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
陕西省曾是全国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从一九五八年底在榆林毛乌素沙漠试播到现在，陕西省共飞播造林两千四百多万亩，为“再造山川秀美的大西北”作出了贡献。
飞播“洒”绿惠三秦
本报记者 郑少忠
“治陕者必须治沙、治山”，而“治沙、治山当先育林”。40年来，历届陕西省委、省政府扭住飞播造林不放松，使这一造林绿化的主要手段为三秦大地的生态环境建设作出了特殊贡献。
陕西飞播造林始于1958年榆林毛乌素沙地的最初试验。60年代中后期，陕南秦巴山区和延安黄土高原飞播先后成功。1980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西北水保所向中央汇报陕西吴旗县飞播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订出规划和具体措施，在西北各省建立专门机构，组织实行。”随后，小平同志在林业部《关于飞机播种造林情况和设想的报告》上批示：“每年4000万，为数不大，完全纳入国家计划，地方做好规划和地面工作，保证质量。这个方针，坚持20年，可能得到较大实效。”
小平同志批示和江总书记关于建设“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的指示精神，如春风化雨，使陕西飞播造林驶入快车道。年均飞播造林由原来的10多万亩，发展到现在的150万亩，翻了十几番！截至1999年底，陕西已在全省10个地市、70多个县飞播造林种草2400多万亩，有效面积达1750万亩，成林和可望成林面积达900多万亩，成效面积率达50％以上。
科学技术是使陕西飞播造林如虎添翼的根本。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北京林业大学、中国林科院等7个单位联合攻关，在榆林风沙区开展飞播造林试验研究，在植物种混播技术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陕西南北不同地区全面推广这项成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现在全省飞播植物种已由原来的两三个增加到15个，大大拓宽了植物种的领域和数量。
为了提高飞播种子触土和发芽能力，林业部门采用植被处理，推广炼山、砍灌、破土整地、播后耙耧等办法，使飞播种子出苗率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
90年代初期，针对飞播成本大幅度上升的现实情况，陕西省林业厅组织研究秦林系列鸟鼠忌避剂拌种技术，并从1993年开始全面推广应用，总计推广面积达300多万亩，节约种子费、飞行费达600多万元。“秦林系列药剂拌种技术”、“GPS卫星定位导航技术”等多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全省飞播成效的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陕西省坚持40年飞播不动摇，生态环境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形成了大面积、集中连片的飞播林基地，在毛乌素沙漠南缘东起神木西至定边已经形成一条长达400公里的“绿色长龙”，使大面积流沙变成固定和半固定状态。在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飞播造林使全省每年至少减少泥沙流失1260万吨。
飞播造林为陕西贫困地区群众致富带来佳音。商洛流岭山区群众过去过着“缸里没粮、兜里缺钱、灶里没柴”的苦日子，70万亩飞播林长成后，流岭境内的九条小河由季节性干枯变成四季小溪，农业生产条件大大改善，群众不再为吃粮烧柴发愁了。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地方热线
岂容假币祸国门
本报记者 郑德刚
在众多令人厌恶的假冒产品中，恐怕没有一种假冒产品能像假钞票那样令人感到心惊和恐惧。然而恰恰是假钞票，在以广东汕尾为重点的粤东地区竟然达到了泛滥的地步，并且波及广东全省乃至全国其他地区。
与此同时，一场严厉、持久、深入的打击制贩假币犯罪活动的斗争，也向人们揭示了那一捆捆花花绿绿假钞背后隐藏的疯狂和残酷。
触目惊心的制贩假币活动
今年春运期间的某一天，广州白云机场，一位旅客正因买不到飞往重庆的机票而左顾右盼。一个早已守候在这里的“热心人”走上前去主动帮他买机票，这位旅客忙不迭地掏出940元递过去。片刻之后，“热心人”回来面有难色地说，机票实在买不到，遂退还了票钱。等这位旅客回过味来才发现，手中只有40元是真钱。
今年1月2日晚，在广州火车站东站巡逻的几名民警发现一个胸部、腿部异常发达的残疾人，经盘查发现，这个残疾人的胸部两侧、大腿内侧以及左上臂假肢内，塞满了一沓沓新版假人民币，总面额达4万多元。据交代，这些百元假币就是在这个火车站附近以每张20元真钱换来的。不久前，在广州火车站一楼大厅里，民警检查发现一名男子的行李中竟装满了崭新的假人民币，总面额达75万元。
