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先进文化建设笔谈
艺术科学与先进文化建设
吴文科
十六大报告特别强调：“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这些论断不仅指出了先进文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也为包括艺术科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艺术科学研究作为文化理论建设的组成部分，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还是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都离不开包括艺术科学在内的正确理论的先导与支持。艺术科学研究的根本性质与核心任务，就是通过对古今中外艺术史论与艺术作品包括艺术作用于社会人群的审美规律等等的科学研究与理性观照，来阐发先进文化，宣传先进理念。具体说来，就是以科学的艺术理论武装和指导现实的艺术创作与表演，以正确的审美理念引导艺术的传承与接受，以高尚的价值观念影响人们的娱乐消费与精神追求。通过对艺术创演的积极促进和审美鉴赏的正确引导，塑造人的精神品格，提升人的生活质量，服务于对民族精神的审美锻造。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通过艺术科学研究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用科学的态度和理性的精神，总结中华民族艺术审美的心路历程，阐释民族艺术丰富多彩的美学内涵，弘扬精华，剔除糟粕。同时，了解和研究外国的艺术创演实践及其成功经验，推介世界范围一切优秀的艺术作品和审美理念，来丰富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充实民族艺术的创演武库，这与建设先进文化的根本目标相一致，也与艺术审美的特殊性质相关联。
艺术作为人类精神生活与审美追求的重要方式和主要途径，其社会价值与作用包括了娱乐、认识、教育和审美各个方面，在滋养民族心灵和培育民族精神的过程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独特作用，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能于不知不觉之间产生深刻而又广泛的社会效应，是其它直接功利的硬性宣传方式与高台教化手段所无法比拟的。通过艺术活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因而成为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最为有效的方式和手段之一。对艺术及其创演活动进行深入细致的科学研究，使之能够更好地更自觉地肩负起滋养民族心灵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任务，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需要，也是艺术科学研究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因为，艺术科学的研究工作不仅能够指导和推动艺术的实践活动包括艺术创演的健康开展和艺术经营的市场繁荣，为艺术地培育民族精神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与强大的智力支持，以增强和扩大艺术对于社会人群的审美影响，而且能够通过对艺术作品与艺术活动包括艺术现象的剖析评论，引导人们的艺术消费包括艺术活动的参与和艺术作品的鉴赏，直接服务于社会人群的艺术活动与审美接受。
艺术科学也是科学，离开对艺术生产与消费科学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就不能在正确的意义上自觉地进行艺术的生产，就会削弱人们的审美接受效应和精神生活质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使艺术科学的研究工作，有着格外庄严的历史使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意味着在经济上继续缩小城乡差别，逐步缩小东西部差别，而且意味着要使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与物质经济生活同步发展、一并提升。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20多年改革开放成果的综合显示，我国民众的物质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因而变得更加迫切。人们对艺术审美活动包括对艺术展演的欣赏和艺术作品的收藏，内容更加丰富，范围更加广阔，方式更为多样，要求更为高格。而艺术的生产和消费市场，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且不说艺术的创演活动在一些领域还显得比较薄弱和低迷，离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审美消费需求有着相当的距离。还有一些所谓的艺术创作现象，比如打着艺术的旗号渲染血腥与怪异、消解庄严与崇高的所谓“行为艺术”创作中的某些哗众取宠的非艺术行为；在历史剧和古装剧创作中对封建意识和腐朽生活方式不加分析与批判，盲目渲染甚至赞美有加的非历史倾向；远离生活实际放弃道义责任，在纵欲与幻想之间进行“身体写作”的文学梦呓等等，都在不同层面上呼唤着包括艺术批评活动在内的艺术科学研究工作的强力引导，呼唤着艺术科学的研究工作在“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的现实斗争与历史进程中，奉献自己的智慧，发挥应有的作用。上述艺术创作与展演过程中存在的不强健与不和谐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艺术研究工作力度不够的同时，也凸显着加强艺术的科学研究以切实提高全民族审美素质和鉴赏水平的重要性。
