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综合)
专栏：
林权分到户 小康上了路
——福建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调查
本报记者 蔡小伟 赵鹏
捧着刚发到手的国家统一颁制的林权证，杨俊通和他的6个联营户一早就又冒雨上山植树了。初春以来，在福建省最大林区南平市各地涌动的一股股群众造林热潮一直持续至今。全市已超额完成全省造林任务，其中当地群众自费造林的面积占60％以上。何以如此？近日，记者深入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杨厝村，一探究竟。
集体林无主 林内没林农
作为我国南方重点集体林区，福建省目前共有林业用地1.4亿亩，其中80％以上的山林属集体所有。改革开放以来，福建在大力消灭宜林荒山的同时，还开始了以稳定山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集体山林股份制改革。不过，这种基本维持集体产权的改革虽曾有效地避免了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和改革初期的阵痛，此后却愈发显露出因所有权不明晰、经营机制不灵活、利益分配不合理而带来的弊端。造林的是农民，森林产权却属于村组集体。村组集体拥有产权却又不是生产经营组织；林委会虽然是林权的所有者，却也没有处置权。大片集体林事实上成了“干部林”：林木大部分收入上交国家税费，一部分被留作村财使用，林农基本无从收益，所得的只是一点育林管护工钱。
南平市延平区的杨厝村就是这种现状。杨厝村距南平市只有20多公里，全村土地总面积1.28万亩，其中，林地面积就有1万多亩，是个典型的林村。由于林木没效益，加之这几年当地建水库、修国道又征用村里大量耕地，没有其他致富来源的大量闲散村民，便以盗伐林木为生。一段时期该村两委成员再加上雇来的12名护林员日夜巡护，却依然刹不住愈演愈烈的滥砍乱伐集体林之风。
“分”字细商量 “权力”给群众
几经决策，福建省林业厅、南平市政府从各级部门专门抽调了24人组成评估小组，花两个多月时间把杨厝村的10248亩林地按立地、林权、面积等逐一进行了细致评估后，发现适合林改的共有6588亩。好差平衡后划成8大片，以抽签的形式先分配至8个村民小组；各小组再根据自愿结合原则，分给下辖的3个小组。该村337户、1565人，除1人自动放弃和3人为五保户外，包括已入伍参军和在校大专院校学生，实际共1561人。平均每人分得一股，每股林地约4.22亩，再向村集体上交完每股30元股金后，一块详细标明了所有权的林地，便真真实实落入了该村每一个村民的名下。
为支持改革，福建省政府和南平市政府先后决定缓征笋竹特产税、林木生产环节特产税、中幼林抚育间伐材税费减半、降低计征价及以往上交国家部分的各种税费也因此总体下降了近60％。用杨厝人自己的话说：这就是明晰了所有权、放活了经营权、落实了处置权、保障了收益权。
此后，杨厝村很少再发生盗林案！
林权分到户 小康上了路
事实上，杨厝村的变化远不止没有盗伐现象。
随着效益明显增加，每亩山林标底也从当初的300—400元／亩不断上涨。就在5月初，杨俊通一组又成功地流转进了杨俊全的70亩山林。
“那天，我是代表我们联营组和其他5个组共同竞标这70亩山林。”杨俊通兴奋不已地向记者回顾着头天晚上的激烈竞标情景。“当时杨俊全开价的标底是每亩1500元，最后我以每亩3000元拿了下来。当场就付给了21万元转让金。我们这个联营组已有林地2000多亩！”
说起效益，杨俊通掰着手指头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按照合同，林木经营所得村集体与个人是三七开，个人拿大头。由于是自己经营，他们组包下来的这2000多亩山林，每亩林木蓄积量达10立方米，比以前增加了1倍还多。同是一片山，现在却变成了两片林。林木经营税费平均下降60％，相当于每亩减征150多元，再加上由自己管护，现在6户只需合请一个护林员就足够了，成本一年就比以前节省近2万多元。“这一大头一小头，一增一减，效益肯定没问题！”如今在杨厝村，像杨俊通这样的联营小组已有38个，靠着经营权自由流转，平均每组拥有的山地都在1000亩以上，最大的杨俊松家一户就流转进来2000亩。现在该村6588亩林地中，有4000亩实现了成功流转，林业生产集约化的现象在杨厝村初步实现。
夏初，福建省副省长刘德章深入杨厝村考察，并将国家统一印制的林权证书正式亲手发给了杨厝村村民。杨厝村的经验业已在南平市的10个县、市、区中全面展开，还将逐步向全省推广。据了解，林权制度改革目前也已被福建省政府列为今年的一项重要工作，根据规划，福建省决定将在未来3年内全省基本完成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最终实现“山有其主、主有其权、权有其责、责有其利”的目标。
