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全球联手 绘出人类基因草图
勒志勇
“人类基因组计划”（HGP）是人类自然科学史上最伟大的创举之一，它的意义已被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各界所认同。它所倡导的“全球合作、免费共享”的“HGP精神”，已成为人类自然科学史国际合作的楷模。
我国是否参与序列图绘制的国际合作的讨论已经进行了10年了。我国的科研机构在人类基因组有关的领域与国际水平的差距之一，毫无疑问在于是否具备参与构建人类DNA序列图的能力。这是关系到二十一世纪我国生命科学与生物产业的基础建设。一步被动，势必长期被动。
中科院遗传所人类基因组中心于1998年8月1日成立，10月出访考察，1999年2月决定参与大规模基因组测序工作，4月开始进行预运行以创造加入“国际测序俱乐部”的条件，7月在国际人类基因组测序协作组登记，以中国科学院遗传所人类基因组中心的名义申请加入“国际测序俱乐部”。
“1％项目”是指由中国承担的人类3号染色体短臂上的一个约30Mb的区域的测序任务。由于该区域约占人类整个基因组的1％，因此简称“1％项目”。截至2000年5月30日，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人类基因组中心已经完成了所承担的人类基因组3p区域“工作框架图”的任务，原申报的三项指标均如期完成。
除了完成″工程框架图″的任务外，中科院遗传所人类基因组中心还建立了完成单个BAC的序列组装的能力，已完成组装并递交了6个完整的BAC的DNA序列，合计长度约0.9Mb，并建立了com－pleting（将几个BAC的序列组装成一个连续片段）的能力，已能将10个BAC克隆序列组装成1.1Mb的大片段。另外，建立了相适应的数据分析与基因鉴定能力。能在24小时之内，在内部网络中完成全部数据的初步分析。
我国参与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改变了国际人类基因组研究的格局，提高了人类基因组国际合作的形象，受到了国际同行，特别是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各个中心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欢迎与称颂；“1％项目”使我国理所当然地分享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全部成果与数据、资源与技术以及有关事务的发言权。
第5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国际科技合作巡礼
顺应世界潮流 促进共同发展
——我国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综述
王绍祺
科学技术是在人类共同努力、相互交流中发展起来的。科技国际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发展趋势，新的国际科技合作分工体系正在形成。建立在互利、互惠基础上的科技合作，有利于各国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国际科技合作规模较小，官方科技合作主要与亚非各国、前苏联和东欧各国进行的。改革开放后，我国国际科技合作发展很快，与许多科技较为先进的国家都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并建立了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尤其是近10年来，我国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空前活跃，逐步走向深入。
规模宏大 领域宽广
目前与我国进行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52个，其中已与我国签订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或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协定的国家有96个。民间科技合作与交流范围更为广泛。合作与交流的形式已从过去的考察、学术会议、展览会等简单方式，发展成为包括合作研究、联合设计、联合调查、合办试验室和研究所、请专家来华作技术咨询和可行性研究、合资开办高新技术企业、支持留学人员回国建立科研和教学基地或回国创业等科技经济紧密结合的多渠道多形式的方式。合作与交流的领域除传统技术、基础学科以外，还函盖了生物技术、空间技术、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激光技术以及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技术领域。一些国际性的大科学研究项目和欧盟的科学研究计划中的研究项目，已开始吸收我国科研人员参加。
近几年来，在对外交往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国际科技合作。江泽民主席在1994～1997年参加了4次APEC领导人会议，有3次专门就科技合作提出倡议，受到与会各国领导人的欢迎。有关倡议在会后都得以实施，使得科技合作被成功地纳入了APEC合作，丰富了APEC合作的内容。随后成功进行的各项科技合作活动，不但加深了我国与APEC国家的关系，也提高了我国的地位。
积极务实 形式多样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不仅是我国高新技术创新和发展的基地，也是对外合作和开放的重要“窗口”。我国先后将10个高新区批准为对APEC开放的科技工业园区，以及批准8家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为国际企业孵化器试点。1999年高新区企业出口创汇达119亿美元。
国际科技合作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受到更多的重视。中美两国政府经过4年多谈判，分别于1991年4月和1992年1月对科技合作协定和贸易合作协定中的知识产权问题达成了协议。我国与日本、瑞士、俄罗斯、欧共体等一些国家和组织的合作项目协议中也有了保护知识产权的条款。政府还陆续修改或制订了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和行政法规。
跨国合办研究开发机构是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经济合作一体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国际科技合作深化的表现。90年代以来，已有美、日、德等14个国家到我国来合资或独资开办科研开发机构，其中有IBM、微软、英特尔等许多国际著名跨国公司，专业涉及电子、通信、新材料、生物技术等领域。
