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治学漫笔
做学问的三个基本方法
□张岱年
学术有许多门类。简言之，有哲学，有人文社会科学，有自然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又分许多学科。学术的总目的是追求真理，追求对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正确认识。各门学科各有一定的方法，彼此不同；但是各门学科也有一些基本方法是彼此相同的。一切学术的基本方法可以说有三个，一为思与学的统一，二为知与行的统一，三为述与作的统一。
孔子曾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到现在还是正确的。学是接受已有的知识，思是独立思考。学而不思，只知接受已有的知识而不进行独立思考，则将迷惘而无所得。思而不学，不接受已有的知识，则将陷于荒谬。研究学问，一方面要继承前人已经达到的成果，另一方面又要从事独立思考，发前人所未发，取得新的成果。学是基础，思是在学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独立思考，以达到前人所未达到的更高境界。时至今日，前人做出的成果已有很多很多。然而宇宙万象是无穷无尽的，人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认识亦尚待提高。因此，思与学都是没有止境的。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曾讲“知行合一”，知是认识，行是实践。知行合一即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又是判断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王阳明的“心外无物”的唯心论是错误的，但“知行合一”还是正确的。应该承认，“知行合一”是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研究学问，应该从实际出发，最后更要以实践加以检验。自然科学以实验室的实验为依据，社会科学的实验则复杂得多。
述与作的统一即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孔子自谓“述而不作”，墨子则主张述而且作。在这个问题上，墨子是正确的。文化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创新。对于前人已经发现的真理，必须加以继承。不了解前人已经达到的成就，也是一种盲目性。学亦称为学问，这个“问”字有重要意义，治学只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称为真学问。如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是有所创新。创新即是提出新的观点，具有新的发现。宇宙万象复杂繁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无穷的，因而常有新的现象涌现出来。研究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观点，这是学术创新之路。创新是学术发展的关键。
以上三个方法是研究学问的基本方法。遵循这三个方法进行学术研究，就可能取得成果；违反这三个方法，就必定不能取得成果。这三个基本方法是研究任何学问都必须遵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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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访谈
中国近代思潮回眸
——访程歗教授
□本报记者 卫庶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上指出，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样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近代百年思潮的历程，表现的正是中华民族经历了前两次历史性巨变而通向第三次巨变的认识史。这个时代距离今天不远，当年人们所思考的一些课题，有的已经解决，有的仍是需要人们进一步思索并为之继续奋斗的。因此，讨论近代思潮，自然会进一步引发我们探根溯源的兴趣，总结经验的自觉，特别是能够加深我们对于中国国情和邓小平理论的来源及背景的理解。为此，记者专访了《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一书的主编之一程歗教授。
程歗教授说，我们所探讨的中国近代思潮，是指在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那些特定的阶级、阶层、集团的社会心理、人文观点及其意识形态的总和。
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规定了中国走出中世纪的思想进程同当年西方用人权反对神权的启蒙运动之间具有很大的不同。中国近代思想史对启蒙的要求是在多种问题交织的场景中展开的。中华民族既要勇敢反对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又要明智地吸收来自西方的先进文明；既要捍卫民族独立和自尊，又要克服文明古国沉积下来的负面的心理障碍，剔除民族文化传统中不适应于历史发展的落后成分；既要努力赶上国际社会，又基于本国国情而不需要再重复西方的资本积累的老路。从晚期中华帝国尤其是明清数百年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若干新趋势，到本世纪初期新旧军阀统治下层出不穷的社会危机，都深刻地制约着近代思潮的历路。因此，在探索近代思潮的起源上，我们既要充分把握中国外部条件的变化，更要认真考察中国社会内部的变迁和文化积累。程歗教授认为，可以将近代思潮的主题归结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的现代化。