第12版(综合)
专栏：
宇通：大步走向集团化
本报记者 李杰 戴鹏
汽车市场，群雄逐鹿，河南省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引人注目地雄起于国内客车市场。2002年，宇通在市场上战果辉煌：销售额突破33亿元，销售客车突破13500辆，相比2000年14.26亿元的销售额及8800余台的销售量，宇通可谓突飞猛进。
今年，宇通的销售目标瞄准50亿元，并向20％—30％的市场占有率进军。为实现新的发展目标，集团化扩张已成为宇通的主要思路。不久前，与原重庆客车厂合资成立重庆宇通客车有限公司的动作，是其走向集团化的一个新步子。
对宇通来说，选择扩张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经过多年的市场竞争，中国客车行业已多次重新洗牌，宇通携体制、资金、技术等优势挺立潮头，成为中国客车的劲旅。
10年来，宇通一直在练好内功方面下功夫，积累了雄厚的资金。宇通的人才储备也已形成优势。公司从1993年起，就有了“40＋4”制度，即每位员工每周工作40小时，学习培训4小时。1997年后，人均学习培训的时间每周超过6小时。对优秀青年、技术骨干、管理人员进行国内外专项培训，持久学习使员工充满朝气和活力。从1996年开始，宇通还大量招聘高技能人才，仅2003年就招聘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人员300余人，目前公司大专以上学历的员工超过900人，另有近百名中层管理人员受过专业的MBA或EMBA培训。
宇通为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几年前就开始用各种手段培养管理人才，理顺管理流程。这不仅使宇通涌现出一批管理精英，而且在产品设计、生产、后勤、供应、财务、成本控制、质量管理、销售、售后服务等各个业务领域也都实现了流程优化。宇通董事长汤玉祥有这样一句话：“我们要把流程设计得让人想犯错误都没有机会。”
宇通还拥有行业内唯一的一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300余人的产品研发队伍，拥有多个产品项目组和专业技术组，使产品开发和专业组研究达到有机结合，既满足了当前的市场需要，又兼顾了长远发展的必要储备。不久前，宇通新征土地550亩，建设国家级的客车技术中心、实验中心、物流中心和高档产品生产线，斥巨资与德国MAN公司合作成立了慕尼黑研发中心。
在宇通人看来，将来的竞争就是服务的竞争。他们斥资1.3亿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20个独资的集销售、售后服务、配件供应和信息反馈为一体的4S站，将单一的车身服务升级为整车服务，目前已有两个售后服务站和配件中心库启用。
现在，国内客车行业的集中度在日益提高，前10家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之和已经超过了90％，而其他100余家企业因缺少技术支持和管理能力不足，大多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急需寻找具有管理和技术优势的企业为其输血。宇通看准时机，开始稳步实施扩大战略。
可以说，宇通此番集团化扩张，应了“天时、地利、人和”。
宇通发展战略是以居中原的宇通集团为中心，以1000公里为半径，根据市场的发展情况进行布点。为了保持20％—30％的市场占有率，宇通2003年正谋求在西北、西南、东北、东南通过兼并联合设立区域性生产基地。
汤玉祥经常对下属说，遍地都是黄金，关键就看你捡不捡得到。从宇通集团成立到现在，宇通旗下的子公司已形成星罗棋布状：从上游的猛狮客车底盘生产到下游的4S服务站规模建设，从汽车附件、座椅、汽车音响到汽车核心部件，从新车销售、旧车回收到房地产开发、融资投资……宇通已形成兼跨客车制造、行业咨询、销售维修、融资投资等各个领域的集团化发展态势。
2010年，宇通要实现国际知名企业的战略构想。尽管我们目前无法确知它将是什么样子，但从其发展态势来看，2010年的宇通公司将会成为中国客车业的一个骄傲。
第12版(综合)
专栏：
为非公有制企业职工撑起“保护伞”
——大连工会依法维护工人权益纪实
王科 陈序平
目前，大连具备建会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有85％建立了工会，成为职工温馨的“家”。
