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边走边看
万国宫里看历史
钱江
来到日内瓦，但见古典宫殿式宏大建筑万国宫掩映在一片翠绿之中，显得格外壮丽。来到日内瓦的外国游客，总将这里作为游览的首选。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万国宫曾是“国际联盟”的所在地，1946年正式改名为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又称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万国宫是日内瓦作为一个国际城市的象征，也是二十世纪世界史的一个缩影。我来到这里，追寻周恩来的留痕。
站在万国宫前的台阶上向南望去，日内瓦湖碧波荡漾，远处的法国勃朗峰顶端覆盖在白雪之下，近处的大草坪绿色如茵。日内瓦人将最好的景色留给了万国宫，是为了让来到这里的各国代表们充分发挥所能，解决国际上最棘手的问题。
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讨论恢复朝鲜和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在此举行。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周恩来的发言被誉为“亚洲之声”，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周恩来的外交丰采，他灵活的斗争策略和雄辩的口才，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使与会者深为叹服。我拜访过数十位当年曾在周恩来麾下来到日内瓦的外交官，他们都说这次日内瓦会议确定了战后将近半个世纪的世界格局，周恩来的形象从此在世界外交史上鲜明地定格了。这一点，当时的人们就开始认识了，每当周恩来乘车抵达会场，聚集在万国宫前的人群，总会发出热烈的掌声。
周恩来的外事秘书马列曾对我说，在日内瓦，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充分展现出来，他在谈笑之间使各国著名外交家认识了新中国。中国代表团里还有一个年轻的工作成员钱嘉东，第一次跟随周恩来出国，他没有想到，此后自己会长期担任周恩来的秘书。当年的俄语翻译李越然则说，通过日内瓦会议，周恩来的过人精力实在令人叹服。
每个在当年来到日内瓦的人都从不同角度描绘了心中的周恩来。
将近五十年过去了，关于这次会议的外交档案渐渐公布于众，使我在研读之中对周恩来一步一步加深认识。他对杜勒斯针锋相对，对继任的美国代表史密斯既斗争，也有争取；他对莫洛托夫很尊重，又积极阐述自己的见解而使这位老外交家日渐倚重新中国总理。他和英国首相艾登之间，既有外交斡旋，也有在逐渐加深认识基础上的团结，使会议期间中英关系有了重大改善；他对自己的邻国盟友有关照也有说服。在周恩来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基础上，会议最终达成了印度支那问题的和平协议。
万国宫中的理事会议厅，就是当年周恩来纵横捭阖的重要场所。它是万国宫里最漂亮的一个大厅，又名西班牙厅，厅内的大型壁画是西班牙名画家约瑟·马利亚·塞尔特的作品。1934年至1936年间，塞尔特在他巴黎的画室里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一组不朽名作。画面呈金色与深褐色，画的主题是：正义、力量、和平、法律与智慧。理事会议厅是万国宫内重点保护的对象，除有重要会议召开外，平时大门紧闭。只是在二楼的听众席旁有一个便门，专供参观的游客出入。
