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专程前往埃及同穆巴拉克总统举行会晤
江泽民主席抵亚历山大受到热烈欢迎
穆巴拉克总统举行隆重仪式欢迎奥贝德总理到机场迎接
本报亚历山大(埃及)4月17日电 记者孟宇红、朱梦魁报道: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天上午专程从以色列特拉维夫来到埃及亚历山大同穆巴拉克总统举行会晤。
亚历山大市位于地中海海岸及亚非欧三大洲之间,是埃及第二大城市和重要的港口。今天,亚历山大市阳光灿烂。阿拉伯塔机场上,中埃两国国旗迎风招展。当地时间上午9时多,江主席的专机缓缓降落在停机坪上。埃及总统府礼宾官和中国驻埃大使安惠侯登上飞机迎接江主席。随后,江泽民主席走下舷梯,与前来机场迎接的埃及总理奥贝德亲切握手,互致问候。奥贝德总理对江主席在访问以色列期间专程来亚历山大同穆巴拉克总统举行会晤表示热烈欢迎。亚历山大省省长马哈古布等埃及政府其他官员、中国驻亚历山大总领事刘汝才以及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和驻亚历山大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也到机场迎接江主席。欢迎人群中打出了“热烈欢迎江主席”的横幅。我驻埃使馆女青年向江主席献上鲜花。
江泽民主席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讲话。他说,中国和埃及都是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亚历山大是最早传入中国的非洲地名,早在公元前120年,中国汉朝的特使就曾到达过这里。中、埃建交后,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两国在相互尊重与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了真诚、牢固的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以及在国际事务中进行了广泛而卓有成效的合作。去年穆巴拉克总统访华期间,我们共同签署了中埃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联合公报,为两国未来关系的发展确立了框架和目标。
江主席说:“埃及是阿拉伯和非洲地区的重要国家,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独特的影响和作用。当前国际形势和中东局势复杂多变,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既有机遇,又面临挑战。我期待着同穆巴拉克总统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地交换看法。我相信,我与穆巴拉克总统此次会晤必将有助于进一步增加了解,促进友谊,加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
陪同江泽民主席访问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国务委员吴仪,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滕文生,外交部副部长吉佩定,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由喜贵,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孙广相,特别助理王沪宁,江主席办公室主任贾廷安等也同机抵达。
在奥贝德总理的陪同下,江泽民主席乘车前往亚历山大拉斯汀国宾馆。
上午10时30分,穆巴拉克总统在国宾馆举行隆重仪式,欢迎江主席的到来。当江主席抵达国宾馆时,穆巴拉克总统迎上前去,两人亲切拥抱,互致问候。随后,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仪仗队向江主席行注目礼。仪式结束后,穆巴拉克总统与江泽民主席携手走进会议大厅。
与江主席同机抵达亚历山大的中方陪同人员以及埃及总理奥贝德、外长穆萨等埃及政府高级官员参加了今天的欢迎仪式。(附图片)
四月十七日,江泽民主席乘专机抵达亚历山大,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亚历山大拉斯汀国宾馆举行仪式欢迎江泽民主席。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第1版(要闻)
专栏:
江泽民主席会见穆巴拉克总统
双方就发展两国关系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本报亚历山大(埃及)4月17日电 记者孟宇红、朱梦魁报道: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17日在埃及地中海城市亚历山大国宾馆会见了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双方就发展两国关系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穆巴拉克总统欢迎并感谢江泽民主席应他的邀请来到亚历山大与他会晤。他说,他十分珍视与中国的关系,曾多次访华,希望今后能有机会再到中国去访问。
江泽民主席对时隔一年再次与穆巴拉克总统见面感到十分高兴。他感谢穆巴拉克总统盛情邀请他再次访问埃及,来到闻名遐迩的历史名城亚历山大。他说,亚历山大是最早传入中国的非洲地名,早在公元前120年,中国汉朝的特使就曾到达这里。亚历山大市是中埃关系源远流长的见证。