1994年6月，国务院批准了外经贸部、国家科委、国家经贸委《关于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优化外贸出口商品结构的若干意见》。1999年初，科技部和外经贸部共同开展了“科技兴贸”工作，制定并开始实施《科技兴贸行动计划》。目前各部门和地区正在积极贯彻落实这项行动计划。
1992年环发大会以来，我国环保系统加大了国际环境科技的合作力度。我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及国际机构开展的环保合作项目呈逐年上升趋势，今年以来就已达到十几个合作项目。中科院通过国际合作为改变西部自然环境作出了实质性工作。中科院与日本科技厅和8个研究所、4个大学开展了防治沙漠化的合作研究，几年来双方有260多人次进行了交流，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等实验区已建成了中国沙漠化区域发展的典型，并得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表彰。中科院通过与日本JICA渠道合作，完成了草炭绿化荒漠项目的合作，合作结果增加了实验地区植被覆盖率，同时生产出了绿色食品，为改善西部土壤荒漠化打下了一定基础。
回国创业 热情高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32万人通过国家公派、单位公派、自费等多种渠道出国进修、合作研究或攻读学位，目前已有11万人回国创业和工作。北京、上海、天津、苏州、西安等地纷纷建立专门的留学人员创业园，提供优惠条件和优质周到的服务，吸引在海外的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到1999年，全国共建立了近30家留学人员创业园，在孵企业500多家，参与的留学人员逾千人。国内的形势还吸引了暂时不能回国的留学人员，他们通过短期回国讲学、工作、交流信息、技术服务等多种方式为国服务。
各部门、各地区贯彻国家的“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在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和为国服务等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创造了很多条件。中国科学院曾对90个研究所进行过统计，1990年以来，以回国留学人员为主开辟的新学科有184个，有530个优秀留学人员成为学术骨干或学科带头人，有219人担任所级领导，占所级领导人数的53％。教育部也对部属高校中工作的留学回国人员进行过统计，担任正副校长、两院院士、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工程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以及正教授的已超过50％。卫生部对获得世界卫生组织（WHO）奖学金的回国人员进行统计，有1／3的人获省部级以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和享有政府特殊津贴，并在国内外学术团体中任职。国内的大好形势也吸引了暂时不能回国的留学人员，他们通过短期回国讲学、工作、交流信息、技术服务等多种方式为祖国服务。
国际科技合作在我国政治、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和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我国对外开放的力度还会不断加大，对外科技合作必将进一步深化、拓展，将为我国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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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以积极姿态走向世界
科学技术部部长 朱丽兰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江泽民总书记的论断，科学、准确地把握了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和时代特征。当前，企业的竞争、产业的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集中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在国际上，科技实力的强弱已成为决定经济、军事、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基础。科技发展水平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人类正在经历一场全球性的科学技术革命。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等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正演化成一场世界范围内的产业革命。以科学技术和重大技术发明为特征的原始创新异常活跃，提供了现代技术革命约90％的成果，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速度日益加快，为整个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即将过去的20世纪，是科学技术空前辉煌和科学理性充分展示的世纪。基于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和思维科学等的突破性进展，人类创造了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科学成就和物质财富，并为世界文明进步实现新的飞跃奠定了坚实基础。科学无国界。科学技术是在人类共同努力、相互交流中发展起来的。特别是今天，学科之间相互交叉渗透，研究向宏观和微观两极纵深发展，一些大科学研究项目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环境、大气、海洋、人类健康等领域的研究，都越来越需要各国科学家共同参与。
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中国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进一步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中国将积极支持和推进我国全球性和区域性科学研究与高新技术产业化合作网络。努力创造条件支持科研单位、大学、企业参与国际合作。在中国国家级重大科研计划和科技研发基地建设中，实行对外开放，吸引国外科研机构和科学家参与中国的基础研究计划和高技术研究计划，作为对国际经济发展、资源消耗负有责任的人口大国，中国积极支持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国际合作。中国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通过人员培训、技术援助等合作形式，继续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科技能力建设。
