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书讯
《破解难题——世界国有企业比较研究》
王金存撰著的《破解难题——世界国有企业比较研究》一书，最近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试图通过对世界不同类型国家国有企业发展和管理诸方面问题的比较分析，揭示国有企业发展演变的客观趋向和规律，为我国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供借鉴。全书分“发展与调整”和“管理与改革”上下两篇。 （王子奇）
第9版(理论)
专栏：
《管理审视》
唐任伍撰著的《管理审视——中外经济管理比较研究》一书，不久前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把中外文化背景差异作为中外经济管理比较研究的切入点，归纳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利于现代企业管理的弊端，提出了“终点平等”与“起点平等”、“可塑性”与“刚性”、“橄榄型”与“哑铃型”、“原生性”与“次生性”等概念，作为全书研究的起点。然后，作者用三分之二的篇幅，对中外管理模式、发展战略、企业组织结构、领导艺术、企业文化、企业家等经济管理的主要层面作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此外，作者还对中日管理、美日管理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展望了未来管理发展的趋势。 （章文光）
第9版(理论)
专栏：
源于实践的思考
从干部的一言一行抓起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反腐败应当先从群众眼里看到的腐败现象开刀，廉政建设应当从干部的一言一行抓起。我们的一些干部应从宾馆、酒楼的宴席上撤出来，真正把自己融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与群众一起摸爬滚打，这样才能体现出公仆的本色，才能得到群众的真正信任。——杨凯（湖北）
让群众讲话
让群众讲话，就是让群众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让群众有话有处说，有苦有处诉，有冤有处伸；就是让群众评说优劣，把检验干部德、能、勤、绩的标尺交给群众，相信群众心中自有一杆公平秤，让群众给干部打分，决定谁优秀、谁不称职，谁应当提拔重用、谁应当“下岗分流”；就是让群众献计献策，因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创造潜力，我们要虚心向群众求教，及时地把群众中具体的、个别的、零散的好建议、好做法、好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升华和推广；就是让群众自己决策，比如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就该实行群众自己的事情自己管，自己的带头人自己选，真正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薛维松（江苏）
学习搞好了，政治才讲得起来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腐败的产生首先是因为精神上的堕落。庸俗的人生哲学，对群众疾苦置若罔闻、麻木不仁的态度，是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格格不入的，必须坚决加以反对和杜绝。只有不断加强学习，掌握科学理论，才能把握全局，更深刻地认识自己所担负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才能正确识别各种思潮，判明是非界限；才能以坚定的政治信念和高尚的精神境界，自觉抵制各种诱惑，摆脱低级趣味，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总之，学习搞好了，政治才讲得起来。
——杨庆和（山西）
正确对待矛盾
在一个领导班子和单位里，由于彼此之间阅历、学识、修养、性格的不同，存在和产生矛盾是正常的，没有矛盾才是不正常的。在实际工作中，每个党员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应该能够正确对待矛盾，正确对待别人，正确对待自己。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对上对下一个样、人前人后一个样、说的做的一个样。
——申占群（河北）
“思源”与“思进”的辩证法
“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关键在“思”。“思”是桥梁，是中介，是催化剂。通过“思”，“源”与“进”才能联系贯通起来，融为一体，组成一曲不忘国家、奋力进取的交响乐。根本在“源”，这个“源”就在于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导、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发展进步的不变“灵魂”，是人民富裕安康的不倒“昆仑”，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改大旗。核心在“进”，人们在“思源”中焕发出来的信念、精神与责任，必然转化为“富而尚勤”、“富而好学”、“富而重教”、“富而崇德”、“富而求序”、“富而助人”的强大动力，更好地生发理想，勾画未来，走新路，干新事，实现新目标。
——姚柏林（广东）
保尔精神依然是时代的强音
革命精神，历来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在新时期，保尔的精神并没有过时。现实生活未必再要求我们像保尔当年那样为攻占一个堡垒一天发起十七次冲锋，也未必要求我们在身患伤寒的情况下踩着寒冷彻骨的烂泥修建铁路，但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保尔那种为人类解放无私奉献的精神，那种把崇高理想和每一个具体行动结合起来，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精神，那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依然是时代的强音。
——莴飞（广东）
第9版(理论)
专栏：
坚持快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
——浦东开发开放十周年的思考
