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4月4日人民日报第11版

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一位崇高的“普通人”
　　——读《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李尔重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是一个革命者留下的极其感人的实录，对于每个共产主义者，每个有良知的人，都有教益、启示和借鉴。
　　“我叫曾志，是个平平常常的普通人。”这话出自一位为共产主义奋斗了70余年的党员之口，好像“自谦”的陈述。然而，她的始终如一的实践，如实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位“普通人”有其品格上的特色。她的女儿陶斯亮为她作了正确的评估：“你一生追求崇高，却又甘于平凡；你从轰轰烈烈开始，却又以平平淡淡结束；当年那灼灼锐气已变为如水般的平静；但独对理想的信仰和忠诚不曾有丝毫退色，对革命的热情不曾有丝毫减退。你对物质生活的淡泊与你对精神信仰的执着形成巨大的反差。”
　　这种品格是熔铸平凡与伟大，淡泊与崇高于一炉的品格，不是修饰出来的，是千磨万砺出来的。
　　曾志同志从事革命70余年，从未以之为夸耀自己的资本，从未以之为争取禄位的资本，从未以之为教训别人的资本。她不曾以自己为圣哲。
　　共产党人之所以为共产党人，之所以以共产主义为自己信守不渝的理想，并不是生下来就有的。她是从做人起步的。人不同于禽兽，因为他有思想、有做人的良知，自觉地不做物欲的奴隶，才成为有人格的人。这种人首先从物欲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求民族解放中成为中国人，从而捍卫了自己的人格与国格的统一。然后，他才能上升到以共产主义为理想，在解放人类的斗争中求解放的斗士，在为崇高理想而斗争中甘愿无条件奉献一切的共产党员。曾志同志的一生，为做人进行了勇敢的斗争，为做中国人做了坚韧的斗争，为做共产党员做出了坚贞不屈的斗争。
　　她付出了个人的巨大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全心全意依靠人民。她在个人与党和人民的统一体中，迸发了丰富的智慧、无穷的力量。她懂得这一点，因而从不居功自傲。她为党为人民付出了70余年的心血，她的最高职位担任了中组部副部长，但她从来没有以老资格作为“入股”向组织争过地位和享受。她住的是几间小房，穿的是朴素衣着，用的是简陋家具，吃的是平淡饮食。她真的有“疏水曲肱、居陋巷不改其乐”的风格；因为她追求的是共产主义理想。旧社会留下来的以私利为主导的争夺权位、金钱的腐败风，不能丝毫触动她的圣洁之心。“普通人”之伟大处在此。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前进的理论基础，但它不是对任何事物都能给出具体答案的百科全书。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结合历史的实际，不断寻求事物的内在规律，开拓前进。共产党人知道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都是主观唯心主义，时刻注意克服这种有害的倾向，尽力避免错误。但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并不是一抓就得的，更不是一抓就准的。不论个人或集体在战斗的长河中永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在回忆自己一生时，把自己看成完美无缺的人，那是自欺欺人的。在自己与党的关系中，要求党绝对正确，在党犯错误、革命受挫折时，就对崇高理想失掉信心，动摇却步或脱离革命，也不是真正共产党人的态度。正确的态度应是：与党协同，总结经验，把错误与挫折作为引向正确的先导，争取新的胜利。曾志同志不讳言自己的错误，不因党犯错误而灰心。她一生中始终与党走在胜利的快慰之中，也与党共同走在错误挫折的折磨之中，并与党共同纠正错误。面对革命斗争中的坎坷，能泰然自若地度过坎坷而不气馁与却步的，是真正了不起的“普通人”：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磨而不磷。曾志同志如实地做到了这一步，这是留给我们极其重要的宝贵财产之一。
　　为共产主义信念奋斗的人，要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胜而不骄；要经得起失败与挫折的考验，败而不馁。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但又很难做到的。胜而不骄，不但要在胜利面前记住胜利包含着失败的开始，不要忘乎所以，要防患于未然；更重要的是把胜利带来的成就与荣誉不要都挂到自己的账上，忘记了这是集体的创作，不知不觉地把自己推上天，把个人置于党与人民之上，从而走上脱离党和人民之路———身败名裂之路。曾志同志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一直把持着自己，如实地做了一位平平常常的“普通人”，因而一生与党和人民心连心，勇敢地来，坚持地做，从容地去。
　　败而不馁，不但要求共产党人在失败与挫折面前继续奋斗下去，不灰心，不掉队，还有更重要的一面。失败与挫折都是因为错误造成的。错误给工作造成损失，也会使个人受委屈。我犯错会使别人受委屈，党犯错误会使党员受委屈。这在党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事。共产党员不能以个人恩怨得失的态度对待这些，应该以与党协力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团结同志的态度处之。个人受委屈，是个人在革命道路上付出的牺牲，这种牺牲是令人十分不愉快的。可是在党有失误的时候，又难免有这样的牺牲。这种牺牲与在对敌斗争中的牺牲，同样是为革命付出的代价。我们付出了许多这种代价之后，才总结了经验。1943年整风时，党中央才得出处理党内问题的“九条方针”，其中最重要的第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四人帮”兴风作浪时，曾偷偷摸摸地整死过人，但未能明目张胆地突破“九条方针”，使一大批受了委屈的同志，得到了平反的机会。败而不馁的深意，含有委屈也不灰心泄气，仍然阔步前进的一面，坚强又平实地实践了这种精神，这真是难得学到的“普通人”。
