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4月18日人民日报第8版

第8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一次难忘的航行
王凯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规模地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到处笼罩着严重的白色恐怖。这时，我在上海党中央担任地下交通工作。8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当时领导地下交通工作的任作民同志把我叫到党中央秘书处，对我说：“王凯同志，今天下午派你递送文件和秘密护送四个党的负责同志去北方局。任务很重，你必须保证他们安全到达。……”
遵照党的指示，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我们研究了一路上的对策。随后，一行五人都打扮成商人的样子。我化好装，随即将文件按性质分别收藏了起来。有的挟在钞票里，有的装在上衣背部夹层缝好的信袋内，有的塞入热水瓶胆囊和铁皮的中间，最后把《布尔什维克》周刊缝入双层丝绵的垫被里。一切准备停当，他们分别提上行李，我拿着“护身符”——洋货、麻将等，一同坐上黄包车来到上海码头。
我们乘上英国怡和公司开往天津的“利生号”商船。为了避免国民党军警的注意，在房舱里，我们大谈其“生意经”，有时扯些“吃喝玩乐”的闲话，或者打打麻将。表面上嘻嘻哈哈，心里都绷得铁紧，我们的眼睛、耳朵，时时都在暗暗地注视着船上的一切动静。
船到大沽口，因为河道水浅而停泊了。船上的人们乱纷纷的。在船上等着吗？不行，一来不知得等多长时间才能开船，这对我们的安全不利；同时，临行前任作民同志吩咐说组织上已给北方局拍去电报，今天务必赶到天津。怎么办呢？由大沽口到天津的火车，警察对大商人的搜查不严，但对所带的货物、行李等搜查得很仔细。而天津码头上的检查却稍微松一点。大家一商量，决定把行李交给接水的人，约他们以小船送到天津的长春大旅社。人改乘火车去天津。
上午九点多钟到天津，我们刚住进长春大旅社不久，旅社账房来对我说：“王先生，接水人和你的行李，都被扣留在警察局里了。警察局通知说让你到警察局去一趟。”我一听，觉得问题严重。因为，垫被卷在行李中，如果敌人把《布尔什维克》周刊检查出来，那就坏大事了。我想叫他们几人赶快分散，一想不成，那样做，倒会引起旅社对我们的怀疑；再说还没有摸清警察局的底细，就急于分散，等于自行暴露身份。因此，我加快了步伐，直接向警察局走去。
一个四十多岁、长着一口浓厚的八字胡的大胖子警官，向我上下打量了一下，吹胡子瞪眼地问了我的身份和来途去路。接着又问：“箱子是你的？里边装着什么东西？”我沉着地告诉他里边装的东西，说：“这是钥匙，请你打开检查！”他回答说今天是星期日，不检查，要我明天上午九时再去一趟。一手指着一边的箱子说：
“行李我们加封了，保证丢不了，不信你看！”我随着他指的方向看去，行李果然贴着警察局的封条。我提出这些货约定今晚要送到北京，要他当时就检查，他不答应，我只好回旅社。为防万一，我们决定到外边吃罢中午饭回来就迅速分散，留我一人在旅社等着办行李。
下午两点，我们吃完饭回来时，旅社的伙计忽又通知我们说：“警察局派人把行李送来了。据说因为当时发现了接水人中有走私货的，主要要拘留他们，对客人的行李没啥。”一场虚惊总算过去了。
我们把行李拿到房间里，打开来反复查看，一切如故，那《布尔什维克》周刊也原封未动。
天黑了，天津市内地下交通派老周和小王来了。他们说组织上决定我不再去北京，把任务转交给他们负责，要我带着北方局给中央的文件速返上海。我听罢，便和几位同志分别握手道别，互祝“一路平安”。我和老周相互交接了文件。最后，他问我：“还有一箱子《二七专刊》你能不能带走？”我回答说：“只要你能把它送上轮船，我保证想办法带到。”他说可以。我们就约定好上船时间和联络暗号。
次晨，我离开天津到了大沽口。那码头上的警察，有的正在担任警戒，有的正在进行盘查，他们怒发着兽性。我趁着人多混杂之际，夹在人群中间上了船，刚踏上船板，迎头碰上船工老黄。因我常常乘这只船往来，知道他生活困难，每次碰到他，或多或少送他点钱，他觉得我这人不错，和我交成了朋友。他不是革命者，但乐意帮我的忙，而且，每次总是客气地请我到他的水手舱房里去住。
老黄看见我，亲热地向我连连点头，问我是不是回上海，听我回答说是的。便很快接走了我的行李说：“走，请先生还是到我舱里休息吧！”我答应着跟着他走入了水手舱房。
按照预约时间，我该接那箱子《二七专刊》了。我走向船边，注视着岸上的行人。一会儿，只见老周化装成一个搬运工人，扛着一个箱子，向船上的统舱走来。他走到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货物和行李跟前，小心地把它放下，挺起腰来，用暗号向我联络。我看到他把搭在肩上的一条羊肚子毛巾一手揪住，紧接着捂到脸上擦了三下，我们的视线同时接在一起了。接着，他看我挺了挺脑袋，即转身走了。
几分钟以后，恰好老黄从岸上回来。我便请他帮我把这箱货（《二七专刊》）扛进了水手舱房。住在水手舱里，虽然海关检查员和密探一般不来这里，这一箱子《二七专刊》总算冲过了第一关，可是到了上海时又如何混过那更为险恶的关口呢？想来想去，不能安然入睡。