展望未来，21世纪将是一个“大竞争和大发展的世纪”。一方面，围绕抢占经济、技术制高点的“无硝烟的战争”将在全球范围内全面展开，而且将比20世纪更加激烈；另一方面，大竞争将促使各国在制度、政策、体制等方面相互借鉴、相互促进，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股推动科技更加快速发展的巨大动力，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机遇。（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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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美协作 建成电子对撞机
张志勤
1979年1月31日，中国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和美国能源部部长施莱辛格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订协议，双方决定在高能物理领域进行合作。这项合作促进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
自《协议》签订以来，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先后共召开了20次会议，签订了20个中美高能物理合作计划，合作项目累计达到491项，根据实际工作中发展的需要，共执行了253项，被视为中美两国政府在执行双方签订的中美科技合作协议中的一个典范。
50年代初期，一些在海外学习高能物理的学子回国，着手组建自己的我国高能物理队伍，培养新中国自己的科技人才。十年动乱，进一步加大了我国与国外的差距。为圆满完成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这一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中方先后派出100多名科技人员到美国FNAL、SLAC、ANL、BNL、LBL五个著名高能物理实验室学习。为培养高能物理实验人员，在对撞机建成后马上开展物理实验，30多位高能物理学家被派往美国10几所大学进修，他们都圆满完成了各自承担的任务。
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计划被政府批准后，由21人组成的总体设计考察组在SLAC工作了3个月，短短3个月，考察组就完成了BEPC和北京谱仪（BES）的初步设计。1984年开始动工，1988年BEPC／BES建成并随即开始进行实验。中国高能物理事业取得的成就，吸引了一批在国外留学和工作的优秀人才回国，成为高能物理事业各学科的骨干。
BEPC所造就的这支科技骨干队伍，将迎接21世纪高科技的挑战，肩负起建造BEPCI1，BESIII和第三代上海同步辐射光源预制研究的任务。
根据中美高能物理合作计划，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科学顾问、SLAC前所长潘诺夫斯基教授，每年来华访问一到两次，帮助解决出现的重大技术和管理问题。根据他的建议，一方面我们抓紧工程建造，另一方面着手进行物理实验的准备工作，先后召开了对撞束物理、桀物理和同步辐射应用方面的工作讨论会，为最近几年取得的丰硕物理成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还借鉴美国国家实验室的管理经验，顺利地解决了从建造向运行和物理实验的过渡，成功地开展了物理实验以及对撞机和探测器的性能改进.到目前为止，BEPC的亮度比最初增加了2倍因子，建成用于同步辐射实验的11条光束线。
BEPC建造成功，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在国际加速器界的地位和声望，国际上不少研究单位纷纷主动提出与我合作。
（本版照片均由科技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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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南合作 中巴卫星游太空
徐离永
1999年10月14日11时16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地将中国和巴西联合研制的”资源一号”地球资源遥感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与巴西在航天技术领域的首次合作。
2000年3月2日，“资源一号”卫星经过130多天的在轨测试和试运行，在北京正式交付使用，从而结束了我国没有陆地资源卫星的历史，标志着我国资源卫星研制技术达到国际90年代先进水平，应用卫星和卫星应用技术又上新台阶。”资源一号“卫星在我国卫星研制史上创造了多项”第一“：我国第一颗高速传输式对地遥感卫星，第一颗和国外联合研制的卫星，第一次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合作，我国卫星研制史上携带有效载荷最多的卫星。
中国的地球资源卫星计划起步于80年代中期。1987年，中国原航天部领导和专家访问了巴西。巴西政府对中国正在研制地球资源卫星表现了极大的兴趣。接着，巴西空间研究院代表访华。经过会谈，双方一拍即合，表示愿意共同研制地球资源卫星。从那时起，双方人员频繁来往。中巴两国同属发展中国家，又同是资源大国，虽然制度不同，但共同的利益把两国连在了一起。
1988年3月4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与巴西空间研究院在北京签署了中巴联合研制地球资源卫星的工作报告。在此基础上，1988年8月22日，中巴两国外长在北京签署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巴西空间研究院关于联合研制中巴地球资源卫星的协议书。双方确定了项目委员会主任和项目负责人。至此，被命名为中巴地球资源卫星（CBERS，我国又称资源一号）的合作项目拉开了序幕。
中巴联合研制地球资源卫星，不仅对于中国和巴西两个资源大国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开创了第三世界国家间在航天高科技领域开展技术合作的先例，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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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俄携手 深海试验机器人
俞金良
