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讲政治与明是非
艾斐
讲政治与明是非紧密相连、互为因果。只有明是非,才谈得上讲政治,而真正懂政治、讲政治的人,则必然具有鲜明而强烈的是非标准和是非观念,必然明事理、识大体、顾大局、谋大事。
所谓是非,就是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正确与错误、积极与消极、高尚与卑下、先进与落后等客观存在的事物、现象和观念。而明是非,就是要以正确的标准和尺度,对发生在生活、工作中的诸种事物、现象和观念,加以评判与衡量,分出哪是对、哪是错,哪是好、哪是坏,哪是真、哪是假,哪是积极的、哪是消极的,并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措施,或褒或贬、或扬或抑、或赞成或反对、或支持或禁止。
显而易见,明是非实际上是讲政治的一个先决条件和不可或缺的内容。一个人要做到讲政治,就必须首先明是非,而讲政治的重要目的之一,也就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分辨是非的敏锐性、处理问题的果决性。否则,在原则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面前,糊里糊涂、随波逐流,甚至不分香臭、不辨美丑,又何谈讲政治呢?
江泽民同志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他指出,“我们讲的政治,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从一定意义上说,讲政治的过程,也就是明是非的过程。对于我们来说,只能讲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讲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只有这样的政治,才能成为我们明是非的前提和基础,成为我们辨别和评判是非的最根本的尺度与标准。
实际上,讲政治、明是非,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讲党性。正是含有鲜明时代性和政治性的是非原则、是非标准,构成了党性的重要内容,张起了党性的生命之弦。所以,共产党员讲党性,就必须讲政治、明是非。也只有讲政治、明是非,才谈得上讲党性。不然,讲党性就难以落到实处,就难以讲出成效。对于广大群众来说,明是非则是一种道德和品格的要求与体现。人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特别是作为社会文明的主体,是必须具有道德素质和人格力量的。我们的社会之所以能不断地进步,生产力之所以能不断地发展,其中有一个不容易直接看见、但却起着巨大作用的因素,就是人的道德因素、思想因素和精神因素。当这三种“软”因素在人格的层面上形成合力并发挥作用的时候,也就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构成人格力量的支柱之一,则是人所具有的辨别和评判是非的能力。这是因为社会生活中不断地产生矛盾,不断地出现新事物,需要人们不断地进行辨别和评判,不断地明辨是非和惩恶扬善,不断地修正错误和帮助落后。因此,对于一个人来讲,具有正确而鲜明的是非观,不仅是完善自我人格的需要,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处于急剧的变化之中,新的东西层出不穷,几乎时时、事事都需要去辨别,去评判,这就尤其需要我们具有正确而鲜明的是非观。应当肯定,我们的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具有正确而积极的是非观的,但也确有一些同志不讲学习、不讲政治、不讲正气,存在江泽民同志所批评的那种现象——“是非不分,对明显违背马克思主义、违背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的错误言行也不反映、不报告、不抵制、不斗争,甚至传谣信谣,传播小道消息”。荒诞不经、祸国殃民的“法轮功”得以滋长蔓延,就与这种现象不无关系,其中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不懈、高度自觉地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只有抓住这个根本,才算牵住了明是非的牛鼻子。
第9版(理论)
专栏:
坚定四个观念 加强党的领导
白宗全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根本保证。”而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首先要对党在国有企业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坚定企业党组织是党的组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观念,澄清“在企业中要不要党的领导”的疑虑。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阶级是党的阶级基础。党只有在企业——这个工人群众最集中、阶级基础最雄厚的地方,建立并不断壮大自己的基层组织,才能深深地扎根于工人群众之中,使自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如果党不在企业设立基层组织并实施政治上的领导,或者设立了基层组织但实施不了政治上的领导,党的领导就必然失去坚实的基础,党所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会失去基本的保障。
坚定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相统一的观念,防止党的领导落不到实处。政治领导是党的领导的首要问题,是指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方向的领导。但政治领导不是空洞的,它需要具体落实在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上,需要通过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来保证。政治领导与思想领导、组织领导是统一的,不可分的。思想领导是政治领导的前提和基础,组织领导是政治领导的保证。因此,要坚持党对企业在政治上的领导权,发挥党的政治核心作用,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企业的贯彻执行,就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组织建设,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
坚定党必须领导中心工作的观念,走出“党只管党”的误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它不仅要领导国家政权,而且要领导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领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是由党的执政地位决定的。企业党组织作为党的重要基层组织,必须像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那样,“要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围绕生产经营开展工作,为实现党的任务和企业改革与发展服务,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支持股东会、董事会和经理(厂长)依法行使职权”。“党要管党”,是为了纠正有的党组织忽视自身建设、“党不管党”的倾向而提出来的,绝没有远离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和不参与企业决策的意思,更不能蜕变为“党只管党”。