船到烟台了，人们闹嚷起来。小贩们跑上船来，大声地叫卖对虾呀、粉条呀、莱阳梨呀……我一来为了观望一下风色，二来肚子饿了想出去买点吃的，就走出水手舱房挤在人群里。四处环顾了一下，觉得不像有情况的样儿，便买了对虾转身往回走。快到楼梯口时，忽然有人在我背上重击了一掌，说道：“王先生！”我随着未落的话声回头一看，内心骤然吃了一惊——糟了！叫我王先生的，是一个姓罗的国民党特务，在武汉时，我曾经和他打过交道。真是冤家路窄，这回又碰上了。幸亏当时在外国船上，蒋介石还不敢公然逮捕人，然而，等到了上海，一下船，他就可以和岸上的军警巡捕们一起把我逮捕。想到这里，我决定想法摆脱他。
“嗬，是罗先生呀！到哪去？”我若无其事地问。
“哼！咱们同路。”他皮笑肉不笑地半仰着脑袋，两手插在裤兜里。
“那好，请抽烟。你住在哪里？”我说着，掏出一盒香烟，递给了他一支。
“不客气！我住官舱，你呢？”
“我住统舱，那里真乱，不好讲话。你住多少号？没事好找你聊聊。”
简短的谈话完了，船开动了，人们还没有安静下来。趁此时机，我向统舱里走去。他看着我走下楼梯，进了统舱，以为我真住在这里，便回官舱去了。
在统舱里，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卷烟和汗酸味充塞了每一个角落。我在这里呆了一会儿，就偷偷地溜出来，回到水手舱里。这时，那家伙的形影，仍然在我的脑海中翻腾。我想，这只能算作暂时躲开了他，那么，最后怎样把他甩掉呢？想到党交给的任务还没最后完成，我的心是沉甸甸的。
船快到上海时，我走到船头，把老黄叫出来对他说：“我的行李和那箱子货太重，今天拿不走，明天上午我雇上车子来取，请老弟照料一下。”他满口说“先生放心”。
天将拂晓，但夜色还没完全消失，船行慢下来，我窥视了一下统舱里，那姓罗的嘴里叨着支香烟，正在东张西望，大概是寻找我吧！我看着他快走到船头那边时，就乘机溜到船尾上。这时船头恰恰触岸了。我侧耳细听，岸上的警察尚未出来，船头这时又拐了方向，趁船尾触岸的机会，我一手抓住栏杆，猛一纵身，跳下船拔腿就走了。
为了防备敌人的跟踪，我迅速跳上电车，暗暗地巡视着车厢里的每一张脸。虽然没有发现可疑的人，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直接回机关的。
在大世界附近，一部红色警备车突然怒吼着停在我的面前。紧接着，从车上跳下十多个巡捕来，挡住了行人的去路。他们凶狠狠地?喝行人排好队，要挨个进行搜查。我不由得一惊：我的小钱包里夹带着党的重要文件呢！在这种情况下，想溜走是不行了。于是我镇静地排在第三个人的背后。轮到搜查我时，我把钱包捏在手心里，两手高高举起，他们从我头上至脚下，左右前后摸了又摸，没搜查出什么来，说一声“滚蛋”，我就闯过关口了。
回到机关，市内地下交通张宝泉已到。我们迅速交接了文件。第二天上午，我装作打听开船时间和买船票的样子到了码头上，偷偷地瞅着来往的人们和“利生号”商船。几十分钟过去了，在忙碌的脚夫中间，我一眼看见了老黄，老黄下舱替我扛来箱子和行李。我雇了一辆车子，顺利地回到了机关。
任务完成了，蒋介石反革命的凶焰，挡不住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道路！
（邵新民整理） HxJ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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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苏联胜利打开空间道路欢呼
萧向荣
喜报“东方”上太空，
又闻游客返瑶宫；
从今有路通天国，
日月星辰入掌中。
科技攀探早领先，
逐个飞星入大千；
此日更开霄汉路，
层峰独上又危巅。
一箭往还叩碧空，
五洲惊赞仰春风；
羡君独遂英雄愿，
创立巡天第一功。
妄自骄夸欲上天，
几回毁坠化尘烟，
西风不与“山姆”便，
落后云端又几年！
东风处处压西风，
究底穷根道不同；
举世欢腾歌唱里，
笑声时伴送丧钟。 HxJ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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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唱支歌儿朋友听
王老九
阳春四月桃花盛，
首都北京春更浓，
二十六届乒乓赛，
乐我老汉唱几声。
家家户户多欢腾，
六亿人民重友情。
歌声迎来远道客，
宾主欢绣五彩虹。
五洲健儿临北京，
卅树花儿朵朵红，
球坛老将威风在，
抢锦夺标看新生。
我国队员年纪轻，
借鞭策己取真经，
发展体育强体质，
建设祖国立功勋。
体育使者结亲朋，
拧成钢绳保和平，
春风遍拂五洲地，
世界处处太阳红。
远在千里心情动，
似闻乒乓触案声，
伴着朋友雄姿舞，
唱支歌儿朋友听。
1961年4月4日
陕西临潼 HxJ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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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谈

“让给下一个读者”
谭立平
最近发行的几期《人民文学》，每次都是在几个小时内，就被读者争购完了。当时我没能买到，真有些懊恼；但仔细想来，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这不正是反映了我国的文学艺术越来越多地获得了读者的热爱的证明吗？说实在的，我们的杂志发行量在日益增多，但读者的需要却增加得更快。
