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7月12日人民日报第7版

第7版()
专栏：报刊文摘

发展国民经济必须以农业为基础
　　只有高速度发展农业才能高速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相结合的方针，正确地指出了工业与农业的相互关系，深刻地反映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这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获得胜利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方针。正确地、坚定地贯彻执行这条方针，就能够从根本上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度、按比例地发展，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跃进。
农业问题，历来就是社会生产发展的根本问题。人们要解决吃饭穿衣问题，就不能离开农业。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表明：没有农业的发展，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发展。畜牧业、手工业和工业生产的发展，商品生产的产生，以及古代城市和文化的出现，都离不开农业的发展，即必须在农业生产上有了剩余劳动，然后才有可能进行非农业的生产和其他社会活动。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和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也是依靠本国农业一定程度的发展，或从殖民地残酷掠夺廉价原料而发展起
来的。
农业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
家，更有重大的意义。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巩固工农联盟，是巩固革命的胜利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保证共产主义最终胜利的根
本问题之一。
为什么必须以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
第一，这是由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毛泽东同志1934年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就指出过：“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事实正是这样，只有发展了农业，才能发展工业，才能发展全部国民经济。因为没有农业的发展，就不可能提供与工业发展相适应的商品粮食、轻工业原料和工业产品销售市场，以及解决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劳动力和资金积累，而没有这些条件，发展工业就只不过是一句空话，全部国民经济也就势必不可能全面发展。
第二，只有以农业为基础，才能正确处理工农业关系，实行工农业并举，高速度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问题是建设的速度问题。要达到以最高速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决贯彻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而“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就是贯彻执行这个方针的中心环节。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贯彻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确定这一方针之后，还要正确解决工业和农业的关系。社会主义是不可能长期建立在先进的工业和落后的农业的基础之上的。曾经有人认为，要发展工业，就一定要暂时丢掉农业，反之，如果要发展农业，就一定要放慢工业的发展速度。如果照这种意见去做，结果必然是少慢差费。党批判了这种看法，把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看成是一个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不可分割的统一的整体，在实际工作安排中，一方面既以工业为主导，另方面又注意以农业为基础，从而实现了整个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
第三，只有以农业为基础，才能既高速度又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比例关系很多，如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积累和消费等等，但是，这里最主要、最基本的比例关系是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这个比例关系处理适当，不但可以调动起成千成万职工群众的积极性，而且还可以调动起五亿多农民的积极性；不但可以大大地发展工业，而且能够大大地发展农业并带动其他事业。我们知道，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不可能孤立地进行，它必须有消费资料的同时增长。同时由于农业还为轻工业提供原料，因而轻工业的发展离开了农业的首先发展也是不可能的。农业不上去，许多问题不好解决。从这里可以看出，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问题，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的根本问题。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就是高速度、按比例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环节。
第四，只有以农业为基础，迅速发展农业，才能进一步加强工农联盟，有利于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和向共产主义过渡。农业能否迅速发展，不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个政治问题。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要做到不断提高广大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要满足农民对农业技术改造的迫切要求，就必须大力发展农业，加速农业的发展。这是牵涉到工农联盟的进一步加强和人民公社的巩固、发展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过：“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我们党向来都强调农民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的。这可以说是我们的战略方针。把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巩固国家政权的重大措施。同时，我们这样做了，农业迅速发展了，就可以加速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消灭，为建成社会主义和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摘自广东《上游》1960年第11—12期合刊欧初：《试论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
以农业为基础是个长远的战略方针