应当看到，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使得文化的多样性追求，成为人类在未来生活中保持和提升自身生活水平特别是精神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面对经济全球化这柄“双刃剑”对文化特色的可能消弭所带来的精神生活的贫乏与单一，世界范围的有识之士，发出了大声的疾呼与严肃的警告：越是经济全球化发展，人类越是需要保持和追求文化的多样性。全球范围对于各国各民族独特文化包括艺术和审美文化、尤其是“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与利用工作，给予了格外的关注，倾注了巨大的热情。有的国家投入了相当的人力与物力，来重新构建文化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民族灵魂的审美寄托在当今时代的价值地位。从而使人类对于包括艺术在内的精神生产活动的认识，不只停留在增强综合国力和民族生存竞争力的现实功利范畴，而是上升为对整个人类生存生活质量和延续发展的历史叩问与终极关怀。
从这个意义上讲，重视和加强对艺术的科学研究工作并发挥其独特作用，便不只是发展先进文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也是使中国的民族文化包括艺术文化，更好地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而丰富充盈整个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
第7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点评
历史目光下的“古装戏”
张德祥
看一看热闹于荧屏上的“古装戏”，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奴才太监以及豪门纨绔，无不风风火火，不免让人产生几分忧虑。
生活在21世纪的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衣食住行无不与时俱进，那长袍子长辫子以及长长的裹脚布之类封建社会的遗物早已进入了历史的博物馆，但是封建的遗魂却不肯随着这些裹挟物退出历史舞台，还在我们的舞台上、荧屏上、艺术中举手投足、风光无限。这也许就是马克思揭示的那个道理，我们总是受着死人灵魂的纠缠，一种意识形态不会立即随着它的社会形态一同消亡，它还会长期地影响后人。
这些帝王戏表现了什么？毋庸讳言，表现的是争权夺利、疆场厮杀与宫廷阴谋，表现的是后宫里的争风吃醋、太监与外戚的兴风作浪，表现的是皇权的至高无上与无边无际，皇家的豪华奢侈及皇恩浩荡。通过艺术手段所塑造的皇帝形象似乎都是雄才大略而又勤政爱民，似乎个个是令人敬仰的宽厚仁慈的“好皇帝”。那雍正皇帝，连掉在桌上的一粒饭渣也要拣起来送到嘴里，何等勤俭节约！我们不能不佩服我们的艺术家善于通过细节来表现人物的能力。电视剧通过这样的艺术形象塑造使我们这些无缘生活在帝制时代的人认识了皇帝，原来他们是世界上最“苦”的人，最“好”的人，日夜为民操劳，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且慢，康熙还不愿死而后已，那片尾曲唱道，他还想再活500年，继续为他的子民谋幸福。即使他贵为天子，可惜老天不假时日，否则，我们今天还生活在他的统治下沐浴皇恩呢。看一看这些帝王戏，不禁使人对历代诗人所写的那些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经典诗文产生怀疑，他们为什么只能看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而看不到皇帝“苦”呢？难怪那些诗人不招皇帝喜欢，也“不配”享有好的命运，无论是杜甫还是白居易，你们生活在皇帝的时代怎么就不知道歌颂皇帝呢？
古装戏的另外一个题材重心是重温豪门大户的旧梦，当年是何等阔气，何等富贵。纨绔子弟仗着有钱有势，为所欲为，我想要谁便是谁，妻妾成群，这不就是阿Q所做的那个梦吗？豪门之间的夸富斗气没完没了，豪门深院里的恩怨情仇无穷无尽。家长制门阀制无所不在，男权夫权族权威势赫赫。在这些豪门故事中，无非是财富支配下的官场、商场、情场的巧取豪夺，是财富支配下的骄奢淫逸。
重温这豪华旧梦，流露出无限留恋怀恋的感情，极尽欣赏之能事。我们知道，在《金瓶梅》、《红楼梦》以及《家》等等描写豪门家庭的名著中，都是写这种封建家庭的腐朽与没落，庭院深深，孽怨重重，它们是窒息人性的牢笼，葬送了多少青春？吞噬了多少妇女的生命？它们走向崩溃和灭亡是历史的必然，它们与封建制度一样，是附着在落后生产力和落后文化上的糜烂的毒瘤，必然被历史前进的车轮所碾过。而我们今天的叙事中，这种被历史所抛弃的糜烂的毒瘤却变成了鲜花，被作为艺术欣赏着，还要把这里的人物作为英雄崇拜。我们的思想观念、艺术观念和审美趣味不知为什么还远远落在几百年前的作家身后？
这种文艺现象的出现，使我们回想起“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上个世纪初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社会冲破封建意识形态、打破封建主义文化禁锢的一次伟大的文化运动，其主旨之一就是反封建，反“吃人”的礼教。封建社会本质上是“礼教”社会而不是“法制”社会，“礼”的本质是“分”，分出等级，君臣父子夫妇就是等级，就是主奴贵贱智愚关系，就是后者对前者的愚忠关系。而新文化和新文学恰恰是提倡个性解放，人格平等，提倡科学和民主，提倡新道德，提倡新的文明。从鲁迅的“呐喊”开始，经过近一个世纪无数仁人志士、无数艺术家与封建愚昧的殊死斗争，总算使中国文化走出了封建主义的阴影。我们今天该以何种心态来面对先哲？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文化现象绝不是先进文化，它在本质上与科学、民主、法制、平等的现代文明观念是对立的。未来肯定不再是“皇帝”的时代，不再是“权势”崇拜的时代，而是和平与发展、科学与民主、人格独立与平等、契约与法制、人的思想进一步解放的时代。我们的艺术观念不能总是停留在“皇帝”身边，而必须与时俱进。否则，我们怎么能够进行文化创新？怎么能够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过往历史在其历史规定的必然情景下创造了过去，今天在更为自由宽广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有观念上的更新和突破，应该在新的历史高度实现历史的自觉和进步。“千秋不废今朝事，万古长存鉴史心。”历史始终以其明察秋毫的目光在注视着后来人的新功劳绩，我们该如何对历史上的过往作出恰当的评价和判断，如何使我们今天的艺术表现不被古人耻笑，这是我们每一个准备面对历史的人都要回答的必答问题。
