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
由中宣部文艺局、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主办的“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推动文艺创作繁荣”座谈会日前在京召开，在京的著名专家、学者围绕当前某些历史题材文学艺术作品中涉及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以及历史观念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这里摘要刊发部分发言，以飨读者。
让历史告诉未来
杨伟光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我们认识历史、理解历史、再现历史的唯一正确的历史观。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目的是运用影视艺术手段，再现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历史，塑造革命领袖人物的光辉形象。这就要求我们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认识党史、军史，以达到“让历史告诉未来”，教育、鼓舞和激励人民群众的目的。
十几年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创作了一批优秀影视精品。比如电影《开国大典》、《开天辟地》、《大决战》、《重庆谈判》、《大转折》、《大进军》；电视剧《秋白之死》、《巨人握手》、《开国领袖毛泽东》、《中国命运的决战》、《长征》、《新四军》等优秀影视剧，都反映了作家、艺术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审视历史、反映历史，成功地塑造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要坚持学习历史、深入历史、感知历史，从而获得“史实”和革命领袖真实深厚的情感积累。否则，创作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如果说，反映现实题材的艺术家必须深入生活，那么，反映历史题材的艺术家就必须深入历史、感知历史。有了大量的历史积累，才能进行历史题材的艺术创作。在这里，“历史”事实对于创作的意义如同生活对于创作意义一样重要，历史不过是已经过去的“生活”，而现实生活则是未来的“历史”。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的经验反复证明：获得“史实”和对革命领袖人物真挚深厚的感情积累，是创作的前提。电视剧《秋白之死》的作者徐慧征同志谈到创作体会时说：“主创人员重温中共党史，从党内斗争的来龙去脉中，弄清了瞿秋白所处的大背景，使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上对人物的命运作出历史的思考。因而成功地塑造了瞿秋白的“一个‘真人’而不是‘完人’的感人形象”，做到“戏如其人，言如其人”。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就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表述重大历史事件和评价历史人物时，要把握好“度”，不能以偏概全，不能因为一个领导人后来犯错误而否定他以前的功绩，也不能因为现在有功而回避过去有过错误。比如中央局总书记陈独秀，他后期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过去的作品中对他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业绩讲述较少，主要讲其后期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电视剧《日出东方》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肯定他在“五四”运动前后的功绩，陈独秀1915年主编《新青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同李大钊合作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上街示威游行，散发传单，反对反动政府，并为此入狱。他实际上是当时思想界的领袖。1920年他在上海发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当时称为南陈北李。1921年，他们共同商定建立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在未出席成立大会的情况下，当选为中央局总书记，这说明他当时在思想界的领袖地位是公认的。电视剧《日出东方》对陈独秀这一历史人物的塑造，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要营造主人公生活年代的历史氛围，从人物的语言、服装、化妆、道具、居住环境到主人公的思想、感情，社会关系和办事规划等等，都打上历史的烙印，特别是历史人物要充满当时的时代感。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我们提供“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两者相辅相成。“大事不虚”是要科学地反映历史真实，不能随意改变已经发生的重要的历史事件的本质；“小事不拘”是为了解放作家、艺术家想象力，增强作品的艺术魅力。但“小事不拘”不是胡编，不是戏说，而是要符合历史的真实。这就是：第一，艺术虚构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在把握历史的本质的基础上进行；第二，艺术虚构必须把握好“度”，重要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是不能随意虚构的，但为了使作品更具艺术魅力，一般的人和事可以艺术虚构。