农业的发展，对重工业、轻工业和其他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都有极密切的关系，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史实，充分证明了毛主席这一论断的正确。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工业总产值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占到48％，在轻工业总产值中，则占到85％左右。随着农业的迅速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各项生产资料和轻工业品的需要量也日益增多。1958年全国供应农村的生产资料就达六十六亿八千万元，农村购买力达到三百亿元左右。这就为工业的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市场，同时，农业的发展，还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劳动力。毛主席说：“为了完成国
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
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
起来的。”在我国财政收入中就有很大部分直接受着农业生产好坏的影响。如1952年我国的农业生产比上一年增长15.3％，因而1953年国家财政收入就增长了22％，1958年农业比上一年增长25％，因而1959年财政收入就增长了29％。反之，1954年全国农业遭受了百年来罕见的大水灾，第二年的财政收入就受到了很大影响。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不仅有着上述经济意义，而且还有着极大的政治意义。农业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我国当前的农业问题，实际上就是要不要调动五亿农民的积极性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要不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的问题。毛主席说：“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只有充分发挥五亿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高速度发展，只有不断解决农民问题，工农联盟才能在新的基础上不断巩固和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我们迫切解决，但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农民问题，如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所以说毛主席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发展国民经济的思想，不仅是我国建设中的一个经济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的政治问题。
有些人耽心：以农业为基础发展国民经济，会破坏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会分散资金，影响重工业的优先发展，等等。实践证明，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国民经济，并不排斥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党中央和毛主席正确掌握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对于我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关系，都进行了妥善的安排，并规定了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这就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既高速度又能按比例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是肯定的。但怎样才能优先，在什么基础上优先呢？放松对农业的迅速发展，孤立地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其结果，不仅不能实现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而且会妨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只有在农业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从根本上保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促进轻工业的发展，同时，也只有重工业的迅速发展，才能加速对农业的技术改造，才能保证农业的迅速发展。优先发展重工业和以农业为基础迅速发展农业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而且可以互相结合，互相促进。还有些人甚至错误地认为，以农业为基础仅仅是为了改变我国的农业落后现状才提出来的，不是一个长远的工业化方针。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由农业本身固有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客观必然性。不论什么社会，农业总是一切经济部门发展的起点，没有农业一定程度的发展，就谈不到现代工业的存在和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超越于劳动者个人所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就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发生和发展，除了其他条件之外，也还要以农业的发展为条件。这是因为：第一，不论什么社会，人们在从事工业生产的时候，都不能不吃饭、穿衣，而农业正是提供衣食的源泉；第二，只有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超过了从事农业劳动者个人所需要的产品时，才能有一部分人从事工业生产；第三，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的原料，很大部分是农产品。因此，我们认为，只要农业作为一个生产部门存在于社会，它就起着基础的作用。以农业为基础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也决不是一个暂时的方针，而是一个长远的工业化方针。当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五亿农民的“一穷二白”的国家，就有更为特殊的意义。
（摘自《新疆红旗》1960年第12期吴忠国、张守忠：《谈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E1y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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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中国近代史资料整理出版的几个问题
　　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组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以前的近八十年中，中国社会经历了极其深刻的变化，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这一段曲折复杂的历史行程所留下来的历史资料，内容十分丰富，数量也十分庞大。早在1941年，毛泽东同志就向我们提出了研究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的任务，同时还明确地指示了进行这一研究工作的方向和方法。他说：“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改造我们的学习》）直到今天，毛泽东同志对研究中国近百年史的这些英明指示，仍然全部保留着它的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
