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第6版

第6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春雷神剑腾九天 丰功伟绩垂青史
——深切缅怀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张爱萍同志
解放军总装备部
　　青山大漠，默哀无语；博湖弱水，含悲激荡。惊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我们敬爱的老首长张爱萍同志，因病于7月5日不幸与世长辞，总装备部广大官兵十分悲痛。深切缅怀张爱萍同志的光辉业绩和崇高品德，更加激起我们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之情，更加坚定我们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快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跨越式发展的坚强决心。
　　呕心沥血共铸“两弹”伟业 继往开来再创“三抓”辉煌
　　新中国成立后，张爱萍同志长期担任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重要领导职务，是“两弹一星”研制试验的重要组织实施者，是“三抓”任务的杰出领导者（“三抓”任务：即“三抓”工程，指洲际导弹、潜地导弹、通信卫星研制和发射任务，简称“三抓”），也是新时期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改革开放的积极开拓者，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科学拟制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规划。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及时果断地发出了“向现代科学技术大进军”的号召，并决定组织拟制我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张爱萍同志受命参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工作，在聂荣臻元帅的领导下，负责主持制订国防科技发展12年规划。他科学谋划，广纳群贤，集专家智慧之大成，精心组织拟制了《关于十二年内我国科学对国防需要的研究项目的初步意见》，将后来被人们称为“五朵金花”的原子能技术、喷气与火箭技术、半导体技术、计算机技术以及自动控制技术，确定为优先发展的重点。1960年，他又负责组织研究制订了我军八年装备规划，贯穿其中的根本思想，就是要为建设一支拥有先进技术装备的现代化军队打下坚实基础。这两个重要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对开创、发展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和带动国家科技进步，都产生了极为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全力组织“两弹一星”研制试验。为独立自主突破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尖端技术，时任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张爱萍同志，满怀“为国为民平生愿”的“似火丹心”和“发愤图强”的坚定信念，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在开展决策调研、组建试验基地、创建科研机构、指挥科研试验等方面，都作出了世人公认的重要贡献。早在1958年，他就参与了组建西北导弹试验基地、核试验基地和储存器材仓库基地的规划和领导工作；1960年又多次率工作组深入上述3个基地检查指导工作，并就急需解决的若干重大问题，向中央提出了决策建议，对加速基地建设起到了关键作用。特别是1961年，面对前苏联毁约停援和国家经济困难的严峻形势，他受聂帅委托，与刘西尧、刘杰同志一起，深入一线进行了近一个月的调研考察，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调查报告，明确提出，只要进一步加强组织协调，集中全国各有关部门协同攻关，就能够在1964年成功实现原子弹爆炸，为中央作出独立自主突破核武器技术的重大决策，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1964年10月，他作为首次核试验委员会主任委员和试验现场总指挥，精心组织，靠前指挥，冷静沉着，科学决断，带领全体参试同志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成功实施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在亘古荒漠炸响了震惊世界的第一声春雷。此后，又于1965年5月和1966年5月连续两次亲临现场，成功组织指挥了首次原子弹空爆试验与第三次原子弹试验。在导弹试验方面，1960年11月，他在西北导弹试验基地成功地组织指挥了我国第一枚国产地地导弹发射；1964年6月，又成功组织了我国自行研制的中近程导弹首次飞行试验，并创造了“连中三元”的佳绩。原子弹、导弹研制试验成功后，随即开始了“两弹”（原子弹、导弹）结合试验准备和氢弹研制工作，并先后于1966年10月和1967年6月取得圆满成功。此时正值“文革”初期，张爱萍同志虽然已被错误地“打倒”，但他所倾注的心血，已经融入这项旷世伟业。
