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
新的民俗庆典 美的文化大餐
——喜看中央电视台“2003年春节联欢晚会”
仲呈祥
近20年来,伴随着电视的普及,中华民族在欢庆自己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时,创造了一种新民俗,增添了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这便是丰富多彩的春节电视文艺晚会。
经过近20年的探索,春节电视晚会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节庆范式。拿中央电视台来说,在第一套节目黄金时间率先播出的,是“军民迎春文艺晚会”;除夕之夜,三箭并发,第一、四套节目隆重推出“春节联欢晚会”,第二套节目推出“春节歌舞晚会”,第三套节目推出“春节戏曲晚会”;初一之夜,是文化部主办的“春节电视晚会”;初二之夜,是公安部主办的“春节电视晚会”;初三之夜,是“正月正曲艺晚会”;今年,又新添了中国文联的“百花迎春”文艺界春节联欢会。此外,上卫星播出的各省级电视台,也都分别有自己举办的各具地方特色的“春节文艺晚会”。这些晚会,异彩纷呈,相映生辉。称当今中国的春节电视文艺晚会是当代人类文化的一大奇观、一项独特贡献,诚不为过。在美不胜收的春节电视文艺晚会中,最受关注的,要算中央电视台除夕之夜在第一、四套同时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了。可以说,凡中华儿女,无论海内海外、大江南北,于除夕之夜,举家老小,汇聚一堂,年饭之后,都有一场庆典式的活动,这便是观赏这台企盼已久的晚会,会一会他们喜爱的艺术家、歌星和笑星,从中获得欢笑、吉祥、喜庆和审美享受。
长达4个半小时的中央电视台“2003年春节联欢晚会”,观众近10亿,堪称举世罕见的新的民俗庆典、美的文化大餐。
这台晚会,基调鲜明,激情灌注,贴近民心,讴歌时代,从普通人的友情、亲情、父子情、夫妻情升华到中华民族的祖国情、民族情,令“小感情”与“大感情”水乳交融,从而尽可能做到有艺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艺术的和谐统一,自始至终既洋溢着欢乐、祥和、喜庆的艺术氛围,又毫不说教地富有感召力地自然呈现出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主题。开场的歌舞组合《过大年》和歌曲《过年了》、《喜事闹》,以及小武术选手们表演的《十二生肖拜大年》,一下子就把喜庆的春节氛围渲染得浓浓的。接下去的由解小东、张柏芝演唱的《DV今晚》和由赵明、麦玮婷一家演唱的《让爱住我家》,都是从观众中征集的歌曲,更加密切了与广大观众的关系,增加了晚会的亲和力。作为晚会不可或缺的话言类节目——小品、相声和短剧,都从不同视角在“情”字上做文章。冯巩、周涛的相声《马路情歌》在“警民情”上出戏,郭冬临等的小品《我和爸爸换角色》由“父子情”引出家庭教育的现实课题,黄宏、牛莉、沈畅的小品《足疗》着意于写“夫妻情”,郭达、蔡明、李文启等的小品《都是亲人》由“尊老之情”写到了社会公德,孙海英、吕丽萍等的短剧《激情依旧》则抒发出对共和国作出过无私贡献的老一辈的一片真情。而主持人倪萍在节目进行间的四次“呼吁”(“拥抱亲人”、“感谢朋友”、“问候邻居”、“歌唱祖国”),层层递进,把亿万观众的情感引领到更高境界。至精心策划、匠心独运的现场活动《国土汇聚》时,晚会作为新的民俗庆典,仪式化达到了高潮。聆听着倪萍、赵忠祥凝聚深情、字字铿锵的吟诵,采自祖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澳门、台湾三地的34种国土,在神圣庄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部队将士护卫下,徐徐汇聚到由著名美术家韩美林设计制作的煌煌大鼎中。大鼎正中,置放着已保存有乘坐宇宙飞船绕地球飞行过百余圈的34种国土的精制玻璃圆球。此时,青年歌唱家王宏伟的一曲激越豪放的《故土情》,把华夏子孙和亿万观众带进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人民幸福的国家大情、民族大义之中。苍天作证,国土汇聚,民心所向,国运大昌。整台晚会作为先进文化和健康文化理应具备的宏大主题,在庄严的仪式庆典中,得到了相当完美的艺术呈现。