　　平实地做人，平等待人，把自己摆在平民百姓的一条线上，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的共产党人应有的品格。共产党人不是天外飞来的救世主，而是与人民站在一起领导人民求解放的战士，与人民共患难、同甘苦、共安乐，不以功臣自居，不求特殊于人民的额外享受。共产党人看同志、看人民，都是兄弟姊妹。曾志同志对上不阿谀奉承，对下不颐指气使，对同志平淡而热情，对人民如家人；与她来往，总感到春风和煦。陶铸同志比我大，我应称曾志为大嫂，但我一直叫她大姐。1949年在武汉军管会，曾志任工业部长，我任工资处长，当我向她汇报时，她不但让座倒茶，还把当时视为珍品的几粒花生送到我手上，把我当年轻的兄弟，爱抚地说：“吃吧！”从那以后，生活中缺什么，我向她要；工作中不懂的事，向她请示，来往无间。就是这样一种亲情促使我叫她大姐。直到她弥留之前三个月，我对着躺在床上的她，最后一次叫了她一声大姐。她用瘦弱无力的双手握着我的手，默默相视。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权高位重之后能保持这种风格，实在难能可贵。曾志同志这个“普通人”以非凡的共产党人的素养，忠实地做了一生“普通人”。
　　曾志同志走了，用她的遗嘱，给自己扎扎实实地画了个句号。斯亮写的“致母亲”，把她的考虑周到的遗嘱都写了，这里不重复，但有两句话要记在这里：“我死后做一名彻底的丧事改革者”（追悼、告别、写生平等都不要，遗体可用部分都交公）。“共产党员不应该有遗产，我的子女们不得分我的这些钱；不要把我抬得太高！不要把我抬得太高！”
　　对这位“普通人”能说什么呢？
　　你有多高、多重、多么圣洁，历史与人民手上的秤，自有公正的衡量。你的有限生命结束了，你的忠于党、忠于共产主义信念、忠于人民的精神，将辉煌于永远。
　　相信一切有良知的人们，一切忠于共产主义信念的同志，都能从这本书里吸取做真正的人的丰盛养料。
　　曾志大姐，安息吧！
　　图为1961年毛泽东与曾志、陶铸夫妇在广州珠岛合影。（附图片） T3B品论天涯网

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革命家风范

　　陈云同志通过总结实践经验，高度概括了实现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的有效途径，其核心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陈云在哲学上的贡献
　　刘家栋
　　陈云同志作为党和国家第一、第二代领导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立下了不巧的功勋，并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特别是他的哲学思想对党员和干部有着重要的教育作用。江泽民同志说，“在陈云同志的身上，我们看到党的老一代领导人的精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生机蓬勃的创造精神，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看到无产阶级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和严格求实的科学态度的有机统一。”
　　陈云同志在哲学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通过总结实践经验高度概括了实现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的有效途径，其核心就是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陈云同志说，“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人称陈云同志的“十五字诀”。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陈云同志说：“不唯上，并不是上边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陈云同志所说的唯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正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和方法论。
　　在延安时期，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和马列主义专家自居，言必称希腊，“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不讲党的独立自主的路线，教条主义习气严重。陈云同志对此不迷信、不盲从，在延安机关干部理论学习时，反复强调理论要联系实际，注意领会马列原著的精神实质，不能只列举条文。他特别强调一定要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如《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实践论》、《矛盾论》等，在学习时也要与实际相联系。针对王明初回延安后不执行中央书记处关于专业院校毕业生分配原则决定、不守纪律的现象，陈云同志也没有因他地位高而退让，而是义正词严地写信进行了规劝。
　　毛主席提倡调查研究，陈云同志积极响应，在工作中主动加以运用。1939年，那时他是中央组织部长，找了敌后根据地7个乡支部书记，每个乡谈了三天三夜，还感到不过瘾。
　　在抗战时期，我们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斗争形式如飞行集会等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需要。为此，周恩来与陈云同志共同商量并经中央批准，决定在党的建设方面实行“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党外大、党内小”的方针，扩大同党外各方面的交流，改变那种组织发展不顾质量、越多越好的办法，党员要单线联系，党组织应“杂乱无章”，以避免组织遭受破坏。统一战线工作的着重点放在中上层，改变过去以工农为主的状况。国统区党的建设方针、活动方式的改变，使许多党组织得以保存，大量干部受到掩护，从而为新中国保存了宝贵的干部力量。