第7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
火中凤凰 纪实史诗
——文献电视片《新四军》观后
黄曼君
文献电视片《新四军》（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和湖北经济电视台合拍）基于文献及实地资料的考察，将纪实的手法与某种故事化的方法融合起来，为我们系统全面地展示了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的整体面貌，不仅弥补了广大观众对新四军知之不多的缺陷，而且复活了在抗日烽火中蜕变新生的新四军“火中凤凰”的光辉形象。在影视艺术上，它充分发挥了文献纪录片的特长，在纪实片的故事化和史诗化上取得了突破；它不仅有“史”，是新四军的军史，是中国现代战争史、军事史的新篇章；而且也有“诗”，具有史诗品格。
宏大的构思与整体性结构相渗透，为作品主题、人物和情节的展开和描写提供了高远广阔的活动天地，是这部纪实片故事化、史诗化的首要特点。本片在总体构思和内在结构上采取的是主要线索鲜明、多线展开深层掘进，又在新的基础上往复回环的立体网络式结构方式，比较西洋艺术，类似于交响乐中奏鸣曲式的基本结构。第一集“浴火重生”和第二、三、四集“弯弓射日”类似奏鸣曲中的“呈示部”，是对新四军作整体介绍和概括的四集，提出了本片两个主题：一是新四军是自觉接受共产党领导坚决抗日的人民军队，它在八年抗战中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走过了曲折发展的道路，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二是新四军的成长、发展过程始终存在着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
如果说前四集是新四军抗日存在的事实，是“她本应存在”的事实判断；那么，后面第五、六、七、八、九等五集则为新四军抗日存在的内部依据，是“她为什么存在”的价值判断。在结构上属交响乐中奏鸣曲式的“展开部”，充分发挥了呈示部中各主题因素，从新四军抗日存在的内在根据上发掘其本质特性。最后一集“再创辉煌”则是奏鸣曲中的“再现部”，又再现了第一集至第四集呈示部中的主题，并使之得到深化。
在抗日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中，军民们英勇壮烈的英雄行为本身则展示出撼人心魄的悲剧性情节并饱和着崇高的革命激情。在句容县城，中学老师出身的县长巫恒通被日寇拘捕后绝食八天，一些头面人物包括他的老师来劝降，他都拒绝，以他孩子作人质的威迫和各种利诱，他都绝不屈服，第八天牺牲后遗体抬出，连日军官兵都为他的英勇不屈行为深深弯下了腰。有一次，新四军战士击毙了一名蓄着胡须的军官，以后战干们便首先专选蓄须的打，吓得日军军官都剃了胡须；抗战军民惯使大刀，而日军最怕大刀，因为大刀砍了脑袋，死后灵魂不能进神社……这些新鲜生动的细节构成了全片的亮点。大量逼真而又典型的细节和环境气氛的渲染烘托，给片中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赋形、造血、生肌，使之跨越历史时空，具有鲜活的时代精神与生命活力。
纪实片，特别是历史题材的文献纪录片则在故事、人物、背景等方面不仅要求大的史实上的真实，还要求细节上的真实。这部与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合拍的文献纪录片，为了让历史事件和人物复活，成为有血有肉的存在，本片进行了故事发生地实地拍摄，插入了大量过去的纪录片的片断、老照片以及大量历史文物的实录，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对敌我双方当时的历史见证人的深入采访。这些见证人大多已八九十岁的高龄，而且被采访的人数之多在中国历来纪录片中极为罕见，用“抢救”二字来形容这种采访的紧迫性绝不过分。反“清乡”的残酷斗争中，塘马一战，新四军十六旅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在同一天内牺牲，也是在六十多年后，当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瞻仰烈士的遗像时，竟然看到了他们俩于牺牲前一天因应展览工作要求而留下的亲笔签名，这该是多么珍贵、感人肺腑的纪念啊！
大型文献纪录片《新四军》是一部气壮山河又蕴藏深厚的交响乐，一部气势磅礴又逼真信实的史诗，它记载呈现出的“火中凤凰”的形象将永远翱翔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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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佳作推荐
时代风云的文学报告
——评长篇报告文学《宝山》
李炳银
李春雷的长篇报告文学《宝山》，通过描述共和国历史上投资最大的工业企业——宝钢建设而透视民族工业化命运，静心读罢，令人心如潮汐，起伏难平。难以驾驭的工业题材在作者的笔下竟如此生动形象，鲜活逼真，时代气息和现代意识生动逼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作品把宝钢惊天动地的创业经历，把钢铁与工业、钢铁与人类、钢铁与生活、钢铁与国家的关系揭示得惊心动魄，堪称当代纪实文学的一部史诗性佳作。