　　在为“两弹”研制试验拼搏奋斗的同时，1965年初，张爱萍同志受聂帅委托，对中国科学院和钱学森同志提出的《关于发展卫星研制工作的纲要和建议》组织了研究论证，认为我国开展卫星工程研制的技术基础已经基本具备，应统一规划，统筹实施。随后，他参与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研制的组织领导。1975年，他不畏压力，一年之内连续组织实施了3次卫星发射，均获圆满成功，人们喜称为“三星高照”。尤其是其中返回式卫星的成功发射和回收，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这项高新技术的国家。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新中国伟大成就和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极大地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大国地位和国际威望。在组织实施“两弹一星”研制试验的历史进程中，张爱萍同志不仅屡建殊勋，显示出了卓越的组织领导能力，而且不畏艰辛，跋山涉水，足迹踏遍弱水河两岸的戈壁青山，汗水辉映罗布泊深处的大漠荒丘，表现出了崇高的牺牲奉献精神。1999年9月18日，中央特邀他出席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会上，曾出现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一幕：荣获功勋奖章的科技专家不约而同地纷纷来到张爱萍同志的轮椅前，向这位当年组织他们攻关夺隘、建功立业的老首长表示由衷的敬意，异口同声地称赞他领导有方，功当居尊；江泽民主席热情赞扬他为“两弹一星”等国防高科技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精心领导“三抓”工程决战决胜。1975年3月张爱萍同志首次复出时，就提出要尽快拿出几个国防科技战线的“杀手锏”来，并主持制定了在1980年前完成洲际导弹、潜地导弹、通信卫星发射的“四年三步”规划。1977年3月重新复出后，他再次坚定不移地提出：务必要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抓好上述三项重大任务，史称“三抓”。为胜利完成“三抓”任务，时任国防科委主任随后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秘书长等要职的张爱萍同志，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独有的领导风格和魄力，一手大刀阔斧抓拨乱反正，一手争分夺秒抓科研生产。针对“三抓”工程型号新、难度大、时间紧和技术密集、关系复杂、综合性强等特点，果断实行全国“一盘棋”，组织全国大协作，创造性地建立健全了总设计师和行政总指挥“两条指挥线”制度，严格实行岗位责任制，集中力量，联合攻关，全力突破关键技术，同时加速远洋测量船队等相关保障力量建设，确保了“三抓”任务紧张有序、优质高效地顺利进行。在他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1980年5月、1982年10月和1984年4月，我国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潜地导弹发射试验和通信卫星发射先后取得圆满成功，“三抓”工程佳讯频传、全面告捷。此外，“一箭三星”发射也于1981年喜获成功。
　　“三抓”工程是“两弹一星”的继续和发展，标志着我国的战略核威慑力量从中近程发展到远程、从液体发展到固体、从陆上发展到水下、从固定阵地发射发展到隐蔽机动发射，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独立自主掌握洲际导弹、导弹核潜艇和静止轨道通信卫星及“一箭多星”发射与测控技术的国家之一，使我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迈上了新的台阶，创造出新的辉煌。
　　统筹谋划军队科学研究和常规武器装备建设工作。张爱萍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制定十二年规划的同时，就提出了《关于军队内部建立科学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建议各军种、兵种、勤务部门分别建立科学研究机构，并且十分重视军队装备技术革新，大力倡导和推动了军内科研与装备技术革新工作的创立与发展。20世纪60年代中期，组织制订了国防科技常规武器装备“三五”计划，并据此确定：常规武器以陆军武器为重点，陆军武器以防空和反坦克武器为重点；军用飞机以歼击机为重点；海军舰艇以潜艇为重点；军事电子技术以保障进一步突破国防尖端技术为重点。该计划的实施，使我军常规武器装备有了长足发展。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他的直接关心支持下，相继开展了以“银河”巨型计算机、军用汉字系列微机和卫星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我军信息技术装备研制。这些技术的突破与应用，不仅推动了我军信息化建设，而且带动了我国民用信息技术与产品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张爱萍同志领导实施了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历史性战略转变和一系列重大调整改革，并为积极开展对外军事技术合作交流、有序进行有偿军援军贸和大力拓展国际航天发射市场，作出了巨大努力，开创了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实事求是把握科学规律 开拓创新探索发展之路
　　张爱萍同志是探索中国特色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道路的睿智谋划者和杰出领导者。在长期实践中，他创造性地总结和概括出了一系列符合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实际的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思想财富。