据广东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介绍，1998年一年内，经广东公安机关破获的制贩假币案就有260多宗，抓获犯罪嫌疑人380多名，缴获的假人民币面额高达2．46亿元。而1999年，被全省各地公安机关抓获的制贩假币犯罪嫌疑人就有460多人，缴获的假人民币面额达到3亿多元。
1992年，汕尾市就已经发现制贩假币的犯罪活动。初期，公安机关查获的假币多为境外制造走私入境的。近年来，犯罪分子在继续大规模走私假币牟利的同时，开设地下工厂自己加工印刷假币，已逐步发展成为产、供、销“一条龙”的制贩假币网络。1999年5月在陆丰市甲子镇，公安人员连续捣毁了3个加工假币窝点，缴获假人民币面额达445万元。1996年至1999年的3年间，在陆丰缴获的假人民币就有1．9亿多元。近两年来，粤东地区的陆丰、普宁、潮阳等地更成了假币的主要生产和集散地。1998年，广东省公安机关破获、捣毁的7个印制假人民币窝点，都是在粤东发现的，其中陆丰就占了5个。而在广东的广州、深圳、惠州、梅州等地以及全国各地破获的制贩假币案件中，假币的货源大部分来自粤东。
猖狂的制贩假币活动，使广东成为假币最大的受害地。今年春节期间，从初一到初四，采取无人售票的广州市第三公共汽车公司收到的假币比平日多出了3倍，而该公司平时每天平均收到的假币就有2000元左右。今年年初以来，该公司已经三次将收到的面额总计70多万元的假币上缴银行销毁。这家公司近两年来共收到130多万的假币。
如今，在“南大门”广州的流通领域中究竟有多少从一元硬币到百元大钞的假币，恐怕谁也说不清。仅记者本人近年来从各个消费场所陆续收到的各种版本的假币，就足以“买”一台大彩电，而验钞机也已成为广东普及率比较高的“家用电器”之一。
重拳打击祸国殃民行径
面对日趋泛滥的制贩假币活动，广东公安干警排除干扰，深挖根源，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战果，遏制了制贩假币犯罪活动的猖獗势头。
广东省委、省政府对广东境内出现的严重制贩假币活动情况十分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李长春等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多次批示，要求公安机关从讲政治的高度，对制贩假币活动给予最严厉的打击。
去年12月，在广东省公安厅统一指挥下，经过3个多月声势浩大的“冬季行动”，全省公安机关共破获制贩假币案件13宗，抓获犯罪嫌疑人60名，捣毁假币窝点10个，缴获成品、半成品假人民币1亿多元。从去年12月到今年1月，公安机关在中山市和普宁市分别抓获了两名印制假人民币重大犯罪嫌疑人，其中一名还是专门印制假币的技术人员。在假币泛滥的汕尾市，当地公安机关经过缜密的侦查，先后破获了制贩假币案件15宗，抓获犯罪嫌疑人55名，缴获假人民币9100多万元，捣毁了制假窝点4个，并收缴了一大批造假工具设备。去年11月6日，公安机关在陆丰成功破获了该地已发现的最大制贩假币团伙，抓获卓氏三兄弟等10多名犯罪嫌疑人，缴获1990年版假人民币4660多万元。据该团伙交代，这伙犯罪分子已经先后印制了假人民币2亿多元。
今年3月中旬，广东省公安厅再次在汕尾市召开了全省打击制贩假币犯罪工作会议，决心在打击制贩假币行动中再立新功。
正视严峻现实和挑战
广东公安机关持久、严厉的打击行动，极大地震慑了曾经猖狂一时的制贩假币犯罪活动。然而，极少数国家工作人员、公安人员参与制贩假币的行径，更显露出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
1998年12月，当时身为陆丰市政协委员的郑汉蝉与在逃的两名犯罪嫌疑人密谋寻找印制假币的场所。郑汉蝉将两人介绍给陆丰市河东镇大屯管理区党支部书记张文坚，几人一拍即合，确定在该镇的“清修寺”附近设点开印，而负责该窝点“保卫”任务的，竟是与张支书同村的村委会主任兼治保主任。此案在去年得以破获，但由此而引起的强烈震撼，至今仍在陆丰回荡。去年8月，陆丰市公安机关在该市某处查获了假人民币116万元，当场抓获了4名犯罪嫌疑人。经过一番审理，几名案犯竟捅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黑幕：身肩重任的陆丰市公安局副局长林景培、巡警大队正副大队长尤振添和陈月波等13名公安干警，竟也收取了犯罪分子的贿赂，而为制贩假钱开了绿灯。此案得破，全省震惊。汕尾市公安局虽然顶住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将这些违法的公安人员逮捕查办，然而此案对日夜奋战在维护社会治安第一线的广大正直公安干警已造成了深深的伤害。
公安机关的严厉打击行动，震慑了制贩假币的犯罪活动，而陆续披露出的案情，也为全社会敲响了警钟。在暴利的诱惑下，犯罪分子决不会就此罢手，更艰巨、更长期的考验还在后面。广东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屡打不止的制贩假币犯罪活动利用其逐步形成的区域性网络，以及这种犯罪特有的隐蔽性和高技术手段，呈现出很大的渗透性和蔓延性。
