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德育工作一点放松不得
本报评论员
对青少年学生的政治、思想和品德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学校德育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在一些地方、一些学校，重智育、轻德育的现象依然存在，有些学生在社会上接受了不良影响，有的甚至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这些问题说明，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紧迫的任务。
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学校德育工作。江泽民同志在第三次全教会上指出，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江泽民同志再次强调，对学生的教育工作特别是思想品德教育、纪律法制教育，校内校外，课内课外，都要抓紧，一点放松不得。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和深入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在学校教育中，进一步明确德育的主导地位。
德育在人的一生中起着重要作用。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他们的思想道德如何，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我们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认识新时期德育工作的重要性，来领会“一点放松不得”的深远意义。
德育工作需要加强，更需要改进。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形势下，德育工作面临许多新的课题。比如，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如何教育青少年树立民族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还存在各种矛盾的情况下，如何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的情况下，如何培养学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等等。这些都要求我们的德育工作必须增加新内容，开辟新途径，创造新方法。
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首先要健全现有的德育体系。要遵循社会发展的要求和青少年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规律，根据德育工作的总体目标，科学地规划各教育阶段内容、实施途径和方法，科学地安排各教育阶段的德育课程、教学大纲、教材、读物，形成完整的德育体系，一以贯之。
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重要的是充实有时代特点的德育教学内容。要从学生思想实际出发，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回答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只有教育者入情入理，才有受教育者入心入脑；在坚持深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同时，要通过多种方式开展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教育、法制和社会公德教育、美育和心理卫生教育，培养学生开拓进取、自强自立、艰苦创业的精神，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还要拓宽德育途径。要按照不同学科特点，促进德育与各门学科的有机结合；把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纳入教学、教育计划；进一步发挥全体教职工，特别是教师的育人作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要紧密配合，使三方面的教育互为补充、形成合力；各级领导要动员、组织、协调社会各方面力量支持学校做好德育工作。宣传、理论、文艺、影视广播、出版、新闻界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引导青少年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陶冶健康的审美情趣。
古人云：“百行以德为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的学校德育工作一点放松不得；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的力度一点放松不得；各级领导在狠抓落实上一点放松不得。
第1版(要闻)
专栏：
道路通畅 心情舒畅
——记南京城市交通文明管理
本报记者 龚永泉 顾兆农
外地人到南京，往往会感到惊讶：怎么见不到交通指挥岗台？原来，前年年底，南京就陆续拆除了城区所有的48个岗台，改由交警驾驶摩托车分区巡视，变守点指挥为巡逻管理，扩大了管理覆盖面，使城区交通管理上了一个新台阶，井然有序的交通管理已成为南京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向科技管理要畅通