徘徊在万国宫中，今天的我将脚步印在当年周恩来走过的地方。在历史伟人身后，又有整整一代人走过了，千万人的脚步，汇成滚滚的历史长河，在浩荡之中不见其踪。我访问过当年随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的王倬如老前辈，他感叹说，有周恩来在眼前，仰之弥高，心追手摹，自觉功力浅薄，只能得其点滴。他坚决主张一代又一代青年要研究周恩来，而每一代人都会在研究和学习周恩来的进程中得到启示，而且因为置身益远，看得会更全面。
如今王老已乘鹤远行，万国宫前的台阶上依然充盈着各国代表的脚步。这脚步是纷杂的，倒是万国宫饱览世界风云，还在静静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仰望“名人”之忧
赵刚
名人出书，成为时尚，男女众星，趋之若鹜。从歌坛到影视圈，从体育明星到节目主持，纷纷上阵。一时间，文坛少了几分冷清，多了几分热闹。出版商们逐“名”追利，一个个发了财，笑歪了嘴；市井百姓争先恐后，一本本买回家，看花了眼。饭后茶余，街谈巷议，百姓平添了说长道短的话题，名人们也借机深入人心，总之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按说，这些名人，早已是广播里有声，屏幕上有影，报刊上有名，不少人早已是别墅名车的百万富翁，绝对不会“著书都为稻粱谋”，犯不着再劳神费力地写书。依我之见，名人出书，说雅一点，是游戏文坛，消遣大众，玩儿的是深沉。说俗一点，名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虚荣心，也想追求不朽。即使不想什么“不朽”，用名人自己的话讲，也是怕观众、歌迷、影迷、追星族冷落了自己，遗忘了自己。这就像月亮本无光，全凭太阳的光反射，才熠熠生辉。名人之“名”，全靠有人捧场而家喻户晓，若无人喝彩，何名之有？只得向隅而泣。因此，出本书，有事没事，让人翻翻，总比没人搭理强吧！
这几年，在“出书热”中掺和的名人，既非学术上卓有成就的权威、某一领域的巨匠泰斗，也非确有研究建树的学者专家，而多是些公众眼中的“流行人士”。流行者，或许同流感相仿，必然在一个时期，惹得众人感冒发烧，头脑昏昏沉沉，流泪打喷嚏。高烧过后，神清气爽，头脑也就清醒多了，自然分辨得出文章的优劣高下。不信，您就看，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一两年。
名人书里的那些事，你我都曾发生过。不过，这些事要搁在咱们百姓身上，编辑们恐怕连看都不看一眼，甭说编辑出版了。这就好比普通人家的马桶，定会让人侧目掩鼻；区区小民脚上的皮鞋，或许叫人疑心传染脚气；寻常百姓戴过的乳罩，绝对让人觉得腌臜。可同样的物件，换成老佛爷慈禧御用过的恭桶、铁蝴蝶马科斯夫人足下的宝屐、红颜薄命戴妃贴身的文胸，就非同一般，不但名称变了，身价也不同凡响。这些物件就变得高贵而有品“味”，什么味？名人之“味”。
由此而论，名人之所以能出书，就在于“名”。至于是不是名副其实，质量上有无保证，就退而求次了。名人出的书，不因语法不通或遣词造句有误而降价处理，出书的名人也不会顾忌有人评头品足或说三道四，而就此罢手。出版社要借名人的效应、影响力，赚钱生存。名人们要靠出版社和书商们出书炒作，扩大知名度。两厢情愿，情投意合，“涮”的是消费者。其实，名人的歌中早已告诫：“义字放两旁，利字摆中间”，理解不深，琢磨不透，自个儿犯糊涂，那能怪谁？
在利益面前，不能怪号称“文坛伯乐”，有着一双火眼金睛，善于慧眼识文的编辑们看走了眼；在名人面前，编辑们只好跪着。可对名人的文章，要是跪着瞧，仰着审，还能品出好坏来吗？
其实，编辑们心里明镜似的，他们所跪拜的并不是名人的文笔，而是“名”物化在名人身上的金钱。最近，读到《新民晚报》上范敬宜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到一位名叫沈茹菘的老学长，他是当代国学大师王蘧常的入室弟子。此人学识渊博，才华过人，诗词歌赋，书画篆刻，无一不精，尤其擅长史学、佛学。红学专家冯其庸谈及此人，十分佩服，并惋叹不置。原因就是沈茹菘先生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积数十年研究撰写的《中国美术史》，因无力支付出版费用，一直未能出版。这本极具学术价值的巨著不能出版，不能不说是一个损失，而沈先生也因患肝癌，驾鹤西归，抱憾终身。