　　50年代后期，“大跃进”、“大炼钢铁”在中国大地掀起了一个高潮，“超英赶美”的口号使不少人头脑发热，钢铁产量指标被不断拔高。陈云同志清醒地看到了问题的存在，多次提出意见。在他建议下，钢铁指标虽做了几次降低，但还是很高的。尽管如此，陈云同志仍然主张钢铁生产要重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后来毛泽东同志委托陈云同志落实钢铁指标，提出了1959年钢指标1300万吨的适当数量。当时用小高炉炼铁，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但许多人怕戴上反对“大跃进”的帽子，不敢提意见，陈云同志却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虽然在南宁会议上毛主席批评周恩来、陈云“反冒进”已经距离右派不远———“只有50米”，但陈云同志对此次钢铁指标调查仍坚持了从实际出发的意见，只唯实。事实证明，这个意见是对的，避免了钢铁工业更大的失误。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短缺问题严重。为了多生产一些粮食，陈云同志研究了许多地方实行包产到户后的生产情况，指出这样可以增产近40％，主张实行起来。他说，“我担负着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任，对人民负责任。此事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误时机？”这个意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赞同，但是，毛主席认为是错误的，说分田到户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瓦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之后，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毛主席发表了关于形势、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报告，批判分田到户就是提倡单干，这种主张是反对人民公社。陈云同志的意见在会上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但他对此义无反悔。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结束之后，党中央成立了审理两案领导小组，由陈云同志担任组长。当时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江青。很多人认为对江青应该判死刑，否则不足以平民愤。但陈云同志只同意判处死缓。他认为“文革”是一场内乱，但是一场政治斗争，必须从全局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
　　交换、比较、反复
　　交换、比较、反复，也是陈云同志在延安时提出的，但当时没有文字记录。这六个字最早见诸文字，是他1946年10月在南满分局一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他指出，“要少犯错误，就要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其方法，我概括为三条：一、交换，二、比较，三、反复。”人们对一个具体事物的正确认识，只有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逐步深化才能完成。这一辩证法观点在陈云同志的实践中，体现得十分具体、自觉，十分鲜明。
　　交换是为了全面认识事物的性质
　　陈云同志说，“交换是带头的。”“所谓交换，就是要互相交换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以求了解事物的全面情况。交换时找同自己相反的意见，相反的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事物认识的不足。相反的意见即使错了，也有可能反映事物的一个方面，或者包括一些历史经验推论。因此，对与自己相反的意见，我们也要作些分析，吸取其中有益部分。”
　　在延安时期，陈云同志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找敌后各级党组织一些负责人谈话，听取中组部两个敌后组织工作巡视团的汇报。他了解到敌后根据地的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已经初步发动起来，但群众生活比抗战前艰苦了，自上而下建立的群众团体走了形式等情况。据此便写了一篇题为《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的文章，经中央批准后作为指导敌后根据地地方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下发。
　　人民公社初期，农民集体吃大锅饭，但由于粮食不够吃，很多人饿肚子。1961年，陈云同志就这个问题到青浦县小蒸公社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调查，内容涉及养猪、农作物种植、自留地、农村商业、工业和手工业、粮食生产、对干部的监督等。通过这次调查“交换”，小蒸公社排除了“左”的干扰，坚持了养猪事业发展的方向，增加了肥料，促进了粮食增收，增加了农民收入，缓解了吃不饱肚子的问题。
　　陈云同志一贯主张要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立场上想一想，想想他们的意见是否有道理，凡是有理有据的，都要吸取。我们有的同志往往不喜欢听同自己的意见相反的话，不互相交换看法，这是不好的。重视不同意见，听取不同意见，并采纳其有益部分，是我们全面了解事物所不可缺少的方法。这是领导干部的基本功，也是领导干部决策科学、民主的一个重要表现。
　　比较是为了深刻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