南京市区有300万人口，拥有机动车22万辆、非机动车200万辆。近几年来，市区先后拓宽、改造和新建了104条道路，打通了30个卡脖子路段，道路总长1600公里，人均道路8．2平方米，为城市交通管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针对南京城区大多是平面交叉路口、交通节点不畅的情况，交管部门开展科研攻关，研究开发城市交叉路口综合管理理论和技术，建成了一批交通智能化路口：在120个路口设立了“电子警察”，通过地面的感应器，全天候自动拍摄机动车违章；在156个路口安装多相位信号和信号倒计时器，使机动车启动延误时间由1．5秒减少到0．5秒；在多股车道交汇的路口安装了长臂式线道牌和大型指路牌，实行交通设施地空一体化，大大提高了交通标志提示效率。目前，220个信号灯控制路口机动车通行能力平均提高20％以上，直行速度提高40％，主要干道机动车平均时速由19公里提高到31公里。
去年6月，该项研究成果通过省级技术鉴定，认定其中有5项技术在国内领先，被江苏省评为科技二等奖，公安部评为科技三等奖，以往大流量的路口，交通高峰时需要投入5至6名交警，现在，不仅全天不需要交警守候管理，而且保障了路口畅通有序，仅因减少停车延误，减少车辆启动油耗和机械磨损，每年可产生百万元的经济效益。
在提高市民素质上下功夫
良好的交通秩序离不开严格管理，更有赖于广大群众素质的提高。为此，南京交警部门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发放50万份“致全市骑车人的公开信”；组织10万名中小学生以倡导交通文明为内容，撰写“给家长的信”；在万余名出租汽车司机中进行投入“畅通工程”的签名承诺活动，建立了集沟通信息、法律咨询、接受投诉于一体的“驾驶员之家”；与新闻媒体联手开展“我为‘畅通工程’献计策”活动，向广大市民征集交通管理的“金点子”等等，均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效应。
南京200万辆自行车中，有20万骑车人是中学生。由于青春期的心理特点，他们是自行车违章的高发人群。南京市交警首创了学生骑车持卡制度，对违章者不扣车、不罚款，而是登记卡号，开具违章通知单一式两联，一联带回输入与区教委联网的微机，一联交给学生，由学校对其进行批评教育，从而把培养学生交通文明意识和思想品德教育挂钩，使学生骑车违章现象基本消失，有的家长欣喜地戏称为“给小野马戴个嚼口”。目前，江苏已在全省中小学推广这一做法。
今年3、4月份的两件事值得一说：一是从3月起，对行人交通秩序实施攻坚，交警在5个市区广场和16条主要干道路口纠正行人违章，处罚行人违章3．2万起，取得了明显效果；二是自4月起，对非机动车违章的罚款额从50元恢复到原来的5元，而违章人数并没有反弹，说明少数市民的不良交通行为和思维方式已得到扭转，遵守社会公德和交通秩序的观念在市民中开始扎根。
当好交通文明的使者
交通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客观上是一对矛盾，如何做到既维护执法权威，又让人民群众满意，关键在于交通民警自身要规范执法行为，树立公正文明的执法形象，当好交通文明的使者。
“当人民警察，让人民满意”，南京市交警部门转变观念，坚持服务在先，管在其中，以服务促进管理，推出了一系列便民利民措施。从支队到各大队，普遍实行了领导对外接待日制度，开通了监督电话，设置了公开办事程序的电脑触摸屏，对反映交警问题的来信来电做到有诉必接，有疑必查，有错必纠。
交通事故处置快速，限时结案。接到事故报警，城区和县城10分钟、干线公路20分钟内赶到现场，其他道路5分钟内出警，轻微事故5日内结案，重大事故20日内结案。对交通事故的处理实行了“阳光作业”，建立了听证制度、跟踪回访制度、执法责任倒查制度，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市交警支队长胡小翔告诉记者：针对交警在执法中有时碰上“刺头”，受到委屈的情况，市交警支队特地设立了“文明执法委屈奖”，凡是交警在执勤过程中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坚持心平气和解决问题的均可获奖，从而以执勤交警的“委屈”传播文明新风，换来市民对文明执法的理解和支持。该奖设立一年多来，共有87名民警获奖。
4月13日，南京分设14个活动点，举行了“万名群众、千名驾驶员、百家运输单位评议交警”活动，发放调查问卷1万份，收回9252份，对交警执法执纪满意率达91．5％。
编后
城市交通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完善的交通设施，也需要现代化的文明管理和市民交通文明习惯的养成。安全畅通、井然有序的交通环境，不仅可以保证城市功能的正常发挥，而且能够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质的提高，这一点在南京得到了成功的实践。
驾驶员、骑车人和行人的交通文明意识提高了，受益的也必然是每一个市民。
第1版(要闻)
专栏：
在加中贸易理事会午餐会上
李瑞环发表演讲
强调在新形势下我国更加重视配套改革协调发展
本报多伦多五月十一日电 记者张友新、邹德浩报道：加中贸易理事会今天在多伦多举行午餐会，欢迎李瑞环主席访问加拿大。李瑞环发表了讲话。他强调指出，在新的形势下，我国更加重视配套改革，重视协调发展。
李瑞环在介绍我国改革、发展的情况时说，中国自一九七八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对外经贸合作日益扩大，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更为宝贵的是，我们经过艰苦探索，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李瑞环指出，在经济全球化加快、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下，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深入研究这些情况，妥善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搞好国内建设，而且有利于促进对外经贸合作。他说，我国的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更加重视配套改革。我国初始阶段的改革从较简单和较容易解决的矛盾入手，使生产力从严重的桎梏中一下子解放出来，见效很快，受益面广，一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个放权让利就激发了无数企业的活力。