穆巴拉克高度评价两国关系的发展。他赞扬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并认为今后埃中两国之间的合作领域一定会十分广阔。他说,中国在建设经济特区和开发区方面有许多经验。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埃及也搞市场经济。埃及欢迎中国的公司、企业到埃及扩大投资,加强互利合作。埃及愿意在建设经济特区方面借鉴、学习中国的经验。他还表示,埃及有着古老的文明,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埃及热情欢迎中国旅游者多到埃及来旅游。
穆巴拉克表示,埃中关系发展十分良好。埃及将继续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的统一大业。他还表示,埃及坚定地支持并欢迎中国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江泽民对此表示赞赏。
江泽民指出,世纪之交,回顾两国关系,可以概括为:相互理解、友谊深厚、全面合作。展望未来,我们对两国关系充满信心。他说,当前世界形势正发生深刻的变化,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这一趋势一方面使国际形势总体趋缓,有利于一些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但同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严重存在,这就给世界带来不稳定。在这一形势下,中埃作为两个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不断加强团结合作,共同面对挑战,谋求共同发展,就显得尤其必要,特别重要。中埃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一年来,联系增多、协调默契、合作加强,我们希望这一势头继续保持下去。
双方就加强两国经贸和科技等方面的合作交换了看法。江泽民说,近年来,两国的贸易发展较快,这表明加强这一领域的合作具有很大潜力。此外,我也很关注埃及苏伊士湾经济特区建设。中方愿意在建设特区方面同埃及进行友好合作,这种合作对促进两国经贸关系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总之,加强和发展同埃及的长期友好合作是中国外交的既定方针。相信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将会不断向纵深发展,双方的经贸关系也会随之不断出现新的增长点。江泽民说,近些年来,中国公民到国外旅游的越来越多。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旅游者到埃及的会越来越多。
穆巴拉克向江泽民介绍了中东和谈,特别是巴以和叙以和谈的最新情况,以及埃及对中东和平的立场。
江泽民说,我此次访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正值中东地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我愿通过这次访问和同有关各方的接触,对中东和平进程起些推动作用。巴以双方领导人都向我介绍了当前的和谈形势和各自的立场。我向双方强调了中方以下立场:
(一)阿犹两个民族和解,实现中东和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趋势既符合地区各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二)我阐述了“和为贵”这一中国的传统思想,强调解决中东问题应提倡和谈而不是武力,合作而不是对抗,理解与宽容而不是敌视和排斥。
(三)阿以和谈应遵循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土地换和平”的原则,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进行认真务实的谈判,严格履行已达成的协议,才能建立互信,克服困难和障碍,推动和谈不断取得进展。
(四)中东和平进程应以尊重各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保障各国安全,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益,包括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各民族和睦相处为目标。
江泽民说,总的看,各方都有加速和谈、实现中东和平的愿望和决心,但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因此,国际社会有责任有义务加大促和力度。
埃及是地区重要国家,在推动中东和谈中一直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越是在中东和谈面临困难和阻碍的时候,埃及的作用越显得重要。中国赞赏并支持埃及尤其是总统阁下本人继续发挥积极影响和重大作用,也愿在此问题上同埃及方面保持磋商,加强协调,共同为实现中东全面、公正、持久的和平作出努力。
钱其琛副总理、吴仪国务委员等中方陪同人员以及埃及总理奥贝德、国防部长坦塔维、外交部长穆萨、内政部长阿德利、经济和外贸部长加利等会见时在座。