　　陈云同志认为：“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不经过比较，就看不清事物已经到什么程度，它的要害和本质是什么。”“一经比较，就能够对事物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这是他学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长期实践中总结的辩证认识方法。他还说：“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论持久战》就是采用这种方法。他把敌我之间互相矛盾着的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几个特点，作了比较研究，批驳了‘抗日必亡’的亡国论和台儿庄一战胜利后滋长起来的速胜论。由此可见，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
　　解放战争时期，陈云同志不顾身体虚弱，主动要求到艰苦的南满地区工作。当时国民党军队正集中兵力进攻南满以实现其“南进北守”战略，而我们仅剩下5个山区小县，形势十分严峻。这是关系到东北战略的全局问题。我军两个主力纵队是向北满靠拢，还是在南满坚持？陈云同志经过仔细比较，认为退守北满可能造成更大的牺牲，而在南满揪住敌人的尾巴，则更有利于东北全局，于是他就作出了坚持南满的决策。结果，南满我军在北满主力三下江南的配合下，四保临江，以后又成功开展了春夏季攻势，取得了东北战局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的转变。
　　1953年，我国粮食紧张，陈云同志受中央委托研究对策。他在调查中提出又征又配、只配不征、只征不配、“临渴掘井”、动员征购、合同预购、各行其是和在农村实行统购，在城市实行配给等8种方案，经过比较，认为实行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的办法最好，有风险但不一定出乱子，可以解决问题。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都赞成。毛主席觉得统购配给不好听，改称为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这一政策使我国粮食生产大大发展，保证了城乡人民粮食供应。现在随着情况变化，城市已经不再统销，但统购则在事实上保留着。
　　60年代初为了解决粮食供应紧张问题，陈云同志提出四条办法：一是调整农村政策，二是工业支援农业，三是进口粮食，四是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经过研究比较，他认为这四条当中第一条是根本的，第二条、第三条有时间限制，第四条则是非采取不可的措施。1961年压缩城市人口1000万，当年就少供城市20亿公斤粮。
　　1962年，陈云同志在中央一次会议上，又提出多进口粮食、少进口棉花的思路。原来，他作了一个比较：进口1吨棉花要花700美元，进口1吨粮食要花70美元。用进口1吨棉花的外汇，可以进口10吨粮食；而用生产10吨粮食的土地，则可以生产5吨棉花。这样一来，1吨棉花就变成了5吨棉花。陈云同志还从国内外人力资源的比较中，得出了来料加工对我国极为有利、也很有前途的结论。他说：利用国外资源发展来料加工，是所有发达国家曾走过的路。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合理的，对我非常有利。美国虽是产棉大国，但它不会大搞棉布出口，因为当时工资3．8美元，搞加工不合算。英国工时工资1．6美元，加工也不合算。日本也达1．9美元，而中国当时工时工资才1角外汇人民币。中国棉布成本大大低于这些国家，价格在国际上有竞争力，出口很有前途。陈云同志这一建议完全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当时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多进口一些粮食还是多进口一些化肥设备的问题上，陈云同志主张要进口粮食，但更要进口化肥设备，加快化肥生产。他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也是因为他把购买粮食与购买化肥设备作了一番对比后得出的。
　　上海宝山钢铁公司仓促上马后，发现对国内配套所需资金和材料估计不足，对国外引进设备又缺乏外汇支付能力，陷入上下两难困境。1979年陈云同志奉中央委托去宝钢调研，在听取汇报后，他把宝钢建设与鞍钢建设作了“比较”。鞍钢经过日本人40年及我国建国后30年共70年的时间建成，年产600万吨钢；而宝钢要7年达到700万吨钢的产量，显然，建设周期太紧张。为把宝钢顺利建设好，陈云同志建议适当拉长建设周期，先上一期，过一段时间再上二期。这样，一期工程投产可为二期工程积累资金，既能坚持下去，又能解决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陈云同志在比较中找出了一条符合实际的路子，使宝钢走出了困境。目前，宝钢已是我国年产1100万吨钢的一流钢铁联合企业集团了。
　　1978年12月1日，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时提醒大家要清醒对待国内外经济条件。他说：“我们的起点，是3000万吨钢，但是不能光看钢这一个指标，我们同日德英法不同，工业基础不如他们，技术力量不如他们，这两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比解放初期有很大进步，但同日、德、英、法比，还是落后的。我们也不能与南朝鲜、台湾比，它是美国扶植的，而且主要是搞加工工业，我们要建设现代化工业体系。”20年前的这些话，经过经济建设翻天覆地的变化，证明仍然是正确的。通过这一对比，既看到我们取得的成绩，又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才能鼓舞人民继续努力奋斗。
　　反复是为了正确把握事物发展的方向