而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面临着许多更深层、更复杂的矛盾，既涉及旧体制的彻底改革和新体制的逐步完善，也涉及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再调整，以至难度越来越大。例如，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进行战略重组必须减员增效，这就必然增加下岗分流人员，为此就需要实施再就业工程，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为下岗分流人员和城镇居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这又进一步涉及财政税收和金融等方面的改革。类似的情况表明，改革必须重视配套。任何一项改革措施出台都要考虑前行后序，左邻右舍，统筹谋划，整体推进，审慎地把握好人民群众总体受益原则和总体承受能力原则，以便把改革可能引起的社会震荡减小到最低程度，使改革取得预期的效果。
他说，我国的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更加重视协调发展。20多年前，我国尚处于短缺经济阶段，许多产品供应不足，人民群众生活存在很多困难。我们实行改革开放，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经济出现了大发展，总体上告别了短缺经济，人民群众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如今，许多原有的不平衡得到缓解或解决，但原来的某些不平衡更加凸现，又出现了一些新的不平衡。比如，由于盲目发展、重复建设，造成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在群众需求层次提高的情况下，出现了阶段性的低水平生产过剩。由于思想道德建设滞后，消极腐败现象滋长，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某些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不相适应的状况。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导致自然资源的利用不够合理，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制约。类似的情况表明，发展必须重视协调。在持续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协调问题愈加突出，犹如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如果零部件配备不齐全、不合理，就很容易出事故。协调发展是按比例的增长，是在不断平衡中前进。我们必须坚持全面和联系的观点，防止只见局部不见整体、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妥善处理经济内部，经济与社会，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关系，在协调中求得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李瑞环指出，配套改革和协调发展是一个有机整体，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而配套改革能够为调整好各方面比例关系提供有效的机制。大的协调只有通过配套改革才能实现。配套改革是协调发展的动力，协调发展是配套改革的目标。我们必须对两者统筹兼顾，以配套改革促进协调发展，以协调发展支持配套改革，不断解决新矛盾，不断取得新平衡，一浪高一浪地前进。
李瑞环强调，中国加强配套改革和协调发展，需要也必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中国的配套改革会更加注意与国际接轨，中国的协调发展也会更加重视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所有这些都会对中国的经济体制、产业和产品结构产生深刻影响。希望朋友们深入了解中国的改革，密切跟踪中国的发展，认真研究中国的变化，使我们的经贸合作更加富有成效。
在谈到中加贸易关系时，李瑞环说，中国和加拿大同处太平洋沿岸，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西方工业七强之一，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经贸合作的空间很大。贵国在科技、资金、管理、能源、交通、通信和环保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我国有着近12．5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具有一定优势。我国目前正在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需要积极引进境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贵国的优势项目恰恰符合我国的需要。特别是随着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的领域和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投资环境也将进一步改善，各项政策更为优惠。我们欢迎加拿大企业界的朋友们到中国来加强合作交流，到中国来投资经营，寻求发展。
第1版(要闻)
专栏：
不是科学，而是地地道道的迷信
——驳《不是迷信，而是博大精深的科学》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王渝生