会谈结束后,穆巴拉克总统举行宴会,欢迎江泽民主席来亚历山大与他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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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七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本报评论员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于扩大内需,促进我国经济协调发展,实现跨世纪发展战略目标,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对党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全国各地热烈响应,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更是珍惜这难得的机遇,积极行动起来,抓规划,搞论证,招商引资,制订措施,上上下下只争朝夕。
干事业,首先要振奋精神。有了饱满的精神,才可能有切实的行动。从这点上讲,西部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的这股热情是难能可贵的。这是西部大开发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
但是,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西部大开发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很有可能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因此,必须作好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那种以为中央一旦把开发重点转向西部,西部面貌立刻就会大变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西部发展,受环境、资源、人才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这正是造成西部地区不发达的重要原因。要改变这些制约因素,不是短时间内一下子可以做到的,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艰苦努力才能逐步实现。就以当务之急的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来说,就难以立见成效。造成西部目前的状况,是自然因素和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自然因素不可忽视。西部地区地域辽阔,一些地方缺雨少水,长期干旱;一些地方高寒缺氧。有些地方通过退耕还林、还草,生态可以较快恢复;有些地方种树种草则很难存活,如果科研工作不能有所突破、引水等基础设施问题不解决,就很难走出“种了死,死了种”这个怪圈。因此,我们对困难和不利条件必须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西部地区现有的环境容量也受到制约。单就水源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工农业用水的增加,河西走廊地下水急剧下降,嘉峪关市50年代末至今,地下水下降了60多米,张掖市则下降了近百米。祁连山的雪线也逐年后退,平均每年后退1米,周围的农田因缺水大片沙漠化。西部地区的经济要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环境容量这个“瓶颈”制约。然而给环境“增容”,决非一朝一夕可就。因此,我们的主观愿望一定要和客观实际结合起来。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头脑一定要冷静,防止出现急于求成的思想。不要不切实际地把目标定得太高、太急,不要抱有速战速决的幻想。
西部开发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我们在积极行动的同时,对于开发的长期性、艰巨性,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样,前进的步伐才能更加稳健,开发的效果才能更有保证。急于求成、盲目铺摊子、一哄而上,曾经让我们饱尝了苦头。在西部大开发中,我们一定要遵循经济规律,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有计划、有步骤、扎扎实实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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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历史是一面镜子
——从台湾被割让历史看吕秀莲丑恶嘴脸
新华社记者 薛建华 孙承斌
今天是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署一百零五周年纪念日。吕秀莲曾声言,《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是台湾人的大幸,幸亏把台湾割让给日本”,赤裸裸地对侵略者顶礼膜拜,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歌功颂德。这种奴颜媚骨当代罕见,吕秀莲何以面对岛内那些血洒山河的抗日民族英雄?
割让台湾,是中华民族永远的耻辱和伤痛。吕秀莲向侵略者献媚,是不折不扣的民族败类