这种虚构应是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出现的人和事。艺术虚构的人，应符合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历史人物的性格和情感逻辑；艺术虚构的事也应符合那个特定条件下生活的必需逻辑。比如电视剧《新四军》中，虚构的人物黄江河、余秀英、江涛、梅青等，实际是当年新四军中英雄人物的典型代表，使电视剧中的英雄人物比较集中，情节比较生动，使人爱看。这是剧组坚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取得成功的范例。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要遵守党对重大历史问题所做的有关决议。我们党作过两次重要的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二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坚持和维护这些结论符合历史的真实，符合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当然，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也有与时俱进的问题，有些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经过专门机构的研究，提出更加科学的结论，经过中共中央批准，创作中应吸收这些新的研究成果。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一定要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评价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真实地表现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的历程和革命领袖的丰功伟绩，鼓舞人民群众发扬光荣传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斗争中夺取新的胜利。
（作者为中国文联副主席）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
文艺与历史
刘润为
近年来，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出现了以《长征》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作品。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问题归结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历史观问题。
所谓历史观问题，就是唯心史观的影响问题。具体地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历史实用主义。这种倾向否定历史的客观性，否定历史的规律性，认为历史是一个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近代历史的本来面目、基本走向都可以弃之不顾，而以自己的价值尺度，尤其是政治的价值尺度对历史进行剪裁甚至重塑。这就背离了最起码的客观性的标准。二是历史折衷主义。这种倾向否定历史评价的客观标准，认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无所谓对错、善恶、美丑，这就丢掉了最起码的是非观念。三是历史消费主义。也就是消费历史。这样的作品名为历史题材，其实不是历史题材作品，因为它没有任何历史感。它的创作目的不在于为人们提供历史的任何启迪，而在于制造消费，消费关于过去某一阶段的形象。这是文化享乐主义在历史题材创作中的反映。四是历史虚无主义，即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的功绩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
在文艺领域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消极现象呢？综括原因有三：一是唯物史观的缺席；二是现实感的迷失；三是后现代主义的影响。那么，怎样来把握唯物史观与艺术表现的关系呢？最根本的就是要实现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统一。这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缺一不可。丢掉了历史真实，艺术虚构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丢掉了艺术虚构，历史就不可能变成文艺作品。这里所谓的历史真实，不是指历史事件、历史细节的真实，而是历史本质的真实，历史规律性的真实。也就是说，即使你在历史事件、历史细节上达到了相当程度的真实，但是对历史的本质、历史规律没有把握住，也不能说是达到了历史的真实；即使你对某一时代的描写，其事件、人物、细节都是虚构的，但是严肃地反映了那一时代的本质方面，也可以说是达到了历史的真实。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用魔幻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一部小说。其中的故事发生地——马孔多小镇，布恩地亚一家七代人，在现实世界都无迹可寻，但是它却比任何一部作品都更真实地反映了拉丁美洲的百年兴衰，反映了拉丁美洲人民反帝、反封建、反独裁、反保守的斗争。小说中的最后一句：“遭受百年孤独的家族，注定不会在大地上第二次出现了。”这就是作者对于拉丁美洲发展趋势的形象揭示：“面对压迫、掠夺和歧视，我们的回答是生活下去。任何洪水、猛兽、饥馑和动乱，甚至数百年的战争，都不能削弱战胜死亡的优势。”一个新的充满生气沐浴光明的拉丁美洲一定会出现。这位作家曾于上世纪80年代访问过中国。当时，中国文艺界正在时兴后现代主义思潮。这位作家来到中国，没有和文艺界同行作任何接触，而是专一考察第三世界的发展道路问题。这一事实是耐人寻味的。
