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析“放松、混同”论
刘金
一些巨贪大憝，像是同一个师父教出来似的，当他们东窗事发，落入法网以后，就会作悔悟状，“检讨”说：其所以落到这步田地，是因为“放松了政治学习，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老百姓”，云云。
诚然，对一个党政干部而言，政治学习是重要的。前几年中央提出“三讲”，一讲学习，二讲政治。政治学习，头等重要。世界观的改造，无疑也是重要的。一个人，如果没有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他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就难以有正确深刻的认识，在工作中、政治上就可能犯错误。至于那些巨贪大憝，“放松了政治学习，放松了世界观改造”，当然是无可讳言的事实。但是，将贪污犯罪与工作上、认识上犯错误混为一谈，却是想逃避罪责。
贪污受贿是违法犯罪，这与一般犯错误有质的区别。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这个道理，并不需要政治学好了、世界观改造好了才能懂得。而现在一些巨贪大憝，在东窗事发、落入法网之后，泛泛地“检讨”自己，企图使人相信，他的贪污受贿，主要是犯了错误，而不是犯罪，想替自己开脱，企图用党内处分来代替法律惩罚。如今是不灵了，开除党籍，再移交司法机关。
这些巨贪大憝的“检讨”，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们的所谓“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老百姓”。这是对普通老百姓极大的侮辱和诬蔑！
自古及今，普通老百姓都是敬重清廉正直的清官的。敬仰之余，甚至誉之为“青天”。包青天、海青天之名，千百年来，在民间妇孺皆知。对于贪官污吏，百姓则无不恨之入骨，有的还被民间艺人编成故事或戏曲传唱，遗臭万年。
普通老百姓是敬重清官、痛恨贪官，善恶分明的。五十多年前，我亲耳听一位老农嘱咐他即将离家远行去谋生的儿子：“出门在外，烟不要抽；酒少喝一点也可以；不干净的钱一定不要去拿。”时光流逝了半个多世纪，这位老农嘱咐他儿子的话，我还记忆犹新。我相信，他儿子如果记住了父亲的嘱咐，后来如果做了官，有了权，是不会贪污受贿的。“百姓心中有杆秤”。如果我们的干部经常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监督，肯定有助于反腐倡廉。因此，巨贪大憝所谓的“混同于普通老百姓”，全是一派昏话。倘真个“混同”于普通老百姓，你就不致堕落成为巨贪了。“混同于普通老百姓”，你配吗？
第7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
滇南山中烈士塔
王永春
滇南大追歼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人类已经跨入二十一世纪，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然而，我却常常想起解放大陆的最后这场追歼战，想起我在这次艰苦征战中经历的四十九个日夜，想起我亲历、亲见、亲闻的一连串血与火的战斗——从奇袭蒙自到攻克个旧，从血战克勒山到元江大捷，从鏖战松山到突破澜沧江，最后把鲜艳的五星红旗插到中缅边界的重镇——打洛。
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新闻战士，我很难估算我军与云南各族人民在这场艰苦卓绝的三千里大追歼中所付出的全部代价。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在蒙自南湖、个旧宝华山、石屏宝秀山、元江二塘山、镇沅松山等十二所革命烈士陵园中埋葬着的三百多战友的遗骨。他们大多数是来自晋冀鲁豫老革命根据地的农民子弟、未婚青年，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共产党员。他们的父母兄弟至今也不知道他们为解放云南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情形，惟有云南各族人民还深深地怀念着他们。每逢清明节前后，常常有当地的机关干部、少年学生、工农群众前来祭奠，表示对革命烈士的崇高敬意。