仅仅靠广大公安干警的日夜拼搏甚至流血牺牲，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在一张张假币在消费者手中辗转多次，却没人毁掉它的现象普遍存在的今天，唤起百姓自觉与假币作斗争已成为当务之急。
今年4月6日，北京西站铁路公安段干警在车站抓获两名贩卖假钞的犯罪嫌疑人，查获面值达80万元的假人民币。 新华社记者 唐召明摄（附图片）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
陈省身回国
本报记者 傲腾
坐落在南开大学东南角的“宁园”，是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回国定居的公寓。由于教授的入住，昔日的宁园，不再宁静。人们进进出出，来来往往，不时从小楼里传出大声的争论和开心的笑语。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神采奕奕，谈笑风生，是那样的轻松愉悦，和蔼可亲，没有丝毫倦意。
今年大年三十，天津市市长李盛霖捧着花篮，带着市政府特为陈老提供的生活费卡给老先生拜年。陈老从市长手里接过证书卡幽默地说，我要是活到100岁，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哟！李市长也风趣地说：“我们盼着您老活到200岁！”
“天津要创名牌，也要恢复过去的名牌。比如，现在的糖炒栗子，就没我小时候吃的好。”
老人言谈话语中透露出对天津生活的熟悉与喜爱。几句问候之后，陈省身先生问李市长：“听说市里的科技馆，前两年来观摩的人很多，这两年人数下降了，是吗？”
李市长答道：“有这情况，主要是没新内容。”“对，就得让它不断有新内容。比如，现在人们用的移动电话很多，它的原理是怎么回事，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哇，可以让摩托罗拉在科技馆里展示移动通讯原理。你不用出钱，他们会愿意搞，有广告效益……”老人思维敏捷，侃侃而谈。这一天他特别兴奋，因为在此前不久——1月18日，陈省身先生获得了在华永久居留的资格证书，他早在90年代中期就想回国定居，终于在新千年到来之际实现了夙愿。
陈省身教授的青春年华（1922年—1930年）是在天津度过的。因此，他对生活过8年的这座海滨城市情有独钟。
他11岁随家从浙江嘉兴迁居天津，先在扶轮中学读书，因聪慧过人，连跳两级，于1926年考上南开大学数学系。1930年从南大毕业考入清华研究生院，后又赴德国汉堡、法国巴黎留学，成为数学博士。陈省身从40年代开始数学研究，几十年里，著作等身，硕果累累，被国际数学界称赞为“将数学带入一个新世纪”的学界泰斗。
陈省身先生从青年时代就一直与祖国与民族同荣辱，共命运。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正是他获得数学博士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执教于西南联大。在战火纷飞的土地上，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数学精英。1943年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邀请他去从事研究工作，他在这个研究院完成了高斯—邦尼公式的证明课题，接着又进入后来被人们称为“陈省身示性类”的研究领域。抗战胜利后，他又怀着报效祖国的壮志回国工作。1948年，当时已成为最年轻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陈省身由于种种原因再次应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之邀，举家赴美。1961年陈省身在美国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随后他加入美国国籍。在美国，陈省身是华人的骄傲，由于在整体微分几何上的卓越贡献，他获得国际沃尔夫数学奖。正如国际著名数学家奥塞曼指出的：“使几何学在美国复兴的极有决定性的因素，我想是40年代后期陈省身从中国来到美国。”
在以后的岁月里，陈省身教授一边埋头研究，一边密切注视着祖国的变化，想方设法寻找一些机会尽可能为祖国效力。1972年，中美关系刚刚解冻，陈省身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了祖国。
一夜夜的促膝长谈，陈省身向同学吴大任诉说了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贡献给祖国的心愿。经过吴大任的一番奔走，南开大学的几次赴美邀请，1985年国家级的南开数学研究所在南开园落成，陈省身被聘任为所长。这是一个外籍华人在国内科研机构的首次任命，陈省身欣然接受。在数学所成立大会上，他郑重表示，要为南开数学所乃至中国数学的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每年来南开数学所工作两个月，回到美国后，不断写信来指导南开数学所的工作，陈先生把信件按顺序编为1、2、3、4……号，2号信督促检察1号信所部署的内容，同时部署新任务，接着在3号信中询问落实情况，以此类推。这几年来往信件达几十份，陈先生认认真真地承担起了南开数学所的领导工作。