关于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一极是历史本质真实，一极是艺术虚构，这广阔的中间地带，就是艺术驰骋纵横的用武之地，你可以往历史真实那里靠近，艺术虚构较少，你也可以往艺术虚构那里靠近，历史真实较少。但绝对不能和两极重合。和历史真实一端重合，就成了历史教科书，而非文艺作品；和艺术虚构一端重合，就丢掉了历史本质真实，就在历史观上走上了邪路。
说到底，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统一，就是历史规律与艺术规律的统一。创作主体要实现这样的统一，自身就必须首先实现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文艺观的统一。而要实现这样的统一，就必须在深入生活、深入实际和深入群众中，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作者为《求是》杂志社编委）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
发掘历史进步的动力和激情
张德祥
历史剧能给观众带来怎样的思想内容和文化精神，取决于我们从历史遗产中发掘了什么，取决于我们以怎样的历史观、文化观看取历史。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科学地解读历史的一把钥匙，是我们鉴赏历史遗产、继承优秀文化遗产的指针。在今天说来，就是要树立先进的文化观念，传播科学的、文明的文化内容。尤其是面对精华与糟粕共存的复杂历史，需要去伪存真、辨别是非、激浊扬清，真正做到古为今用、为先进文化建设之用。为此，有必要探讨历史剧的审美意识中不可或缺的先进文化精神，这是我们把握历史题材的审美依据。
一是科学精神。科学是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思维方法。生产工具的变革、生产能力的提高莫不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所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反映历史的电视剧，应当给予古代朴素的科学精神、给予敢于坚持真理与正义的科学家与思想家以高度重视和歌颂，而不是大肆宣扬皇恩浩荡与权力崇拜。我们应从历史中发掘的是代表当时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发展要求的人物和思想。这就要求我们的审美意识中具有自觉的科学精神，通过艺术审美活动使人们认识推动历史走向文明的真正动力。
二是道德情怀。自古以来，中国人崇尚“厚德载物”，认为厚德之人，才堪当大任。中国古代文化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人的精神文明建设，“厚德”滋润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之树，开拓了一个民族的胸怀之疆，提高了一个民族的人格境界，凝聚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之魂。自古以来，仁德精神，就是审美认识的重要内容，是崇高之美的精神价值之源。要用崇高的精神塑造人，离开了道德价值体系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些年来，在我们的审美意识中，有意无意地淡化了道德评价，失去了对人物品质的臧否依据，也就造成某些“坏人”的形象更生动、更高大的情形。
三是平等观念。自从进入私有制社会以后，人类就失去原本的平等。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也就是这些历史剧所表现的社会，人是不平等的。男女不平等，官民不平等，父子不平等等等。显然，我们不能完全认同那种等级制度，而必须对那种不合乎人道的封建等级与特权予以批判，而不是陷入其中随其俯仰。但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历史剧中并没有体现出应有的人格平等的审美观念，而是对那种封建特权与宦官主义津津乐道，“主子”“奴才”不离口，热演的无非是皇权的至高无上和权力等级中的主奴关系。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伟大革命和社会变革，彻底改变了封建主义的社会关系，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进步，这进步之一就是人与人的平等观念的确立。我们应当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尊重“人”的平等观念，这应当成为我们审美意识中一种不可或缺的元素。
历史剧是表现历史的，尽管反映的对象属于过去，但这并不能构成审美意识上可以落后的理由。作为文艺创作，无论是什么题材，在我们的审美观念中都不能丢弃“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都不能放逐真善美的艺术理想。历史剧创作的关键在于，能否通过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叙述真正发掘出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激情和文化精神，表达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对愚昧、野蛮、丑恶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艺术地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电视剧当然应当适应大众，但更重要的是提高大众而不是以世俗迎合大众，更不是给他们制造饮鸩止渴的迷幻之梦。
（作者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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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历史剧的价值观