前不久，我重访了滇南大追歼的战场遗址，瞻仰了革命烈士陵园和陵园里的烈士塔（碑）。在故地重访中我高兴地看到，滇南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蒙自机场，现在已变成了一片片平整的包谷地和水稻田，映入我眼帘的是丰收在望的景象。昔日的个旧红炮台核心阵地，已经变成了美丽如画的街心花园，四周矗立着政府大楼、中小学校、人民医院、公私商店。穿着整洁讲究的人们，熙来攘往，摩肩接踵，十分热闹。元江大战中，被蒋军一七○师炸得像乱麻一般的古代铁索桥，已经改建成新型的铁索桥，并增建了现代化的钢筋水泥公路桥。每天有数以千计的小轿车、大卡车、人力车、马车和数万旅客与当地群众从这座桥上通过，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云南服务。
我乘吉普车爬上了巍巍壮观的无量山，穿过人迹罕至的圈田河谷，进入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著名的松山。这座松树密布的大山，曾经是垂死挣扎的国民党残军一七○师与我南征北战的陈赓铁军三十七师轻装部队决战的主战场。当年，陈赓的爱将周学义将军曾经率领五百名勇士在“边纵”九支队一千余健儿配合下，与残敌三千之众苦战三昼夜。为了缅怀在这次决战中英勇牺牲的五十五名烈士，镇沅县人民政府在松山脚下和南京街旁修建了两座雄伟的革命烈士塔。在镇沅县党史办公室主任张翼同志的陪同下，我沿着山间小径来到革命烈士塔前，默默地绕塔转了三圈。我含着眼泪看，塔的大理石基座上镌刻着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共产党员龚祯弟、李守志、任保国、王鱼林、牛玉胜、曾发泥、霍振成等革命烈士的名字。
就在此刻，我又想起了元江二塘山、个旧宝华山上埋葬的我很熟悉的几位烈士的名字。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来自山西省襄陵县的优秀共产党员、红军团著名勇士、尖刀连连长张海水。他为了阻击破坏云南和平起义的汤尧兵团主力逃过元江，率领一个先头连与敌人一个加强团反复争夺铁索桥畔的一个无名高地，经过两天两夜的浴血奋战，终于占领了这个高地，圆满地完成了阻击任务，配合兄弟部队活捉了国民党陆军副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汤尧，歼灭了第八兵团主力一万余人，而他却在胜利的前夜壮烈地牺牲在铁索桥畔的无名高地上。
更使我难忘的是，来自山西省晋城县的优秀共产党员、一一○团六连副连长赵怀廷，工兵排长刘长文和战前要求入党的青年战士李三友，他们三个都牺牲在攻克锡都个旧的红炮台核心阵地的血战中。当时，我军猛攻个旧宝华门、通宝门得手后，城内残敌纷纷退集到红炮台核心阵地及其周围的民房里，凭借坚固工事，拼命抵抗，一条条火舌射向我军队伍。六连副连长赵怀廷带队猛打猛攻，他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不幸中弹牺牲。这时，共产党员、工兵排长刘长文带领青年战士李三友，主动要求去炸掉红炮台的机枪。在火力掩护下，刘长文抱着炸药包箭步冲了上去，但被红炮台内敌人扔出来的手榴弹炸伤腰部，浑身是血。他忍着剧痛继续向前爬去，当爬到距红炮台五六米处时，又被敌人的机枪射中，英勇地倒在红炮台前。万分危急中，争取火线入党的青年战士李三友，毅然跃起，伸出双手，接过排长手里的炸药包，继续向前匍匐前进，接近炮台时，他的左手也被敌人的手榴弹炸断。他带着重伤顽强地爬到红炮台前，用右手把炸药包塞进敌人的射击孔里，然后拉开导火索。随着一阵令人心碎的呼喊声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红炮台被炸开了一个缺口。舍身炸敌堡的英雄战士与敌人同归于尽了。李三友同志用他的壮烈行动谱写了他要求入党的赤胆忠心。
在硝烟弥漫中，我们的各路突击部队踏着烈士的血迹，冲进了红炮台，毙敌团长以下百余人。解放个旧之战，我军共歼敌三千余人。
这是一些多么熟悉可敬的名字啊！在进军云南的万里征途中，我曾经到他们所在的连队采访过，与他们彻夜畅谈战争，憧憬胜利，向往社会主义新生活，而今，他们却长眠在云南的山丛中，像高山上的小草，春天，默默地向大地奉献新绿；冬天，悄悄地眠于地下。
愿云南各族人民永远不忘在滇南大追歼中英勇牺牲的优秀共产党员和所有革命烈士！
愿云南的青山绿水永远铭刻解放云南之战这段用英雄的鲜血谱写的光辉历史！
（作者单位：云南省宜良县委）
第7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将军百战写华章
王贤根