假如出版社把用在为名人们出书的精力，也用一点儿来扶植沈先生；假如编辑们也多花费些心思，帮助沈茹菘先生出版此书，又有谁能说，其贡献和影响比出名人书小呢？
宋儒理学代表人物陆九渊有一首著名的读书诗，不妨改写如下：“著书切戒在慌忙，涵咏工夫兴味长，名利不妨权放过，洁身须要细思量。”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走进西部
塔里木人在笑
肖陈
走进西部
去了油田一遭，脑子里塞满了各种新奇的印象。其中之一便是那里人的笑。它们像一束从戈壁深处采回的鲜活的野花，夹在我收藏回忆的生活百科书里，让人常想常新，回味无穷。
先是一位党委书记，年纪轻轻的，一张娃娃脸。你简直不敢相信他统管着几百号人马，而且是一员改革闯将。他特爱笑，笑起来极富感染力。一连串“呵呵呵”的笑声带着马蹄形的上滑音从他的胸腔里快活地涌出来。于恣意豪放中带着一份自信。我简直妒忌他的笑声——这种底气十足的畅笑绝对属于戈壁和大漠的，属于活得最充实的那种人。如今奔走于都市的某些人物，即使真实的笑一回也不大容易了。而他却拥有最畅快的笑。岂能不让人妒羡？
再一个是年富力强的油气开发合资企业经理，一员学富五车的儒将。在野外干过后来又去攻经济学。他穿着做工考究的西式真皮背心坐在他的经理办公室跟我们侃。只听他广征博引左右逢源，一串串经济学名词轰炸一般向我们盖过来。他也爱笑，一种含蓄、矜持的蒙娜丽莎式的微笑始终挂在嘴角，那魅力恰在笑与不笑之间。他的公司碰到了一些麻烦，他在坐等出现转机这段时间第二次通读了《资本论》。我听不懂就研究他的笑。仅仅说他的笑对女性有吸引力还不够，那笑是一种力量的体现。我终于读懂了他的笑容背后的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
在戈壁滩上的一座液化气厂，陪同我们参观的厂长被一位年轻女工叫住了。她赶了上来，满脸通红地递给我们一包糖果瓜子，原来她结婚了，刚刚从城里的新郎身边回来。她对我们的祝贺的回报，是一个含羞的、灿烂的笑容。当时，我觉得面前突然绽开了一朵美艳照人的鲜花。荒凉的戈壁顿时充满诗意，心里涌起一阵难言的感动。女性羞色最美。因为她笑在戈壁，你才觉得她更好看，更难忘。
最后一位是资深的钻井队长，开发塔里木油田的老功臣。我听说过许多关于他的英雄事迹，也听说过他的一大特点——缺乏表情，始终严肃，尤其难得一笑。见面果不其然。也许他生就这样一副面孔，喜怒哀乐不形于色。我真想看看他是怎么笑的。那天他谈起井队的种种趣闻，他的一句话把众人逗得喷饭，大家前仰后合的时候他却不笑。这时候，我发现他的眼神特别亮，分明藏着一丝笑意，脸上却岿然不动。我知道他心里在笑。他就是这样笑的。这真是世界上最奇特的一种笑了。
朋友，不要以为大漠上的找油人整日愁眉苦脸或者金刚怒目。假如你去那里细心观察，你会有比我更多的关于他们内心感情世界的发现。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
坎儿井入梦来
黄宗英
我说的不是老过去、也不是没边没沿的大未来，我说的就是刚才。刚才梦里，寒风吹拂我满头狂奋的白发，我站立在大西北的山巅，眺望不远那背风处。维族老奶奶正往灶膛里拽大面团，呆会儿准能吃到热腾腾香喷喷的烤馕。山巅土质硬邦邦、风猛、沙砾飞滚，一般女同胞不上去，是我这颠婆鼓动县委派大巴，拉上女娃、大嫂、老阿奶陪我拜谒一生难得一见的井神——坎儿井的朝天眼。妇女们见天见地来到坎儿井边取水，却说不清碧绿的水是从哪里来？虽说老新疆给我画图解释说：坎儿井是在素面朝天的秃山顶上，择地势挖出若干平行而交错的两串很深很深的坑，以接天水，我可还是直眼不明白，还老问人家坎儿井和坎土馒有什么关系？问得人家眼直，方有此行，到了现场，才明白个大概。原来咱们的先人可从夺命的干旱逼出能耐来了，他们把这一带大小山神全请上山来了，给每座神一只没底的东西：或缸、或盆、或桶、或罐，日夜守候，直守候到天降大雨、暴雨，守到缸满、盆溢，桶罐悠悠，这就有了坎儿井的上游，诸神方可返回天上。