中国近代思潮的演进，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程歗教授指出，民族抗争、政治变革和思想启蒙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相辅相成地扭结为一体。鸦片战争之后，自乾嘉以来在士林中逐渐形成的经世思潮，受到列强入侵、国门破碎的刺激，发展为形形色色的应对危机、要求改革治世“大法”的论说。士大夫阶层不再把关心政治看作在位谋政的官僚专利，而视为自身应有的职责。但这些议题仍集中表现为一种重建传统帝国的政治—社会秩序的努力。甲午战争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引发了理论危机。无论是经世不变的纲常名教还是半旧半新的道器之辩，都已不能容纳民族救亡和社会变革的内在要求。危机意识促进了思想界一方面继续努力发掘传统文化中积极的可以和时代要求相衔接的因素，另一方面更急迫地向外部世界吸纳思想营养。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的序幕虽由此揭开，其诸种救国方案却又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盟夹击下几败俱伤。
程歗教授认为，从辛亥革命及其余波的失败、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到本世纪30年代中叶，是中国思想界调整思考方向和发生更深刻的分化组合的年代。20世纪初，科学社会主义在各种思想流派的争论中异军突起，是比民权观和社会进化论更具有历史意义的划时代的理论跃进。越来越多的进步知识分子，开始努力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重新认识历史，反思文化，考虑中国的命运。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的深入调查和几乎是同一年代的理论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以及东西方文化的论争，使中国国情这个根本问题进一步明晰化。这些认识成果，构成了毛泽东所创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重要来源。
此后到新中国成立，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开花结果的灿烂阶段。在经济相当落后的中国西北角，在抗日战争的漫天烽火中，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中国最先进的思想文化。这一思想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成为人心所向的思潮。只有到这时，自戊戌、辛亥以来虽历经挫折但仍程度不同地吸引着某些思想者的资产阶级思潮，才最终走向破灭。
最后，程歗教授用“忧患、抗争和探索”来概括这漫漫的百年心路。他说，这个长过程，凝结了几代仁人志士将本土优秀传统和外来先进文化融合会通，将社会变革和思想启蒙互相结合的创造精神。他说，我们现在又处于一个新的世纪之交。在20世纪的上半叶，我们有幸看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获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20世纪下半叶，我们又有幸看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又一次结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取得了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鉴往而知今，在新的世纪，我们坚信将看到再一次结合所取得的更加辉煌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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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通用电气公司缘何成功
□钟淦
如果追溯到发明家爱迪生创立电灯公司，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以下简称GE公司）已有120多年的历史，而且一直保持长盛不衰。近20年来，GE公司更是以每年10％以上的高速度增长，创造了全世界跨国公司的奇迹。1999年，GE公司净利润达107亿美元，销售额达1120亿美元，股票市值达5000多亿美元，位居全球大企业前列。GE公司的成功自然与它所处的美国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密不可分，但也因为它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特别是在管理方面的经验，更值得学习和借鉴。
适应市场竞争的治理结构，从制度上保证了公司政策和运行机制的连续性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真正分离，使GE公司形成了既能放手发展又能自我约束的机制。GE公司作为一家上市公司，股东的社会化程度相当高，其最大股东仅占3％的股份，任何一个投资人都不足以控制或影响GE公司的经营决策。杰克·韦尔奇不是GE公司的最大股东，却肩负起公司董事长兼CEO（总裁）的重任，可以大刀阔斧地施展其改革创新的才能。由于股东社会化程度很高，股东的影响力似乎并没有具体表现，但事实上又无处不在。除了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华尔街每天有成百上千的分析员在研究、分析、点评GE公司的成败得失，从而左右着GE公司股票的涨落。新闻媒体每天都在注视着GE公司的变化，并随时向公众披露。他们在客观上无时无刻不在维护着股东们的利益，监督着经营者的一举一动。在GE公司董事会的16名成员中，外部董事占了13人。董事会只负责前瞻性决策和CEO的选择与考核，其他经营决策的权力完全集中在CEO手中。这种股东不直接干预经营，经营者放手经营，监督者（投资者以及客观上代表和维护投资者利益的社会力量）关注经营的三角格局，为GE公司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体制基础。
有明确的价值观和激励员工实现这一价值观的动力机制。在GE公司，从韦尔奇到一般员工都有共同的价值观，其核心是：千方百计实现利润最大化，为股东创造价值。公司所有的制度都是服从和服务于股东利益最大化这一最高目标的，不会互相牵制和抵触。以此为中心，公司建立了与之相配套的用人制度、激励制度和评价制度。董事会考核韦尔奇，一看增长；二看效率；三看战略举措；四看人才培养与发展。韦尔奇考核下属，同样采用业绩这个尺度。公司的激励措施也非常到位。韦尔奇除拥有GE公司持股权及每年2000余万美元的年薪外，根据业绩还有相当可观的花红。而对员工的激励，则根据不同岗位、不同贡献情况，采取包括提升、奖励持股权、发放奖金、换岗等多种奖励形式。同时，对不能创造价值、不遵守公司纪律、道德品质有问题的员工则可以随时解雇，这又形成了一种有效的反向激励。简洁的目标，简单量化的考核评价方式，到位的激励措施，使公司的动力机制环环相扣，后劲和活力生生不息。