拜读王兆相将军的长篇回忆录《战争年代的回忆》（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将军是陕西神木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是神（木）府（谷）葭（县）榆（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战斗经历丰富，曾任红二十六军警卫队队长，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三支队队长，红三团团长，神府红军总指挥部总指挥，中国抗日人民红军独立第一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将军曾任八路军的团长、军分区司令员，转战晋绥、齐鲁大地。解放战争时期，将军曾任旅长、师长等职，率部参加了承德保卫战、第一次解放长春、三下江南、四平攻坚战、辽沈战役、衡宝战役等。共和国成立后，将军主要从事我军院校的建设。将军戎马一生，战功赫赫。但将军居功不傲，年逾九旬仍静心回顾走过的战斗历程，从容分析我党我军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客观地叙述自己的功过是非，读之感动，令人振奋。
在将军的回忆中，我们首先强烈地感受到共产主义信念对人生是多么的可贵。早先参加革命的哥哥被国民党杀害了，父亲被党内“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残害了，同志们议论纷起，敌人向他策反，可王兆相仍然坚信共产党的路线，坚持走革命之路不动摇。在革命的征程中，王兆相几次受“左”、右倾错误执行者的打击、排挤，也恰是革命根据地最危急之际，但他仍然坚定地率领红军英勇奋战，一次又一次挫败强大敌人的“围剿”，壮大了红军队伍，巩固扩大了革命根据地。这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深深地感染着读者。
帮助将军整理回忆录的王晓建大校，1969年从北京作为“知识青年”到陕北延安地区插队，对昔日战斗在陕北的红军的英雄业绩有较多的了解，因而整理王兆相将军的这部近三十万字的回忆录，如鱼得水，文笔流畅，自然亲切。
第7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
走近丰子恺
周易
我年轻时就喜欢丰子恺的漫画和随笔，但对他了解不多。这次应出版社之约为他的随笔插图，重访缘缘堂，走近丰子恺，才看到了他文艺背后的一些东西。
一进丰子恺故居院子，迎面见一尊高大的石雕像和围墙上的石刻漫画、石像后的漫画馆，马上联想起“漫画大师”这一掩盖其成就的尊称。其实，丰子恺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有人更赞赏他的随笔，尊他为文学家；《辞海》里还说他是“美术和音乐教育家”；也有人称他为翻译家，只是谈他译作的人不多。这次我在陈列室看到了三大本丰子恺译的《源氏物语》，看来这“翻译家”确实名不虚传。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政府为了维护中日友好，很重视介绍日本文学作品，有关部门请丰子恺翻译这部日本古典文学名著。这部小说成书于1006年前后，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全书约一百万字，里面人物众多，情节离奇，文笔生动，丰子恺游学日本初读古文原著时就爱不释手。小说中引用了很多中国古籍和唐诗，丰子恺翻译时发现古代中日文化的交流，感到特别亲切，也常常回忆起在日本的生活，心中充满着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情谊。
丰子恺的译作有三十多种，主要集中在青年和晚年。他只在师范中读过五年英语，日语、俄语都是自学的。学俄语时已五十多岁了，还每天坚持自学三四个小时。他自己说：“为了学俄文，白了不少头发！”他把外语作为治学和工作的工具，刻苦钻研，务求精通。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放弃其他工作（包括绘画），专攻俄文与音乐，是因为“前者为文化交流，后者为鼓舞民气”。他为时代需要而学，随时代一起前进。最令人感动的是在“文革”浩劫中，在屡挨批斗、久住“牛棚”以后，仍坚持译出《落洼物语》等三书。翻译是他毕生事业的一部分。他这种执着的人生追求和奉献精神，着实令人敬佩。