　　陈云同志曾经多次讲过，“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这也是毛主席的办法。他在决定问题的时候，往往先放一放，比如先放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再反复考虑一下，听一听不同的意见。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取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并且在实践过程中，还要继续修正。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这里所说的反复，不是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的意思。”陈云同志所讲的“反复”，也是从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上，揭示认识不断深化的客观规律，说明人类认识是一个日新月异的辩证过程。
　　1947年2月，陈云同志曾经说，“反复则既是认识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反复，首先在决定了对策之后，再找反对的意见攻一攻，使认识更正确。而最要紧的，是在实践过程中反复认识。凡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和发扬。如果发现缺点，就加以弥补，发现错误就立即改正。总之，判断，行动，再认识，修正之，这样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1962年他又谈道：“做了比较之后，不要马上决定问题，还要进行反复考虑。对于有些问题的决定，当时看来是正确的，但是过了一个时期就可能发现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因此，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考虑的时间。最好过一段时候再看看，然后再作出决定。”
　　陈云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延安各院校讲党建课时，总是先请人介绍学员思想状况，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后拟出讲课提纲。在讲课之后讲稿并不马上发表，而是先听取对讲课的反映，然后对讲话记录稿加以补充修改，放一放再发表。陈云同志在延安发表的30多篇党建专论，篇篇都是如此，篇篇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建国之后，陈云同志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的报告、决策和建议，也无一不是这样经过放一段时间再看、再决定而形成的。1979年，陈云对宝钢设备采购问题反复调研的事例，也很能说明他反复思索的认识特征。当时，经过前前后后两个多月的反复论证，仅引进设备问题就经历了三种不同意见，最后选择了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合理方案。
　　陈云哲学思想的
　　来源和意义
　　陈云同志的哲学思想首先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毛主席一贯倡导领导干部要学习哲学，他认为哲学研究的是事物发展的总规律，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领导工作很有用处。1981年邓小平同志说：陈云同志“建议要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陈云同志说，他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受益很大。毛泽东同志亲自给他讲过三次要学习哲学。他在延安的时候，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认真读了一遍，这对他后来的工作关系极大。”可以说，十五字诀是陈云同志长期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的心得体会，是学习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唯物辩证法的结晶。
　　十五字诀也来自陈云同志的经验总结，它是从长期革命实践积累的经验中升华出来的科学方法，并在反复运用中又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它是方法论、世界观，在实践中它是科学决策的有力武器，在理论上则为辩证唯物论增添了新的内容。
　　在新世纪就要到来时，我国面临着统一祖国大业和各项繁重的建设任务。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加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的论述，特别是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今天学习哲学有着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这个学习中，陈云同志心血之作的哲学思想，可供我们借鉴。
　　1940年在延安，有一天，陈云同志来到我住的窑洞，说他学哲学有些想法。他一面踱着方步，一边缓慢地对我讲解交换、比较、反复。当时我听了感到很好，认为哲学更贴近实践了，自以为有所悟。但半个多世纪以来，陈云同志哲学思想的实践，解决了很多党和国家的大事，使我敬佩，也使我深刻地认识到原来我只看到“管用”，没能提到世界观、方法论的深度，领会还是肤浅的。
　　陈云同志哲学思想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从实际出发。学习陈云同志的哲学思想，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新的知识，不断提高认识水平，解决存在的新问题。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更是要认真领会陈云同志哲学思想的精髓，以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和勇于进取的意志，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图为1954年5月1日，陈云同朱德在天安门城楼上。
　　照片选自《陈云》画册（附图片） T3B品论天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