　　居安思危，军民兼顾，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张爱萍同志认为，国防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国家安危和人民长远利益，在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绝不可忽视或任意放松国防现代化建设。他曾多次告诫我们，既不能长期处于“盘马弯弓箭不发”的临战状态，也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无论何时，都应“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和平时期的国防建设，必须服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同时又必须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相应加强国防建设，使我国逐步走上民富国强的道路。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国防科技工业要“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十六字方针，全力推进国防科技工业战略性转变，强调在集中一部分精锐力量研究、试制先进武器装备的同时，将更多的力量转向加速国民经济发展。他大力倡导“保军转民”，为秦山核电站等重大项目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要求国防科技工业系统，既能研制生产技术先进的武器装备，又能研制生产质量精良的民用产品，力求掌握两种本领，开拓两个市场，完成双重任务，为推进国防建设和经济发展、为兴国强军富民做出新的贡献。
　　独立自主，科研先行，走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创新超越的发展路子。张爱萍同志一贯强调，发展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必须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依据自己的战略方针、作战指导思想，以及地理、经济特点，自力更生，自主创新，“闯出自己的路子”。他明确提出，高度的机械化、电子化是武器装备现代化的首要标志；武器装备建设要遵循标准化、规格化、制式化、系列化的要求；要有独创精神，走“跳跃”式发展的“捷径”，实现“超越性的发展”。他特别重视科学技术在武器装备建设中的先导和推动作用，多次指出，离开了科学技术，就寸步难行，一无所成。为了加快新型武器装备发展，他反复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科研先行”的方针，十分重视建立和完善科技机构并充分发挥作用。在早年确定试验基地体制编制时，他就提出除司、政、后机关外，还必须设立技术部；1975年他又向中央军委建议，在国防科委机关设立科技部；特别是在1982年国防科工委成立时，他创造性地提出要在国防科工委和整个国防科技工业系统建立科学技术委员会，专门负责研究论证国防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重点和大政方针，这对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几十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科研先行，大胆创新，勇于“跳跃”，使我国国防高科技能够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并取得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新突破，为后续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和动力。
　　缩短战线，突出重点，集中力量突破关键技术和装备。根据我国国民经济和科技基础还比较薄弱的客观实际，张爱萍同志始终认为，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不能平均用力、全面铺开，必须统筹考虑需要与可能，抓住关键、选准目标，集中力量、重点突破。他特别强调：“在一定时期内集中尽可能多的人力和物力，把国防科学技术，特别是国防尖端科学技术搞上去，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1977年，他针对当时摊子过大、战线过长、项目过多、力量分散的严重状况，明确提出了“缩短战线，突出重点，狠抓科研，加速更新”的方针，压缩了一大批贪大求全、无力支撑的项目，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奋斗目标，使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重新走上了持续、快速、协调发展的轨道。“三抓”之后，他又适时提出，要积聚力量，有计划地发展高技术，发展战略武器，发展电子技术。正是按照缩短战线、突出重点的基本思路，我们才能够在经济、科技力量有限的条件下，集中优势兵力，形成整体合力，打赢五六十年代“两弹一星”攻坚战，创造七八十年代“三抓”工程新成就。
　　尊重规律，循序渐进，建立完善国防科研和武器装备建设管理程序。张爱萍同志强调，科学技术工作本身就是科学的，要按科学规律办事，要有科学的方法，建立一套有效的科研组织管理秩序和程序，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细致、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他高度重视并大力倡导开展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的顶层设计，亲自组织领导了我国历史上首次国防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他系统总结科研试验的成功经验，进一步丰富、发展了聂帅的科研“三步棋”思想，提出必须经过预先研究、突破关键技术后，才能进入型号研制；武器装备的研制工作，必须遵循一代一代向前发展的规律，做到循序渐进；必须坚持阶段式的不断前进，才有可能争取在不太长的时期内逐步缩短差距，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为保证部队武器装备系统配套，尽快形成作战能力，他反复重申武器装备型号研制必须成套论证、成套研制、成套定型、成套生产、成套交付使用。为提高科研试验成功率，他明确提出要开展“回想”、“预算”工作和“定任务、定人员、定岗位、定设备、定职责”的“五定”要求。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我国国防科技战线逐步探索形成的这一整套科学的管理方法、程序和模式，独具特色，行之有效，完全符合科学规律，完全符合我国实际。