谈起丰子恺，有些人总认为他年轻时就从弘一法师皈依佛门，已看破红尘，思想出世。这实在是片面的。丰子恺信佛，有“雍容恬静，一团和气”（朱光潜语）的风度性格，但他终生珍爱生命，服务人生，也有疾恶如仇、金刚怒目的一面。展厅中有一本蒋坚忍著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丰子恺在《告缘缘堂在天之灵》中曾提到准备据此编一本《漫画日本侵华史》，“使略识之无的中国人都能了解，使未受教育的文盲也能看懂”，爱国热情溢于言表。丰子恺对日本人民是非常友好的，但面对日本侵略军的暴行，他愤然而起了。他誓以“五寸不烂之笔来对抗暴敌”！他还主张“以杀止杀，以仁克暴”，甚至要把侵略者的心挖出来看看究竟是虎心还是狼心。他就这样爱憎分明，关心祖国，积极投入抗战。王西彦回忆文章中说“丰氏身上完全看不到超脱尘世的样子”。朱光潜说他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丰子恺特别服膺他的导师李叔同的文艺观：“先器识而后文艺”，并告诫说：“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走近丰子恺，不仅更多地看到他的漫画，也感受到了他的独特的人格力量。
当然，欣赏艺术品并不一定要了解艺术家本人，正如不知达·芬奇同时也是杰出的科学家，并不影响对《蒙娜丽莎》或《最后的晚餐》的欣赏一样。但是，我想如果对作者多一份了解，那么对他的作品也必然会多一层领悟的。
第7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闪光的足迹·散文特写
大山的女儿
梁焕珩
广西扶绥县岜盆乡岜盆村优秀共产党员王少琼高个、眉清目秀、为人诚实、健谈，身上总透出豪迈向上的气息。村里人叫她“琼姐”，因她写过一篇《大山的女儿》的文章，有人给予她“大山女”的美称。
过去，由于山多地少，岜盆村民生活比较贫穷、家庭副业收入少。少琼立下抱负，决心和村民们找到真正打开“山门”的金钥匙。一次吃晚饭时，母亲问她，“阿琼，人们叫你大山女，你怎么看法？”少琼稳重地回答：“大山养育了世世代代岜盆人，养育了我们母女俩，您年过半百，还担任乡敬老院的院长，女儿也不能落后。”
1994年7月，少琼从县党校中专班脱产学成归来，适逢村委换届选举，她以最高选票当选为岜盆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岜盆村村民过去一直沿用传统的种植方式，虽然解决了温饱，但家庭经济收入不多，王少琼就和村干部们分析本村的水土资源及区位优势，因地制宜，制定了发展种养、推广良种、调整产业结构的经济思路，并且加大农田水利建设力度，投资二十多万元硬化渠道一千多米，形成网络灌输，保证全村三千多亩农田生产用水，确保旱涝保收。
王少琼认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要改变村民们的传统种植习惯，必须由党员们树起榜样，以点带面，带领全村群众勤劳致富。在她的积极组织下，村里建立了以党员队伍为主体的一百多亩的万元田示范基地，二百亩反季节蔬菜种植基地，取得了较好的示范效果，全村群众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人均收入提高到二千七百多元。
王少琼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几年以来，群众物质生活上富足了，她认为，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也应齐头并进。她决定由村委会出资，为全村安装闭路电视，建成灯光球场、戏台和老人协会活动站，户户用上了自来水，还进行了农网改造，有效地丰富了村民们的精神生活。
村民富了，村貌也有所改观，王少琼和村干部又向更新的目标迈进，带领村民们利用冬闲田种植蔬菜，增加家庭收入。作为领头雁的王少琼，首先利用自留地，种上清一色的毛节瓜，当年增加收入五百多元，还有的村干部、党员户种的甜南瓜、甜玉米、冬菜椒等农副产品占据了市场一角。村民们看到了榜样，纷纷仿效。农闲时，不少村民从事短途贩运、建筑、饮食、加工业，生意相当红火。村委会办的每一件事，每一个项目都有始有终，有效果，村民得到了实惠，打心里高兴。村里一位七十八岁的老人夸赞说：“王少琼和村干部为村民找到了开‘山门’的金锁匙，我们岜盆村民的生活越过越甜蜜！”
王少琼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成绩突出，从1996年以来，先后获得多种荣誉称号，2001年6月当选为自治区第八届党代表，2002年4月被评为南宁地区第三届十大杰出青年，37岁的王少琼在2002年6月，又光荣地当选为党的十六大代表。