廖奔
目前历史剧创作引起媒介争论不休的话题，大都集中在价值观问题上，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理论廓清。
历史剧的功用，体现在它的认识价值、审美价值和娱乐价值上，这与一切文艺作品的功能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表现对象和手段。认识价值，指的是历史剧展现出历史人物特定的人生过程，对于今天具有现实的启迪作用，能使我们以史鉴今，加深对现实人生的理解。审美价值，是通过对于历史上存在过的人生状态的开掘和艺术重塑，选取特定的形式手段和风格样式进行形象展现，从而带给人以美的享受。娱乐价值，则是利用富有特色的叙事手段来满足观众情绪转移和精神放松的精神需求。
这三重功用的具体实现呈胶着状态，互为影响和作用，难以彼此区分，体现为一个辩证的过程。但是在具体创作中，可能由于主体某种观念的支配，对于其中一项功用刻意强调和放大，就会出现效果的偏差。例如对认识价值的夸大导致影射剧学，让历史剧承担它无法负载的政治任务；对审美价值强调到极端就导致作品倾向性的迷失，泯灭了道德评判与历史评判的尺度，使人物面目善恶不分；对娱乐价值的盲目崇拜则导致媚俗主义的盛行，使文艺作品丧失了提升受众趣味与好尚的形而上作用。尤其目前大众文化十分流行与膨胀的情况下，历史剧创作受到消费主义的极度影响，经常造成娱乐成分占据主导位置、历史则退位和缺席的情况。
对于历史剧的评价，应该建立在三个基点之上，即道德评价、历史评价和审美评价，这三者的结合，构成我们观察历史剧的立体坐标。以往传统戏是只讲道德评价的，惩恶扬善，弘扬传统道德观。但是传统道德里虽然有恒定的美德部分，也包含许多特定时期统治阶级的话语代码。例如要求女性吃苦耐劳、温柔善良，这是正向的恒定的，但是压迫者也迫使她们遵从贞节观。时下历史题材影视剧作里随处可见的特权意识、独尊意识、女色意识等，都属于传统道德观里的封建性糟粕，是应该清除的。建国以来的历史剧创作，用辩证唯物史观重新观照历史，把过去许多被唯心主义扭曲了的历史、被统治阶级作了不恰当解释的历史，还原为本来面目。这时的历史剧评价更多强调历史真实的标准，增强了科学性和实证性，其负面则是时或挤压了文艺作品的艺术虚构功能，影响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使得比较忠实于历史真实的作品失去对戏说作品的市场竞争力。还容易连带引起功能上的一种畸形发展：在文艺作品里寻找对历史的翻案性解释。本来文艺作品对历史是有解释功能的，但无限制扩张和开发它的这种负载力，就导致历史翻案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审美思潮的涌起，使得性格复杂化成为塑造历史人物的普遍准则，大大丰富了作品的精神内涵，但也经常引起人物基调——历史和道德走向的偏离。
眼下对于历史剧创作议论纷纷的情形，是一种好现象。好在创作自由，心态放松，批评心态也比较放松，呈现出百花齐放的面貌。反过来，我们也要及时廓清价值观方面的一些认识迷雾，以引导创作朝着更加有利的方向发展。
（作者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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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历史小说中的历史观
雷达
文学与历史有着极为深刻的血缘关系，面对历史，文学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实录传统”。对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人们总要首先追问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史料的真实，并以此作为评判其真实性的重要标准。在很长时期里，史是第一位的，文是第二位的，所谓历史题材的创作，或是借用文学的形象魅力普及历史知识，或是“演义”历史故事，以“还原”、“复活”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所谓“本来面目”不过是作者的意识形态观念对死的史料的提取和阐释而已。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并未真正独立于历史，也没有走出历史的附庸地位，更谈不上能动地重塑历史。
古典小说中，其历史主要是“历史循环论”和“英雄造时势”。最典型的便是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建国后到80年代，历史题材的创作中的历史观，主要是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其描写对象主要是围绕着农民起义领袖和少量公认的杰出的比较有把握的历史人物展开，数量且不很多。当然也有史剧《武则天》、《蔡文姬》，但旨在“翻案”，也有史剧《胆剑篇》、《王昭君》，但旨在“借古讽今”。写杰出人物的，如林则徐、海瑞、邓世昌等，多以电影和戏剧的形式出现，皆引起过很大的风波。写农民战争和农民领袖的，其代表性作品是姚雪垠的《李自成》，它获得了巨大成功，甚至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是当时历史观的完整体现。80年代，出现了一个竞写农民起义领袖的热潮，如《星星草》、《陈胜》、《九月菊》、《风萧萧》、《义和拳》、《庚子风云》、《神灯》、《天京之变》等等。这些不同的作品的历史观其实是很一致的，那就是，它们都遵循着“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一经典表述，要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要着力于表现“历史前进的主体”。这可说是当时的历史小说的历史观的精髓所在。