晚会相当充分地体现了“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的辩证统一。众所周知,广大观众对这台晚会期望值高,要求也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所谓“众口难调”,确实是办好这台晚会的难点之一。但作为国家级的新民俗庆典,必须知难而上,努力做到“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须知,即便是一台电视综艺晚会,没有主旋律,多样化就会杂乱无章;而没有多样化,主旋律也一定唱不响。主旋律与多样化相辅相成,互补生辉。试看这台晚会,举凡42个节目,论艺术形式,有相声,有小品,有短剧;有歌舞组合,有杂技魔术,有综艺表演,有戏曲名段,有现场活动(仪式);有独舞,有双人舞,有集体伴舞;有独唱,有合唱,有组合唱,有小型音乐剧……真是丰姿多样。单就歌曲演唱而言,既有如王宏伟的《故土情》、田震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亚明等的《老前辈》这样的磅礴放歌,也有如宋祖英的《美丽的心情》、彭丽媛的《世纪春雨》、刘欢的《温暖》、谭晶的《妻子》这样的婉约之音,还有如《感觉挺好》、《创造奇迹》、《动起来》这样的青春歌曲组合唱。所有这些多样化的节目,都不仅尽可能地从不同层次、不同方面满足了广大观众的丰富多样的精神需求,为人民群众欢度春节提供了一道丰盛精美的文化大餐;而且也尽可能地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艺术地唱响了整台晚会的时代主旋律,深化了晚会的思想主题。
晚会还十分注重强化艺术本体和讲究艺术节奏,努力处理好艺术与技术、演唱与伴舞之间的主从关系,处理好节目与节目之间连接链条的张与弛、动与静、充实与空灵、热闹与抒情、豪放与婉约的辩证关系,使整台晚会气势宏大,情绪饱满,结构匀称,节奏明快。晚会的舞美设计,颇有新意,大胆利用了现代科技手段,舞台的升与降、开与合、方形与圆球,以及灯光的变幻、激光的妙用、烟雾的施放、雨幕的巧设,都较好地烘托和强化了节目的艺术氛围,防止了那种干扰艺术的表现力,甚至造成艺术本位萎缩的现象产生。伴舞除了刘欢演唱《温暖》时的杂技舞蹈稍有喧宾夺主之嫌外,总体上都为强化演唱的艺术感染力添了姿、加了彩。其中,以宋祖英演唱《美丽的心情》、祖海演唱《爱在天地间》和彭丽媛演唱《世纪春雨》的伴舞较为理想。当一台综艺晚会的节目选定之后,编排组合形成的结构形式的节奏感,就不仅仅只是艺术的形式,而且本身也就成为了艺术的一种特殊内容。这台晚会,虽然长达4个半小时,但讲究编排艺术,能做到每小时的节目不仅内容充实,而且节奏上张弛有度、动静有序,每十分钟左右必有小高潮,显得通体流畅,令观众的审美神经不断得到新鲜的刺激和合理的调节,保持笑声不息、兴奋不止、情感共鸣。处理节奏难度最大的第四小时节目编排,赵本山、高秀敏、范伟表演的小品《心病》以其幽默,林依伦、孙悦等演唱的音乐剧《不见不散》以其新颖,美国魔术师布雷·丹尼斯带来的《丹尼斯梦幻》以其奇绝,都不断兴起了新的欣赏兴奋点,为调整好这一小时节目编排的艺术节奏感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别林斯基曾说过,考虑一个民族的文化,重要方面之一是考察这个民族的民俗和家庭文化。衷心感谢中央电视台“2003年春节联欢晚会”全体演职员们为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人、侨胞奉献了这一份新的民俗庆典和美的文化大餐!(附图片)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佳作推荐
史诗品格的美学建构
——评《史诗类型与当代形态》
董学文
长篇小说是我国当代文学发展中最富成就的一种文体,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影响深远,是文学园地的一朵奇葩。但是,毋庸讳言的是,在长篇小说创作数量繁荣的背后,文学精品却严重匮乏。创造精品,创造经典,是真正优秀小说家和理论家们的共同渴望。有效总结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成败得失,为其健康发展提供丰厚的理论资源和健全的理论批评环境,是文学研究的光荣职责和艰巨任务。
