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人物纪实)
专栏：
大孝为国是此心
——六十三年前朱德的一封信
王家淼
历史对现实的对话与对比，最能启发人们的反思与前瞻。1937年，当斯诺的《西行漫记》首次问世之后，全世界关心中国问题的人都被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共产党的领袖集体及红军部队所具备的东方魅力所震撼。遗憾的是，堪称大手笔的斯诺对红区只进行了四个月的采访。人们对《西行漫记》所披露的闻所未闻的第一手资料在阅读惊喜之余又开始嫌其少而憾其略。继斯诺之后，另一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又开始了对朱德和八路军的采访与报道。1937年的最后一个夜晚，朱德是在山西省洪洞县马牧村听史沫特莱介绍国外报刊对中日最新情况与新闻分析的谈话中，同她一起度过的。就在此前一个月的11月29日，也是在洪洞县，朱德给他在四川的好友戴与龄写了一封虽然只有三百字，却交织着国事家事、既报国又孝母的信《致与龄》。不久前，我在山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看到了这封信的手稿复制品，全文如下：与龄老弟：
我们抗战数月颇有兴趣。日寇虽占领我们许多地方，但是我们又去恢复了许多名城，一直深入到敌人后方北平区域去，日夜不停的与日寇打仗都天天得到大大小小的胜利。差堪告诉你们，昨邓辉林、许朋扬、刘万方等随四十一军来晋已到我处，谈及家乡好友，从此话中知道好友行迹，甚以畅快。更述及我家中近况，颇为寥落，亦破产时代之常事，我亦不能再顾及他们。惟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来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贰佰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我又函南溪兄〔寄〕贰佰元，恐亦靠不住，望你做到复我。此候，近安。
朱德 十一月廿九日于晋洪洞战地
这封信的写作背景是这样的：1937年9月16日，八路军总部到达陕西省韩城县芝川镇，决定在这里渡过黄河进入正燃烧着抗日战火的山西大地。朱德在总部出发前一天给四川的家属写了一封信，这是朱德十年来第一次写家信。他知道因为自己参加革命株连了家属。究竟情况怎样？正所谓十年生死两茫茫。他在这封信中既表达了革命者的高尚情操，又急切地追问着自己的亲人何在与十年来的家事苦况。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别久甚念。我以革命工作累及家属本属常事，但不知你们究受到何等程度？望你接信后，将十年情况告我是荷。理书（二哥之子）、尚书（大哥之子）、宝书（即朱琦，朱德之子）等在何处？我两母亲（生母和养母）是否在人间？……近来国已亡三分之一，全国抗战，已打了月余。我们的队伍已到前线，我已动身在途中。对日战争我们有信心并有把握打胜日本。如理书等可到前线上来看我，也可以送他们读书。我从来没有过一文钱，来时需带一些钱来”。这个月的下旬，他又写了一封家书：“理书、尚书、宝书、许明扬（朱德的外甥）等现在还生存否？做什么事？在何处？统望调查告知，以好设法培养他们上革命前线，决不要误此光阴；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我们的军队是一律平等待遇，我与战士同甘苦已十几年，快愉非常。因此，无论什么事都好办……我为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一个多月后，外甥许明扬等随四十一军来到山西，告诉朱德家里人因他参加革命而遭受迫害，家中经济非常困难，所幸生他养他的两位母亲还健在，但这一年又是荒年，于是朱德写了上面那封致与龄的信。
当音讯全无、生死两茫茫的时候他是多么急切地想知道亲人怎样、家事如何；而当亲人来到身边带来的消息却又是忧多乐少。两位年届八十的生母、养母虽然健在却又遇到荒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的威胁。虽身为八路军总司令，却因身无分文，连寄钱尽孝的能力都没有。此信研读到此令人感到真是二百元难倒了总司令，于是只得求助川中好友了。信中充满了信赖与厚望。信结尾处的“望你做到复我”，其言外之意是：你一定要把钱寄到再给我回信，而且借钱的时候就宣布“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做捐助吧”。朱德的第三位妻子叫陈玉珍，四川南溪人。“我又函南溪兄”是指又给陈玉珍写信嘱她寄款，但又担心她可能也没有这财力，因此把能寄钱的主要希望还是寄托在戴与龄的身上了。
