，终于攻克了技术难关。亩效益比常规种植增收800多元，在他的示范带动下，群众打消了思想顾虑。他又把农技师请到村里办了一个月培训班。还聘请3位“土专家”常年对农民跟踪指导。随之，他和支委们每人建立一块样板田，每人承包一个责任区，使高效田面积猛增到3750亩，占耕地面积的70％。
为给农民进市场系上“保险带”，孔庆元从解决农民增收的瓶颈问题入手，牵头创办了科技服务队和销售服务队。优先向村民引推新品种15个，推销农产品500多万元。去年春节期间，孔庆元和支部一班人马不停蹄地跑了半个多月，建立了四个稳定的销售网点，使冬季大棚花、果等由过去的“马路市场”小买小卖全部实现包销，空运到沿海各地。仅此，全村人均增收200多元。到1999年底，村民人均年纯收入已超过4000元。
孔庆元常说：“只有不断提升人气，才能永远凝心聚力。”这正是新站村一直“领跑”全省村级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原动力。
他针对群众思想实际，创建了以党员为龙头的“六户两校”思想政治工作新格局，通过文体活动骨干户、科技推广示范户、计划生育中心户、学法守法模范户、邻里关系协调户、党群互助联系户和法制学校、科普学校，长年对村民方针政策讲一讲、致富经验传一传、邻里纠纷劝一劝、科技种田带一带、贫困农户帮一帮、天灾病热访一访、计划生育抓一抓、不良风气管一管。党员吴万祥一个人就带起30户群众发展高温节能大棚120栋。党员王友在田间地头举办70次现场培训班分文不取。“八个一”活动的深入开展成了党心连民心的纽带。在教育群众、服务群众中找到党员“感觉”的党员一天比一天多了。用村民的话说，在新站村一个党员就是一个干部。
现在，全村无贫困农户，无治安案件，无计划外出生，无封建迷信。遵纪守法光荣户达到98％以上，有20％多的村民取得了函授中专文凭。青年农民争抢入党入团成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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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州铝厂党风廉政建设见成效
本报讯 河南中州铝厂以反腐倡廉带动制度创新，从严查违法乱纪入手，净化生产经营环境，堵塞企业管理上的“跑冒滴漏”，使企业跨过了盈亏平衡线，并一举成为焦作地区的第一纳税大户。
面对生产经营十分困难、企业严重亏损的局面，厂长张宝琦、党委书记董兆丰首先从统一全厂职工的思想入手，将善后处置变为奋发图存，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相继查处了一批案件，促进了各级干部的勤政廉政。此举使广大职工在困境中看到了希望，树立了信心，鼓舞了士气，职工们在精神上“扭亏为盈”。
他们还针对大宗原、燃物料供应管理中存在的种种漏洞，选派机关干部到这些要害岗位跟班作业、监督检查。同时，该厂把特殊岗位作为防范重点，按照厂部、厂党委要求，从加强对特殊岗位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组织监督、职工监督、岗位否决制等方面实施立体监控，并制定了领导干部责任追究制度。供销处特殊岗位多，该厂针对影响采购成本和质量的种种因素，变革结算办法，推行煤炭质量末位淘汰制，杜绝了个人说了算的现象。 （樊建民 王秀峰 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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