坚定党的领导是抓根本问题、抓大事的观念,避免以党代政和包办代替。企业中的党组织和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各自具有特定的职能,不仅谁也代替不了谁,而且只有通过良好的机制各司其职,有效协作,科学制衡,才能形成合力,增强竞争力,从而使国有企业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削弱党组织在企业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党组织在企业中包揽一切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必须积极探索发挥党的政治核心作用的途径,明确党的领导是抓根本问题、抓大事的领导。企业党组织不仅要积极参与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而且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在选人用人上把好关;不仅要抓好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而且要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注意充分调动和发挥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中的作用。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一部研究工农联盟问题的力作
——《不可忽视的基础》读后
包心鉴
金丽薇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最终成果《不可忽视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农联盟问题研究》一书,已由红旗出版社出版。工农联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列宁视其为“苏维埃政权的全部精华”。从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来看,无论农村改革的深入,还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全面展开,离开工人农民的支持,都是难以取得成功的。因此,该书的出版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该书在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对工农联盟的历史和现实、内容和形式、条件和趋势等进行了富有创新的研究。作者认为,现实中存在的忽视甚至否定工农联盟意义的倾向,不仅在于某些人受传统思维方式和观点的影响,仅仅把工农联盟看作阶级斗争和革命的策略原则,而且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认识不足。作者指出,由于我国经济文化的落后,由于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和城乡、工农差距在短期内难以改变,由于对农民改造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由于改革所带来的经济结构、利益结构、思想观念的迅猛变化,工农联盟将长期发挥基础性和主体性作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农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工农联系的主渠道已由计划向市场转变;城乡产业已由分割状态向融合发展转变;城乡生产要素由单向流动向双向流动转变;工农社会身份由界限分明向模糊发展;工农生活水平差距向缩小的方向发展;工农联盟的任务已集中表现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关于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作者认为: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在使城乡、工农关系由单一计划协调变为市场调节,由间接变为直接,由被动变为主动的同时,又使城乡工农之间出现了新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冲突。二是城乡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工农关系协调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城乡企业结构雷同、竞争加剧的新矛盾。三是新时期的发展战略对传统战略所造成的工农业发展失衡、城乡收入严重倾斜得到较大纠正的同时,又出现了新的不协调现象。四是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仍然阻碍着城乡劳动力的流动。五是基层民主和监督机制不健全,政府机构庞大,工农群众特别是农民的负担加重等问题,严重影响着党群、干群和工农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该书作者认为巩固和发展新型工农联盟的基本思路是:建立以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为纽带的新型工农经济联盟,构建民主法制基础上的工农政治联盟,建立邓小平理论旗帜下的工农思想文化联盟,是新型工农联盟的目标。在经济方面,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市场体系,推进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不仅是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内涵和前提。为此,需要完善和强化大中城市在市场体系中的辐射、带动和服务功能,发挥小城镇在城乡市场一体化中的纽带作用,大力培育和开拓农村市场,使城乡市场一体化和经济融合发展具有全面性、整体性和双向流动性。作者还特别指出,巩固和发展新型工农联盟的关键在于搞好“三农”工作,即振兴农村经济、稳定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民收入。在政治方面,要巩固和发展工农政治联盟,必须按照公正和民主两大原则的要求,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支持农民当家做主,从而在政治上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在思想文化方面,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教育工人和农民,提高工农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形成工农共建、共享精神文明的格局。
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通信