我们知道，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目的，就是要对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给以科学的总结，阐明中国近代社会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以便使这种研究有助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近代史资料的整理出版，也就要围绕这个目的，从各个方面提供丰富具体的资料，以便使研究工作者占有大量的材料，更充分、更全面、更深刻地来论证和阐明中国近代社会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的规律。
中国近代史资料极其庞大纷繁。即使不包括帝国主义侵华机关的文书档案和帝国主义分子的著述记载在内，初步估计其数量也恐不下几亿甚至十几亿字。对于这些庞大纷繁的史料，在解放以前的反动统治之下，是不可能进行有计划的整理的。全国解放以后，近代史的研究和史料的整理工作，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密切关怀下，由于历史研究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有关的编辑出版工作者的积极努力，中国近代史料的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据极不完全的统计，从1949年到1959年的十年中，全国共出版有关中国近代史资料二百种左右。其中有些史料，不仅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且在整理方法上还具有较高的科学水平。这些史料的整理出版，无疑地丰富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为研究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提供了许多方便的条件。
虽然如此，近代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还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实际需要。为了使它更好地为历史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服务，我们感到有如下几个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坚持政治挂帅，清除资产阶级思想
第一，近代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是思想战线和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为了把这个工作做好，首先必须坚持政治挂帅，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彻底克服那种认为整理出版史料可以脱离政治、可以脱离思想斗争的错误观点。事实证明，在史料的整理出版工作中，是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的。比如，在对待史料的态度上，有人不问实际需要，不看史料价值，为史料而史料，为整理而整理，甚至为了猎奇，不加选择地去追求所谓“孤本秘籍”。也有人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史料，而是把史料的整理代替历史科学的研究。他们整理史料，不是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服务，而是把它看成是自己个人的“名山事业”。至于把持和垄断史料的现象，也还没有完全消除。与这种错误思想相联系，在史料整理的方法上，就是不加选择，把有用的和无用的东西兼收并蓄，甚至在序言或后记中，对古人和对只是作为一种材料用的古书备加赞扬推崇，或者完全没有必要地去作一些烦琐的文字校勘。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在整理史料工作上的反映。对这种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无疑地应该加以批判和克服。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就是这些少数抱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只要他们真正服从党的领导，真正愿意为人民服务，真正愿意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且自觉地改造思想，那末他们就能够在实践中逐渐地克服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从而在资料整理工作中，对人民作出有益的贡献。事实上，他们当中已经有很多人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并且已经获得良好的效果。
另外，也有一些人，他们对整理资料的工作，缺乏应有的重视，甚至把它看成是一种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工作。也有些人把整理资料，当成一种额外负担。他们认为整理史料不过是烦琐的技术工作，或者至少认为整理资料算不上科学研究。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观点。党和毛泽东同志从来就教导我们，在研究问题的时候，必须首先占有大量的充分的材料，必须坚持观点和材料的统一。一个真正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他必定是十分重视对
资料的积累和研究的。在科学面前，企图拣便宜、走
捷径是行不通的。我们如果真正下决心去夺取科学堡
垒，真正要去搞清楚科学领域中的一件事又一件事，
那末我们不经过辛勤的劳动，不占有大量的材料，不
对这些大量的材料作许许多多的清理、分析的工作，
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实际上真正有价值的经过认真
研究整理出来的资料，必然是艰苦的科学研究的成
果。当然，在实际工作中要有某些分工。比如，某些
人着重作近代史的研究和教育工作，而某些人则把主
要的力量放在整理史料上。这种分工是从整个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的需要出发的，绝没有什么所谓“高低上
下”之分。那种轻视整理资料的思想必须反对。
我们整理出版史料，是为了向科学研究工作提供
便利条件，是为了批判地继承遗产，为发展和繁荣社会
主义的科学文化提供必要的条件。既要反对形形色色
的资产阶级观点，又要给资料工作以应有的重视，
使它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之下，得以正常地健康地发
展。
加强计划性，合理组织力量
第二，近几年来，近代史资料整理出版的计划性虽然逐步加强，但是仍然显得很不够。这一方面表现在，已经出版的近代史资料有一些不仅显得零碎和缺乏系统性，而且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比如，政治史、经济史方面的史料出版得较多，而文化史、军事史则出版得很少；革命斗争高潮和历次反侵略战争的有关史料出版得多些（这是完全必要的），而斗争暂时处于低潮或者两次战争中间的间隙时期的有关史料出版得过少；近代某些具有代表性人物的著作，也有的出版得较多，而有的则出得很少或根本没有出版；特别是对过去被资产阶级学者所忽视而对我们研究近代史又是较为重要的课题和有重要参考作用的史料，如少数兄弟民族的史料，近代革命斗争的调查资料，也还整理出版得不多，如此等等。另一方面表现在，科学研究机关、高等学校之间，相互联系、分工协作还作得不够，因此在工作中往往发生相互重复、相互交叉的现象。比如，有些本来并不需要重复整理的史料
（如从明清实录中辑录经济资料，从档案、清人文集中辑录货币资料，编制近代史论文索引等）却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学术团体同时进行，而有些急需整理的史料或必要的工具书却又没人动手去做。