施芝鸿 张雄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要赶上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须经过长期奋斗，因而就既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又要保持经济发展的后劲；既要实现快速发展，又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浦东开发开放十年来，在推进新区的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过程中实现了历史性跨越。1999年GDP达八百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年以20．7％的速度递增；工业总产值达一千四百五十亿元人民币，年均递增18％；进出口总额达一百五十四亿美元，实现了超高速的经济增长。同时，浦东在开发开放中认真贯彻江泽民同志关于“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论述，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最重要的战略目标来抓。浦东开发开放的十年，是创造性实践邓小平理论的十年，是牢牢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不断推进制度创新、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十年，也是追求快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的十年。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必须坚持科学理性的原则，确立规划先行意识。浦东开发开放这样一个长远的宏伟工程，其每一步行动，都不能是盲目的、自发的、纯经验式的，而应是体现创新精神与目标管理相结合的理智行动
规划先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合理的规划既能贯彻发展战略，又能发挥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它直接关系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马克思指出，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之前，已经在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因此，开发的第一步工作实际上是从构思和制定合理的规划开始的。正确的发展规划是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自觉认识和把握，它既是实践活动的起点，又是实践活动的预定结果。十年来，浦东开发开放的顺利推进和持续高质量运行，是以包括总体规划、分区规划、各专业管线规划等在内的现代化规划体系作保证的。浦东的每一个建设项目，都努力发挥规划的先导作用，从而使浦东在城市空间布局上，形成了一个发展有序、层次较高的现代化新城区框架；在产业布局上，形成了高科技产业、支柱产业、都市重工业和现代农业合理布局、齐头并进的态势；在资源配置上，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充足的潜力和广阔的空间。
制定规划的原则是坚持“三个统一”，即城市形态发展、城市系列开发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在目标层次上的统一；开发开放的局部利益、眼前利益与全局利益、长远利益的统一；城市总体规划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从而达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特别要强调的是，规划先行要以人为本，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为出发点，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为目标来确定浦东新区最佳的人口规模，预防城市病的产生；优化城区的产业结构，建设好住宅工程、生态绿化工程，创造浦东新区宜人的生态环境。
浦东开发坚持规划先行的一个突出方面，是创造性地提出并实行“可持续开发”方针，始终坚持“规划一片、开发一片、建成一片、投产一片”，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坚持“惜土如金”，不搞“跑马圈地”，杜绝炒卖地皮。浦东在全国率先实行“土地预征制度”，只有在规划合理、项目落实、资金到位的前提下，才允许进入“土地实征”阶段，从而避免了土地“圈而不用”、“开而不发”的资源浪费。
一流的城区开发来自一流的城区规划，而一流的城区规划又离不开一流的“头脑”。浦东的城区规划，主要是通过市场化的途径，采用国际咨询、招标等形式，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编制的。浦东十年来开发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是：政府决策要善于“融智”。无论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发展规划，乃至深水港、信息港、国际空港等重大工程都先请专家智囊作科学论证。没有专家学者的睿智、合理化方案和科学论证，政府的决策、城市的规划就很难实现最优。即使融资再多，也难以确保资金投入效益的最大化。如浦东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是上海中央商务区（CBD）最富活力的一个主要部分，其规划的拟定在全国率先采用国际咨询和招标的形式，经过英、法、日、意、中五国专家的设计，十多个国家三十多位专家十七轮的讨论深化，历时两年，最终高质量地完成了该中心区的城市规划，受到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和外国政府首脑的高度赞扬。浦东国际机场、世纪大道、东方明珠塔等大型项目也都采取了类似的方法。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必须确立符合当地特点、有前瞻性的产业结构发展战略，以高新技术产业为牵引，以人才资源高地为依托，确保经济发展不断“上台阶、有后劲、创一流”
产业结构的定位，关系着浦东开发开放能否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大局。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在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要适时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开发开放前的浦东，产业结构存在着不少深层次问题，支柱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十分薄弱，产品的科技含量很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临近，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已成为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浦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必须紧跟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方向，确立科学合理、具有前瞻性的产业结构。
十年来，浦东不失时机地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跨越式升级。主要表现为：以现代基础设施为基础，以三产为龙头，二产为支撑，实现一产的现代化，狠抓产业创新和产业升级。目前，新区金融、保险、商品流通、房地产业等第三产业占新区GDP的比重已由1990年的20％上升到1999年的44％。新区以高科技产业和出口加工业为主导的第二产业，已基本形成了现代通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计算机、汽车、机电一体化等支柱产业。浦东张江正在成为产学研相结合的高智力密集型的基地。
