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
总结·兼容·创新
——新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发展描述
张兴成
历史每翻开新的一页都会引发人们创造的冲动，梳理近三年来中国文艺理论的总体走向，我们可以看到，总结与反思上个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历史状况，面对全球化挑战，如何在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建设有民族性、世界性与当代性的理论品格，这些问题构成了新世纪中国文论的总体脉络，围绕这些问题，中国文论在历史与现实中展开了新一轮的身份书写和定位。
值得称道的是，近几年对于百年来中国文论史的反思与梳理这一课题，我们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其中大部头的百年文论史著作就有好几部，如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陈传才主编的《文艺学百年》、包忠文继《现代文学观念发展史》之后又主编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史》、庄锡华的《文艺理论的世纪风标》等等。一些国家级的重大课题也围绕着百年文论史问题在进行着，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主持的“20世纪中国文艺学学术史研究”，北师大的“中国文学思想回顾”研究和“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形态”研究等。大量的学术论文纷纷见诸各种文艺报刊，并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对于百年中国文论史的反思与梳理，有一个阐释框架值得我们重视，那就是现代视野。可以说百年中国文论史实际上也是一个中国文论的现代化史，因此，不少论者对于20世纪中国文论的思考是集中在“中国文论的现代性”问题上的。从1996年厦门大学的杨春时、宋剑华发表《论20世纪中国的文学近代性》开始，到1999年钱中文先生在《文学评论》上发表《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关于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讨论可以说蔚为大观。不少论者认为，从现代性角度来阐释20世纪中国文论能够打破以往单纯的政治化思路，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和文化视野来认识中国的现代文艺思想和理论流变，在最大限度地拓宽了文学研究边界的同时，导致文学研究成为文化研究。当然，也有相当的论者对文学理论研究的现代性话语提出批评与质疑，但不管怎么说，随着问题的深入与理论的不断完善，关注现代性的普遍性与历史性、多元性价值的关系，现代性与民族性，成为21世纪重要的理论问题。
全球新的现实背景下当代文艺理论面临的挑战。中国加入WTO之后，与全球的互动不断加强，全球间的文化影响和交融不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成为一个现实境遇。面对全球文化影响的挑战与机遇，在世界化与民族化、同质化与异质化、传统化与现代化、中国化与西方化的种种冲突与矛盾中，中国文化，包括中国文论也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围绕这些问题与挑战展开的理论思索与理论建构成为了近几年中国文艺理论的中心论题。
从整个文学命运的角度来看，不管是中还是西，全球间的文化影响和交融对文学意味着什么？自从1997年《文学评论》发表文艺理论家米勒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存在吗？》一文以来，这似乎已成为一个跨民族、跨文化的普遍性问题。米勒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出发点，认为随着国际互联网的扩张，依赖于印刷机和出版商的文学时代将走向“终结”，在一个电信化时代，文学、哲学、精神分析，甚至情书都会消失。也许米勒的隐忧不无道理，否则，他的预言也不会在中国文论界引发一场关于“终结”话题的讨论。不管文学是否会走向终结，但新传媒方式和新的技术条件对文学带来的影响却是不可置疑的。面对图像文化、视觉文化和网络技术对现代人的生存状况的改变，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虽然不会消失，但至少在表达方式、生存空间和生产机制上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这些问题正亟待我们去进行理论分析与反思，这已经成为近期全球化给文学带来的挑战之一。
2001年11月《文艺研究》编辑部和文艺报社、武汉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高新技术产业化时代文艺的发展问题”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举行，来自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就高新技术时代文艺的发展方向及其特征、网络文化及信息技术革命对文艺功能的深刻影响、时代与艺术发展的矛盾关系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研讨。《江汉论坛》