有一个把职业道德、人格魅力、管理艺术融汇于公司发展的CEO和精干高效的领导班子。GE公司领导班子的特点：一是高效。GE公司有庞大的资产，广泛的经营范围，广阔的市场领域，而其最高层经营班子仅有三个人，总部机关只有四个部门。GE公司正是通过减少和简化公司运行的层次和流程，减少了企业中的官僚作风，提高了运营效率。二是班子成员知识层次较高。他们思维方式接近，信任度高，协调容易，摩擦力小，工作效率自然大大提高。三是分级授权真正落到了实处。CEO和他的班子只管自己该管的事。韦尔奇只管重大决策和人事变动，他把50％的时间用在培养、观察、考核干部和发现、用好人才上。四是韦尔奇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和高超的工作艺术。他长远决策的眼光和面对现实的实践能力、作决策时的民主和推行决策意图时的坚毅、裁减冗员时的无情和平常“便条”式的感情激励，使他成为GE公司的灵魂和核心，感召着员工始终保持旺盛的永争第一的精神。五是美国社会CEO阶层的激烈竞争促使韦尔奇和他的同事们全身心地工作。韦尔奇并不是GE公司的大股东，为什么会为GE公司的发展呕心沥血，殚精竭虑？首先，按人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都有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希望自己能成功，受世人景仰。其次，美国社会有一个CEO阶层，CEO们都有自己的价码。这个价码是他的业绩赋予的，是市场决定的。因此，每个CEO都十分珍惜自己的声誉，努力创造良好的业绩，以提升自己的身价；否则，一旦经营失败，就会身价大跌，直至失业。所以，像韦尔奇这样的企业家，既是在为公司拼命，也是在为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拼命。
独具特色并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和管理艺术
管理既是一门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也是具有很强个性的艺术。每个企业家都须根据各自企业的情况，根据自己的知识、能力和偏好，采取相应的管理方法。GE公司的一系列管理方法在实践中成效卓著。
既区别于高度集权又区别于高度分权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有两个特点：一是战略性决策和日常经营性决策分离。公司总部不直接参与下属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而主要负责研究和制定公司发展战略，并通过内部资源的配置，保证这一战略及年度计划的实施。二是总部在财务、人事、信息、技术等方面实行高度集权。下属21个业务单位的利润除GE金融集团可以自留30％以外，其余单位全部上交总部。资金高度集中，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保证了高度集中的决策能够实施。这两个特点在GE公司的组织结构和权力配置中得到充分体现，一切资源配置均服从于GE公司的整体利益。
人、财、物的良好流动性。人、财、物是企业的三要素。GE公司对于人可随着业务变化进行相应配置，雇员随时增减，领导人员可以大跨度调动；对于资产，根据经营情况区别对待，好的、有前景的及时吃进，劣质资产及时处理，使资产状况保持最优；资金保持高速流动，年周转次数超过11次。公司的庞大资金在全球各地滚动使用，当地下班封账时，账上闲置资金几乎为零。
独到的用人观念。首先，对一把手的选择相当慎重。在重个人品质的同时，重管理而不重专业，重业绩而不重员工口头评价。经过广泛筛选后，逐步缩小范围。入围后再有意识培养，但不到揭锅时不最后宣布人选。其次，选人标准明确，即有活力、有凝聚力、勇于迎接挑战、作风扎实。第三，用人标准简化。在GE公司，所有的人被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德才兼备的，留用或提升；第二类是德好才不足的，再给一次机会，培训后再试；第三类是德不好的，这样的人即使有才也解雇。德就是对GE公司始终如一的诚信。这种简洁的用人标准，大大提高了用人效率。第四，注重挖掘每个人的潜力。强调每个层次、每个岗位上的人，都能提出本岗位的问题及解决办法，然后自己去解决。第五，重视有针对性地培训管理层。韦尔奇致力于把GE公司办成一个学习型组织，每年斥资8亿美元用于培训，不经过GE公司总部培训的人不能得到提升。GE公司的许多管理风格和技巧就是在培训期间的研讨、辩论、启发、激荡中创造出来的。
高标准的质量管理。GE公司实行6sigma（6个西格玛）管理标准。6sigma是一种测量每100万次谨慎操作中所犯错误的计量单位，达到6sigma目标表示99．99966％合格，也就是说，每100万次操作只发生3．4次失误。这个标准贯彻落实到GE公司在全球的各个角落，所有员工都必须接受相关培训，没有通过培训的不能提升。6sigma管理标准的推行，使GE公司在客户中的诚信形象迅速上升，效益也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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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过程
孟庆仁在《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性的”事业是一个过程》一文中指出，列宁提出了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并探讨了一国怎样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性事业的实现过程由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开始，首先在一国或几国取得胜利，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建成社会主义，再到世界多数国家建成社会主义，最后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最终胜利，全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关键的一环。在千年之交的重要时刻，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充分认识社会主义作为世界性事业的实现是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树立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观念，不论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顺利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摘自《哲学研究》200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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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二十一世纪不只是“亚太世纪”