前不久美国某华文报纸辟“大法之窗”专栏，发表署名“中国科学院法轮功部分修炼者”的长篇文章《不是迷信，而是博大精深的科学》（以下简称“《不》文”），副标题为“我们科技工作者修炼法轮大法的亲身实践体会”，还列有“参考文献”十余条，似乎是一篇“科学论文”。但文中竟有“从10—14（cm）到106（cm）跨越了二十个数量级”和“原来的各种病症会不治自好”之类的明显谬误，参考文献中《上帝的指纹》、《审判达尔文》之类的篇目名称则使人感觉好像回到了欧洲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审判伽利略的黑暗时代。这哪里像是我们中国科学院科研人员写出来的文章，分明是盗用科技工作者的名义，为邪教“法轮功”编造“科学”依据。但是，科学同邪教是势不两立的。科学坚持唯物论、无神论，追求客观真理，推动人类文明进步；邪教鼓吹唯心论、有神论，散布歪理邪说，蛊惑人心，危害社会。某报开“大法之窗”，为邪教张目，实在是太不光彩！
近年来，一些极端、狂热的邪教组织在世界各地滋生，并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悲剧。邪教伤天害理的倒行逆施已为世界各国所不容，打击、取缔邪教已成为全球的共同呼声和各国确保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必然行动。就在某报发表“《不》文”的前两天，乌干达邪教组织“恢复上帝十戒运动”的头目谋杀千名受骗信徒的事件曝光，全世界再次看到邪教的可怕与可恨。面对着乌干达1000多副尸骨，面对着邪教头目携款潜逃的现实，面对着乌干达政府向全世界发布的对“恢复上帝十戒运动”头目的通缉令，中国人也罢、外国人也罢，只要有良知者都会赞同中国政府对邪教“法轮功”的依法取缔和揭露批判。
“《不》文”引用了所谓关于史前文明、关于人类起源、关于另外空间、关于练“法轮功”者功能的物质性、关于发展科学的不同路线等似是而非甚至比科幻小说还要离奇的内容来论证邪教“法轮功”的所谓“博大精深”。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那么就让我们看一看“《不》文”的根据究竟站不站得住脚。我们说邪教“法轮功”是地地道道的迷信（从严格意义上邪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迷信问题，而是邪恶势力的恶意欺骗）究竟是不是冤枉了他们？这里试举几例。
第一，究竟有没有所谓“另外空间”？
邪教教主李洪志说我们生活的宇宙的外围空间还有第二层宇宙、第三层宇宙，李洪志是最高层，人类则是从其他层掉到地球上的垃圾，地球要定期爆炸等等。李洪志张口宇宙、闭口宇宙，其实他根本不懂宇宙的物理学意义和哲学意义。“《不》文”大谈“另外空间”的存在，但是又提不出任何证据。自哥白尼以来，人类逐渐认识到地球只是太阳系中一颗围绕太阳旋转的行星，太阳以约2亿年的周期绕银河系中心旋转，银河系也只是成百上千亿个星系中的普通一员，这些星系彼此以巨大的速度分离而构成一个膨胀的宇宙。“《不》文”吹捧的邪教教主李洪志自称管理整个宇宙，这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哥白尼以来天文学的一切成就，妄图把人们的宇宙观拖回到中世纪的黑暗中去。
根据牛顿万有引力定律，要使抛出的物体不坠地必须具备足够的速度：人造卫星绕地球运转需达到7.9公里／秒（第一宇宙速度），发射登月火箭或火星飞船需达到11.2公里／秒（第二宇宙速度），要脱离太阳系则需达到16.7公里／秒（第三宇宙速度）。太阳系以外的其它天体上若存在智慧生命，他们若想访问地球，同样必须拥有不亚于我们的科学技术，以摆脱自己所在天体系统的引力，否则，不论他们的道德层次修到如何高，也不可能“逃离”他们的星球而来到我们的地球上。
现代科学表明，地球上生命的起源、人类的产生是宇宙物质演化到高级阶段的自然产物。大量证据显示，约150亿年前，宇宙曾处于极高温高密的状态，那是不可能有生命，甚至连构成生命基本成分的分子、原子都不能存在。后来随着宇宙的膨胀和冷却，先形成了氢、氦等轻元素，后来形成了恒星，在恒星内部聚合成碳、氮、氧、铁等构成生命所必需的元素，再后来，在我们的地球上逐渐演化出千姿百态的生物以及有能力认识宇宙的理性生命———人类。虽然人类希望自己在宇宙其它星球上找到同类，但直到目前还没有发现地球外生命的任何可靠的信息，倒是空间科学的发展，火箭、宇宙飞船的发明，使人类观测太空、探索宇宙的手段又前进了一步，在被神学认为的“神”的领域，留下了人类自己的足迹。
任何事物都有产生、发展、灭亡等几个阶段，但是我们所说的天体的产生、发展、灭亡的时间极其漫长，从天文尺度来说，非常缓慢，是多少亿年的数量级，根本不是几十年、几百年的事情，而李洪志称能把地球爆炸时间推迟30年，这实在只能是痴人妄语。“《不》文”里面引用所谓的暗物质等科学术语完全是望文生义和牵强附会。天文学是严肃的科学，必须应用先进的仪器进行长时间的观测，得到大量第一手的材料，进行严谨的分析，才能得出阶段性的科学结论，而且从来不用绝对性的表述。所以，任何没有科学实验依据的言论都是靠不住的，不能得到实践检验的观点是不可信的。“《不》文”不厌其烦地重复邪教教主李洪志所谓“多维空间”的结论，而这个结论根本无法用科学检验。
第二，“史前文明”说代表了科学界的主流看法吗？
“《不》文”的炮制者不但盗用中国科学院部分科技工作者的名义，而且竟然将自己的歪理邪说强加于整个科学界。“《不》文”大肆利用生物灾变等事件来为他们的“末世论”、“神创论”做注脚。实际上，生物演化过程中的“灾变”（绝灭事件）和“大爆炸”都不是生物界的毁灭和重生，而是进化过程中多样化的自然过程。
根据科学家们研究的成果，地球上自有生物30亿年来发生的全球性生物事件可分为一变革、二辐射、三散布、四绝灭事件。所谓“绝灭事件”，指的是生物演替变化最大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某一类或一批生物门类（可以是不同级别的目、科、属、种）在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逐渐或突然消失，而并非生物的全面“毁灭”。绝灭事件的原因是多种的，有地球外的原因，也有地球自身的原因。地球外的原因有：（1）太阳系在银河系中发展过程中的变化；（2）星体碰撞；（3）超新星爆发等。地球自身的原因有：（1）生物本身的变革；（2）地质地理气候变化，如火山爆发、海平面升降、气候大波动（冷暖、冰期、间冰期）、海陆格局的变化。这些因素的时间尺度，影响着生物事件的时间长短。例如大家常说的恐龙绝灭事件，科学家提出的原因假设达几十种。这一绝灭事件听起来吓人，实际上是一个过程，而且作为恐龙直接演化出来的一个大的生物类群———鸟类（或鸟纲），却是在新生代6500万年后成功进化的产物。