也在2002年推出一组“高科技时代中的文艺学”笔谈，就高科技时代中的技术理性与文学思维的关系，高科技时代文学功能的变迁，高科技思维对文学中的美学批评提出的挑战，高科技给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带来的变化等现实问题进行了交流。
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研究范式发生了新的转变。对西方文论的引介与研究在新世纪没有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的激动与纷繁，但多了一些理性的选择与反思的勇气。由于有着一个世纪，尤其是近20多年对西方理论的全面学习与传入，到今天我们看到许多理论思潮基本上已经跨入中西同步的状态，当然，对于西方传统理论的研究还远不够，而且这方面的研究现在一直在进行，怎样把以前的夹生饭真正消化掉，还需要我们不断地努力。
今天中国文论界最流行的研究范式也正是西方当代流行的，即文化研究。这种文化转向并非以往的文化学对文学研究的渗透，而是由于消费主义带来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大众文化的流行，以及新技术带来的视觉文化、传媒文化的扩张，文化商业化、跨国化、政治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等原因，这表明全球化对中国的文化冲击在加剧，需要我们作出相应的理论反思。另一方面，从文艺理论自身的发展来看，文化研究体现出多维的、多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思路，打破了以往单一的研究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过去许多理论的不足，这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无疑是一次文学范式与视野的大大拓展。
近年国内对文化研究的理论译介和研究、实践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有些学者的研究也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组织了专门的文化研究笔谈。一些刊物、网站和出版社，都出版了大量有关文化研究的重要的西方理论著作，系统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国外一批经典的文化研究著述，刊发了国内文化学者和专家关于审美文化、消费文化的引介与研究的一系列文章和著作。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戴锦华在文化研究的理论、教学与实践上取得了较大的影响，其代表著述有《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等。另外刘禾的《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性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等都是近年国内出版的文化研究方面的力作。
2001年6月由《文艺研究》编辑部和美国西东大学、文艺报社、武汉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当代流行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举行，与会学者就当代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新的文化格局，及其所具有的社会学、美学、哲学、文学、历史学和文化学方面的意义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并在《文艺研究》发表了一组笔谈。由于图像正在改变着这个世界，改变着人们的基本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出现了“摄影文学”、“电视文学”、“视觉文学”等新的艺术样式。对此，也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摄影文学和视觉文化的理论著述，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在2002年第12期推出了“摄影文学与视觉文化研究专辑”，收录了近40篇论文，对摄影文学的现状、特点，以及摄影文学对当代文化建设的意义，摄影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文艺报》还专门设置了“摄影文学导刊”栏目，发表了大量关于摄影文学的理论与批评文字。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重新定位与创造性发展。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也走向了“历史的终结”，相反，我们看到在全球化大潮中，马克思主义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批判力量，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都具有巨大的阐释力度和理论针对性。对于中国来说，社会现实的新发展，为我们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命题和理论创新提出了要求和挑战，如何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重新定位并进行创造性发展，已经成为新世纪中国文艺界的一个重要问题。