胡良桂的《史诗类型与当代形态》(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就是一部充满时代责任感和学理深度的力著。著者试图站在类型学与形态学的理论高度与深度,展开对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类型与形态特征的深入研究,以期为长篇小说的突破性发展,提供一种理论潜能。著者充分注意到了类型形态学研究对于长篇小说创作的切实的理论指导价值。因为“类型体现了所有的美学技巧,对作家来说随手可用,可对读者来说也是明白易懂的了。优秀的作家在一定程度上遵守已有的类型,而在一定程度上又扩张它。而总的说来,伟大的作家很少是类型的发明者……他们都是在别人创立的类型里创作出自己的作品。”比如莎士比亚、莫里哀、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施耐庵、罗贯中等,都是如此。因此,辩证地阐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发展进程中的各种形态、类型的内在特性及其发展动向,不仅有着分类研究的意义,更是有益于当代长篇小说精品与经典的问世。
在对现象的分类描述与规律的系统分析中,著者把时代文学信念与渴望,细化为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理论吁求。首先,长篇小说作为时代的纪念碑,史诗性是优秀长篇小说的基本美学品格和美学理想。著者指出,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史诗虽然失去了其存在的文本形式,但其史诗性的特征却在长篇小说中找到了更为适当的生存环境。也就是说,史诗的美学作用依然存在,它已转化为长篇小说的内在特性。在著者看来,全景式的画面展示、深广的历史文化内涵、“箭垛式的”英雄人物、群体形象的综合效应以及系统复杂的艺术结构等,构成了“当代长篇小说中的史诗性”。另一方面,“史诗成了一种无意识的褒扬模式,我们总是将史诗这顶桂冠赠给那些成就突出的优秀长篇小说”。著者认为,“长篇小说就应当是史诗,是新的时代的史诗,是现实的社会生活和历史社会生活的史诗,应当具有史诗风貌和品格”。用卢卡契的话说,“小说是现在时代的史诗”。
要求现代小说具有史诗性,这里存在着一个基本难题:文学史告诉我们,除了一些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绝大多数的长篇小说,已经从各种概括性的历史叙事转向了个别、感性、具体以及日常情境。从宏大的历史事件转向了日常生活的家长里短、个人的琐碎欲望、小人物的恩恩怨怨,长篇小说还具有史诗性吗?其史诗性具有何种新质?著者结合大量的创作实践,具体深入地探析了现代长篇小说的史诗品格。他认为,“现代生活的发展使长篇小说作为现代史诗,它选择现实生活中的家庭和个人作为主角,诗意地显现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但是这样的日常生活的风俗史、社会史在长篇小说中仍然要达到远古史诗的辉煌、壮丽的审美境界,达到主人公一己情感、心理意识与民族整体意识统一的高度,甚至与人类的情感和心理意识沟通相连”,必须“能以较少的篇幅熔铸巨大的容量”,使现代史诗的诗学成为一种“集约性诗学”,而不是追求传统史诗的“繁复性”。这是该著的理论创见,也为当代的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了切实的指导。
其次,长篇小说的类型与形态是动态发展的,这种变化不仅体现为题材的扩大,也不仅表征为艺术表达方式的多样化,而是内化为一种具有时代特点的现代意识和当代精神。正如著者所言,当代的长篇小说应当成为“我们时代的史诗”。因此,为了追寻现代长篇小说演进的方向,著者在分类研究中始终把关注的重心放在对各种类型长篇小说现代性的阐释上,紧紧把握它们的当代精神特质。当代精神在不同形态的长篇小说中有着不同的表征,没有所谓的抽象的当代精神。譬如,当代都市文学,它的兴起是“中国人在向西方人学习过程中追寻现代性、寻找自己话语的必然结果”,因此,呈现异域文化的冲击与回响,特别是人物心态结构的变异,是现代都市文学的基本模式;而以独立的个人为本位,具有个人性、选择性、实利化和世俗化特点的市民文化,是都市文学发生与生长的土壤,展示这种地域性市民文化的丰富色彩,成为当代都市文学的特有景观。