信中多次提到两位母亲，生母和养母，这使人不能不去追溯朱德的家世。1886年12月1日，朱德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李家湾的一个佃农家里。朱德的生母钟氏（1858—1944），从小生长在极端贫困、社会地位十分低下的流浪艺人家里。钟氏十九岁嫁到朱家，数十年如一日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煮了全家的饭，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挑水、挑粪，生朱德的前几分钟还在灶前煮饭，朱德呱呱落地之后，她又起身接着做饭。钟氏生有十三个子女，由于生活艰难，有五个刚刚生下来就被溺死。朱德在两岁时被过继给大伯父。大伯父因无后代，遂领养朱德为嗣。这样朱德又多了一位养父和养母。钟氏晚年知道自己的儿子担任了八路军总司令，仍不辍劳作，自食其力。她唯一所求就是在有生之年能见儿子一面，因处于抗战时期，朱德身负重任，钟氏未能如愿。1944年2月15日，以八十六岁高龄辞世。朱德母亲去世之后，蔡畅在延安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说，朱德母亲的模范行为是妇女界的光辉榜样。1944年4月10日，延安各界一百多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的挽联是：“八路功勋大孝为国，一生劳动吾党之光。”毛泽东的挽联是：“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中共中央党校的挽联是：“唯有劳动人民母性，能育劳动人民领袖。”钟氏去世之后，朱德十分悲痛，百忙之中写下了《母亲的回忆》，发表在1944年4月5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上。几十年之后，一名外国记者问朱德：“您一生最大遗憾是什么？”朱德回答说：“最大的遗憾就是在老母逝世前连一杯水都没倒。”然而，老母若是地下有灵，是定能原宥儿子的遗憾的。
朱老总一生至诚坦荡。
大孝为国是此心，信矣哉！
第7版(人物纪实)
专栏：大地之子征文
西土如梦也如金
——迪庆香格里拉
汤世杰
对于非西部的人来说，西部自古都充满梦幻。云南就有过许多不同的称呼，从“瘴疠之区”、“蛮荒之地”，到“动物王国”、“植物王国”，再到“彩云之南”，无不透出不同时代不同的人们对它的不同估价。但我更喜欢“梦幻云南”这个名字。
然而，西部自身也有梦幻！如梦如幻的云南，就孕育、催生着人们心中的梦幻。这梦幻一经点化，便可成金。我所知道的迪庆香格里拉的故事，就是一例。如今由昆明经大理、丽江至迪庆香格里拉，已是国家旅游局公布的十二条黄金旅游线之一。几年前默默无闻的迪庆，因“迪庆香格里拉”而声名鹊起，而迪庆香格里拉的寻访与认证，正是源于某种梦幻。
香格里拉，先是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梦幻。从1933年其长篇小说《失去的地平线》问世以来，世界性的香格里拉寻访热一直历久不衰。九十年代中期，那股寻访之风吹进中国。1995年春天，昆明年轻的旅游工作者孙炯在北京参加全国优秀导游员考评，一道试题指出，“香格里拉”这一英语词汇的真正源头，出自中国西南某一地区的藏族方言。孙炯于是有梦了：“香格里拉”会不会就在云南藏区？1996年春节，孙炯带着那个梦到中甸考察，于大年初三晚遇到时任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委书记的格桑顿珠，简截地介绍了他的思考。格桑顿珠听后强忍住兴奋，请孙炯第二天一早到他家详谈。不久，一个来自新加坡的考察团应邀到迪庆考察，跟着，格桑顿珠与孙炯又率团前往新加坡宣传迪庆香格里拉。回来后，格桑顿珠立即向云南省政府有关领导汇报，省政府迅即决定成立“云南迪庆香格里拉旅游开发工程课题组”，组织众多专家、学者，于1996年10月开始在云南寻找香格里拉。1997年9月14日下午，云南省政府与迪庆州政府在中甸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告“香格里拉就在云南迪庆”，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关注，海内外几十家媒体迅速对此作了报道。如果说历经半个多世纪的世界性的“香格里拉”寻访热寄托了人类对“世外桃源”美好生活的千古憧憬，表达了人类社会崇尚真善美的共同愿望，并在一个崭新的层面上，道出了人类对于大地的崇敬与膜拜，那么，迪庆香格里拉的发现和确认，无疑是对整个进步人类的深深告慰。