董学文认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生命与灵魂，当前，“文化研究”是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派的一个长项，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有机成分和不断更新的增长点。创新必须注意科学性，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独有的立场和方法论特点，必须提供人们把它当作相当彻底、严整的意见与研究的特性。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具有的实践性、民族性品格和时代性原则要倍加珍爱，需进一步充分展开和发扬光大。陆贵山也认为，要努力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建设的民族性、世界性与当代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在交流和对话中不断地发展、创新，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当代中国文学应该确立体现和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价值取向。张炯通过回顾20世纪后期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成就与问题指出，面向21世纪的挑战，建构、完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和倡导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的文艺批评，是历史赋予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的使命。2002年10月，由《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四川社科院文学所、四川大学文学院主办的“人民美学与现代性”学术研讨会在重庆举行，与会者就重提“人民性”的现实意义与价值，建构“人民美学”的理论困境、人民美学的历史、人民美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人民美学的建构与发展方向、人民美学与现代性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冯宪光认为，重提人民美学就是要告别西方的自由主义美学，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所确立的人民美学的道路上来，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美学的重要问题。
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历史进程是展望、发展21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经历了一个激烈的蜕变过程，这是一个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关键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文艺理论不管是从内容到形式，还是从问题到方法、立场，从范畴到话语模式、理论体系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因此，梳理与反思20世纪的文艺理论必将是一个艰苦而长久的学术工程。梳理是为了明确过往的路程，反思是为了展望未来的前景，让我们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再创我们中国文艺理论新的辉煌。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点评
文艺理论的中国贡献
仲言
文艺，作为历史大潮中的活跃力量，以鲜活生动的方式参与着历史的宏大进程。文艺理论，作为文艺发展历程中的自觉力量，对文艺的发展起着梳理、总结、引导、匡正和前瞻的作用。具体、感性、不断发生的文艺创作现实在文艺理论的阐述中得到理性的归结，凝结成哲理和思辨的结晶，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展现出文学艺术历史的发展轨迹。对文艺理论的深入研究和用心关注，体现着文艺在历史中的能动、自觉和成熟。