　　改革体制，优化结构，加强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集中统一领导。张爱萍同志一贯认为，加强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组织，集中全国相关力量大力协同，“是自力更生发展国防科技事业的必由之路，是现代化、社会化、大科研、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体现”。他特别强调，要充分发挥“两支队伍”的作用，“把我国的国防科技、国防工业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把各种武器装备的科研、试验、生产和使用方面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形成合力，专心致志地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张爱萍同志在每个重要历史时期，都适时向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我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领导管理体制的建议。1958年，针对当时尖端武器和常规武器科研分头管理的状况，他极力主张并促成组建国防科委，实现了尖端与常规武器科研管理的集中统一。1964年，他组织领导了五院、六院、七院、十院同相关国防工业部门的合并，推动了科研、试制和生产的有机结合。1982年，他又向中央建议并负责领导组建了国防科工委，进一步加强了国防科技工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一系列的调整改革，促进了体制和结构的不断优化，适应了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的客观要求，为加速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提供了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上的重要保证。
　　儒将风范长载史册 德馨品高永励后人
　　张爱萍同志是“两弹一星”精神的倡导者、实践者和率先垂范者。他常以“勿逐名利自蒙耻，善辨伪真羞奴颜”自勉，功高勋殊而不自居，见高识卓而不自锢，才高学广而不自傲，位高权重而不自恃，德高望重而不自矜，始终坚持使命第一、敢作敢为，真抓实干、不务虚名；始终奉行独立思考、开拓创新，行正品高、风骨秉然，赢得了广泛赞誉和尊敬，给后人树立了光辉典范。
　　干事业，赤胆忠诚，矢志不移，坚韧不拔。张爱萍同志对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事业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自20世纪50年代初，他就与这一神圣的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把发展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事业，实现强国富民，作为矢志追求的夙愿。为此，他孜孜以求，鞠躬尽瘁，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智慧。特别是“文革”期间，几经坎坷，饱受摧残，但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始终不变，对献身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事业的初衷始终不改，而且愈挫愈奋，愈挫愈坚。1966年第一次遭受“批斗”期间，他忍辱负重，到科研院所和试验基地调查研究，始终没有停下手头工作，直至被囚禁；1975年，他刚一复出，就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对国防科委和七机部及所属单位进行治理整顿；当“四人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狂潮的时候，他毅然顶着巨大压力，成功组织实施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试验，不惜被“四人帮”一伙以“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莫须有罪名再次“打倒”。
　　1977年3月，他再次复出，依然义无反顾地带领广大干部和科技工作者，拨乱反正，全面整顿，很快恢复了正常工作和科研秩序，保证了“三抓”任务的圆满完成。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张爱萍同志对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事业的无限忠诚和执着追求，充分体现了张爱萍同志极其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
　　抓工作，作风深入，务求必成，勇于负责。深入实际，深入一线，凡是看准了的事情，就当机立断，拍板决策，并雷厉风行，一抓到底。这是张爱萍同志的一贯工作作风，也是他鲜明的领导特色。无论是订计划、定项目、抓建设、搞试验，他都始终坚持亲自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掌握真实材料。他组织拟制的规划计划和调研报告，为中央决策国防尖端技术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他亲临试验基地建设现场，发现并纠正了“洋专家”的一系列布局设计上的弊端与问题，使基地建设更加符合实际；他深入原子弹试验现场，及时发现控爆系统中的隐患，确保了第一颗原子弹塔爆试验的成功。他重事业不顾荣辱，视责任重于泰山，始终坚持工作第一，从严不图虚名。为了检查核航弹加工总装情况，他请人代表自己参加中央专委会议；为了组织军事演习，他没有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活动；为组织潜地导弹试验，作为党的十二大代表，他也未能亲自出席大会。重要关头，他总是挺身而出，勇于负责。在许多次重大科研试验的关键时刻，他都对科技人员这样说：“打成了，功劳算你们的；失败了，责任由我来负。”当潜地导弹试验第一次试射失利时，总设计师黄纬禄等参研参试人员感到压力很大，张爱萍同志当即表示：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你们的任务就是消除顾虑，振作精神，查清原因，重新再干。在场的全体同志都极为感动，大家齐心协力，排除故障，很快就取得了再次发射的圆满成功。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广大科技人员至今有口皆碑、敬仰不已。