水往低处走，缸盆桶罐里的水珠都齐着劲地前拥后挤左突右奔往下冲溜，形成地下径流，水珠儿径流串儿们终于在山腰、山麓挤压拱出个小口子、大窟窿，珠串儿们归堆渐渐形成一泓天溪、一条小河，渐渐就来了人群，来了牲畜；渐渐有了歌舞，有了绿洲；渐渐渐渐一茬接一茬，素面朝天的坎儿眼被受益的人们淡忘了。
据说坎儿井并不是新疆的发明创造，据说秦岭一带早也有，晚清林则徐被贬新疆时曾率众挖掘过坎儿井，解放后挖过多少坎儿井我不知道。眼前开发大西北，坎儿井入我梦来。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大象书话
书痴
万福建
我周岁生日的时候，和泥土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母在我“抓阄”的时候，见我一把抓起了书，随意撕扯着，他们先是高兴，接着又叹气说我大概不会是读书的“料”，这当然是长大后听说的。不料，命运之神竟开了小小的玩笑，打我认字开始，就对书有了近乎狂热的“占有欲”。那时，书店里多的是“小人书”，自己没有钱买，就向同学借书；有时借不来，只好放下“学生干部”的架子，替人代值日换来看书的机会。想买书，在那一个工日只挣一包“经济”烟的年代，这是一种多么不切实际的奢望啊。
书，离我太近，又太遥远。
我开始想办法攒钱买书了。那时，一斤废铁三分钱，想买一本“小人书”，就得有三四斤废铁。我放假找，星期天找，家里找，甚至跑到很远的造桥工地上，和人家软磨硬缠，拾得几块废铁。就这样，把聚集起来的废旧物品送到十几里外的镇上去卖。中午，舍不得花两分钱买个烧饼吃，却把沾满污迹的十几枚硬币攥在手心，以最快的速度跑到书店，终于买到了盼望已久的《鸡毛信》，这就是我拥有的第一本书了。回到家，迫不及待地在封面写上歪歪扭扭的名字。那年，我才十岁。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书的恋情一直没有减退。上初二时，我白天上课，晚上回到家就埋头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中指磨破了，裹上胶布继续抄；热了，用冷水把浑身上下冲一遍；蚊虫叮咬，就套上靴子，穿上厚布褂。如此这般“全副武装”，坚持了一个多月，终于大功告成。那时，抄书成了我解决无钱买书问题的办法。可惜由于天长日久，加上当时居住条件差，这些“手抄本”现在已难觅踪影了。
参加工作以后，手头虽然拮据，可总还有心思穿破鞋穿旧衣，把省下来的钱“大大方方”地送到书店里。
记得那是一个星期日。一早，我把钱往身上一揣，扒了碗冷饭，就匆匆赶车来到县城书店。一进门，就见到了《辞海》缩印本，一问，仅剩一部，虽有点损坏，也顾不得许多了；刚掏钱，又见《辞海·增补本》也躲在那儿。这可叫我左右为难了，都买吧，连买回程的车票和吃午饭的钱都没有；不买吧，“过了这村没这店”，回了家后悔也来不及。就这样将书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引得开架售书的营业员用“警惕”的眼光看着我，使我颇为惭愧。最后，终于鼓起“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勇气，买了书。兜里只剩下五毛钱，到街上买了炒米糖充饥。从县城到家里有二十多公里，没钱坐车，只好劳驾自己的“11号”，提着好几公斤重的书，走了足足五个小时，浑身被汗水湿透了不算，脚板也打起了水泡。可想想买到了喜爱的书，不觉又哼起了老淮剧：“王小二今天又回家转，苦去甜来乐滋滋……”
又是一个星期天，接受了那次无钱乘车的“教训”，干脆骑自行车进县城。这次真是顺利，书店逛了，新书翻了，喜爱的书也买到了，便兴冲冲“打道回府”。谁料到离家还有好几公里路，老天忽然变了脸，风起云涌，电闪雷鸣。赶忙跑到路边村子里向农家讨了一块塑料薄膜，将书包得严严实实，路上烂得不能骑车，只得打了赤脚，扛上车而行，心里还老是惦记着那几本书，可别给雨弄湿了。
买到了书，就好像弄到了做大买卖的本钱。不管白天黑夜，我总躲进那间属于自己的几平方米的小屋，在安宁幽静之中，我的思绪常冲出狭窄的空间，穿越有限的时间，和名人齐步天下。