据悉，到2002年，大连非公有制企业从业人员已达44.4万人，占全市企业职工总数的40％。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多年来，大连市着力推进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建会工作。
2001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正是大连开发区某外商独资企业工人上中班的时间。操作工王朝因家里有事，不能按时上班，便打电话让工友替他一会儿。半小时后，王朝赶到企业，到担任车间顾问的外籍管理员面前低头说：“对不起，我来晚了。”正在电脑前打字的外籍管理员将手中的铅笔一摔，冷不防打了王朝一记耳光。王朝立时觉得耳鸣头晕，半脸麻木，经医院诊断为“闭合性颅脑损伤，左颞、顶部软组织损伤”。
得到消息的大连开发区总工会立即派人到企业了解情况。这家企业的外籍老板认为这是企业内部员工的打架行为，表示要按照企业内部有关规章制度处理。开发区总工会有关负责人向外方总经理郑重宣布：“这是一起无视中国法律的严重侵害中国公民人身权利的事件。打人者、企业总经理必须向被打员工和家属及其全体员工道歉；被打员工的医疗费、误工费、伙食费等须由企业承担；企业要给予被打员工一定的经济补偿；对被打员工的人身安全和工作的妥善安排作出承诺；打人者已成为不受欢迎的人，要限期离开中国。”几经交涉，外方总经理同意了开发区总工会的处理意见。几天之后，事情按照开发区总工会开具的条件得到处理。
2002年秋季的一天中午，大连开发区一家外商独资企业的百余名工人聚集在餐厅，宣布罢工。原因是这家企业在效益逐年提高的情况下，单方面减少了工人的夜班补助费，使工人工资每月降低了数十元。
开发区总工会在调查了解实情之后，联合开发区劳动管理部门向企业提出要求改进的意见：并就企业员工住房补助基金问题向企业提出了意见。外方总经理接受了开发区总工会的意见，并向全体员工道歉，26小时后工人复工。
每年的3月至5月间，在大连开发区落户的外资企业，都有一个外方代表和企业工会、职工代表之间的工资谈判。所涉及的问题不仅有工资，还有劳动条件、医疗待遇、住房基金等。大连开发区外资企业中已有85％的企业建立了员工工资集体协商谈判制。
旅顺口区铁山镇有私营企业120余家，1998年成立了铁山镇私营企业工会联合会，现任工会副主席是由旅顺口区总工会派去并被工会会员们选中的现年58岁的刁成翔。头一年，刁成翔的工资由区总工会承担，此后，便从工会会费中提取。“我不拿老板的钱，就敢为工人说话”。这是他的心声。
刁成翔讲了一个事例：“去年7月，旅顺一家机械维修中心的4个外地工人到镇私营企业工会联合会上访，说工资被老板扣了。我找到老板问为什么克扣工资。原来老板没和工人签合同，而是要工人在一张‘条例’上签字，不签字就不给发工资，然后再把这张纸贴到合同上。于是便有工人‘违约’。因为他们认为‘合同’上面没有工商管理部门的印章，是假合同。面对事实，老板低了头，但却不肯补发工资。工会没有处罚权，我就又与区劳动管理部门联系下发处罚通知，为工人讨回了工资。”他说，工会每年能处理几十起这样的劳动纠纷，为工人讨回工资20余万元。现在，镇里的私营企业工会联合会在私营企业的工人和老板中已经有了很高的威信。
中山区是大连市的中心商业区。根据区内非公有制企业所有制形式多样、行业多种，大多数企业规模较小、家族式企业居多、职工流动性大等特点，中山区总工会探索了多种非公有制企业的建会形式：
——建立写字楼工会联合会。中山区已有51个写字楼建立了工会联合会，写字楼内规模较大的企业建立工会委员会，以团体会员的名义加入写字楼工会联合会；规模较小企业的职工以个人名义加入写字楼工会联合会，成为会员，解决了多数企业因人数少、建会难、开展活动难的问题。
——组建市场联合工会。集贸市场里的出租摊位多、个体业户多。中山区总工会便在全区31个市场中组建了联合工会，把各个摊区划分为工会小组，便于开展活动。
——在商业街建立工会联合会。商业街里各种店铺集中且规模较小，中山区总工会先在各个店铺中建立工会组织，然后再以一条街为中心，吸收相邻的店铺组建工会联合会。
——组建社区工会，把社区内符合条件的个体业户及打工者吸收到社区工会中来。
此外还有区、街两级私营企业工会联合会、外资企业工会联合会等。中共大连市委常委、总工会主席肖盛峰认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各级工会组织的分内工作，也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尤其需要通过建章立法来实现非公有制企业职工权益的有效保护。
第12版(综合)
专栏：