最近偶逛上海旧书店，出乎意外地买到了最近一期的《人民文学》，当时我喜悦的心情简直是难以形容的。回到家中，我把这本崭新的《人民文学》翻开了。在第一页中，我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我是《人民文学》的长期订户。这期内容太好了，百看不厌。但为了使更多的读者能够看到这本杂志，我愿将它让给旧书店。愿第二个读者阅后也能让给下一个读者。
解放军一战士
当我翻看这页纸的背面，我才发现，原来我已不是这本书的第二个读者了。早有三位读者在上面留言，表示他们并没有辜负第一个读者的期望。
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这本厚厚的杂志，已经回转了四次之多。是他们利用了假日的休息时间，还是彻夜地赶着阅读呢？他们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要抓紧时间，以便使这本杂志更快地满足社会上广大读者的需要。因而他们都把它保存得这么好，没有一点污渍，没有一个卷角，这不仅说明读者对作品的深切热爱，更出于人们把它当做是公共财物一样的爱护啊！多好的读者啊！
如今，这本杂志我已经读完了，并已把它送到旧书店收购处去了。当同志们读到这篇短文时，不知它又会流传到第几个读者手里？ HxJ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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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话

晦庵
“世界文化”第二期
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了一批左联时期的刊物，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说来，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方便。听说最近在上海还成立了出版史料编辑社和出版印刷公司，也许影印工作要由后者来担负了吧，我希望在节约纸张的原则下，这个工作能够继续进行，不致中断。
影印杂志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过去只有善本古籍，才有人肯动用玻璃板。革命文艺是在残酷的压迫与摧残下成长起来的，从阶级的功利观念出发，我们有必要扩大所谓善本书的涵义。上海方面这个工作之所以值得称道，就因为它不仅保存了革命文献，使大家清楚地看到先驱者的足迹。而且影印工作本身也是一种调查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不少重要的线索。
左联时期刊物很多，除了直接由左联编辑的机关杂志外，还有归左联领导的外围刊物，前后究竟有多少种，已经没有人能够说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了。当左联刚刚成立的时候，曾有整顿刊物之议，根据统计，当时正在刊行的一共是十八种。加上在先已被禁止和以后陆续出版的，也许要十倍或者二十倍于此数吧。旧刊散佚，记录不全，不免造成现代文学研究工作上许多困难。但在影印过程中，确乎也有新的发现。比如说，左联成立会上决定出版的刊物《世界文化》（1930年9月10日出版），这是一个综合性杂志。证诸文字记载和许多人的回忆，出一期便被禁止了。到了1932年11月，文总又刊行过一个综合性杂志：《文化月报》（十六开本），也是出一期便被禁止了。但上海文艺出版社却找到了《世界文化》第二期（见附图，1933年1月15日出版，二十三开本）。内容和第一期《世界文化》或第一期《文化月报》都有点近似，作者也多是左联和文总的成员。这便为大家带来了一个疑难的问题：倘说《世界文化》本来就出过第二期吧，根据当时的形势似乎不大有此可能；倘说本来没有出过第二期吧，却又明明存在着第二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经过仔细考查，才知道这一本《世界文化》是由文总编辑，其实该是《文化月报》的第二期。两个刊物的社址是相同的，《本报启事》和《征稿条例》的文字是相同的，出版期也大致衔接。更重要的一个证据是：发表在《文化月报》第一期上嵩甫翻译的《五年计划中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是一篇未完待续的稿子，却由《世界文化》第二期续登完毕，这就坐实了前后承继的关系。不过因为刊名由《文化月报》改作《世界文化》，开本由十六开缩为二十三开，从形式上，容易造成错觉，使人联想到左联的第一期《世界文化》，以为倒是它的续刊了。
这一个发现，对于我们研究文总的活动有很大帮助。特别是它登载的两篇《关于文艺上的关门主义》短论，瑕瑜互见，已经暴露了个别成员的一些错误倾向，当我们总结这一阶段历史经验的时候，也是一个值得参考的重要的材料。 HxJ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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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明时节（木刻）　赵志方 HxJ品论天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