研究深水机器人是我国在八十年代末期提出的战略目标。此前我国在有缆水下机器人方面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就总体而言，我国当时已经具备了研制深水机器人的能力基础，但是如果我们不借鉴国外经验和引进必要的部件和材料而完全“独立自主”地进行研制，则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和较多的经费。
中俄双方于1991年10月签订了关于合作开发的“CD－01”6000米自治水下机器人的合作。在双方的合作中，中方从俄方得到了我国尚不能生产制造的材料和部件，例如耐高水压的高分子浮力材料等。中方专家学到了许多有用的经验。为了安装、调试和试验，俄方多次派专家来华工作，俄方专家还接受了中方的邀请，两次参加了太平洋深海试验和试验应用工作。
“CD－01”6000米机器人的深海试验是件风险极大的工作，试验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机器人本身的技术状态，还和试验船的船况、船员的素质、气象海况以及组织指挥都有很大关系。由于俄方专家进行过多次深海试验，因此俄方的经验对中方安全、顺利地完成“CD－01”的试验和应用起到了重要作用。
双方的合作是十分融洽和真诚的。俄方来华工作的专家的素质很高，他们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在海试中，尽管他们是客人，可无论任何工作他们都是主动地帮忙。即使是与机器人的试验、应用无关的事，只要需要，他们都主动地干，例如船上的发电机坏了，两个俄罗斯专家放弃休息时间下到高温的机舱协助检修。在工作上和生活上，中方对来华工作的俄方专家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亲切的关怀，向他们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向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电子器件、接插件、电缆、计算机、电子仪器及部分技术资料。
双方经过三年的努力，于1995年8月完成了深海试验考核，海试证明“CD－01”达到了预定的性能和技术指标。双方的合作是友好的和成功的。基于这一基础双方都愿意将这一合作长期保持下去。目前双方在研制新型6000米水下机器人的工作中仍在继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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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走出国门 杂交稻享誉世界
王力
科学技术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在我国与外国广泛开展的科技合作中，交流也是双向的。我国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就是走出国门，为世界许多国家创造了财富的成果。
1964年原湖南省安江农校教师袁隆平曾设
想通过选育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配套，以达到用于生产的目的。为此，他就开始在稻田中寻找自然不育株，结果从栽培稻洞庭早籼、胜利籼及矮脚南特等品种中找到了一批能遗传的自然不育材料，到1969年起，育成具有一定保持能力的无花粉型南广粘雄性不育材料，但未找到相应的保持系和恢复系。后来他想从野生方面来培育细胞质雄性不育系。1970年他的伙伴终于在海南岛找到了一株野生稻败育株，以此为母本进行一些品种杂交并连续回交。
随着制种技术不断改进和水稻增产需要，我国杂交稻推广很快。1974年试种6.7公顷，1975年发展到370多公顷，1979年达496万多公顷，1981年达500多万公顷，1990年达1500多万公顷，以后基本稳定。杂交稻平均每公顷产量逐步增加。1976年4740公斤，1981年5300多公斤，1988年6650多公斤，1993年6670多公斤。近几年来，“二系”法杂交稻正在迅速发展。1996年制种面积4000多公顷，1998年全国“二系”杂交稻种植面积超过40万公顷。
我国杂交稻的利用与推广的成就，引起了国际农业界关注，推动了一些国家农业科技人员对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研究和生产应用的发展。1980年3月中国杂交水稻作为一项专利转让给美国西方石油公司下属的园环公司，1981年6月又转让给美卡捷尔种子公司。80年代以来，国际水稻研究所在中国进行水稻包括杂交稻的合作研究。目前美国、墨西哥、巴西、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尼日利亚、赞比亚、埃及、阿根廷、澳大利亚以及日本、越南、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孟加拉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进行杂交稻研究。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水稻研究所也把推广杂交稻技术作为全球大米增产的一项战略计划。1981年在中国湖南长沙合作建立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共举办了12期国际杂交水稻培训班，培训了来自20个国家的200名左右的农业科技人员。在中国的技术帮助下，越南和印度的杂交水稻发展起来。1998年越南种杂交稻达20万多公顷，印度为10万多公顷，一般比当地良种每公顷增产1－2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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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专家就涝渍地的水分状况开展合作研究。图为专家们在田间进行观察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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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家将美洲拟鲽抗冻蛋白基因导入番茄中，使番茄品质得到显著改善。图为科学家在试验田中观测转基因抗寒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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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4月7日，我国长征三号火箭成功发射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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