现代工业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粮草库和油料站，是现代文明的孵化器，是人类历史的主河床，是我们栖息和享受的总依赖。尤其现在正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而国家的工业化又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最关键步骤，是这个时代最强劲的主旋律。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六大确立了中华民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战略部署，明确指出本世纪头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是我们必须完成的首要任务。我们的作家应该有这个胆识、有这个责任去面对这个伟大的时代。
宝钢建设的前前后后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一个极其重大的特殊事件，其孕育和诞生的全过程都与国家的命运直接联系在一起，它曲折的风雨历程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作者通过一系列的典型事件，透视了国人从传统的工业心理到现代化意识艰难的嬗变和阵痛过程。文中有国家最高领导人，有省部级干部，有企业家，有科学家，有普通工人，时间跨度从20世纪70年代末一直到今天，涵盖了整个宝钢工程一、二、三期建设和生产的全过程。这个心路历程对中华民族的钢铁意识、工业意识、开放意识，是一个大淬火，一次大考验，一个大催熟。当时正值“文革”过后，百废待兴，人心初萌，冲天的爱国热情催促这个历史的圣婴早产了，脆弱的国力却难以承担这个重托。于是，一场风雷不可避免地响起来了；于是，宝钢有了那么多的曲折故事；于是，宝钢消受了那么多原本不必消受的压力和委屈。这是历史的误会，也是国人的遗憾，更是民族的教训。而宝钢也正是在这样的风霜雨雪中，渐渐地成熟和壮大起来了，成为共和国工业建设的擎天一柱，成为中华民族工业化进程中一座既提供最直接的经验教训又提供最优质工业原材料的无与伦比的宝山！
钢铁是人类生产、生存、生活和发展所依赖的最重要的工业原材料，钢铁的开发与人类历史的进程是息息相关的。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和钢铁的关系更是路人皆知。21世纪之后，人类开始进入信息化时代，但高科技的载体仍然是优质的钢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作者把宝钢置于一个时代的大背景下，放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坐标点上，多侧面、大角度、全景式地展开文笔，把钢铁与工业、工业与民运、国运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挖掘，让人感到一股股热浪扑面而来，涌进心底，沸腾起火辣辣的冲动，冷静为沉甸甸的思索。
作者运作一种新异的创作手法，利用字体的转换，巧妙地把历史与现实、世界与中国、经济与文化、理论与趣闻编织在一起，给人一种丰富、真实和谐趣的直感，而且文笔婀娜多姿，曲径通幽，时而气壮山河，如鸣金石，时而耳语娓娓，如闻远香，充分表现了作者驾驭重大题材和语言的功力。
当代纪实文学创作已经丰富多彩，但作家们的视角多集中在社会问题的剖析上，对直接关乎民族命运的重大现实题材缺乏应有的直面的热切关注。实际上，作为一种文学和新闻的联姻，纪实文学的历史使命就在于此。只不过，这需要作家真正走出书斋，走进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对高科技时代中的金融、经济、政治等等各种事实进行多方面的了解和渗透。
李春雷凭着自己对文学多年的挚爱和对这个伟大时代的热切关注，为了真切、鲜活地反映当代火热的工业生活，他认真学习老一代作家的优良传统，先后到邯钢、鞍钢、宝钢等钢铁企业里体验生活达500天以上，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甚至大年除夕也坚守在工厂第一线，几次被钢水烫伤，手上至今仍留有白花花的疤痕，这种精神实在值得敬佩和提倡。
第7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
文艺批评：实践与理论
陈定家
针对文艺领域所谓的“纯审美”批评、“谀评”、“酷评”现象，我们又回想起恩格斯倡导的“美学和历史的观点”和鲁迅“坏处说坏，好处说好”的文艺批评主张。刘文斌的《文艺批评：实践与理论》（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的出版，使我们又一次回到经典大师的起点。
作者坚持了文艺批评中“历史的观点”，将作家作品置于特定历史条件下作历史的、阶级的分析，以作品是否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是否具有进步的倾向，作为衡量其价值的一个重要尺度。过去一个较长的时期，因受“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的影响，文艺批评中动辄对评论对象进行“政治审判”。新时期以来纠正了这一倾向，但有人却又走向另一极端，宣扬“文艺应同政治离婚”。受其影响，文艺批评中又出现了忽视对作品中政治思想内容进行分析的所谓“纯审美”、“纯艺术”批评的倾向。作者坚持对含有政治倾向性的作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针对某些人士在“文艺应同政治离婚”及“纯审美”批评幌子下的做法，作者指出，这些评论其实并未“远离政治”、“同政治离婚”，也绝不是什么“纯审美”、“纯艺术”批评。其“远离”的不过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政治，与此同时，它们却又靠近了同这种政治相对立的另一种政治，而且实实在在地与之“结婚”。这些论断是尖锐的，也是深刻的。