20世纪的中国文艺理论经过百年历程，历经时代潮流的冲刷和历史磨难的洗礼，在今天呈现出浑然苍茫的涌动之势。面对新的文艺创作现实，面对世界文化背景的巨大参照，面对千年传统的积累沉淀，我们在新的21世纪该建构怎样的文艺理论新篇，这不仅是关乎中国文艺发展的问题，更是关乎着人类共通文化的发展课题。
中国上溯千年的文艺理论传统有着风采独具的宝贵资源，众多建立在敏锐、细腻的直觉体验之上的诗论、词话、画论、书论、乐论，是文艺理论巨大的原生态的宝库。始终与具体、生动的艺术创作密切关联的诗论、词话和书画及音乐理论，以散珠碎玉的形式放射出璀璨夺目的熠熠光辉。这是东方色彩独具的一笔文艺理论遗产，是不同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诗论体系的特殊贡献。如何让这些流光溢彩的传统宝藏在21世纪焕发出崭新的光芒，如何让这些主要针对古典文言传统的理论表述，对今天的白话文学也产生有效的理论整谷和解析力量，如何在新与旧、中与西之间实现文艺理论语言的转轨与接榫，是摆在我们今人面前的迫切课题。
建立在逻辑、理性分析之上的西方文艺理论对中国文艺的冲击和影响，是20世纪文艺发展史和文艺理论发展史的基本史实。条分缕析的西方文艺理论，对重直觉、轻推理，重感性、弱逻辑的中国传统文论产生了巨大的撞击。“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逻辑体系式的中国文艺理论正是在这种冲击和碰撞之中产生的。不可否认的是，西方文论对文学艺术的诸多要素分析，诸如对文本、读者、作者等多层逻辑内涵和互动关系的细致剖析，使文学艺术以逻辑层次分明、框架结构清晰的面目呈现在我们面前，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更多的西方文论著作译介到中国，关于文学艺术的某些单项基本概念，在西方文论的烛照之下，显现出精细幽微的层层肌理来。
但是，西方文论毕竟是建立在西方的语言文字和艺术创作现实、社会历史现实之上的理论体系，它对建构在完全不同的汉语语言文字系统和艺术创作现实及社会发展现实之上的中国文艺现象的解释效力，自然有其不可讳言的短处和弱项。任何简单省事的照抄照搬和平行位移都会造成削足适履之憾，如何在中西文论之间搭建理论逻辑的桥梁、构建理论概念的基本起点，将成为摆脱理论和创作两者间相互“自说自话”尴尬局面的关键。
马列文论给予文艺在社会历史大背景中的科学位置，马列文论经典理论家和新的承继者们，在深广的历史感的逻辑框架之下，对文艺发展的重要理论环节进行了高屋建瓴的阐释和解析。文学艺术，作为审美的社会意识形态，在社会历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文学艺术理论的重要概念基石，第一次真正地落实到社会、历史的宽广大地之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为我们建构和发展新时代的文艺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地。
我们不断地从这里出发，又不断回归到这一坚实的理论起点。让一切条分缕析的理论阐释，在细部完善马列文论的精妙装饰，让所有在繁复细节中迷失的理论表述，在马列文论的巨大磁场感应下获得坚定明晰的方向，成为历史老人射向未来靶心的“矢量”之箭。让我们把中国古典文论的重要概念重新擦拭、熔铸、磨砺、照亮，把发生在今天文艺创作现实中的感性材料点滴积累、逐层沉淀，归位赋形到“得其所在”的理论框架之上。
汉语，作为绵延数千年而不衰的语言化石，在今天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活力，建立在汉语特殊语言系统之上的诗学理论，将以其独特的魅力和不竭的活力给人类的诗学体系增添新质。中国在21世纪的今天，有着全球瞩目的社会发展现实和艺术创作实绩，建构在这现实实绩之上的文艺创作现实和文艺理论阐述，必将为人类的21世纪文化做出属于中国、属于东方的贡献。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新作鉴赏
乡村世界的奇特人物
李敬泽
在长篇小说《日子三部曲》中，黄国荣写了农民、士兵和书商，体现出进入有着巨大差异的生活领域的能力。尽管对于传统小说的大师们来说，这种能力几乎是理所当然的，是小说家的基本禀赋，但实际上，中国现在的小说家在此面临极大的困难，他们缺乏超出自己的身份和经验局限去理解人心、感受世界的意愿和能力，而他们的身份和经验也通常狭窄、单调。所以，我们的小说数量巨大，但相对于生活和人类经验的丰富、复杂，我们的小说显得苍白。
《日子三部曲》中，最重要的作品是《乡谣》，它在一个漫长的历史纵深中表现了独特的乡村经验，在中国乡村书写的传统基础上开拓了一个比较新的区域。建国以来的乡村书写，主流是北方经验的书写。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汪曾祺把南方那种比较温润的乡村经验重新带入了我们的文学视野，但当处理乡村与历史的总体性关系时，北方经验依然是主流，而《乡谣》却在这个主题上作出了一种“南方”的观察和想象：宏大的历史风云反复激荡，几十年间，一个名叫二祥的农民和他的乡亲们一起欢欣、悲愁，一种生活、一个世界经历急剧的变化，历史在个人经验中打下深刻的烙印。但是，在《乡谣》的乡村世界里，我们感到依然有某种沉稳、恒常的秩序和结构在暗自运行，那是我们的江南，是千百年来顽强、机敏、热爱生活的江南，是在一次次的荒芜中重现繁华的江南，是更多地保存着对传统的记忆的江南，是有“根”的江南……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乡谣》为我们的乡村书写提供了思想、感受和想象的新路径。《乡谣》的主人公二祥，是当代文学的乡村人物画廊中一个奇特的形象。这个人令你把握不定，既陌生又似曾相识，在每个具体环节上，他都是失败者，但是，整部小说读完，回头看去，你发现他其实是个成功者。他是愚钝的，卑微的，傻呵呵的，他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但他却在历史和生活的磨洗中幸存下来，依然微笑着，坦然、安宁。这恐怕不仅仅因为他的愚钝，而是在愚钝中有一种深厚的、几乎成为天性的智慧。