据现任云南省民委主任的格桑顿珠回忆，初闻孙炯的介绍，他整整想了一夜。“迪庆”这个名字，是迪庆藏族自治州第一任州长松谋活佛取的，在藏语中，“迪庆”与“香格里拉”、“世外桃源”实为一体———在中国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藏英大辞典》上，“迪庆”一语的注释明确写道：迪庆，即香格里拉（Sangri－la）。格桑顿珠那时立即意识到，一个与由他代表迪庆州提出的“把迪庆建成中国最好的藏区之一”这一目标相关联的重大事件，正在发生。早在1994年，格桑顿珠就有了那个思路，随后他多次阐述过他的想法，得到云南省负责同志的首肯。在那之前三个月的1995年11月，他那篇近六千字的论文《把迪庆建成全国最好的藏区之一》刚刚发表，那正是一个有关迪庆藏区的梦。在坚信“知名度也是生产力”的格桑顿珠看来，孙炯的思考恰恰在这时出现，意味着迪庆真要起飞了，“香格里拉”正是为古老的迪庆插上的一双美丽而矫健的翅膀。
格桑顿珠是有梦的。在1991年，他就提出应修建迪庆机场，未获批准。人说迪庆连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侈谈什么机场？格桑顿珠并不灰心，坚信迪庆不能循着人家走过的路亦步亦趋，必须顺应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有超前意识，实现跨越式的发展。那段时间和随后的几年里，他一直抓住迪庆机场建设这件事不放。人说迪庆落后，他说正因为落后才应该加快发展。人说迪庆藏区的当务之急是稳定，他说发展、建设才是稳定的基础，而藏区的发展必须改“输血”为“造血”，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做起，以增强迪庆自身的发展能力。他和迪庆州计委主任李承宗数次到省里，上北京，以他们的坚韧不拔和聪明才智，找有关部门磨嘴皮，讲道理，一个个地盖章、签字。就在启动寻访迪庆香格里拉的同时，迪庆机场的建设终获批准，并于1999年5月正式建成通航。这就在西部大开发热潮中为迪庆藏区的发展多赢得了几年宝贵的时间，为从根本上改变迪庆落后的“木头财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找到了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规模化的替代产业———旅游业。仅1999年，迪庆香格里拉的旅游人次就达一百八十万，旅游总收入达三四亿元。
格桑顿珠对迪庆藏区的种种梦想，缘于那片土地，最后也落实在那片土地，就像从那片土地升腾而上的云霓，最终要化成雨水滋润那片土地一样。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要敢想、会想，就是要善于从自身的经历中，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中，去吸取智慧和力量。格桑顿珠是这样，为迪庆香格里拉的开发作出了贡献的中甸县委书记齐扎拉以及迪庆的许多干部也是这样。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意识到，对像迪庆这样属于中国西部的落后地区，必须采取开发、建设的积极态度，不能靠，不能等，要开动脑筋去想，鼓足劲头去做。他们的思考是朴素的，却与“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不谋而合。而孙炯作为一个外来的旅游工作者，或许当初只是为了发现一条新的旅游线路；但此后，当迪庆、中甸在发展中真实地感到了人才的匮乏时，他放弃了出国工作的机会，决然到中甸任负责旅游工作的副县长已两年有余。美丽的迪庆香格里拉之梦，正是在格桑顿珠、齐扎拉、孙炯这样一批人的推动下，在云南省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最终成了现实。