在南开数学所成立之初，他捐款1万美元，捐书近万册，并立下遗嘱，将自己的遗产由一分为二（分给两个子女）改为一分为三，加上了南开数学所这个在陈先生心中的新生儿。1998年，他又毅然捐出自己的财产建立“陈省身基金”，供南开数学所发展使用。
陈省身早就提出他的“陈省身猜想”——21世纪中国将成为数学大国！
为了实现他的猜想，近30年来，陈省身不顾年高，数十次往返于大洋两岸，为发展中国的科教事业尽心竭力，联系海内外数学家同中国数学界密切合作，培养出一大批数学英才。他还把自己的优秀学生召唤回国。“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入选者陈永川、张伟平都是他的得意门生，如今两人全都回到南开，成为恩师当之无愧的接班人。1992年陈省身辞去所长职务，让贤于陈永川教授，自己任名誉所长。
1999年金秋十月，南开大学80华诞的庆典上，陈老先生发表了动情的演说：“南开大学的目标不仅要办成世界一流的大学，而且要立志成为中国第一的大学。”那鼓舞人心的话语，赢得广大南开学子热烈的掌声。
如今，他回国了，他的回国不是为了叶落归根，不仅仅是在养育他的故土上安度晚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陈教授为的是成就一番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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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特色之乡
菏泽念好牡丹“经”
张洪燕 武宪威
“千片赤英霞灿烂，百枝绛点灯煌煌。”每年谷雨时节，春风把山东省菏泽市万亩牡丹园吹绿，千万株牡丹竞相怒放，灿若云霞。
花如海，人似潮。4月22日是菏泽国际牡丹花会召开日，置身于千姿百态、争奇斗妍的牡丹丛中，令人目不暇接。据菏泽地区行署专员陈光介绍，目前仅曹州牡丹园、百花园、古今园三大名园就种植牡丹5万亩，品种达600多个，并有皇冠型、菊花型、荷花型等9个花型和黄、白、红等9大花色，各具特色，各具风韵。
曹州牡丹甲海内。菏泽古称曹州，是历史悠久的牡丹之乡。在漫长的岁月里，菏泽牡丹由于产量不多，在市场上露面的机会很少。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使菏泽牡丹重放光彩，特别是近几年，菏泽牡丹愈加光芒四射。
菏泽地处中温带，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有大面积的沃野良田，傍依京九、陇海两条铁路动脉，是苏鲁豫皖的必经要道。1992年，菏泽市在牡丹主要种植区成立牡丹办事处，他们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制定出花农最得实惠的工作方案。特别是国际菏泽牡丹花会经贸区的建设对牡丹发展的拉力最大，使整个辖区步入了户户有花房，家家飘花香的庭院经济时代，全处72％的农民从事花卉产业，68％的村成为花卉专业村，86％的耕地种花卉，建立国有、集体、个体花卉企业347个，使菏泽快速形成了目前我国最大的牡丹观赏区和生产、科研、销售基地。1999年，菏泽市牡丹办事处农民总收入2．7亿元，其中花卉收入1．65亿元，占全处农民总收入的61％。全处人均收入2500元，其中花卉专业村人均收入达4000元。
花随人意开，四季吐芳芬。牡丹作为菏泽经济发展的一大支柱产业，菏泽地委、行署领导更加重视对牡丹的科学研究，使牡丹的催化技术更加精湛。菏泽牡丹的年销量从最初的几万株增加到近年的数百万株，销售区域也从国内的大中城市、港澳地区发展到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几十个国家。日本东京还建有占地100亩的“中国曹州牡丹园”。
以花为媒，招商引资。自1992年起，聪明的菏泽人成功地举办了八届国际牡丹花会。8年间，花会期间全区累计增加直接经济收入2亿多元，共引进外资9．22亿美元，经贸成交额180亿元，截至目前，共有100余家三资企业在菏泽落户。菏泽牡丹芬芳艳丽，牡丹之乡更加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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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善于研究市场
中共河北清河县委书记 周国江
周国江，1954年生，大学文化。历任河北邢台地委办公室副主任，清河县县长，1998年任清河县委书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吃透市场，才能避免指导上的失误；只有具备了驾驭市场的本领，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始终把研究市场当成领导经济工作的一件大事来抓。为了研究市场，我们接通了互联网络；不断派县领导成员和各职能部门的负责同志，走出去进行国内外市场调查；五大班子成员经常坐在一起，召开市场分析会。