这个人物让人想起阿Q，当我们把阿Q视为“国民性”的典型时，我们多少忽视了阿Q这个人物的具体性，忘记了他首先是个绍兴农民；同时，现代文学以来的乡村书写实际上未能充分发展和扩充阿Q所蕴涵的复杂可能性，也就是说，每一个后来的写作者本来都应该常常自问：阿Q现在怎样了？他在时间和历史的流动中做何反应？我愿意相信，黄国荣曾经这样问过自己，结果，他得以塑造出这样一个具有复杂历史和人性内容的人物。二祥是难以轻易分析、难以轻易归类的，当我们把他和阿Q对照时，我们能够感到他与阿Q的精神血缘，但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下，我们不得不用更复杂的尺度去看待他、体会他。
黄国荣在《乡谣》的《序言》中特别强调了小说的视角问题。但是，他对视角的理解局限在社会学范围内：平民视角或农民视角等等。但视角远不仅是一种社会立场，对小说家来说，它更是一个认识论立场，当你选定一个视角时，它应该能够提供一种认识的可能性，让我们由此看到在平常的角度看不到的景象。《乡谣》大体上是以二祥为焦点，这种装傻充愣或者半傻半精的人物在小说史上足以构成一个特殊的谱系，正因为半傻半精，他们类似于《皇帝的新衣》中的孩子，更可能看破真相。二祥就是如此，他总是能够说出戳穿幻觉的“傻话”，而他的复杂性在于他自己也生活在幻觉之中：他的欲望、他想过好日子的期求，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不切实际的梦想。
所以，二祥的视角中蕴涵着认识和表现的丰富潜能，然而《乡谣》对这个视角的掌握，还不是特别自觉、特别准确，没有把它坚决地贯彻下去。黄国荣依然受制于全知视角的习惯，他没有意识到，有限制的、甚至高度限制的视角自有其特殊的力量，如果他始终通过二祥的眼睛、身体和心灵去感受，通过二祥的内在声音去言说，《乡谣》本来可能达到更高的艺术水平。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
胡杨的精神（摄影）
王非（成都）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
呕心沥血写史诗
——读熊召政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何镇邦
熊召政的四卷本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面世以来，在文坛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小说写的是四百多年前明代中后期一场由封建社会杰出政治家张居正所倡导的史称“万历新政”的改革运动。从隆庆六年春内阁高、张斗法写起，直至是年夏日隆庆“驾崩”，年仅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继位，张居正登上首辅宝座，在取得李太后、小皇帝的支持和“内相”冯保的配合下，不畏艰险，厉行改革，裁汰冗官，整饬吏治、整顿驿递，清丈田亩、子粒田征税，实施“一条鞭”新法，抑制贵戚，惩治贪官，排斥清流，终于使显露出“下世光景”的大明王朝出现中兴的局面。作者在精心描述这场改革历程的同时，用浓墨重彩从不同侧面刻画了张居正这个“铁面宰相，柔情丈夫”的艺术形象，并突出他的悲剧性格和悲剧命运，同时也成功地塑造了从皇帝、太后、权臣到民间大侠、歌伎侍妾等近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为了真实再现四百多年前明代中后期宫廷和官场的生活风貌，深刻揭示那场政治斗争的蕴含，作家在大量掌握史料和对史料进行考据的基础上，对宫廷、官场的政治斗争和日常生活，对北京、南京、扬州、武昌、荆州等城市和广西边境的生活场景，民风民俗，均有真实生动的描写。诸如写当时的北京，不仅写紫禁城和大学士府、积香庐，也写棋盘街的市井风光以及“秋魁府”斗蛐蛐的场面；写政治斗争，不仅写权谋与政治智慧，也涉及当时的典章制度，官职沿革以及诏书奏疏的体例等等。这些生动而精妙的描写，使人们可以把《张居正》当作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来读。
当然，小说最重要的艺术成就当属张居正这个封建社会改革家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熊召政立志为历史上有所作为的贤相作传，写《张居正》，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塑造张居正这个封建社会政治家的形象，是他的一次成功的艺术尝试。我们看到，熊召政在塑造张居正这个艺术形象时，首先注意通过十余年“万历新政”的施行以及其中复杂斗争的描写，对张居正身上的忧患意识和政治智慧作了深入的开掘和集中的表现。张居正作为封建社会“士”的最高代表，目睹国家财政枯竭，贪官污吏肆行无忌，皇帝贵戚坐拥特权欲壑难填，贪、散、懈等“官场三蠹”已成风气，大明王朝已表现颓败之势，如不动大手术进行改革就难以挽回这种颓势，天下苍生就要受苦。因此，他决心依靠皇权，联合“内相”，把这场虽然准备时间长久且相当充分但面临各种势力反对和抑制的改革进行下去，虽“毁家殉国”在所不惜。正是这种忧患意识的表现，使张居正的艺术形象至今仍然放出其艺术光彩。当然，张居正为了取得皇权的支持，对李太后和小皇帝所做的各种工作，包括买了风葫芦取悦尚在童稚之龄的朱翊钧，还有在某些地方对“内相”冯保迁就妥协，以及在改革进程中每一步迂回的部署以及各种灵活的策略，无不闪耀着张居正的政治智慧。作品中的张居正，既是一位不讲任何情面的“铁面宰相”，又是一个很人性化感情丰富的“柔情丈夫”。小说作者从多侧面去描绘张居正性格的复杂性，使其形象丰满立体。