尽管迪庆香格里拉最初是从旅游开发的角度开始运作的，但迪庆藏区的人们要把自己的家乡建成名副其实的香格里拉的意愿，却是坚决的，令人感动的。不要小看了这一寻找与认定，也别小看了“香格里拉”在作为一个文化品牌之外的神奇功能。香格里拉原本就是藏民族传说中的“理想之国”，迪庆高原的有识之士，不过是借助那个传说，在对它进行了现代改造后，以之作为一种形象的目标，用以建设他们自己的理想家园。也许现在，迪庆还与梦幻中的“香格里拉”并不完全相符，但他们的努力，正是要建设一个真正的“香格里拉”。我深信，这个目标是一定能够达到的。
第7版(人物纪实)
专栏：
院士王仲奇
刘贵贤
三年前的那一天，我如约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王仲奇教授的办公室。巧的是，他刚刚收到中国工程院发来的传真———通知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当个院士，谈何容易！王仲奇于六十年代初，打破了发动机叶片的常规成型理论，首次提出叶片三维设计新方法———叶片的弯扭复合气动成型，使叶栅中能量的损失下降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美、英等国将他的论文译成英文，从此在西方国家相继开展了弯扭叶片的研究工作。国内外专家公认王仲奇是这一代叶片的发明人。自七十年代以后，王仲奇发表论文百余篇，从理论分析、实验研究和数值计算等方面揭示了弯扭叶片降低损失的机理，第一次提出了在流道内建立C型压力分布的准则和边界层受控径向迁移的思想，被外国专家称为降低损失的基本理论，并于1993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和光华科技基金特等奖……
真金，永远闪烁耀眼的光辉。
走进哈工大那宽敞的实验室，望着那“雄赳赳气昂昂”的风动机，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他掰着手指给我算账：用新型弯扭叶片每发一度电节省一两煤，全国节省多少，军用飞机采用新型叶片，发动机效率提高了多少，耗油率降低了多少，航天弹用发动机采用新型叶片，效率和推力提高了多少，导弹飞行速度和最大射程增加了多少，几乎都是一串天文数字。
王仲奇的弯扭叶片产生的神奇效益，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而他为此所付出的心血和代价更是无以数计。他横下心来，坚忍不拔地一干就是二十几年，即使“文革”期间被关在“牛棚”劳改时，他还惦记着叶片。十年“牛棚”生活多么漫长！当春回大地时，王仲奇已过不惑之年。他惊愕地发现，世界变化竟是如此之大！有一天，他偶然翻阅一本权威的国外学术刊物，看到自己的名字。后来又发现自己的论文不止一次地被国外同行引用。他太兴奋了！他不禁回忆起当年在莫斯科动力学院留学时的情景。那两年，他全力以赴，日以继夜地投入了“叶片”的研究，终于和导师费里鲍夫一起发明了“弯扭新型叶片”，并合作发表论文三篇。这是一次叶片的革命，它使叶轮机械效率大大提高。如今，国外同行运用这一发明成果，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经济效益，他自然十分高兴。但他想得更多的是：不能躺在旧的功劳簿上，必须再创新成果！正是世界科技的迅猛发展使王仲奇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责任感，而这紧迫感、责任感又化成了一种威猛无比的动力。他带领课题组苦干实干，很快将条件极差的实验室改造得焕然一新。没有资金，这位留苏副博士破天荒地使用“磨的功夫”，以一千五百元的废铁价格将某单位一台价值十几万元的风洞机买进哈工大，接着又奇迹般地建起了三个实验台。风洞实验室的恶劣环境令常人难以忍受，温度总在五十摄氏度，噪音一百分贝。王仲奇像火线上的连长，鼓励大家咬紧牙关拼下去。为了抢时间，有时一干就到天亮，困了就在板凳上睡一会儿……经过十几个春秋的拼搏，历经十八般磨难，终于结出了硕果———“反动度均化原理”、“C”型静压分布准则及叶片侧型面造型新概念诞生了，立即在全世界产生了强烈影响，并迅速在许多国家获得了巨大经济效益。