党的十六大胜利闭幕，王少琼从北京载誉归来，面对众多的荣誉，她平淡对待，顾不上和丈夫共叙别后语，也顾不上到县城看望读高中的女儿，她想得最多的是如何传达好党的十六大精神，如何带领全村村民尽快脱贫致富，过上小康生活。为了让全村掀起学习十六大、贯彻十六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热潮，王少琼带领村里二十多位种养能手，自费前往南宁参观首届东南亚（南宁）农业博览会，并带回许多最新的农业科技资料，将继续带领父老乡亲投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事业，造福一方。
（作者单位：广西扶绥县广播电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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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荞麦园小记
马治权
荞麦园是一家卖陕北饭的特色风味店。老板薛莹巧三十出头，皮肤白皙，眼睛细长，气质文静。平时见了，她会温柔地一笑，像实习生一样，使你感到的是腼腆羞涩。但她实际上很泼辣果敢。凭着这股果敢认真劲，薛莹巧把荞麦园办得红红火火。
其实荞麦园的创办还有点传奇色彩。老板薛莹巧在日本读书期间，日本人招待她吃荞麦宴。薛莹巧问：“日本也产荞麦？”日本人回答：“是从中国进口的。”薛莹巧又问：“为什么要进口荞麦？”日本人回答：“荞麦是杂粮中的极品，长期食用可医治现代人的‘富贵病’。”
薛莹巧受到了启发，回来后就创办了荞麦园，开始研究荞麦系列，如荞麦碗砣、荞麦抿节、荞麦麻花炒鳝段，以及荞麦凉粉、荞麦馍馍、荞麦麻食、荞麦稀饭等。加上陕北其它小吃，荞麦园的饭菜特色就不同一般了。“时势造英雄”。中国人奔小康，饮食需要革命，而开发绿色食品正是方向。
总店初办时，薛莹巧还不老练，所以，面积只有二百平方米。分店今非昔比，面积扩大了十多倍。一栋楼，十几个包间，有吃饭的地方，也有茶舍、歌厅。店内装饰风格独具，陕北风情为主调，名家题词点缀其间。因我是陕北人，近水楼台，得天独厚，老板薛莹巧便请我题写了店名。群贤毕至的地方，让我显山露水，我真有些受宠若惊了！不过，高兴归高兴，字还得横平竖直、认认真真写哟。
荞麦园现在远近闻名，几乎成了陕西文化人的沙龙。这除了“天时”（生活富裕了，人们开始注意绿色食品）、“地利”（美院这块地方，听起来就不同凡响）之外，“人和”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老板薛莹巧经营有方，乐此不疲。“来的都是客。”凡是在荞麦园吃过饭的人，店里都有记录，她便隔三岔五地打个电话，问候问候。常来的客人，逢年过节还主动请来免费用餐，征求意见。有时也登门拜访，送点油糕或米酒，略表心意。时间长了，“荞麦园”三字便不胫而走。“人和、店雅、饭菜香”便也成了该店的口碑。民歌手王向荣说：“我走到哪里，唱到哪里；唱到哪里，红火到哪里。”王向荣也是荞麦园的常客。他在别的地方怎么唱，红火成什么样子？我都不得而知。但王向荣在荞麦园放歌，却是我亲见亲闻的。那歌声真正是昂扬奔放，荡气回肠，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听者无不叫好。
今年春节，薛莹巧请我写一副春联。我常来店中，感触尤深，所以几乎不假思索，就一挥而就。上联为：信天游唱出四面情情深意长；下联为：陕北饭引来八方客客雅人和。横批：此为家乡。有人问：“横批出何典？”我说：“李白《客中作》。”李白这首诗本来是写乡愁的，但由于主人的好客，兰陵美酒的香郁，竟使他忘了乡愁，甚至于流连忘返。因之写出了“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的名句。这种心情正好与客居长安的陕北人的心情相似。我于是将“不知他乡”改为“此为家乡”。其意是说，这里就是你的家乡啊！这里有“三边”羊肉，有甘泉豆腐，有热腾腾的油糕，有滚滚的米酒，有《兰花花》，有《走头头》……
第7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
郑焕明诗歌在京研讨
郑焕明的诗集《余暇散吟》由华文出版社出版。近日，在中国诗歌学会、中国现代文学馆、华文出版社等单位联合举行的郑焕明诗歌研讨会上，与会者充分肯定了这部诗集既有对世界风云的关注，也有对时代风情的礼赞，还有对人生的感悟，对祖国河山的抒怀，以及对新旧诗的探索。（同五）
第7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
闽南姑娘（中国画）
张清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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