唐任伍在《“亚太世纪”是否真的来临》一文中指出，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中心，这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21世纪是否只是“亚太世纪”，或者说只是“太平洋世纪”，理论界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见解。实际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都无法单独承担起世界经济发展中心的重担。21世纪决不只是“亚太的世纪”或“美国”的世纪”，21世纪将是由太平洋两岸和大西洋两岸同时牵动的“全球的世纪”。
（摘自《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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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共产党宣言》与全球化
□张立波
近日，在《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文版问世80周年之际，北京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在京联合举行了“《共产党宣言》与全球化”学术研讨会。有关专家学者60余人参加了会议，德国艾伯特基金会、特里尔马克思故居研究所向会议发来贺信。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宣言》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宣言》的问世为现代社会的发展道路树立了一面新的旗帜。《宣言》塑造了20世纪的世界格局，20世纪的世界格局又塑造了《宣言》当今的形象。这主要表现在一些国家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使千百万劳动大众的政治经济地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使在社会主义力量没有掌权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也迫使资产阶级政权作出重大让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随着现代社会生活的发展，《宣言》将不断发挥出新的思想魅力。
150多年后重读《宣言》，会发现超前反映全球化趋势的世界观是《宣言》在唯物史观理论上的“新大陆”。与会专家学者指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终将必然冲破私人资本垄断的狭隘桎梏，走向共产主义，与此相应，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如何把握世界性与民族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问题。
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来说，《宣言》的内容始终是开放性的。《宣言》的思想与中国的实际发生过三次重大结合：第一次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表现为《宣言》的价值观与救亡图存运动的结合；第二次发生在建党以后的民主革命时期，表现为《宣言》的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第三次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表现为生产力观点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的结合。与会专家学者指出，邓小平理论立足于全球化趋势的新发展，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宣言》中的世界历史理论，提出了既超越“两个世界市场平行论”，又超越西方“发展中国家依附论”的“全面自主的开放观”，即世界整体观；现代科技革命观；时代主题观；多极化与整体化对立统一的世界格局观；全面开放观；独立自主、循序渐进、稳健可控的开放观；现代化、全球化与民族化、中国化的对立统一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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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岂之
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来自中、日、韩、新加坡、美、德、英等国学者120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的中外学者重点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经济全球化的内在文化现象。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现实，任何国家都不能对它采取回避的态度，所能考虑的只是如何清醒地估计局势，正确地作出应对。信息时代的许多经济产品也是文化产品，除了影视、音乐和图书等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产品，服装业、餐饮业和旅游业实际上也成了文化产业和文化传播的一部分。经济全球化本身就包含有经济和文化的不可分割性。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有学者提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建立现代经济结构。我国要实现现代化，需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机制，要用法律和文化来协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体现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统一的科学技术体系及教育体制等，所有这些都不能离开世界。因此，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的走向，其实质是中国实现现代化与世界关系的大问题。