总之，地球上的生物事件中，最引人注目和最耸人听闻的生物绝灭事件，其实并不可怕，而且对生物演替这个自然进程来说，是很正常的，因为新陈代谢是生物进化的普遍规律。“《不》文”引用的所谓史前文明的记载基本上是某些学者对于目前科学尚无定论的难题的一些猜测，并不代表科学界主流的看法。李洪志赤裸裸地宣扬什么“我们这个宇宙每次经历了久远年代以后，都会发生一起宇宙大灾难……宇宙中的一切生命都可毁灭”，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生物大爆炸事件和生物绝灭事件一样，并不是什么“神”或“天外来客”在一刹那创造的奇迹。
第三，达尔文“进化论”应该受到“上帝”的审判吗？
科学从来没有宣布过自己占有全部真理，科学只是开辟了在实践中不断认识真理的道路，科学要吸收崭新的成果不断地修正和完善。达尔文进化论也好，各种人类起源理论也好，不是完美无缺的绝对真理，但是用它们埋葬李洪志的“末世论”和“神创论”，则游刃有余。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以自然淘汰的理论说明生物进化，第一次使生物学成为科学。至今近一个半世纪以来，没有哪个科学理论比得上它对社会各个领域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为进化论不仅是伟大的科学成就，而且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它第一次打击了宗教神学的特创论、唯心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目的论，并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提供了科学依据。
生命的起源是从简单的无机化合物形成原始的有机物质———碳氢化合物及其最简单的衍生物，再逐渐发展成为复杂的有机化合物———核苷酸、氨基酸和它们的聚合物，以及其他有机物质。随着自然条件的演变，这些物质进行复杂的相互作用，最后产生出具有新陈代谢的特征，能生长、繁殖、遗传、变异的原始的有生命物质。
人类起源于动物界，目前找到的最早的人科化石地点在非洲，距今约400万年。人类是从古猿、直立人（猿人）、化石智人到现代人。这是以大量出土的化石和连续的文化遗物为证据的。远的不说，在北京西南郊房山区周口店的龙骨山上，保存着从北京猿人到山顶洞人不同进化阶段的古人类古文化遗址。他们的化石形态、文化遗存代表着从约60万年前到1万年前漫长而连续的远古文明史。对地层和年代测定、文化遗存及伴生动物化石的详尽研究表明，以周口店遗址群为代表的几百万年、尤其北京猿人以来的60万年文明史是连续的，伴生动物演化史是连续的，并没有发生李洪志所宣扬的“人类有81次完全处于毁灭状态”中的任何一次。北京猿人在这里生活了约30万年，其脑量有由小到大的逐渐增加，他们的文化遗物———石器、用火、狩猎等技术上也都有进步，例如石器用原料从初期的砂岩、砾石、角岩、甚至花岗岩、灰岩等，到后期使用更多的燧石、石英甚至水晶；器物加工也从粗糙的一器多用、笨重、简陋到品类众多，逐步精致、完美。例如石锥和雕刻器等小巧玲珑的“高级”工具，在世界同时期猿人遗址中是绝无仅有的。而从北京猿人到山顶洞人之间的新洞人化石和他的文化遗物所代表的阶段（以前称古人阶段现在称早期智人阶段）恰恰是北京猿人（直立人阶段）和山顶洞人（晚期智人阶段）的过渡阶段，这驳斥了李洪志之流说人类进化中没有过渡类型的邪说。在我国从3000多万年前以来的地层里，大量发现从早期原始猿类到森林古猿类、禄丰古猿、元谋古猿、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极其丰富而完美的材料。尤其近年来在四川巫山、安徽铜陵、河北阳原等地，发现了200多万年前的早期旧石器和人科化石材料。至于全球范围内，近百年来古人类研究的丰硕成果更是举世瞩目，几乎已经填满了从猿到人进化过程中的所有缺环。至于“《不》文”炮制者转弯抹角讲的那一套说教同当年反进化论者把动物园里的猴子拉出来示威的行径并无两样。但是，这种抵抗是无力的。
第四，法轮“神功”符合现代科学所要求的普遍性、规律性和可重复性吗？
“《不》文”声称：“法轮功”的“修炼确实能使人体发生巨大改变，这完全是有科学道理的”。而文中却完全没有讲出任何科学道理。
“《不》文”声称：“法轮功”的修炼者“在较短时间内会感受到净化身体的许多状态，原来的各种病症会不治自好”。然后，只举了“一位瘫痪16年医治无效的中年妇女练‘法轮功’后完全康复的事例”，便接着下了结论：“因此，亿万人修炼实践充分证明：法轮大法的修炼符合现代科学所需要的普遍性、规律性和可重复性。”这是哪家的逻辑？且不说瘫痪了16年的身躯如何能够起来练“法轮功”，即使有这样一个神话般的特例，如何又具有“普遍性、规律性和可重复性”而适用于“亿万人”呢？如果仅仅靠举一个例子（还不知是真是假）就具备普遍性的话，那么世界上千万个瘫痪病人都可以靠练“法轮功”而站立和行走甚至“完全康复”了，李洪志改行办一个“瘫痪病专科医院”岂不会对人类作出贡献！事实果真是这样吗？请再举出这种“可重复”的事例来！个别与普遍，特例与规律，一次与可重复，在“《不》文”这里竟然可以打等号，这是什么数学公式，又是什么现代科学呢？
从大量揭发出来的触目惊心的事件中，我们倒是看到了不少“法轮功”练习者讳疾忌医、延误了治病的时机而致死致残的实例，也看到了不少“法轮功”练习者相信李洪志的歪理邪说，走火入魔，自残身亡甚至杀人害命，破坏家庭安宁和社会稳定的实例。到今天为止1500多个因练“法轮功”而致死的事例，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恰恰说明了“法轮功”的巨大危害性。难道我们还要相信这样的所谓法轮“神功”是“符合现代科学所要求的普遍性、规律性和可重复性”，允许这样的悲惨事件再“普遍”地“重复”下去吗？早在整整一个世纪以前，德国科学家海克尔在其所著《宇宙之谜》（1899）中就指出过：“迷信与‘理性信仰’的根本区别在于：迷信承认有超自然的力量与现象，而科学则否定这种力量与现象；超自然的力量与现象是由错误的感觉与虚妄的幻想杜撰出来的。因此，迷信和已被清楚认识的自然规律不能相容，因而是非理性的。”李洪志能在瞬间矫正驼背，“法轮功”能使各种病症不治自好，这同中世纪宗教神学宣称上帝用男人的肋骨创造出女人，以及人体中有永不毁坏的“复活骨”，它能使死人复活的奇谈怪论如出一辙，都是杜撰出来的迷信而已。