现在，书价上扬幅度太大，上书店的机会当然就少了。不过，多读几遍书可以弥补缺书之憾。一本《红楼梦》看了七八遍，每一次阅读，都有新感觉。是啊，人生是短暂的，在这短暂的一生中，能与书结伴而行，真正是一件幸福的事。
宁可有书而穷，不能无书而富。有了书，还有什么清苦不能忍受，还有什么寂寞不能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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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照相簿
“祥子”在此诞生
郭同文
青岛市黄县路六号——现十二号，是老舍先生1935年至1937年居住的地方。在这里，他创作了名震中外的《骆驼祥子》。他说：“这是我的重头戏，好比谭叫天的《定军山》。”
这是一座面临大海的“一”字形二层灰黄色楼房，当年房东住楼上，老舍一家住楼下。楼房在树木葱茏、花影扶疏的幽静院落内。院墙坚固而美丽：墙基由花岗石砌成，墙基之上是用红砖砌成的交叉十字形。
记得，1954年春，我还是山东大学中文系学生的时候，曾跟着我的老师、著名作家王统照先生（王先生原在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授、系主任）来过这所故居。当时，作为一名年轻大学生，有幸陪同我国新文学开拓者之一、山东文联主席王统照探访人民艺术家老舍的故居，感到分外高兴。可是来到这里，只见大铁门锁着，从院外，可以看到一棵高大的银杏树和一棵亭亭如盖的冬青树。
王先生说：“当年老舍的庭院芳草如茵、花香扑鼻、茂树四合。那棵冬青树就是老舍亲手栽的，与《骆驼祥子》同龄。这棵银杏树，年月已久，你看，它树干茁壮，枝叶繁茂，那层层叠叠的扇形绿叶像是页页书面，描述着青岛的历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当年，在这棵大树下，我和他交谈过《骆驼祥子》的创作，也谈过拙作《山雨》，还交谈过在青岛创办的《避暑录话》的事……”他望望银杏树说，“‘蓦看银杏势参天，阅尽沧桑不计年’，《骆驼祥子》诞生至今已近二十年了，已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座丰碑……”
王先生说：“我每当读这部名著的时候，这所故居和老舍的声音笑貌就会浮现在眼前。我进京见到老舍时，他谈到1930年到1937年执教山东的情景，说这七年是他创作丰收而辉煌的时期，而且特别怀念在青岛的这所故居。他深情地问：‘那棵冬青树还活着吧？长高了吧？那棵银杏更高了吧？’”
1982年春末，在泉城济南由山东大学主办了老舍学术研讨会，老舍夫人、著名画家胡絜青和女儿舒济、儿子舒乙应邀到会。会上我请胡老谈了《骆驼祥子》的创作经过，还录了音。她拿出一张纸来，在纸上用笔画着这所故居说：“这儿环境优美，又很安静。当年我们住在一楼，当中有个通道，向阳的最东头一大间是客厅，过来是我们的孩子舒乙的卧室，再过来是老舍的卧室，由他照管老大舒济。”
“书房在东头背阴那间，有门可通客厅。《骆驼祥子》最初的创作冲动是在那间客厅里闲谈出现的。就是在1936年春天，一位当时在山东大学任教的教授来我家聊天，讲了北平洋车夫的故事：买车、丢车，攒钱、丢钱，再买车、卖车，三起三落……还讲了一车夫被‘丘八’抓去了，又设法逃出来，在兵荒马乱中从北平西山那里弄到了三匹骆驼……老舍听了后笑道：‘这可写一部小说！’”
胡老说：“听了故事后，老舍便写信给北平西山的朋友，问他怎样养骆驼和骆驼的生活习惯。那位朋友回信作了详细回答，老舍入迷地搜集材料，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创作，还辞去了山大教授的职务。创作起来很顺利，正像他自己所说：‘并没有感到困难’……”
“先生出身贫寒，从小就和劳苦者有广泛联系，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有深厚生活基础。”