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大重点
——思想政治工作谈话之三
张峰
领导干部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大重点,本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实践中,仍有许多人对此存在着模糊认识。领导干部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承担着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责任,他们能否加强自身的学习和教育,虚心向人民群众请教,关系到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否落到实处,从而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因此,加强领导干部自身的学习和教育,正确认识其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新时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领导干部之所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这是由共产党人肩负的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双重任务所决定的。马克思在论述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时曾指出:“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人作为能动的实践主体,与自己所处的环境不单纯是一种适应关系,而更主要的是一种改造关系。实践主体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既改变了外部环境,也改变了自己的活动或自我,提高了自己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因此,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具有根本的一致性,二者互为前提。只有投身于改造客观世界的伟大实践,才能实现对主观世界的改造;同样,只有积极改造主观世界,才能担负起改造客观世界的重任。思想政治工作也是如此,领导干部如果只是充当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而不同时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其结果只能是既做不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也提高不了自己的水平,最终使思想政治工作陷于“两张皮”的窘境。
领导干部之所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也是由领导干部所处的地位决定的。首先,领导干部在制定和实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处于重要的地位。能否制定出反映社会历史发展要求和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能不能坚持,在一定意义上说直接取决于领导干部。领导干部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性因素。如果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不端正,且不说制定不出正确的政策,即使制定出来,也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贯彻和实施。其次,领导干部处于对群众的影响最深最大的位置,他们是否具有优良的作风直接关系到党风的好坏,进而关系到整个社会风气的好坏。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
领导干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大重点,不应是被动的,而应是自觉的。在这一问题上有无高度的自觉性,不仅是领导干部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实现角色转换的关键,而且也是领导干部能否把思想政治工作抓紧、抓好、抓出成效的根本一着。领导干部要做好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身教重于言教的原则,以身作则,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言行一致。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做,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领导干部做思想政治工作,不仅要靠真理的力量,也要靠人格的力量,就是要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我们所说的高尚的精神,在新时期有着丰富的内涵,包括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精神,尊重科学、真抓实干的精神,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的精神,谦虚谨慎、崇尚先进的精神,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等等。所有这些精神,既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又继承了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既凝聚了长期艰苦创业的宝贵经验,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力量,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所在。领导干部只有以自己的言行充分体现这些精神,才能不断开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第9版(理论)
专栏:
扩大内需: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郑新立
内容提要:●有效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能否解决好这个矛盾,关系到经济发展的全局,因而应把扩大内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今年继续扩大需求,主要途径仍然是扩大投资规模。应当按照结构调整的要求,加大投资力度;采取积极措施,鼓励民间增加投资。
●今年扩大内需的重点,应当放在扩大消费上。只有使消费有较快的增长,才能使投资者看到市场需求的增长点,从而有效地启动投资。
●要综合运用财政、税收、金融、物价等各种手段,着重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问题,以保证社会需求的正常增长。