追求历史真实的艺术再现是历史小说《张居正》另一个重要的艺术成就。历史真实成了衡量一部历史小说思想艺术质量的一把尺子。作者认为：“所谓历史的真实，简单地说，有三个方面：一、典章制度的真实；二、风俗民情的真实；三、文化的真实。前两个真实是形而下的，比较容易做到，第三个真实是形而上的，最难做到。前两个形似，第三个是神似。形神兼备，才可算是历史小说的上乘之作。”为了达到这种历史真实的艺术再现，在动笔之前，作者用了数年功夫研究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以及有关张居正的史料；动笔之后，又注意从他所说的历史真实的三个方面，从形神兼备的高度来营造明代中后期特殊的历史氛围，以便真实生动地描述那场被称为“万历新改”的改革运动。在历史真实的追求上我们注意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小说中对明代的典章制度，以官职沿革，官府的官职设置以及各种仪式直至皇帝诏书的十种体例，天子十三方印鉴的不同用法，均有翔实精确的描写。这种典章制度的真实描写，不仅为读者提供了解封建社会的必要知识，更重要的是为营造真实的历史氛围创造必要的硬件。其次，小说中一些精彩的民俗描写，诸如京都棋盘街的市井风情、白云观燕九节的盛况，紫禁城内声势浩大的鳌山灯会，大隆福寺的非凡气势等等，这些生动描写，对营造一种真实的历史氛围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再次，也是更为重要的还是关于文化真实的描写，作者不仅在小说中抄录了不少有关的诗词歌赋，而且代各种人物拟作了大量的诗词俚曲，诸如张居正与玉娘酬唱的情诗，一、四卷终卷时的散曲等等，无论是抄录还是拟作，均合辙押韵，别有韵致，对刻画人物性格和表现真实的历史氛围起了重要的作用。至于表现人物的文化思维，就更是精彩的笔墨了。
《张居正》的语言简洁生动，雅致流畅；叙述语言视对象和环境的不同或俗或雅，做到雅俗共赏；人物对话紧扣人物的身份和性格或文或白，做到性格化和符合当年口语习惯的口语化；在叙述中，除了第三人称的各种语调的叙述外，还采用诗词唱和，拆字算命，诗词联句等多种方法进行叙述；对长篇小说叙述中的闲笔也有精当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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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周涛作品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行
周涛作品研讨暨朗诵会近日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军内外的各界代表近百人，就周涛其人其文，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比较研究与交流。
自一九七九年入伍并于同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八月的苹果园》以来，二十四年间他在新疆陆续出版了诗集和散文集共计三十六本。他是“新边塞诗”的代表之一。是西部诗文学的优秀代表。曾荣获第二届、第三届、第七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全国诗集、散文集奖，鲁迅文学奖等多种奖项。研讨会由总政宣传部、兰州军区政治部、新疆军区政治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等七家单位联合举办。（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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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侗族作家丛书问世
在民族出版社成立五十周年之际，由该社隆重推出的“当代中国少数民族著名作家经典”系列丛书之一——“侗族作家丛书”日前正式面世。丛书由中国侗族文学学会组织、策划，首辑包括小说集《亮是什么颜色的》（蔡劲松著）、《蜂巢界》（张泽忠著）、《魂舟寻泊》（田均权著），散文随笔集《心锁丝路》（粟周熊著）和诗集《灵魂的花朵》（寒山著）等。侗族作家们的这几部作品创作风格各异，创作手法多样，作品内涵丰富，较好地把侗民族的地域文化形态和民族文化精神融为一体，较好地反映了当代侗族作家的创作风貌和鲜明的文学特质。（蔡北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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