翻开中国近代史,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感到沉重。当年的硝烟、呐喊和泪水,穿越了时空,至今仍历历在目——《南京条约》、《北京条约》、《辛丑条约》……割让香港、开放口岸、巨额赔款……侵略者凭借船坚炮利,在中华大地掀起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无耻的瓜分狂潮,腐败、懦弱、无能的清政府只能以一份份不平等条约,以一次次割地赔款来满足侵略者的欲望。神州大地风雨飘摇,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
早在十六世纪后期就曾侵略台湾无功而返的日本并没有置身于这场侵略狂潮之外,野心勃勃的它于一八九四年发动了旨在并吞朝鲜、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一年的战争不仅让清王朝丧失了精心经营的北洋舰队,也让台湾从此离开祖国达半个世纪之久。在侵略者蛮横的所有条款“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的淫威与要挟下,在如不签约就重新开战的威胁与恫吓中,清政府被迫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台湾从此“让与日本”。
消息传来,举国震惊。中华民族为台湾的割让、《马关条约》的签署悲痛、愤怒、呼喊:在北京,积极主战的官员们纷纷上书抗争,百姓“人情汹惧,奔走骇汗,转相告语”,正在京应试的各省举人奔走呼号,“至有痛哭流涕者”,愤而“公车上书”。
在台湾,人们聚哭于市,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台北民众“激于义愤,万众一心”,鸣锣罢市,向台湾巡抚呈递血书,愿“誓死守御”……
那是一个浸透血与泪的春天,一个所有中华儿女永远无法忘怀的屈辱之日: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马关条约》签署日。一纸条约积淀着耻辱与伤痛,它记录了中华民族在那个悲苦时代的所有无奈和悲愤;台湾的割让,更是民族的灾难与浩劫,它警醒着中华儿女:中华民族已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时刻。
就是这样一个象征着民族屈辱的《马关条约》,吕秀莲们竟然为之歌功颂德;就是这样一个民族永远的伤痛,竟然成了吕秀莲眼中的“大幸”。为了实现分裂祖国、台湾“独立”的罪恶目的,竟然可以舍弃民族的良知,可以公然站在侵略者一边。历史这面镜子,照出吕秀莲是一个民族败类。
悲愤汇成抗争,鲜血洒染国土。台湾被割占的历史,就是台湾人民不屈奋争的历史。吕秀莲甘做汉奸,是彻头彻尾的人民叛徒
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甘于屈服的民族,中国人民从来就不是畏于强权的人民。一批批的仁人志士,为探寻强国富民之路而前赴后继。台湾的被割让,则犹如一声惊雷,在中华大地唤起了波澜壮阔的反割台、反占领斗争。台湾岛内抗日义军纷纷揭竿而起,祖国大陆呼应之声响遍南北。
反对割让,抵抗日寇,台湾同胞用鲜血写就了一页悲壮的历史:
1895年6月,日军向基隆发起猛攻,守军顽强抵抗,终因力量悬殊而告失陷;
7月,日军进犯新竹,义军拼死抵抗,战至粮食断绝。新竹失守后,义军曾发起三次大规模反攻,先后进行大小20余次战斗,牵制日军达一月之久;
8月,义军在大甲溪与日军展开激战一天,日军纷纷落水,遗尸累累,多个被擒;
8月,义军3000余人与日军在八卦山展开血战,击毙日军千余人,义军将士伤亡殆尽;
10月,义军与日军在嘉义城内展开浴血巷战,“伤亡极重”。义军首领徐骧受重伤,高呼“大丈夫为国死,可无憾”,壮烈牺牲;
同月,外援早绝、粮饷告罄、饥疲至极的义军坚守台南数日,毙敌不计其数;
11月中旬,日军刚刚宣布“本岛全归平定”,义军旧部即再度而起,高喊“驱逐倭奴、恢复中华”,打响了全台沦陷后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第一枪……
历史镌刻着这些为台湾、为国土挥洒了青春、鲜血的英灵的名字:徐骧、姜绍祖、吴汤兴、胡嘉猷、江国辉、苏力、黄娘盛……
历史用带泪的文字记录着这一段不屈而光辉的历史:从1895年6月到10月,不畏强暴的台湾义军和清军官兵,历经大小百余仗,持续5个多月,共歼敌4800余人,击伤敌人2.7万人,其伤亡数字比日军在甲午战争中的伤亡人数多出了将近一倍。
日本占领台湾后,实行了惨绝人寰的殖民统治,吕秀莲口中所谓的台湾“大幸”,却是台湾人民的深重灾难与巨大浩劫。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建立了专制独裁的总督统治,强化暴力机器,在岛内建立了遍布社会各个角落的警察网络和保甲组织。仅1898年至1902年短短4年间,日本殖民者在岛内便杀害了11900多人。为了镇压此起彼伏的抗日运动,在北部,仅日军第七旅团就杀害2454名台湾同胞,整个“宜兰平原大半化为灰烬”;在中部,云林地区4000余房屋被毁,6天之内,70多个村庄被烧掠;在南部,日军对潮州和恒春实行镇压,“被害者达2053名,伤者不知其数”,被焚房屋5813户,连日本人自己也惊呼“讨伐被害意外之多”……
在日军占领台湾的50年里,台湾人民反奴役、反欺凌、反殖民统治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陈秋菊、詹振等在北部起义,简义、柯铁等在中南部围歼日军,黄国镇等在南部袭敌,以及此后的苗栗起义、噍吧哖起义,都曾为日本殖民者带来严重威胁。1930年10月,雾社泰雅族居民起义,袭击警察驻在所,杀死日人134名。起义遭到了残酷镇压,日军甚至动用了毒气弹,雾社地区的泰雅族人几乎濒于灭绝。