第五，通过修炼能够直接认识宇宙真相吗？
我们知道，科学是人们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保护自然、以求得同自然界协调发展的思想武装和物质武器。科学需要唯实求真。近代科学产生在文艺复兴后的欧洲，是观察、实验和数学逻辑推理相结合的产物。在溯源的意义上有古代科学之说。近代科学产生之前，世界范围内有三次科学发展的高峰期：古希腊科学、阿拉伯科学和中国科学。“《不》文”大谈中国古代科学，说什么“河图、洛书、周易、八卦、太极理论等反映出中国古代科学对世界规律的整体认识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实验科学的仪器设备，人们却认识到宇宙、天体、地球与人类社会及人个体生命之间具有整体系统性”，“实际上，中国古代科学就走了与实证科学完全不同的另一条发展道路”。这是歪曲了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事实和本质。
我们知道，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自古生息繁衍在地球东方这块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他们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中，通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观察和其他多种实践活动，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思维，逐渐形成了系统思维指导下的农、医、天、算等各个学科体系，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和广阔的领域。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以本土科学文化为立足点，不断接触并吸收外来的优秀科学文化，兼收兼容，博采众长，从而铸成中华民族科学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使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永葆青春。中国古代从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生物、医学、建筑、陶瓷、纺织、冶金一直到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这“四大发明”的伟大成就都硕果累累，灿若繁星。这极大地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宝库，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
世界上不同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了不同文明的源头，也形成了不同的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思维方式。西方的科学注重分析和演绎，中国的传统学术注重归纳和综合。这两种学术思想异其旨趣，交相辉映，在世界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此消彼长而又相互融合。但观察实验、实事实证却是共同的。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仪器设备，但用人眼观察，制造浑天仪、地动仪观天测地，使用数学内插法编制历法，做小孔成像原理的实验，这难道不是科学的实证方法吗？春秋时代的名医提出“六不治”，其中有一条就是“信巫不信医，不治”，这难道不是医学科学吗？认识来源于实践，这是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也是科学发展的根基。通过修炼能够直接认识宇宙的真相，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这不是迷信、不是伪科学、不是反科学，又能是什么呢？
细读“《不》文”，不禁让我们想起英国作家查尔斯·麦凯著的《人类愚昧疯狂趣史》。这本可以称作“蠢事备忘录”的书叙述了两个多世纪前发生在欧洲大陆的16起惊世骇俗的大众骗局，如“巫术狂热”、“南海泡沫”、“郁金香热”、“十字军东征”等等，如其中介绍的18世纪几乎骗遍欧洲的阿尔伯特·阿路易斯，此人原本地痞无赖，后来学习了一些炼金术士的常用语，学到了用双层底坩埚演示把铁钉变成金银的把戏，于是奔走于各大城市，大批梦想发财的人趋之若鹜，千方百计地与这位“大师”拉关系，其中有高贵显赫的皇室成员、富甲一方的公爵、权倾当地的法官。英国剑桥大学现代史教授诺曼·斯通向世人推荐的时候意味深长地说：“《人类愚昧疯狂趣史》像其一个半世纪前写成时那样，在今天仍有重大意义，因为人类所做的蠢事只是在细节上而没有在规模上发生变化。”请读者想一想，李洪志秘密结社，组织邪教，编造邪说，敛取钱财，靠教主崇拜吓人，靠精神控制骗人，其思路、手法比当年的阿尔伯特·阿路易斯更愚蠢更可恶。
总结全世界近年与邪教斗争的经验，我们必须看到邪教是一种新的可怕的恐怖主义，是对人的政治权利和精神权利的最大伤害，是对人类文明的肆意亵渎。我们衷心希望作为大众传媒的报刊能够发出正义的呼声，如果堕落为邪教的传声筒，吹捧邪教邪说为“大法之窗”，实际是给邪教开罪恶之门，不亦悲乎！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第1版(要闻)
专栏：