发展高科技产业，关键在人才。浦东开发，始终把人才资源开发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大系统、大循环中，着力建设三支队伍：一支是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公务员队伍；一支是懂经济、善经营、会管理的企业管理人员队伍；一支是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在人才引进方面，着眼于对海内外中高级人才和全国重点院校本科以上毕业生的吸纳，作好人才资源的战略性储备，前十年，共引进了十六万高素质科技人才，后十年，其数额将逐渐增加到五十六万人；在人才使用方面，重点推行人才的社会化评价、认定，强化职务聘任制度和执业资格制度；在人才激励方面，制定了企业与大部分事业单位的市场工资政策，完善财政拨款单位的绩效工资政策，充分发挥工资薪酬的激励作用；在人才保障方面，加快实施社会化、货币化的人才福利政策，在住房津贴、购房贷款、养老保险等方面对高层次、高学历人才给予政策倾斜。浦东新区的奋斗目标是“汇聚一流人才，聚集世界高科技顶尖企业，营造具有中华品牌、世界品牌的高科技产业群”。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必须发挥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作用，大力发掘文化资源，推动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确保开发开放建立在“高智能、高水准、高品位”的平台上
民族的、现代的文化既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体现，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底蕴。当今世界，经济和文化前所未有的共生共荣、紧密互动的一体化关系，正在推动人类文明呈加速度持续向前发展。健全的市场经济也应是一种文化经济，加强文化资源开发，是经济进步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规范、法治、高效的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加强文化建设，能够为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提供精神依托和道德价值导向。因此，浦东开发开放从一开始就把发掘文化资源、营造文化景观、推动文化工程建设、发展文化产业，当作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大事来抓。
十年来，新区有步骤、有重点地建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整体文化形态格局，“一带二区三圈”初显轮廓：“一带”是由“世纪大道—中央公园—国际机场”构成的浦东现代城区文化综合展示带；“二区”包括陆家嘴中心地区（中外文化交流区），滨海特色文化观光旅游区（华夏旅游文化区）；“三圈”即现代都市社区文化娱乐休闲圈，由金桥、张江、外高桥、孙桥四个开发区组成的高科技文化圈，以及外环线以外的民俗文化、村镇特色文化圈。“一带二区三圈”为下一个十年浦东文化事业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浦东十分注意引进国外先进文化，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从而为当地文化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浦东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重要的前沿阵地之一，也是中外多种文化直接碰撞和交汇之处。浦东在原有海派文化底蕴的基础上，积极参与世界文化交往，既博采世界先进文化之长，又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魅力。去年全球《财富》论坛年会在浦东的召开，促进了不同经济制度和企业运作模式理念的交流，既是一次经济盛会，也是一次文化盛会。不断提高浦东文化的综合水平和总体素质，将为浦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更加深厚绵长的文化资源。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必须加大环境保护和开发的力度，实现“人—环境—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全面进步
资源和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宝贵的财富，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和谐共生，实现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因此，浦东的可持续发展也必须以自然生态环境的不断优化和社会法治环境的日益完善为基石。
十年来，浦东没有牺牲环境来追求经济高速发展，而是努力使经济高速发展中的浦东保持自然生态环境的不断优化和提升，努力使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协调发展。首先是大力加强新区园林绿化建设，改善生态环境。其次是以防治水污染为重点，开展环境整治。不管经济效益有多高，不符合环保要求的投资项目就不许进入浦东。十年来，浦东新增城市绿地一千一百万平方米，人均公共绿地达八平方米，在全国名列前茅。目前，浦东初步做到了“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居更佳”，获得了全国“国家级园林城区”的称号。
坚持依法治区、依法行政的基本方略，创造稳定、规范、透明度高的投资环境，也是确保浦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新区重点抓了社会治安环境的治理工作。一方面，深入开展“严打”斗争，坚决制止“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另一方面，下大力气抓好综合治理。新区开通了110报警电话和999市民求助电话，成立了法律援助网络中心，积极探索并初步形成了外来人口的管理机制。十年来，新区引进中外企业近万家，集中城市化面积扩大了六十多平方公里，转移和安置了十六万征地农民，接纳了近五十万外地劳动力，吸引了三十万浦西人口，动迁了几百万平方米的居民和企业用房。在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变迁和超常规的社会转型时期，新区仍保持了基本稳定，这是依法治理环境的成效。而这种稳定的社会环境必将继续为浦东的经济腾飞提供必不可少的前提，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服务。
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从道不从上”
赵力平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为了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我们必须埋头苦干，开拓进取，坚决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具有一种“从道不从上”的品格。