　　重人才，爱才若渴，举贤荐能，光明磊落。张爱萍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视科技专家为良师益友，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真挚的友谊。1961年，在实地调查原子弹研制试验工作之前，他专程向著名核物理学家朱光亚虚心求教，并称光亚同志是他这方面的第一位老师。为加强西北核试验基地的技术力量，他请教钱三强，并调来了程开甲、吕敏等多位科学家。1985年，当他发现“两弹元勋”邓稼先身体突然消瘦，便立即亲自联系并陪同前往解放军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出来后，他随即安排邓稼先同志住院治疗，指示有关部门要不惜一切代价，竭尽全力进行救治，并多次前往看望；邓稼先同志手术时，他不顾年高体弱，亲自在手术室外守候；获悉邓稼先同志不幸逝世时，他悲痛万分，指示有关部门安排好治丧事宜，并从外地赶回，亲致悼词，赋诗悼念。为改善科技人员的工作、生活条件，张爱萍同志付出了极大努力，在四川绵阳建成的具有现代规模和设施的“春雷科学城”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张爱萍同志不仅关心爱护科技英才，而且重视培养领导指挥人才，提出了“荐贤、让贤、不妒贤、不避嫌”的原则要求，并且身体力行，不拘一格地把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精通业务的优秀干部提拔到重要领导岗位。1980年到1987年期间，他曾先后4次主动提出辞职让贤，充分展现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胸怀乾坤、心昭日月的博大胸襟和光明磊落、淡泊名利的崇高境界。
　　勤修身，好学善思，文武兼备，博识多才。张爱萍同志勤勉善思、勤奋好学，无论是戎马倥偬，还是和平年代，都持之以恒，刻苦学习；无论是军国大事，还是立身做人，都独立思考、卓有创见；无论顺境逆境、在职离任，都从不追风赶浪、人云亦云。翻开《张爱萍军事文选》，我们就可领略到他勤于学习、善于思考的儒将风范和“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思想品格。他文武双修，多才多艺，兼工诗词、书法、摄影，造诣颇高。工作之余常借此咏物言志、抒发豪情，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佳作和书法、摄影精品。他的诗词集《神剑之歌》、书法集《张爱萍墨迹选》等，既是他人格魅力和领导风格的鲜明写照，也是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事业光辉进程的历史见证。他十分重视思想文化建设，亲自倡导在国防科技工业系统成立了“神剑文学艺术学会”，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以丰富科研人员和部队官兵的业余文化生活，用先进思想文化和艺术陶冶情操、提高修养，凝聚人心、鼓舞干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激励和推动作用。
　　张爱萍同志的逝世，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重大损失。总装备部全体官兵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崇高革命精神和优秀品德，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努力开创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的新局面，为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快我军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敬爱的老首长张爱萍同志，我们永远怀念您！ 2sC品论天涯网

第6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永爱中华“庄一中”
——纪念父亲庄希泉诞辰115周年
庄炎林
　　今年9月，是著名爱国华侨领袖、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新中国侨务工作主要领导人之一庄希泉同志诞辰115周年纪念日。
　　庄希泉同志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民主革命三下南洋，尔后舍生忘死领导震动马来半岛的“争人权，反苛例”和告败新马总督的斗争，夫妇并肩奔走海内外投身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父子同赴国难冒险变卖全部香港家产支援革命和抗日斗争，代表海外侨胞迎接新中国，在中南海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旗；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侨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侨联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会长，华侨大学董事长等领导职务，并在“文革”十年浩劫之后，于95岁时被中共中央批准为正式党员，成为中共党史上入党年龄最高的党员。