我们清河是国内最大的羊绒加工经销集散地。1998年春节前后，羊绒价格降到了30万元左右1吨，这是近几年来未有过的价格。我们通过分析，觉得谁在低价位上拥有了最多的原绒，谁就能占据市场的主动，进而去赚大钱。于是，我们作出了引导各羊绒企业大量采购原绒的决策。在积极引导下，到1999年5月新绒上市，全县收购了全国75％的原绒，同时，蒙古等国外的一些原绒也流入了清河，保证了全县万台梳绒机有了足够的原料。到6月份，羊绒价格开始上扬，涨到如今的100万元左右1吨。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大发了“羊”财，县财政收入也得益于羊绒行业，在1．55亿元的财政收入中，来自羊绒行业的就占到70％。
俗话说，市场如战场。在角逐中，谁能熟练地驾驭市场，谁就能取得胜利。去年10月下旬，羊绒市场的价格有些波动，有些企业想随波“下沉”羊绒的价格。我们冷静分析了国内国际的羊绒市场，认为国际市场的羊绒需求正盛，而世界上60％以上的羊绒又在清河，价格的主动权在我们手中。谁在这时随波卖低价羊绒，谁就少赚钱。于是，我们确定了自己的市场营销战略：不随波低价销售羊绒，并积极引导各羊绒企业，待市场稳定后再出手羊绒。结果一个月后，羊绒每吨上涨了10多万元。（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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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采访随想
企业责任多面观
冯奎
在基层采访，许多企业的“头头”诉说了这样一个困扰：隔三岔五总会有上级主管部门通过电话、口信或批条形式找上门来，要求企业多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如为社会公益事业募捐、赞助；抽调人员参加义务劳动；接纳一批企业并不需要的劳动力，等等。
企业要不要承担社会责任？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但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和怎样去承担，就需要具体分析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做一些企业经营管理之外的、对社会有益的工作。显而易见，企业的社会责任并非法律明文要求企业干的事情，即没有强制性，政府不能强迫企业承担多少社会责任。社会舆论对那些承担较多社会责任的企业可以大加褒扬，对较少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也要区别对待，不该负担的不负担，该负担的也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一句话，可提倡，但不可强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更不能加重企业的负担。
面对社会责任，当前还有另一种观念，这种观念特别地存在于那些非国有企业中。一些老板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是自主经营、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主体，只要守法就足够了，哪里还要承担什么社会责任？这种观念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企业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产生、发展的，它对社会有多方面依赖性，回应社会的要求，尽力承担一些社会责任，是企业理性的表现。其实，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又何尝不是在为企业扬名？中外企业管理的经验都表明，企业在一定限度内承担社会责任，对塑造企业的整体形象有利。
承担社会责任，需要付出相应的人力、物力，也就是要承担“责任成本”。当前，一些刚刚转制的中小企业，由于各方面关系还没有理顺，企业在生产、经营多方面还有诸多困难。对于这些企业，重要的是自身成长。而对那些创业有成，在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内举足轻重的龙头企业，人们有理由希望它们承担一些社会责任，正如常话所说，这是自觉地“回报社会”。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
江西省分宜县商业局何宜玲（左）、何宜萍（右）两姐妹1999年下岗后，自筹资金办起蕾蕊幼儿园，安置了两名幼师毕业生和14名下岗工人再就业。图为姐妹俩正在教孩子们玩积木游戏。
新华社记者 宋振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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