侵略与反侵略,殖民与反殖民,成为台湾被侵占后的两条主线。台湾被割让的历史,既是殖民者疯狂掠夺、对台湾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的历史,更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同仇敌忾、不屈奋争的历史。吕秀莲之流为了实现自己的分裂图谋,置基本史实于不顾,跑到日本发表寡廉鲜耻的汉奸言论,公然站到了台湾人民的对立面。她只能是一个人民的叛徒。
台湾与祖国共命运,统一才能共繁荣,历史的结论不容篡改。吕秀莲漠视历史,图谋分裂,是丧心病狂的历史罪人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永远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日本殖民者霸占台湾达半个世纪之久,二次大战的胜利结束,使得台湾最终仍旧重归祖国的版图,成为祖国大家庭一分子,这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历史事实。
虽然日本殖民者在岛内实行血雨腥风的恐怖统治,剿灭一切可能的反抗行动,虽然他们费尽心机地推行“皇民化运动”,强化精神控制,尽力使台湾人成为“真正的日本人”,但在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同胞从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大陆,中国才是自己的祖国。祖国母亲也从来没有忘记自己失去的孩子,从来没有放弃收回宝岛的决心。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发出了怒吼。当时的中国政府在《中国对日宣战布告》中昭告各国,中国废止包括《马关条约》在内的一切涉及中日关系的条约、协定、合同,并将收复台湾。
民族危亡关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凝聚成一体,汇成了浩浩荡荡的民族统一战线。身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与祖国人民一道,以满腔激情投身进抗日战争中。岛内的志士们组成了台湾革命青年大同盟、台湾革命民族总同盟等革命组织。1940年3月,由各抗日团体联合组成的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后更名为台湾革命同盟会)宣告成立,团结台籍志士千人以上。以李友邦为领导的台湾义勇队、台湾少年团,积极参加抗战工作。台湾同胞的抗日反战及在祖国大陆的积极抗战,充分显示出台湾人民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与全国人民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赢得了近代以来第一次民族战争的全面胜利。10月25日,中国政府收复台湾、澎湖列岛,被割让50年零156天的台湾重归中国主权的管辖之下,被奴役半个世纪之久的台湾人民恢复了中国国籍。这一天的台湾,家家户户张灯结彩,街街巷巷锣鼓喧天,鞭炮震耳欲聋,欢笑和着泪水。重归祖国的台湾沉浸在无边的激动与欢乐之中。
历史是一面镜子。当今天我们再次审视100多年来的这部台湾历史,任何一个尊重历史、不带偏见的人都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台湾与祖国共命运,统一才能共繁荣。台湾当年之失,缘于国家的贫弱与衰败;台湾的最终归还,依靠的是全民族的抗争和战争的胜利。台湾离不开祖国,祖国不能没有台湾。吕秀莲处心积虑地搞“台独”,闹分裂,逆历史潮流和民族意志而动,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
历史是一面镜子。吕秀莲发表了一串“大幸”论,历史却照出了她的真实面目,对她的汉奸言行作出了无声的回答。吕秀莲美化外国侵略台湾的历史,无非是梦想着洋人的撑腰,盼望着“国际各方”的“及时插手”,好让她实现“台独”的美梦。前几天她又猖狂地叫嚣“国际社会现在确实该郑重其事地插手台湾事务了”,再次让世人看清了她挟洋自重的奴才嘴脸。只是,如今时代不同了,想靠洋人撑腰搞“台独”,只能是白日做梦。
(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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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全面启动
本报合肥4月17日电 记者王启明报道:安徽省委、省政府今天召开全省县、市以上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动员大会,全面部署并正式启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
农村税费改革是调动和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治本之策,是继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个调整、一项改革,即取消乡统筹费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取消农村教育集资,取消屠宰税;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政策,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