王仲奇祖籍河北唐县。父亲在县城开个小饭馆，很不景气。姐姐王昆十四岁那年跟随革命队伍走了，八九岁的小仲奇成了家里的主劳力。农忙时去给地主打短工，冬闲时回城里卖烧饼。顶着寒风叫卖一冬，也挣不了几个钱。后来又到北京去卖芝麻，有一次竟被警察抓进了监狱，家里人连忙托门子，好不容易才把他弄出来。七年后，姐姐王昆回乡探亲，见弟弟如此凄苦，抱着弟弟痛哭。王昆哭着对父母说：“我要把仲奇带走！”王昆带着弟弟，一路千辛万苦，来到了张家口。这里真是一个新天地，小仲奇穿上了军装，成了部队文工团会计。除记账外，他还兼司敲锣打鼓，有时也跑龙套。他只觉得是到了天堂，乐得忘记了春夏秋冬。一天，姐姐认真地对他说：“全国就要解放了，没有文化不行，我要送你去学校读书！”仲奇连说：“不去，不去！”姐姐急了：“不读书怎么行？解放了，新中国搞建设需要工程师，你年轻轻的总不能打一辈子锣鼓吧！”工程师是干什么的？仲奇根本不知道。看姐姐从来没发过这么大的脾气，他只好答应了。就这样，他穿着军装进了张家口市立中学，那年他十三岁。他压根儿不知什么叫分数，更不知什么是地理和历史。可经过学习，十七岁时他愣是被保送到哈工大，成了新中国的第一批大学生。同年，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哈工大的教师很多是苏联人，讲课用俄语，来自解放区的仲奇却连一个俄文字母都不懂。令同学们惊讶的是，两年预科下来，他俨然一个莫斯科人了。1960年，他被派往莫斯科留学，没有学位任务，只为充实新建专业救急解渴，但他两年却拿回了副博士学位。获取这个学位，苏联学生需要三年，中国留学生则需要四年。可以想见，他比常人要多付出多少倍的心血和汗水！
生活的磨难、祖国的希望、学校的嘱托都是他的力量之源。而姐姐发着脾气对他喊的那句话——“新中国需要工程师！”也成了他前进的动力。想到这，他从内心感谢他的这位首演“白毛女”的王昆姐姐把自己“推荐”给了革命，又是革命的抚养使他这个不知分数为何物的“红小鬼”成长为今天的院士。
第7版(人物纪实)
专栏：
自由阳光下的跋涉
刘虔
我确信，有一片阳光，人类精神领空里那片最自由的阳光是笃定要属于圣洁的，也属于永恒。而她，我所知道的一个叫陈玄珠的女子，正艰难而又欢快地跋涉在这自由的阳光下……
这是我读了她早些时候的两本诗集和最近出的散文集，读了关于她自学成才的介绍之后，我内心油然而生的一个最原初也是最鲜明的意象。
这意象如新月之东升，清泉之行地。
这意象是美丽的，令人神往的。
因为这意象附着在对文学与美的追求上。
陈玄珠就是这样的追求者，她追求的勇气和轨迹，就是她的书写在纸页上的言说。
正是在她的言说中，她把情感与理智的触手伸展到了生活的许多角落，在许多人所涉足或并非人人涉足的地方做着她自己的心灵之旅，自由之旅。是文学与美的精灵使她聪颖坚执敏锐沉着起来。从“走近科尔沁草原”到“夜行雷州半岛”，从“竹园”听雨到“小镇”观街，从记述“牵牛花”的独特神韵到咏叹“笑从苦寒来”的真谛，或抒情“山月”，或写景“朔州”，时而沉思“眉山”，时而一瞥“大连”……处处展示着她对世界的关注，展示着一颗多情善感的心对生命对生存对生活对生生不息的社会与自然、历史与现实的探秘、拷问、追思，还有焦虑的忧伤、崇敬的叹服，还有种种难以尽诉的领悟与默想。人，因拥有思想而拥有尊严，拥有世间最美的特质。这是人有别于世间万物最高贵的所在。陈玄珠的拥有，也都是我们的拥有。但不能说她的每一次言说都非常精彩非常深邃，也不能说她的每一次言说都很圆润畅达无懈可击。倘能如此，当然是最惬意的了，但这远非一日之功，更非一蹴而就。如同对美的发现与追求是一个过程一样，对美的把握与描述也总是处在过程之中。可喜的是，陈玄珠已经开始了这个过程。而且，从她那不惮艰苦不甘寂寞的跋涉中，我们已经读到了她的真诚，她的奋发，她的目标如一的坚韧。也许，萨特的那句话是最能表达所有钟情于缪斯的人的襟怀的。萨特说：“为了重生就必须写作，为了写作就必须有一颗脑袋，必须有眼睛和手臂。”陈玄珠也不例外，从她身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文学情结和文学器官。有了这，也就有了足以应付长途跋涉中风雨泥泞、曲折坎坷的武器，从而不断地接近至善之境。这正是苍莽人生最壮美的进军，而心灵的自由也将在这壮美的进军中不断焕发重生的勇气。重要的是，心儿已上路，心儿乐在烟岚星雨跫音间。生命由此深邃而丰沛，得以时时获取庄严的新证。这种重生的体验，将会不断地给陈玄珠带去自由阳光下辛勤跋涉的愉悦……这是能够的。我想。
第7版(人物纪实)
专栏：
西湖知多少
李国文
中国有多少个名叫西湖的湖，很难说得出准数。有人作过统计，大约有十七个，或者还要多一些。凡大小城市，只要城西有一片水者，无不以西湖名之。仅加进一个字，如西丽湖，西林湖，西下湖，或瘦西湖，遂弄到西湖处处有，真假莫能辨的地步。而这也表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西湖风光通常都被视作美的所在。形成这样一个看法，很大程度上是受杭州西湖的影响。不管有多少西湖，杭州西湖永远是湖中之冠。但这一片湖光山色，为什么独占鳌头，享誉不衰千百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人的鼓吹。近人郁达夫先生有诗：“江山也要文人捧”，大概就是这份意思了。