两年来,全国上下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扩大内需的方针,取得了明显成效。为了继续保持经济的较快增长,胜利跨入二十一世纪,今年我们必须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促进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把扩大内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有效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过去的一年,围绕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通过继续发行国债,降低存贷款利率,减免投资方向税等,积极鼓励投资;通过提高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扩大高校招生,开展消费信贷等,努力扩大消费;通过提高出口商品退税率,增加出口信贷,扩大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权等,千方百计增加出口。这些措施的实施,有效地扩大了需求,对全年经济增长达到7%以上的调控目标,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但应当看到,有效需求不足仍然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需求不足的主要表现:一是商品价格持续下降。到去年年底,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已连续二十七个月下降。主要商品供过于求的比重达80%。二是生产能力大量闲置。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能力闲置40%以上,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库存大大超过正常水平,就连过去长期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瓶颈”的能源、交通行业也出现了能力过剩。三是投资增长速度明显下降。1999年全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仅比上年增长5.2%,考虑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6%。包括集体、个人和私营经济在内的民间投资不旺,增长速度低于国有经济。四是市场销售清淡,缺乏消费热点。去年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6.8%,考虑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1%。
造成需求不足的原因,主要是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增长受阻,一些面向国际市场的生产能力转向国内;企业和银行的风险约束机制强化,投资和贷款行为理性化;福利型、供给型的消费体制阻碍了城镇消费结构的升级;农村与城镇消费出现断档,城市基本饱和的消费品农村缺乏接替购买力;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在初级产品和一般加工品大量过剩的同时,技术密集型产品又主要依赖进口。需求不足必然引起经济增长乏力。能否解决好这个矛盾,关系到经济发展的全局,因而应把扩大内需作为今年乃至今后几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按照结构调整的要求扩大投资规模
近两年,国家共发行二千一百亿元国债,吸引银行贷款和民间投资四千多亿元,兴建了四千八百多个防汛水利、交通通信、城乡电网、储备粮库、环境治理等重点工程,部分已经投产。1999年国债投资又增加了企业技术改造和高校后勤设施建设等两个方面。这批工程全部建成后,整个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将登上一个新台阶,对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将产生重大影响。这批工程由于没有重复建设,因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很好。
今年继续扩大需求,主要途径仍然是扩大投资规模。应当按照结构调整的要求,加大投资力度。
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当前,要继续加快铁路、公路、通信干线等重点项目建设。新增国家投资将主要用于基础设施领域的续建项目,力争使这些项目早投产、早见效。
以促进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为目标,增加企业技术改造的投资。国家将采用贴息贷款和补助资本金投入的方式,支持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加快老工业基地和中西部地区工业企业的布局调整和结构重组。推进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关键设备的自主制造,重点加快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和环保设备国产化。运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
结合实施西部开发战略和全国生态环境规划,加大对西部地区生态建设和环境整治的投入。在继续加快东部和中部经济发展的同时,西部大开发要迈出实质性步伐。西部开发首先以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整治为重点。加快国道主干线和省区干线建设,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支点的路网骨架。铁路建设进一步拓宽西部地区内外大通道。在建设主要干线机场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建设一批支线机场。发展天然气管道运输。把水资源开发利用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核心。保护和合理开发长江、黄河上游等水资源,加强地下水的勘探和科学开采,积极推行节水措施。抓紧实施污染治理重点工程,改善重点流域、区域、城市和海域的环境质量。对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等生态环境比较恶劣的地区,在认真搞好试点的基础上,采取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措施,加强生态建设。
扩大对社会事业项目的投资。继续支持科教等社会事业项目,增加粮食主产区粮库建设,加快经济适用房建设。积极推进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鼓励政府和社会共同投资,使高校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
针对近两年民间投资增长速度下降的情况,应采取积极措施,鼓励民间增加投资。政府应为增加民间投资创造必要的政策环境,在项目咨询、用地政策、开放投资领域等方面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服务。在沟通银行与企业的联系方面,政府应起到桥梁作用,增加银行对企业经营和资信情况的了解。总之,应采取多种鼓励投资的措施,力争使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有较大的增长。