为保证这次改革的顺利进行和试点成功,安徽省将层层成立农村税费改革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抽调得力干部专管这项工作。将从省直部门抽调政策水平高的干部和市、地抽调的人员组成工作组,分派到各市、县进行督促检查和指导。从市地到乡镇村层层举办培训班,培训一支精通业务、政策观念强的干部队伍,以保证中央政策精神的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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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邪教教主到国际反华势力的工具
——李洪志及其一伙近期活动聚焦
辛文
4月13日,100多名“法轮功”顽固分子突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非法聚集滋事。由于在场群众和执勤民警及时制止,“法轮功”邪教组织制造混乱的阴谋未能得逞。事情刚刚发生不久,在香港的所谓“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即迅速向外国驻京新闻机构发出传真,添油加醋地说“北京200名‘法轮功’学员天安门示威被拘”,并将此事件同所谓“人权”问题扯在一起。境外一些传媒很快都接到了关于此次事件的消息并迅速作了报道。
自去年“4·25”事件以来,李洪志一伙一天没有停止过同中国政府的对抗,同法律的较量,一直在不断地组织和煽动一些“法轮功”痴迷者在国内非法聚集闹事。因此,4月13日一些“法轮功”顽固分子在天安门广场的非法聚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只不过是“法轮功”邪教组织藐视法律、对抗政府的又一次行动而已。虽然这次事件从策划到实施,体现出了明显的有组织、有预谋的特点,但李洪志一伙长期以来从事的非法活动,又有哪一次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呢?这些都不奇怪。此次事件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境外一些媒体对事件报道的迅速和某些人的借题发挥。是什么原因使李洪志一伙费尽心机竭力渲染这次并不漂亮的行动呢?“法轮功”海外网站发布的消息一语道破了天机。那就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将表决美国提出的谴责中国的议案”,所以他们要紧密配合美国人的行动。
不过,说这句话的人高兴得早了点,以至于忘了李洪志曾经发誓说,“法轮功”组织绝对“不参与政治,不反对政府,不投靠任何境内外政治势力”,把李洪志最后一块遮羞布也给扯了下来。关心时事的人都知道,这些天来,在瑞士的日内瓦,正在召开联合国第56届人权大会,美国的一些反华分子正在以“人权”为借口对中国的内政说三道四。在他们第九次炮制的反华提案里,“法轮功”的名字赫然在目,成为他们攻击中国的一个重要炮弹。美国的反华势力确实够“关注”“法轮功”这个邪教组织的了。李洪志一伙编造中国政府“对无辜平民进行镇压”、“大规模迫害‘法轮功’练习者”的谎言,他们如获至宝,作为中国“侵犯人权”的重要证据;而许多“法轮功”练习者受李洪志的歪理邪说之苦,已有1500多人死于“法轮功”之害,600多人因李洪志的精神控制而导致严重的精神障碍,这些都不是侵犯人权,都不足以引起他们哪怕一点点的“关注”。这并不是因为美国的那些反华分子喜爱邪教,而是因为“法轮功”邪教组织目前在中国国内多多少少还留有一点兴风作浪的能量;是因为以往他们每年提出的反华提案,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而今年他们可以利用“法轮功”邪教组织做一点新文章。原来如此———李洪志一伙是美国反华势力可以利用的一个反华工具!
且让我们看看这个工具为反华势力都做了哪些“有用”的事:
今年3月2日,一名美籍华裔“法轮功”人员被安排在美国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中国和西藏的人权问题”的听证会上,昧着良心向与会者散布谣言,称其于一个月前因在北京“护法”被关押8天,受尽“虐待”。这些谣言博得了这个委员会某些人的赞赏。
3月16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洛杉矶举行“中国宗教自由问题”听证会,为美国反华提案造舆论。李洪志派其得力助手张尔平伙同魏京生等“民运”分子和“藏独”分子以及臭名远播的吴弘达等出席。魏京生在发言中呼吁有关国家拒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反对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们的共同立场。
3月20日,联合国第五十六届人权大会召开。李洪志一伙当天举行记者招待会,散发“新闻声明”,声称:“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美国政府正准备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上提出一项批评中国1999年人权记录的议案”,并公然宣称:“……违反人权行为不能被当作内政。”……
本届人权会召开至今,李洪志一伙伙同魏京生等,纠集“台独”、“藏独”、“民运”分子等,为美国反华提案到处游说,在会内会外大肆活动,不遗余力地为美国反华提案鼓噪造势。