“正因为如此，他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在书房东窗下完成了整部《骆驼祥子》的写作。”说着，胡老把她画的《骆驼祥子》诞生地的草图交给我……
十六年后，为纪念老舍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在一个瑞雪纷纷的冬日，我手持胡老手绘草图又来到这所故居，这里的房舍像胡老介绍的那样依然如故。但庭院里那棵与《骆驼祥子》同龄的冬青树却不见了！那棵高高的银杏树巍然挺立在老舍书房前，望望这棵饱经风霜、今又落满绒绒雪团的银杏树，再望望当年老舍创作《骆驼祥子》的书房，分外怀念这位人民的艺术家、文艺界的劳动模范。昔日他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精力为人类、为中华民族创造宝贵的精神财富，今日里仿佛仍在书房里呕心沥血地伏案写作。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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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春饼又在春色中
王晓明
又到了春回大地的季节。我国南北都有各具特色的迎春饮食。而最为大众化的“春饼”却是许多地方都少不了的。“春饼”因其在盘碟中突出了“春”的特色，所以，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吃起它会更令人从心底里感到万物争荣的春天确实已经到来。
我的姨妈自小在四川长大，会做不少川味菜。这回到我家来玩，专门给我们做了四川风味的春饼。姨妈让我跟着她看，说：“在我们四川，女孩子家连春饼都不会做，要让人笑话。”姨妈把白面用清水和成糊状，我看她把面糊和得有一种“滋润”的感觉，抓起来的面团似流非流。我问姨妈如何才能把面团和得这样恰到好处，她说，主要掌握水、面的比例。
姨妈把不粘锅烧至约七八十度，右手抓起一团面，在手上团一团，看准锅心最烫处，迅速把面团往锅面上一放，立即由内到外作圆周式地一蹭，然后连手带面提离锅面。姨妈说：“这一动作必须干净利落，轻重适宜。轻了，蹭在锅面上的面糊太薄，烙不成皮。重了就会烙成底面焦、上面夹生的死面饼。”大约一至二分钟后，姨妈告诉我说：“你看，等蹭在锅面上的圆形面皮四周稍往上翻卷，皮上水汽全干时，就要赶快把它揭下来，如果不及时，转眼面皮就会变成焦黄甚至糊黑的脆渣。”
不一会儿，姨妈将一张张烙好的面皮放在一个大盘中。但见那春饼，皮平如纸，色白如云，薄如蝉翼，软似绸缎。它既是熟的，又不焦糊，真是美极了。
春饼馅，早已准备好了。姨妈是用蒜薹炒腊肉丝、黑木耳丝，韭菜炒猪肉丝，素炒绿豆芽，还有胡萝卜，白萝卜丝加莴笋丝。啊！我向桌上看去，雪白的春饼皮，正像那片片白云。而满桌的菜肴，有碧玉般的蒜薹，翡翠似的莴笋，簇黑的木耳，淡黄的韭黄，鲜红的胡萝卜，半透明的白萝卜和洁白如玉的绿豆芽。简直是春意盎然的大花园。真可谓白云一片裹春色，春意任君享。
开始吃春饼了。我们每人用一张春饼，卷上自己喜食的菜馅。姨妈喜食酸辣麻味，她一次就裹好四五条春饼摆在盘中，然后均匀的淋上少许熟油辣子、酱油、醋、芝麻酱等调料。我夹起一条来吃，真是香辣适口，回味无穷。姨妈说：“这种素馅春饼，非要这样吃不可。”
我们每个人吃得肚子胀胀的，可是嘴还想吃。真是欲罢不能。一边吃着，我想起七十年代每年吃春饼，那时细粮靠供应，妈妈舍不得全用白面，就掺点玉米面。这样的面做成的皮极易破。萝卜丝的馅包在里面，卷不住，吃时用手托着，当时也是觉得很香的。
我对姨妈说：“这次你来，我真是向你学了一手做春饼的好手艺，以后年年吃春饼就看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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