我认为历史观的大变革，除了强调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和“圣君贤相”们共同创造的——对后者的作用尤其强调之外，另一重要变化是：由政治视角转化为经济眼光，文明眼光，以至更为宽阔的文化眼光。历史观变化的第三个方面是：众多作品的主题几乎都由原先阶级斗争史转换为政治经济的变革史，无不贯穿“敬天法祖”还是革故鼎新的矛盾。第四方面是，突出了人性内涵，更注重历史中的个人命运和心灵的历史。这一切给创作带来了巨大变化。举个例子，如写鸦片战争，以前强调的是受压迫人民的反抗列强侵略，现在转换为强调落后就要挨打。如新近受到关注的《张居正》，选择明代的万历朝，选择张居正这个聚讼纷纭的改革家，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历史眼光。因为明代是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它能引发关于中国为何没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教训。抗战时期写了《张居正大传》的朱东润说，我想从历史陈迹里，看出是不是可以从国家衰亡的边境找到一条重新振作的路，我反复思考，终于想到明代的张居正，这是我写作《张居正大传》的动机。
文学界对帝王将相的描写也存在值得探讨的问题。对好皇帝好官员的美化若失了度，搞成高大全，若把人治思想，专制思想抬得很高，奴才味儿十足，就会形成对皇权文化的膜拜，有悖于现代精神文明的建设。
事实上，当前历史题材创作已呈现多样化格局，上面主要还是谈了一些比较严肃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另有一路受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以解构历史为主的作品，被称为新历史主义小说，我们谈得不多。这些作品，在对什么是历史真实的看法，对偶然性的崇尚，对是否存在“历史规律”，甚至对什么叫“历史”的问题上，都有迥然不同的理解。除了解构历史的一派，还有消费历史的一路，主写权谋，性爱、阴谋、争宠、夺位等等，追求好玩、趣味、刺激、突出娱乐化，消遣化因素，迎合大众文化的审美趣味，对此种种，我们只能用科学的历史观加以引导。（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
历史题材戏剧创作中的民族问题
中国戏剧向来以表现历史题材见长，历史题材剧目几乎始终是中国戏剧舞台上的主角。因此，历史题材戏剧创作倾向，就需要给予特殊关注。
战争是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华民族的形成与民族融合过程，经常是通过战争而不是通过和平途径实现的；许多英雄也正由于他们在民族争战中的功绩而为后人敬仰。因此，历史题材、尤其是战争题材的戏剧作品，很自然地会涉及到民族战争与民族关系。
民族战争题材的历史剧要义在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精神，但这种可贵的精神往往建立在汉族中心的基础上，而且在叙述战争进程、塑造英雄人物时，必然涉及民族间的正邪是非，极易触动民族情感这根敏感的神经。20世纪50年代以来，类似题材的创作出现新的取向，出于统战和民族团结等政治方面的考虑，郭沫若等多位著名戏剧家创作了立足于新的历史视点重新解读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民族战争的作品。新近几年里，这类题材再次受到戏剧界关注。这些戏剧新作试图改变传统剧作以蔡文姬、王昭君等女性因外嫁周边民族而哀怨的主题，而既然要淡化蔡文姬、王昭君外嫁异族的悲哀与痛苦，就需要彻底改变人们心目中汉族的文明程度远远高于周边民族的印象。如果我们从史实的角度衡量，文姬归汉、昭君和番的故事可能确实与真实的历史相距很远，然而传统艺术对于蔡文姬、王昭君的形象塑造所传递的信息，包含了更丰富的情感内涵。古代优秀艺术家之所以更愿意通过文姬归汉、昭君和番这类虚构的故事情节、而不是按照史实塑造蔡文姬、王昭君的形象，是由于这种特殊的人物处理方式内在地蕴含了汉民族的文化自信，它不是出于对历史的误解，而是为了传递一种文化价值观——它代表了汉民族对于自己相对于周边民族更发达的文明的价值的确认。蔡文姬与王昭君的悲哀与痛苦不是她们个人的悲哀与痛苦，以她们为主人公的作品的结构与叙述方式，其价值也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史实真伪层面，它们早就已经成为包含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共享的精神价值取向的重要意象。
更值得商榷的是近年出现的数部以宋代民族战争为题材的剧作。有出新编京剧历史剧描写佘太君与萧太后阵前相遇，最后为双方儿女亲家的亲情感化，终于让宋辽两国化干戈为玉帛；另一出戏描写宋金战争期间，金朝的贤公主完颜金娜与北宋亡后投降金国的贰臣之间相互倾慕、通力合作，使金国不断强盛。宋金辽多年战争，一直是民间演义与戏剧创作的重要题材，塑造杨家一门忠烈的杨家将故事就是典范。把宋辽战争看成兄弟相争，将金国的发展也视为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环节，这样的处理方法虽然颇有创意，然而它却在根本上消解了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精神。由此联想到近段时间有关对岳飞和文天祥的民族英雄身份的质疑，更令人感到这并不是偶然现象。
诚然，历史上以汉族与周边民族之间的战争为题材的作品，确实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大汉族主义或者说汉族中心主义倾向。然而无论我们今天如何重新看待与评价历史上的民族战争，有关民族战争的历史与传说中蕴含着的民族精神与民族认同，并不会因此而失去其意义。超越大汉族中心思想，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它简单地置换为“契丹中心主义”、“女真中心主义”，因为任何意义上的文化多元主义，都不能放弃对历史与人物的道德伦理判断。对历史上的民族战争的重新反思与评价是允许的，甚至也可能是必需的，然而我们需要寻求的是一种能够同时兼顾到国家利益与人类普适价值的真正深刻的思想，而不是简单地改写历史。（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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