《批评》一书坚持了文艺批评中的“美学的观点”，注重对作品进行艺术分析，将审美价值作为衡量作品价值的又一重要尺度。认为，文艺作为一种不同于哲学、宗教、道德等一般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社会意识形态，其特殊性的突出表现是它具有审美属性，“审美是文艺的基本品格，是文艺之所以成为文艺的根本因素”。而文艺作品的审美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要凭借作品的艺术性去体现出来。所以，文艺批评“在重视对作品思想性进行分析的同时，还要对作品的艺术性进行分析，而不能以前者代替后者”。
作者在评论作家作品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从评论对象的客观实际出发，“坏处说坏，好处说好”。近年来，因受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文艺评论队伍中一些头脑灵活者，或者为了赚钱而大写“广告评论”、“友情评论”，胡吹乱捧，任意拔高评论对象，甚至赞红肿为桃李……面对上述情况，作者希望文艺批评工作者“树立起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将自己的工作视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从而摆脱名缰利锁的羁绊，在深入探求真理过程中领略劳动和智慧的无穷乐趣”。
该书的出版，为文艺批评园地增添了一抹新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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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倾听历史中“真”的声音
童道明
20集电视连续剧《彭真》很有创意。在影视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中，它第一次以人物传记片的形式，全景地再现从迎接新中国诞生直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观看这部电视剧，我们在怀着一种激情与感慨重温共和国的历史风云的同时，感悟到了电视剧主人公彭真的历史性功绩和人格魅力。
彭真的功绩是多方面的，电视剧的确也对他的多方面的功绩作了展示，但编导还是抓住了其中的重中之重——彭真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历史性贡献，并把他对民主与法制的执着的坚持，与他的人生理想与人格魅力贯通起来，成为本剧的一条贯穿性的人物性格史和情节发展线。
这样，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在表现晋察冀时期的彭真时，编导要特意展示彭真1940年陪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参观一个村民民主选举会的现场；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在表现北京市长任上的政绩时，编导要特别让我们注意彭真是“街道居民委员会”这一居民自治组织形式的最早设计人；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民主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句话成了电视剧里彭真的口头禅；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编导要再三强调电视剧主人公对自己名字里的这个“真”字情有独钟；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电视剧编导要用那么多的篇幅来展现彭真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各项立法工作过程中的殚思极虑……到了电视剧的最后，一句精彩的画外音水到渠成地流淌了出来：“‘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人人平等’这两句话是彭真对历史与未来作出的交代。”听着这句话外音，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彭真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沉甸甸的分量。
说到电视剧《彭真》的成功，还不能不提到两位扮演彭真的主要演员的成功表演，特别是扮演中青年彭真的吴卫东非常自然和充实的表演，为塑造革命历史人物的演员创作开拓了一条新路。因为在这个创作课题上，主流的做法是强调形似的形似优先原则，所以才有为数不少的所谓“特型演员”的存在。但吴卫东从神似入手，待到真正进入彭真的内心世界，获得“我就是”的信念之后，观众也就能通过演员的自然而酣畅地传达人物精神世界的表演，承认和接受了演员的神形兼备的自我感觉。把从神似出发走向神形兼备的创作之路走通了，我们的塑造革命历史人物的演员创作路子也就走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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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南春雨杏花天（浙江乌镇茅盾故居） 黄震（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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