为此，就需要根据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的需要情况和可能条件，制订一个比较全面而又切实可行的整理出版规划。而为了使这个规划订得尽可能地切合实际和便于实现，一方面需要对现有的史料，进行一次摸底排队的工作，以分别轻重缓急；另一方面需要在统一规划之下，更好地组织力量，分工合作。
继续提高质量，反对片面追求数量
第三，史料整理出版的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就目前已经出版的一些近代史资料的情况来看，质量好的或较好的固然不少，但是也有不少史料的质量还不能令人满意。我们认为，史料书质量好坏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史料本身的参考价值如何，一是整理出版工作者对待史料的立场观点是否正确和加工程度如何。目前往往会看到这样的情形，就是有些资料的整理出版缺乏明确的目的性，使人看不出这些资料到底是为着要解决历史科学研究和教学中的什么问题；有些资料出版得零碎片断，缺乏系统性；也有些本来具有较高价值的史料，但是由于整理者的观点不够正确、旗帜不够鲜明或者加工整理不善，史料的质量受到严重的影响。比如，对有些原作出之于反动统治阶级之手的部头较大的史料，在编辑出版的序言和说明中不就其内容、时代背景和参考作用等作具体的科学分析；对某些应作提要或应加按语的材料，不去表示编辑整理者的态度。在整理方法和加工程度上，有些史料书作得粗疏芜杂。比如，对有些内容较多的材料，不加内容提示性的标题；对有些可以适当分类编排的材料，不加分类；对有些本来可以选录编辑的资料，不加选录删汰，把有用的东西和根本无用的东西，泥沙俱下地一股脑儿原样照印；对有些应该附加必要索引的资料，不加索引；有些应该加以注释的名词，不加必要的注释；有些史料的文字校勘核对，作得很不准确。这样就给使用史料的人带来了许多不便，甚至为使用一条史料，而不得不去遍翻全书。这样也就必然降低史料的参考作用和使用价值。
我们认为，为了提高近代史资料整理出版的质量，必须有明确的目的性，做到“要啥有啥”，而不能“有啥出啥”。这就是说，整理出版近代史料必须密切配合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的需要，选择史料价值较高、参考价值较大而又流传较少的书优先出版，而且
进行比较细致的整理加工，力求使用方便。在书的前
面应该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写的序言或出版说
明，对出版目的、史料价值和时代背景、作（编）者
的政治态度以及史料来源、整理方法等，作必要的说
明；对某些史料，特别是供广大青年研究工作者和教
育工作者用的资料，还应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
点，在序言中作出必要的分析批判，并对某些史料内
容作适当的说明，对一些生僻的名物和难懂的词句作
浅明正确的注释；对翻检不便的资料，应该附上必要
的索引。无论是哪件资料，文字校勘和引文出处，都
要做到准确无误。为提高质量而斗争，是当前和今后
近代史资料整理出版工作的首要任务。衡量资料整理
出版工作的好坏，主要是看质量好不好，而不是看数
量多不多。片面追求数量，忽视质量，实际上就是为
整理而整理，为出版而出版，是脱离政治、脱离实
际、脱离群众的表现。必须克服那种“有比无好、多
比少好、越多越好”的思想，克服那种以“档案保管
员保存旧纸”的方法对待资料的态度，坚持在无产阶
级政治挂帅的条件下，有目的、有选择、有计划地进
行整理出版工作。
当然，我们在强调有目的、有选择、有计划地整
理出版历史资料的时候，绝不是说可以任意删削资
料，更不是说可以随意窜改史料。相反地，我们认为
凡是有参考价值的资料，那怕是内容反动的反面资
料，只要它对研究历史问题确实有用，而我们在序言、按语或注释中又作了必要的说明，那末我们就应该保
持它原来的面貌，并且采取有效措施，把这些资料发行到真正有需要的读者手里，以便于研究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使用，用反面的资料，写正面的文章。
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工具书的编辑出版工作
第四，我国近代史资料既然如此浩繁，那末为了参考使用的方便，就必须借助于各种必要的工具书。工具书按其性质来说，虽然它们不属历史资料的范围，但是它们与资料的整理和使用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因此，有必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谈一谈。应该说，目前有关中国近代史方面的工具书十分缺乏，这可以说是当前近代史书籍出版工作中一个薄弱的环节。随着近代史研究工作的日益开展，特别是随着大量的新生力量的迅速成长，无论是对研究工作还是对教学工作来说，对工具书的需要都十分迫切。可以设想，如果真正编辑出一批准确实用的工具书，那将为研究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带来多少方便，省却他们多少用来翻检史料的时间。因此，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这一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由于读者对象不同，他们对工具书的要求也不同。但是，不论对哪类读者来说，以下几类工具书是必不可少的：一、综合性的和专门性的、详细的和简明历史辞典；二、综合性的和专门性的、详细的和简明的年表、大事记以及历史地图等；三、各种索引和参考书目提要。为了满足读者的迫切需要，我们认为目前应该把工具书的编辑出版作为近代史资料整理出版工作的重点之一，大力进行。
大搞群众运动，大兴协作之风
为了把近代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做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就必须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在统一规划之下，发挥集体力量，分工协作。这种协作，实质上就是要在资料整理出版工作中，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使资料的整理出版和科学研究、教学工作进一步密切配合起来。目前，这种协作和配合虽然开始加强，但还做得不够，甚至也还存在着某些互相脱节的现象。一方面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迫切需要的资料，不能及时整理出版；另一方面整理出版的许多资料，又没有很好地被利用来进行研究。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资料出版部门应该及时了解当前历史科学研究的动态，了解研究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对资料的需要情况；在制订选题计划和确定对某些重要资料的整理方法的时候，应该广泛征求有关学术团体的意见，不仅要征求专家的意见，而且更要征求广大青年研究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意见。有关研究机关和学术团体，也应该随时向资料出版部门提出自己对资料的要求，并且根据统一的规划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把整理资料纳入自己的研究计划中去。
实践证明，大跃进以来，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由于在党的领导下，大搞群众运动，大兴协作之风，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也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只要我们遵守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坚持政治挂帅和群众路线，我们就能够创造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不敢设想的奇迹，近代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自然也不例外。 E1y品论天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