对当前世界经济、文化中一个现象的思考。有学者指出，可以看到，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在文化传输中占有强势地位。如果用国际政治学语汇“霸权”这个词，则说明美国霸权的特点不仅在经济和军事等“硬权力”方面，而且在它的生活方式、大众文化等“软权力”方面，人们不会有更多的异议。遏制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必须实施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战略。同时，应善于吸取世界优秀文化，使自己的民族文化得到创新和发展的营养。因此，在21世纪，我国特别需要一大批有世界眼光的兼通中外文化的学者。
与中华文化走向有关的问题。与会者谈到了中华文化“认同”的标准和尺度问题，认为这个标准和尺度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这是100多年来人们饱经忧患和痛苦得出的结论。只有建设一个富强文明的中国，才能为中华文明的认同提供坚实的基础。这是中华民族的强大的精神凝聚力，是中国人所需要的成熟的爱国主义精神。关于文化的民族性和文化的世界性问题，与会者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民族性，有个性，人类文化在个性中又含有一些共性，从而使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成为可能。
此外，与会学者还对关于中国独特的民族主体文化、在文化问题上的“拿来主义”和“送去主义”、经济估量与广义文化估量的结合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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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年是北京天坛建成580周年。图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北京天坛祈年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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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经济是什么》
□贾雨
吴宗熿主编的《经济是什么》一书，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的最大特点是以满足社会需求为起点来阐述经济问题，认为需求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不断增长的；增长是质的无限性与量的有限性的统一；质的无限性是质的多样性与层次性的统一。
关于第二个特征，作者认为：第一，人的需求具有“质”和“量”两种性质。所谓需求的“质的无限性”，是指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是不断增长的，要求产品的质量、功能、档次不断提高，花色品种不断增加，因而产品不断更新换代、日益丰富。然而，人们对质相同的东西的需求量是有限的，供给量少于需求量就会发生短缺，供给量多于需求量就会出现产品积压、生产过剩甚至引发经济危机，这就是需求的量的有限性原则在起作用。
第二，“量有限”和“质无限”可以相互转化。当一种产品的数量基本上能够满足需求之后，人们就会追求该产品“质”的提高和改进，并且要求不断研制出新的产品，这是“量有限”推动“质无限”的变化。当一种新的产品（新的质）刚出现的时候，它必定是稀少的。人们努力增加这种稀少产品的生产，这就是“质无限”推动“量有限”的变化。产品质量的改进，必须依靠科学技术。所以，“量有限”和“质无限”的相互转化，不断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推动经济的发展。
关于第三个特征，作者认为，需求多样性是有序的（有规律），具体反映在需求存在着不同层次。按照对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来排列，需求可分为生理需求、精神需求、生产需求等。需求还可分为潜在需求和现实需求、主导需求和派生需求、绝对需求和相对需求等不同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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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全球战略大格局》
□苏训
陆忠伟任总策划的《全球战略大格局——新世纪中国的国际环境》一书，最近由时事出版社出版。
该书较为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十五”计划期间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中的一些重要因素和问题，以及当前国际关系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现象和新问题，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和预测。如对今后五至十年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发展的评估和预测；美国未来五至十年全球战略的走向；今后五至十年中国的国际环境与对外战略；“十五”计划期间我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未来五至十年世界地缘政治战略格局与中国面临的亚太安全环境；当前世界主要民族宗教问题的现状与趋势；等等。该书的出版，将有助于开拓视野，促进人们对今后五至十年国际环境与国际问题的研究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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