尉健行会见印尼客人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记者潘筱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尉健行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以前总书记阿勒詹德尔·里戴为团长的印度尼西亚民主斗争党代表团。
尉健行对民主斗争党代表团访华表示欢迎。他说，中国和印尼是隔海相望的近邻，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印尼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国和印尼曾经共同为促进亚非各国人民的团结、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帝反殖斗争作出过积极贡献。两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以来，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全面发展。1999年12月，瓦希德总统对中国进行了成功访问。
尉健行指出，中国和印尼进一步加强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尉健行还赞赏印尼在台湾、人权等问题上所持的正确立场。
在谈到两党的关系时，尉健行说，中国共产党愿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基础上，与民主斗争党开展广泛、深入的交流与合作，以增进两党和两国人民间的了解和友谊，促进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里戴介绍了印尼当前的政治经济情况。他说，民主斗争党主席梅加瓦蒂副总统关心并积极推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友好往来。党际关系的发展有利于互相交流治国理政经验，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也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与和平。
中联部部长戴秉国等会见时在座。
代表团是应中国共产党邀请来访的。
这是印尼民主斗争党第一次派团访华，也是多年来印尼政党应中国共产党邀请派出的第一个访华团。
第1版(要闻)
专栏：
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模范
——记沈阳军区某红军团政委、一等功臣朱本林
新华社通讯员 刘念光 舒春平 新华社记者 张宝印 张琦
朱本林，沈阳军区某“红军团”政委。
在这个走过70多年战斗历程的团队，朱本林用新的视角判读改革开放给部队带来的新情况，带领党委“一班人”不断探索新途径、新方法，努力加强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为团队跨世纪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朱本林，当团政委5年，创下堪称一流的业绩。他所在单位先后被沈阳军区、集团军树为“军事训练先进团”、“基层建设先进团”，被中央军委授予“抗洪抢险模范团”荣誉称号，团党委被中组部评为“先进团党委”；他本人先后两次作为英模代表受到江泽民主席的亲切接见，还被沈阳军区树为“学雷锋标兵”，并荣获学雷锋金质奖章、荣立一等功。
（一）
1998年底，红军团首次征集了浙江省温州地区的新兵。这些新战士大多打过工、经过商、炒过股、当过小老板，一进军营，举止明显与众不同。新兵营的部分领导流露出“开放地区兵难带”的情绪。
这些反映引起朱本林的深思。他发现这主要是人们对社会上各种思潮带给部队的影响，存在片面和简单化的认识，把单纯当作纯洁，认为战士思想越单纯越好；把个人需求看作享受，认为个人欲望越少越好。结果，工作中采取了一些令战士不愿接受的办法，思想政治工作的路子总是拓不宽。因此，矫正干部的视差，用新的思维方式看兵带兵，是全新的选择。
朱本林组织干部骨干积极为战士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引导他们为部队建设献计献策。温州籍战士陈楠入伍前是个体婚纱影楼的小老板，朱本林建议把他分到政治处当摄影报道员，他一年就拍出30多幅反映部队面貌的图片，在军内外报刊发表。有两名温州籍战士入伍前在广州、深圳经营计算机软件，朱本林把他调到计算机电教网络中心，发挥其专长为电化教学编制出30多个多媒体教学软件，为辅导官兵学习计算机知识授课30余场次。去年底，有80％的温州兵被选为班长、评为优秀士兵、入了党，成了团队建设的骨干力量。
带兵方法的转变首先是思想认识的转变，而思想认识的转变离不开理论知识的学习实践。几年里，朱本林除了学政治、学军事理论，还选学管理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相关知识，摘录整理出近百万字的学习笔记和资料，在军内外报纸杂志发表近百篇政治理论、工作经验、个人体会文章，其中有10余篇被收入《中国军事文库》。
不同时期入伍的战士有着不同的经历。朱本林针对战士中独生子女多、家庭富裕的多、有技术专长的多、父母离异的多等特点，以“不看入伍时间长短，就看贡献大小；不看出身经历，就看聪明才智”的科学态度，总结归纳出了“做好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50个怎么办”的经验。
（二）
“当领导的不能因为被下级‘顶撞’而顾自己面子不容纳他人优长，不能把干部们的‘毛遂自荐’当成是跑官要官。要看到，敢于当面直言讲真话是一种境界，敢站出来接受挑战是有胆识的表现。”朱本林如是说。
朱本林听直言不曲解，用人才不偏见。
当团党委准备提升三炮连排长杨洪军任连长时，引起了不小争议。有人觉得，杨洪军经常不分场合“顶撞”领导，有时甚至“得理不让人”，给领导难堪。但多数人认为：“杨洪军是大学生干部，素质好能力强，给领导提意见、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说明他有思想，善思考，是对团队建设负责的表现，这样的干部该用。”