“从道不从上”，是从我国古代思想家荀子“从道不从君”借用而来的。这里所说的“道”，指的是方向、真理、事物发展的规律。“从道不从上”，就是说在工作中要坚持原则，服从真理，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而不是从本本出发，盲目地无条件地执行上级的每一项指示，满足于照抄照转。
“从道不从上”，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具体体现。毫无疑问，想问题、做事情、干事业，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依“道”而行，才能取得成功。反之，脱离实际，违背规律，唯上是从，只能事与愿违，贻害无穷。我们党历来重视探索，善于创造，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毛泽东、邓小平等就是“从道不从上”的典范，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就是“从道不从上”的产物。陈云同志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总结出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名言，是对“从道不从上”的最好解释。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一些人却是“从上不从道”。他们不认真领会中央精神或上级指示，也不认真研究实际情况，对上级的指示照搬照转、生搬硬套，习惯于做表面文章，满足于当“收发室”、“传声筒”。个别人为了追逐名利，迎合讨好上级，思想庸俗化，办事看脸色，甚至放弃原则，欺上瞒下，阿谀奉承，抬轿子，吹喇叭。这些“从上不从道”的种种表现，必然导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无法落实，造成人民群众的利益无法实现。
当前，正值世纪之交，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正处于关键时期，新情况、新问题、新事物层出不穷。要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就必须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这对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就是要做到“从道不从上”，全面、积极、正确地贯彻落实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勇于实践，大胆探索，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创新局面。
“从道”，最重要的是要正确理解并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精神和上级指示。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依据客观情况、从全国的大局出发的，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决执行，来不得半点马虎，绝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但这并不是说可以囫囵吞枣，照抄照转，而不需要分析，不需要“结合”。实际上，只有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对中央精神和上级指示加以认真领会，然后创造性地贯彻执行，这才是真正的“从道”。实践证明，只有那些理论思维能力强、视野开阔的干部，才能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作出正确的判断，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而那些缺乏理论思维的人，在实践上不是照搬照抄，就是简单化、一刀切。
“从道不从上”，必须具有“持道”的勇气。在现实工作中，不求甚解，照抄照搬，当“收发室”、“传声筒”，搞一刀切，是最简单、最容易，也是最“保险”的。而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既吃力又有风险，会因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而遭到反对和嘲笑，甚至受处分、丢乌纱帽。因此，“从道不从上”决非易事，必须有坚定的信念，有高尚的情操。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只要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是有利于人民和社会进步的，就应该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这才符合共产党人的本色，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
第9版(理论)
专栏：
积极推进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
任建华
经过十多年的积极探索，以公开推荐和考试考核相结合的方法选拔党政领导干部的工作目前已在全国三十一个省区市不同范围、不同层次上展开。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通过这种方法被选拔到领导岗位，使领导班子进一步优化了结构，提高了素质，增强了战斗力。充分认识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的意义，进一步推进这项改革，是时代赋予全党尤其是各级党委组织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
公开选拔领导干部是邓小平选人用人思想在干部制度改革中的成功实践。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始终关心干部队伍建设和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培养、选拔问题，对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尤为重视。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宁波等地早在1984年就率先将竞争机制引入干部管理中来，大胆试行了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的办法，并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之后，许多地方都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党中央对这一改革非常重视，中央组织部积极指导并向各地介绍、推广这种做法，使公开选拔领导干部这一改革由个别地区走向全国，由摸索、试验走向逐渐完善和成熟。