　　作为他的儿子，我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和父亲一起同赴国难，生死与共。此后，我们又天各一方地投入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的革命洪流。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都从事过侨务领导工作，我曾担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和全国侨联主席。为了纪念庄希泉同志诞辰115周年，中国集邮总公司特意制作和发行一套纪念邮票，需要我提供邮票设计历史资料。我以深切的缅怀之情，翻阅记载他为祖国的独立、解放、昌盛、统一而奋斗不息业绩的文字、图片、用品，感慨系之。特别是抚摸着一枚刻着端端正正的“庄一中”三字的人名图章，又沉浸在对他那段充分体现中华儿女民族骨气的难忘往事的回忆之中——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中共党员顾正红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杀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各地掀起了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运动。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庄希泉、余佩皋参加了孙中山改组后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国民党，均出任国民党福建省临时党部执行委员。“五卅”惨案后，庄希泉、余佩皋等即在厦门积极组织“外交后援会”，由厦南女中带头发动罢课、罢市、抵制日货。他们的爱国行动，激怒了日本帝国主义者。
　　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承认日本对台湾的侵占。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永久统治台湾的目的，颁布特别法令规定：凡是台湾籍民及其亲属均为日本属民，不得参加外国的政治结社活动，否则就以违反法律而予以治罪。
　　由于庄希泉的父亲庄有理在甲午战争前已在台湾设有商号，曾在台湾居住。日本驻厦门总领事馆以此为借口，说庄希泉是日本的属民，违反了日本特别法令的规定。于1925年7月4日拘捕了庄希泉，要求庄希泉公开发表声明退出国民党，即可予以释放，遭到庄希泉的严辞拒绝。消息传开后，厦门80多个爱国团体与日方进行交涉，但仍无济于事。7月14日，日本总领事馆派人将庄希泉从厦门押送至台北的监狱。在上船离港时，厦门数千群众到码头送别，庄希泉站在甲板上，不顾宪兵的阻拦，大声疾呼：“我是中国人！”日本殖民当局在台北设的监狱，位于台北郊外，那里关的都是不服日本“管教”的台湾居民。
　　庄希泉在台北的监狱里被囚禁了9个多月，经台湾许多爱国人士、团体的呼吁和设法营救，于1926年4月份释放出狱。出狱那天，日本殖民当局作出规定：庄希泉是个危险分子，只能留在台湾、日本居住，绝对不准回中国大陆。于是庄希泉不得不暂时住在台湾并往返日本。在台湾和日本居住的几个月里，庄希泉无时不在挂念祖国家乡，怀念妻子儿女，他想方设法早日重返斗争的第一线，为反帝、反封建贡献力量。经过数月的努力，他终于掌握了情况，想出了脱身的办法。他得知由台北到东京的轮船要经过上海，1927年春天，庄希泉搭上了一艘由台北经上海到东京的轮船。当船在上海停泊时，他趁日本人不备，丢下行李，上了码头潜入市区。第二天，庄希泉立即在上海《新闻报》登报声明：“我是中国人，并非日本殖民”。他取名“庄一中”，并刻了一枚图章，寓意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属于中国的，庄希泉是一个堂堂正正有骨气的中国人。
　　1997年，中共中央正式批准福建省委、厦门市委的呈报，决定在厦门筹建庄希泉纪念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江泽民主席特为庄希泉纪念馆题写了馆名。这枚“庄一中”图章无疑应当是纪念馆珍贵的革命文物。
　　早在1920年5月，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为实行文化奴役，扼杀华侨教育，颁布《海峡教育条例草案》，庄希泉毅然领导了震动马来半岛的“争人权、反苛例”斗争，被捕入狱，逾期拘留了近三个月。官司一直打到伦敦英国枢密院，终于告败英国新马总督，宣告庄希泉无罪释放。这大长海外侨胞志气，大灭殖民当局威风。殖民当局被迫释放庄希泉后，又无理地借故拘捕他，赶快宣判将庄希泉永远驱逐出境，并于1921年1月12日，将他强行押上出境的轮船。临行前，庄希泉满怀激愤地写下了《出境临别》，在词中呐喊：“我十年相亲的同胞啊！望你勿从此灰心，望你勿从此便辍，待故国山河重改造，从头说。”在他不倦地参加奋斗，亲眼见到祖国旧貌变新颜之后，真挚的爱国之情愈加炽热，为祖国的统一而不遗余力。邓小平同志提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方针之后，他寄语海外和台湾故旧亲友，为早日实现祖国统一，民族振兴而共同努力。直到他以95岁高龄再三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中，还向党中央表达了“为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而尽最大的努力”的愿望。拳拳报国之心，溢于言表。
　　在纪念庄希泉同志诞辰115周年的时候，我们可以告慰这位世纪老人的是，香港、澳门都已回归祖国怀抱，但他老人家念念不忘的台湾和祖国的统一尚未实现。我们一定要完成老一辈未尽的祖国统一大业，这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神圣的历史使命。我们纪念庄希泉同志，就要学习他矢志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要像他那样，不论身处何地，不计个人荣辱，牢固树立“我是中国人”这种从根本上对国家的认同。从而热爱自己的祖国，维护祖国的统一，并和血脉相承的台湾同胞团结在一起，同那种身为中国人却数典忘祖，居然连一个中国也不敢承认，而且大搞“台独”分裂活动的行径坚决斗争到底，最终实现祖国的完全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sC品论天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