党委会上，朱本林说：“从大学生向合格军官的转变，是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不能把过程中的弱点和不足当结果定论，不能脱离现实去认识问题，留住人才，培养人才，是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朱本林和党委“一班人”在统一认识后，同意杨洪军当连长。
杨洪军上任后，朱本林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当连队建设有困难时，朱本林又帮助他分析原因，制定措施。杨洪军当连长期间，大胆创新，科学组织训练，改变了连队落后面貌，使连队连续三年被上级评为“基层建设先进连队”。
全团第一个研究生干部周玉印，在即将被提升为营长时，因新装备训练中的一个问题，当着众人的面和上级“顶”了起来。事情出现后，常委们看法不一。朱本林认为，对领导不符合新装备训练大纲的要求，敢于发表意见，是坚持原则的表现，比阿谀奉承、唯唯诺诺要可贵得多。我们作领导的要从善如流，不应求全责备。
排长周克军有汽车专业知识，懂管理，总想对朱本林表白，却怕别人说三道四，怕领导误认为是跑官要官，苦恼了许久。一天，他壮着胆子敲开朱本林办公室的门，汇报了对全团车辆管理和维修的设想，并说：“如果把我放到运输助理的位置上，我一定能干好。”周克军汇报完就走了，思考却留给了朱本林。联想到周克军有抱负，想多干事业的长处，他向党委其他成员道出了“先扬长后补短”的想法。
周克军在当运输助理的几年里，仅修理车辆这一项就为团队节约经费7万余元。1998年部队接到抗洪命令，全团近百台车辆紧急出动仅用47分钟，整个抗洪期间没有一台车辆出现技术保障问题。
（三）
朱本林在工作中发现，一些政工干部习惯把个别问题说成普遍问题，把简单问题看成复杂问题，有的甚至扣上不实的“帽子”。党委会上，朱本林直言这些做法是政治作风不实的表现。
前年冬天新兵入营，团电教室录制了一期“实话实说”节目。面对镜头新兵侃侃而谈，谈起自己的入伍目的和未来理想，不少人说是为了考学、学技术和转志愿兵。针对这些情况，新兵营搞了一次调查，结果有七八成的新兵想学技术回家致富或考学、转志愿兵谋个出路。新兵的教育组织者在一份调查报告中，笼统地把渴望致富当成拜金主义；把个人生活上的一些兴趣当成享乐主义；把想学技术、提干、考学当成个人主义。
一份“杜绝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教育提纲，摆在了朱本林的桌上，使他陷入了深思。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战士的物质生活需求越来越多样化、社会化，不能把艰苦奋斗、艰苦朴素的要求与战士这些需求对立起来。围绕这些问题，朱本林写出了新的理想信念教育提纲。为配合教育，满足官兵成人成才的需要，团里开办了高科技夜校，请地方10余所高校专家教授讲课。全团连队微机联网后，建立了“网上俱乐部”、“网上图书馆”、“网上大课堂”。
战士丁伟入伍前就有爱吃爱喝的嗜好。当兵以后，他星期日悄悄穿上便衣上街消费，从家里带来的8000元钱很快就花光了。干部批评教育他听不进去，换了连队仍不见效，有人断言他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朱本林调查发现，以前对丁伟的教育要求起点过高，工作不细。于是，他几次找到连队干部探讨如何帮助丁伟，启发大家按人才成长规律办事，循序渐进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使丁伟渐渐地走出了“误区”。
（四）
这几年，“红军团”家底厚了，朱本林提出运用物质利益原则“杠杆”调动官兵献身国防建设的积极性，得到党委“一班人”的支持。在地方专家教授的帮助下，团里投资建成了集电脑温控为一体的蔬菜大棚和保鲜库，官兵四季能吃上各类瓜果蔬菜。去年，团里又投资建成了集桑拿、按摩、健身于一体的现代化浴室，定期向官兵开放。
官兵们有组织地一次次走出营门欣赏现代高雅的文化艺术，一批又一批文化艺术团体应邀来军营送歌献舞。官兵们先后观看了黑龙江省歌剧院、曲艺团、京剧团等20多家文艺团体演出的80多台节目，还组织游览驻地名胜景点、观看文化艺术展览、参加驻地节日活动等，高雅精彩的艺术提高了官兵们对高品位文化艺术的欣赏能力。现在，全团形成了欣赏高雅音乐、看经典影片、读世界名著的氛围，全团涌现了一批小歌唱家、小作家、小诗人等，官兵的思想情操得到陶冶。
朱本林带领党委“一班人”为官兵营造生活美，官兵不计得失乐于奉献。几年里，全团先后完成了11次上级交给的军事训练、抗洪救灾、光缆施工等急难险重任务，被群众誉为威武文明的“铁军”。
（据新华社沈阳5月11日电）
第1版(要闻)
专栏：邢钢高线杯新闻摄影比赛
我国第一座100万千瓦级核电站———广州岭澳核电站核反应堆的4类8台关键设备，近日在四川省的东方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部制造完毕，产品质量、工期均达到岭澳核电站承包商法国法马通公司的要求。专家称，这是我国100万千瓦级核电站核岛关键设备国产化取得的突破性重大进展。图为5月10日一号蒸汽发生器正在装车，准备启运。
新华社记者 熊汝清摄
第1版(要闻)
专栏：
李岚清会见丹麦首相
观看丹麦皇家芭蕾舞团演出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今晚在北展剧场会见了正在中国访问的丹麦首相波尔·尼鲁普·拉斯穆森，并一起观看了丹麦皇家芭蕾舞团为庆祝中丹建交50周年专程来华演出的丹麦经典芭蕾舞剧《巨人错婚记》。
演出结束时，李岚清副总理与拉斯穆森首相一起登台会见了丹麦皇家芭蕾舞团的全体演员，并合影留念。李岚清对演员们的精彩演出表示祝贺，希望今后双方的文化交流开展得更多更好。陪同会见和观看演出的有文化部长孙家正、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奇葆、外交部副部长王光亚、文化部副部长孟晓驷、外交部部长助理马灿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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