把增加消费、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扩大内需的最终目的
最近几年,消费的增长速度下降,衡量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最终消费率,1998年已降为58.4%,比八十年代的平均水平低6.3个百分点,甚至比1978年也低3.4个百分点。在发达国家,最终消费率一般在70%以上。最终消费率的下降,说明社会产品滞留于生产阶段的比重偏高,长此下去,就会回到高投资、低消费的老路上。实践证明,经济增长若不能使人们的生活相应得到改善,这样的增长是不能持久的。改革以来经济发展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使人民的消费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得到了同步提高。今年,扩大内需的重点应当放在扩大消费上。也只有使消费有较快的增长,才能使投资者看到市场需求的增长点,从而有效地启动投资。
加快改革福利型、供给型消费体制,着力启动住、行和教育消费。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分配货币化进程,开放住房二级市场,促进已售公房和商品房上市流通。应研究制定扩大汽车消费的有关政策。扩大大学和各类学校招生,满足人民教育需求,对扩大内需、提高国民素质、缓解就业压力,具有重要意义,应继续坚持。为此,应改革大学招生、分配制度,完善配套政策,把鼓励社会办学的措施落到实处。通过改革,使住、行和教育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调整消费政策,变抑制消费为刺激消费。现行的许多政策是在短缺条件下为抑制消费膨胀而制定的,应随着供求关系的根本变化,逐项加以清理和调整。特别是过去制定的用电、买房、购车和通信等方面抑制消费的政策,应当尽快改变。扩大消费信贷,由储蓄型消费转变为借贷型消费。积极培育社区服务业和旅游业,增加就业,方便生活。
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购买力。应采取有效措施,改变目前国家对收入分配的调控能力弱、个人收入差距偏大等问题。完善养老金省级统筹制度,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采取切实措施,增加农民收入。鼓励农民参加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增加投工投劳。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制止乱收费、乱摊派和乱集资,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大力开拓农村市场。加强农村水、电、路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扩大消费创造必要条件。加快小城镇建设。搞好小城镇发展总体规划,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户籍管理和土地政策上,鼓励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为农民向小城镇转移创造条件,使小城镇建设成为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
改善居民心理预期,增加即期消费。提高改革措施的透明度,向人民群众充分说明住房、教育、养老和医疗保险等各项改革的好处,使人们消除后顾之忧。加强信息发布和舆论宣传,引导居民转变消费观念,培养科学、合理的消费方式。
建立保证社会需求正常增长的体制和机制
今年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国债拉动投资增长。这是扩大内需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同时,应当建立能够保证需求正常增长的体制和机制,以逐步降低扩大内需对发行国债的依赖程度。
使企业成为社会投资的主体。今后,国家投资将主要集中到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主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社会扩大再生产的任务主要由企业承担。目前,由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体制和投融资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现有企业还不能承担起社会投资主体的任务。应当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形成自我发展的能力,由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在宏观政策指导下,自主选择投资项目,自筹资金,自主决策。企业投资扩张的内在机制形成之后,政府发债投资就可以大大减少以至取消。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在建立贷款风险约束机制,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同时,着力建立银行贷款激励机制。银行应合理确定分支机构贷款审批权限,加强项目评审力量,改善金融服务,通过积极有效的工作,把资金配置到效益最好、社会最需要的项目和企业。要重视增加对中小企业贷款。据有关部门调查,1998年全国乡镇企业贷款余额比上年下降11.3%,乡镇企业贷款占全国贷款总额的比重由上年的7.1%降为5.4%。这种状况与乡镇企业的贡献和对资金的需求是很不相称的。应加快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对有市场、效益好的中小企业,即使有点风险,也要积极给予信贷支持。鉴于目前通货紧缩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应适当增加基础货币投放。
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为广大居民直接投资开辟多种渠道,允许商业保险资金进入证券市场。加快企业境内外上市进度,规范发展各类投资基金,在条件成熟的行业和地区组织产业投资基金试点,适当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发展和规范企业债券市场。为了建立消费正常增长的机制,应从根本上采取措施,加大国家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力度。为此,要改革税收制度,加快以间接税为主向以直接税为主过渡,使初次分配体现效率,再分配体现公平。同时,逐步清除影响居民消费增长的体制和政策性障碍。
紧紧抓住需求不足这个主要矛盾,综合运用财政、税收、金融、物价等各种手段,着重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问题。只有保持需求的旺盛增长,才能把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在快速发展中推进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并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增加就业,使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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