四川大巴山区是革命老区。巴中军分区官兵筹集资金20多万元，在毗邻当年红四军指挥部所在地的灵山村里，为当地学校建起了新的教学楼和宿舍楼。图为巴中军分区政委樊强等官兵近日登上海拔1400米的灵山村，为山里娃送来新书。（本报记者 郑德刚摄）
第12版(综合)
专栏：
针对非典带来的负面影响
——河南省信阳市重点帮扶三大群体
本报讯 河南省信阳市在防控非典的过程中，采取有针对性措施，着力帮扶受非典影响较大的返乡民工、茶农、个体私营企业及工商户三大群体，努力把非典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信阳市常年外出务工人员达167万人，年劳务收入40多亿元。受非典影响，部分务工人员返乡。信阳一方面做好他们的健康追踪工作，一方面切实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和指导，开展小规模、多批次的技能培训，并广泛收集、发布可靠的用工信息，为农民工返城务工、增强就业竞争力创造条件。对返乡后愿意留乡创业的人员，市有关部门进行调查摸底，搞好资金服务。同时，信阳还组织了1万多个“三夏”帮扶队，帮助未返乡的民工家庭开展夏收夏种。
信阳市还利用电子商务、网上交易、电话推销等方式，帮助茶农解决非常时期茶叶外销难题。目前，该市茶农手中500多万公斤春茶已销售一空。
（王新年 袁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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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争做农中强龙 力创绿色名牌
——记贺兴和他的山西农之龙绿色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张建强 许晓惠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唐代大诗人李白这句诗，使身临龙门的河津儿女情怀激荡。而“鱼跃龙门”的动人传说，更令河津龙门名闻遐迩。
走进农之龙公司，正在建设中的花园式工业园区、现代化的生产流程、训练有素的员工队伍都令人耳目一新。短短3年，农之龙公司及其产品便荣获“山西省民营百强企业”、2000年度中国食品展览会最受欢迎产品奖等多项荣誉称号，产品被日本专家称之为“适应21世纪大众需要的对人类健康十分有益的绿色保健食品”。
龙争虎斗闯市场
贺兴原是河津张吴乡小张村的一个穷孩子，受了不少苦。1982年，他毅然辞去煤矿的稳定工作，回农村承包了40亩地种棉花、北瓜。
只要做好红薯的加工、转化、升值工作，就一定能够为调整产业结构闯出一条致富路。于是，贺兴决定把搞焦炭时积累的2000余万元全部投入，创建了一个集科研、开发、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农副产品深加工企业———山西农之龙绿色食品开发有限公司。主要利用运城、河津一带的优质红薯淀粉，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工生产成具有保健功能的粉丝、粉条、粉皮和粉带系列，以适应21世纪大众对绿色食品的需要。
决心一下，他就跑北京、上太原、找领导、访专家、搞基地、做试验，半年后，终于生产出既干净、方便，又有保健功能的绿色食品，一经投放市场，就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龙行虎步强管理
农之龙产品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企业急需扩大规模，以提高产量。贺兴意识到，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占制高点，首先要把员工培训成一支善打硬仗、争创一流的高素质队伍。为此，企业聘请西南行政学院教授、山西铝厂高级技工，对员工进行了近一年的培训，还创立了农之龙“NZL”管理模式，共七大体系、38项管理规则、60项企业标准。员工整体素质的提高使企业如虎添翼。
龙腾虎跃帮民富
贺兴在创建农之龙公司的时候，就把“立足发展自己，立足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目标。为此，他建厂开始就将“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转变为“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联农户，实现共同富”的模式。公司从河南引进推广“梅营一号”