唐宋以来，究竟有多少诗人，写了多少首杭州西湖的诗，若是统计出来，那数量一定相当惊人。但其中，最出色，最有名，莫过于宋代苏东坡。他写西湖的名篇《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仅仅二十八个字，就把西湖永远定格在这种至美的境界之中。只要一提西湖，就必然会想到这几句诗。这与他写庐山的名篇《题西林壁》一样：“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是二十八个字，也达到了同样的艺术效果，游庐山者，稍有一点文化的，心里面都会有这首诗的。所以，走在杭州西湖苏堤上，赏玩景色之余，淡妆浓抹之句，就会从心中油然而出。
杭州的西湖，与苏东坡这位大师的名字，紧紧相联，不知是西湖使苏轼名垂万世呢？还是苏轼使西湖更加风光呢？真是难下判断。更不知是西湖与他有缘呢，还是他与西湖有缘，凡他出仕过的州县，都有西湖，除了这个大名鼎鼎的杭州西湖外。广东惠州的西湖，安徽颍州的西湖，都是苏东坡流连往返过的地方。因此，古人诗云：“东坡原是西湖长”，就是这个出典了。
也许钟灵毓秀的湖光山色，给了诗人灵感，写出名诗名句；也许由于脍炙人口的佳作，而使这一碧万顷的绿水青山，与那些名不见经传的西湖区分开来，而名闻遐迩。于是，大师笔下的西湖，便成为游客心向往之的去处。这就是山水以文人名，文人以山水存的中国文化特色了。谁来到这些西湖，能不对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家巨匠肃然起敬呢？
从苏东坡对这三个西湖的咏哦，几乎能隐隐约约地看出他生命的全部。《陪欧阳公燕西湖》：“城上乌栖暮霭生，银缸画烛照船明。不辞歌诗劝公饮，坐无桓伊能抚筝。”这个西湖是颍州西湖，此时，王安石实行新法，将欧阳修排斥，诗中所引用的“桓伊抚筝”一典，一方面表明了他与欧阳修的同声共气的政治态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那不苟时不阿附的人格力量。正因如此，仕途险恶、多次流放的命运，伴随了他的大半生。
随后，苏东坡来到了杭州的西湖，这个杭州太守的职务，倒是他自己的一再申请去的。他之所以选择离开都城开封，到外省做官，是厌倦了朝廷里那种倾轧险恶的政治环境。而江浙一带，在北宋时期，是离战乱较远的富饶地区，他也早已属意这风光秀丽人文荟萃的杭州，希望在这里安顿下来。所以，在平静如愿的心态下来描绘西湖，自然是诗情从容自如的展露。
再以后，他终于逃脱不了小人的算计，连续谪贬，远放岭南，落脚在惠州。他写惠州西湖的诗：“花曾识面香仍好，鸟不知名声自呼。梦想平生消未尽，满林烟月到西湖。”诗前的序中说：“惠州近城数小山，类蜀道。春与进士许毅野步，会意处饮之且醉，作诗以记。适参寥专使欲归，使持此以示西湖之上诸友，庶使知余未尝一日忘湖山也。”那时的惠州，可不像今天这样生气勃勃，是道路不通，人迹罕至，闭塞偏鄙，隔绝阻难的不毛之地。被放逐到这里，绝对是一种政治迫害。但大师即使在这样艰窘的条件下，仍充满着乐山乐水的乐观主义，自然也是山美水美给予他的灵感了，尽管那时他活得并不是很开心的。那首著名的《食荔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桔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也是在惠州所作。从这首赞美南国的诗中，从那“长作岭南人”的自负情态中，不也令后人读出来对他的政敌的轻蔑和抗争吗？
如今，时过而境不迁，人去而景长存，哲人其萎，西湖依旧，无论走在哪个西湖的长长堤岸上，望着那莺飞草长，杂花生树，绿水凝碧，青山苍翠的景色；无论是在夕阳西坠，渔舟唱晚，鸦噪归林，行客稀落，独享清静的时刻；无论是在春雨飘忽，雾凇扑面，水天一色，孤舟湖上，于似乎无垠的空间之中；无论那波光粼粼的水，草木葱茏的山，绿柳夹道的堤，红墙绿瓦的屋，在在令人生发出思古的幽情……那些属于历史上众说纷纭的攘争，烦恼，长短，是非，统统在时间的长河里沉淀下来，于是便只有山水的美，文人的魂，以及那像璎珞串似的晶莹剔透的诗句，长存在记忆之中。
这大概就是永恒，就是真正的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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