公开选拔领导干部是组织工作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组织工作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有效地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持，必须适应形势，改进方法，努力提高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素质。在干部选拔任用上，必须扩大民主，强化竞争，多形式地选拔各种领导人才。公开选拔领导干部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的。毋庸置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领导干部公开选拔的范围将越来越广，平等竞争的程度将越来越高。
公开选拔领导干部是我国干部选任制度的重大改革。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了一套有效的识别、选拔、使用、管理干部的制度。但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干部选拔任用方式暴露出了许多与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地方。江泽民同志深刻地指出：“对于干部中的优秀人才难以脱颖而出，相形见绌、甚至明显不胜任现职的人难以更换，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有禁未止”的问题，“根本的还是没有真正形成富有生机与活力的用人机制，缺乏严格的人事工作规则和强有力的监督制度”。公开选拔领导干部正是为形成这种机制和制度进行的探索，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它的突出特点是：扩大了群众参与范围，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充分走群众路线有机地结合起来；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了有利条件；实行考试与考核的结合，定性与定量的结合，提高了干部选拔工作的科学性；实行选拔的职位、条件、程序、结果全部公开，强化了监督，有效地遏制了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激励广大干部奋发上进，在社会上形成了正确的用人导向。
应该看到，目前在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中还存在着认识不统一、发展不平衡、操作不规范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这一工作的健康发展。因此，推进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结合实际，采取有力措施。
解放思想，从全局的高度来认识推进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的重要性。今年初的全国组织部长会议指出，应该大力推进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公开选拔的职位和要求，逐步提高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的人数占新提拔的同级领导干部总数的比例。要逐步规范和完善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的程序和方法，加强考试组织、题库建设等工作。落实这一精神，全面推进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首要的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破除各种陈旧观念和习惯势力的束缚，树立竞争意识和改革创新意识，从干部制度改革的全局，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全局，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全局，来认识、从事、关心、支持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的工作。
加大力度，促进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规范程序，改进方法，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尽快使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是近期推进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的主要目标。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的通知》，对全国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今后，要继续认真贯彻《通知》精神，正确把握和严格遵守公开选拔的适用范围和工作程序，增强公开选拔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加强公开选拔领导干部考试组织建设和配套制度建设，加强宏观管理和指导，积极开展政策调研、规划协调、检查监督、考务管理、考官培训等各项工作，为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的开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加快中央题库建设，提高考试的科学化水平。考试是公开选拔干部工作的一个关键环节。高标准、高质量地建立全国统一、规范的中央题库，为各地各部门提供试题服务，是提高考试科学化水平的重要手段，也是降低考试成本，提高工作效率的有力措施。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的考试既不同于国民教育考试，也不同于国家公务员录用等考试，要增强针对性，结合领导干部和选拔职位的特点，重点测试干部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应根据形势的发展和知识的更新，及时对试题进行调整和充实，保持题库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同时，应注重题库的综合利用，加强人才测评现代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第9版(理论)
专栏：书讯
“经济学前沿问题”丛书
日前，中国税务出版社和北京腾图电子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的“经济学前沿问题”丛书。该丛书共十一本，内容涉及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国际货币经济学、国际贸易、公共部门经济学、金融与货币经济学等西方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前沿问题。该丛书旨在为高等院校的师生提供适当的前沿课题参考资料，其特点是：首先向读者介绍上述经济领域研究的背景，然后从研究前沿的诸多问题中选出若干主要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在探讨每个具体问题时，力图将争论背景、发展过程、主要观点、基本方法和研究现状等内容介绍给读者，因而它既不像一般的教科书那样面面俱到，也不像学术专著那样艰深难懂。（黄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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