优质红薯新品种，在河津及周围县进行示范推广。在红薯基地建设上，农之龙确定了一整套既能消除农户卖红薯难的后顾之忧，又能保障公司有可靠的原料来源的严格细致的操作程序：基地要有规模，必须连片种植100亩以上；经技术监测，基地周围无任何污染源，且土壤适合种植红薯；必须由当地政府担保与公司签订合同，确保原料供应和保护价格；每100亩基地公司确定1—2名技术负责人，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等“三产”服务。
目前，公司已在河津、永济、夏县等市县建立了71个优质绿色红薯基地。农之龙的发展带富了一方农民，而农民的富裕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之龙的加速发展。这正如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崔光祖赠给农之龙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农迎龙头龙带农农致富；下联是：龙呈农祥农扶龙龙腾飞。横批是：农中之龙。
“农之龙”正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产品市场前景广阔，整个“二期扩建工程”也正在加紧规划和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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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浙江永嘉乌牛镇
——民警抗非典苦乐相伴
郑阳 福华
“您好！请停车检查。”骄阳下，民警指挥着来来往往的车辆，路边的简易棚里两位“全副武装”的医生正忙着为司乘人员测体温……
“我们这个岗每天要为上千名司机测量体温，高峰期每天达2000多人。”民警陈建凯说的这个岗位位于浙江省永嘉县乌牛镇。这里是永嘉县的东大门。该县有20多万人在全国各地经商，广东、北京等地发生非典疫情以后，大批永嘉人返乡。至5月27日，全县约有两万人返乡，其中仅乌牛镇就有5000多人。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返乡潮”，只有积极应对、严防死守，才有可能杜绝非典输入。该县迅速成立了指挥部，并设立了4个岗卡昼夜防范。乌牛岗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两位正在岗卡上班的医生是从几百名主动请缨的医护人员中挑选出来的。谈及眼下的工作，医生麻仙曼说，5月11日深夜，一位司机疲劳驾驶，开车将这个简易棚撞倒了，幸好当时棚中无人。
由于外来暂住人口多、在外经商人员多、人口流动性很大，乌牛镇的户口管理一直难度很大。乌牛镇派出所就趁此机会，由所长带队，全体民警出动，戴着口罩挨家挨户上门开展户口整顿行动。经过群防群控，非典疫情和辖区内治安案件双双实现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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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亲情帮扶三万“打工家庭”
湖北当阳：帮工队代收代种农田万余亩
本报讯 5月28日，湖北省当阳市河溶镇团委青年志愿者帮工队打着红旗，扛着家具，来到该镇新堤村外出打工者家，帮助代收夏粮油7亩多。至此，该市423支义务帮工队已为“打工家庭”代收代种农田1.2万余亩。
该市共有5万人在外打工，4月份一度形成“返乡潮”，有1.1万多人陆续返乡。该市一方面开展“亲情劝阻返乡”活动，动员打工者亲属通过书信、电话，劝告他们放弃旅途劳顿，安心在外打工；一方面开展“亲情帮扶”活动，以村为单位，组织4100多名农村党员干部、团员青年和预备役军官，组成423支义务帮工队代收代耕代种田地。在广东打工的两河镇桃园村刘强已准备返乡。村支书李涛赶到他家做思想工作，劝其就地休养，并寄去其必需的生活费用。同时，村里组织帮工队帮他家抢收粮油代耕田地。刘强安心地留在了广东。
“亲情劝阻”、“亲情帮扶”活动，安定了人心，解除了外出打工者的后顾之忧，“返乡潮”得到遏制。全市3万余在外打工人员家庭没有一户因缺劳力而耽误农时、影响农事。（曹亚平 江文平 王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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