李洪志一伙为什么要下决心撕破其一再宣称的“不参与政治,不反对政府,不投靠任何境内外政治势力”的伪装,竭尽全力充当反华势力的走卒?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延续“法轮功”邪教组织日渐式微的命运。去年“4·25”以来,尤其是“7·22”以来,李洪志一伙在国内不停地煽动和组织一些“法轮功”顽固分子寻衅滋事,但他们的阴谋都没能得逞,绝大多数受骗上当的原“法轮功”练习者看清了李洪志的邪恶本质,脱离了“法轮功”邪教组织,“法轮功”邪教组织已呈土崩瓦解之势。躲藏在国外的李洪志一伙先是四处挑唆大造舆论,企图骗取一些国家在同我正常交往中对我施压,但却没人理睬。为了苟延残喘,他们改变了策略,要为自己寻找一个能够利用自己破坏中国的社会政治稳定、且能在其庇护下得以生存的政治靠山。他们看准了反华势力的需求,用污蔑“中国政府侵犯人权”、“干涉宗教自由”作诱饵,频频向反华势力献媚。美国反华势力出于他们的反华需要,对李洪志一伙也越来越感兴趣。于是,一些人开始出面为其“大声疾呼”。去年8月,几名美国议员对中国政府取缔“法轮功”表示了不满。一个月后,又有一些议员要求美国政府公开批评中国政府的“镇压”行动,并要联合国际社会共同向中国政府施压。10月,“大赦国际”表明了他们支持“法轮功”组织反政府活动的立场。11月,旧金山移民局以最快的速度批准给予一名“法轮功”练习者“政治避难”权。12月6日,美国政府高官第一次公开表示,对中国政府取缔“法轮功”一事感到“担忧”。至此,反华势力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已接纳了李洪志和“法轮功”邪教组织。
或许,我们可以从“法轮功”邪教组织的一名骨干4月10日所说的话来看看李洪志一伙摇尾乞怜、“知恩图报”的心情:“地球都在看着中国,中国都在看着北京,北京都在看着天安门……天上的卫星,地上的记者都将把焦点对准。”于是3天后,这次非法聚集事件就在“天上的卫星”和“地上的记者”的“焦点”下发生了。但同时,李洪志一伙的阴谋活动也完完全全暴露无遗:不仅具有明显的政治图谋,而且已公开同中国政府对抗;不仅投靠了国际反华势力,而且已成为反华势力从事反华活动的工具。
现在看来,李洪志一伙还十分满足于他们的表演,一时半会儿还不愿收场。4月16日,“法轮功”组织在香港的头目简鸿章亲自组织了一些“法轮功”分子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聚集造势,策应李洪志一伙在日内瓦的活动;在我们平定西藏武装叛乱41周年之际,美国纽约的“藏独”分子进行游行,纽约的“法轮功”组织也积极参与。李洪志一伙主动贴近达赖集团,而达赖集团也对“法轮功”邪教组织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他们此次在日内瓦互相策应,共同为美国反华提案奔走呼号,或许能够说明他们之间的一些共同之处。
从一个自称“多少人都能管、全人类都能管”的邪教教主,到沦落为国际反华势力的走卒,这或许是李洪志及其一伙的可悲之处。但是,还会有更可悲的。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任何为追求个人私利和野心而与国家、人民和民族为敌的人,都注定逃脱不了彻底失败的命运,即使在他们卖身投靠的主子那里,也将变得一文不值。
(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第1版(要闻)
专栏:新闻简持
我国农民生活消费质量有提高
近年来,我国农民消费结构及实物消费有所调整,不仅消费量有所增加,而且消费质量有所提高。一九九九年农民消费中粮食消费量减少,而营养丰富的副食品增加较为明显。住房质量进一步提高。一九九九年末,农民人均使用住房面积达二十四点四平方米,比上年增长零点六四平方米,增长百分之二点七。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数量增加。目前我国农村平均每个农户拥有一台电视机,每百户农民拥有摩托车十六辆,收录机、电风扇、洗衣机、电冰箱、照相机等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第1版(要闻)
专栏:新闻简报
天津首季国民经济实现高起步
今年一季度,天津市国民经济发展实现高起步,一二三产业全面发展,全市完成国内生产总值三百三十五点一八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点六。固定资产投资呈现增长势头,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五十四点四五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二点四。工业在这个市经济发展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一季度,全市工业企业累计完成增加值一百二十六点三三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三点四。
第1版(要闻)
专栏:新闻简报
上海口岸一季度进口全面增长
今年一季度,上海口岸进口货物一百零一点七七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七十四点一,各类进口呈全面增长态势。前三个月上海口岸进口总额的百分之五十六为机电产品,其中机械及设备进口十九点八七亿美元,同比增长百分之三十点六;电器及电子产品进口二十二点零三亿美元,同比增长百分之七十四点七;其它增长较快的进口商品还有:纸浆、纺织用合成纤维、成品油、初级形状的塑料和钢材、铜等。
第1版(要闻)
专栏:新闻简报
北京市精简市级行政审批事项
北京市政府十七日宣布,取消三百六十九项、下放八十五项行政审批事项,使现行的市级行政审批事项减少百分之四十一点七。按照《北京市行政审批事项清理方案》,现行的审批事项中凡是法律、法规及规章依据不足或是由部门自行设立的,虽然有规定但已不适应当前形势需要的,内部重复、环节过多、手续繁琐的和法律、法规已明令禁止的都将取消;同时将八十五项市级审批事项下放到区县。(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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