至于乡土文学,这一传统的长篇小说形态,同样需要作家怀着“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意识”,掘进人的灵魂深处,“从人性复杂多样性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乡村社会人的行为动因”,这样,“就使当代乡土小说获得了新的生命、新的灵魂”。
对长篇小说史诗性与当代性的美学追求,既切入了长篇小说的根本特性,又是对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特色与优长的理论总结与凸显,从而把这种无意识的审美倾向,转化为自觉的理论与实践诉求,对于提升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美学艺术层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点评
寻求人民的满意度
仲言
文艺作品的好坏需要公众承认这种天经地义的事情,在实际作品的评价中似乎并不尽然。有时媒体上的好评如潮与群众反映冷漠往往形成鲜明对比。事实上,虽然文艺是一种充满着个性化的创造性劳动,但文艺作品一旦物化为精神产品流布社会,创作就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因而,只有获取专家学者特别是公众的广泛认可,经受严格地社会历史的考验,文艺作品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具备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人民是文学艺术最权威的裁判者。人民不仅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文学艺术鉴赏的主体。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度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本质所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理应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
衡量文艺作品优劣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准,就在于群众的满意度。社会主义文艺要树立群众观点,切实地解决人民群众认可不认可、满意不满意的问题。做到这一点,必须防止三个方面的倾向。一是把创作与鉴赏对立起来。某些创作者以“精神贵族”自居,不屑于与引车卖浆者为伍,鄙视文艺同人民群众的结合,似乎觉得一谈起读者与观众,就不足以显示自己的清高,显示自己的不随流俗。他们往往沉迷于孤僻的“个性”和狭隘的小圈子的审美习惯来拒绝公众,不少作品在小圈子里炒得很热,说得天花乱坠,不时馈以各种桂冠,但圈子外反映十分冷淡,群众根本不买账。二是把一些不上档次的东西同群众性画上等号。他们经常以市场需求为名,把一些趣味低劣、格调不高、庸俗不堪的作品硬塞给大众,实际上就等于把迎合某些人低级情趣的东西泛化为大众需求,似乎大众只能欣赏这种等而下之的东西,这种把通俗与媚俗、大众化与庸俗化相混淆的做法,同样是极其错误的。三是主观上想着面向群众但客观结果却离群众甚远。这些人有联系群众的良好心愿,内心里似乎也想着自己的作品能够受到群众欢迎,但由于他们未能塌下身子深入群众,对大众的爱好和需求只是一知半解,要么把自己的纯主观理解,要么把某个权威人士的只言片语,抑或是某个场合某些群体的赞誉之词放大为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金科玉律,于是就一厢情愿地把自己当成了群众的代言人。在他们那里,群众的需求被抽象为一种主观理念,成为一种缺乏审美观照和精湛艺术刻画的概念演绎,因而,崇高的主题被图解为没有血肉没有灵魂的躯壳。这就在另一个层面上走向了脱离群众的独木桥。所有这些,都不会也不可能真正受到群众的喜爱和欢迎。
当代文艺要在更高层次上更大范围内得到群众的认可与满意,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就必须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脚踏实地而不是虚与委蛇地到生活中去、到实践中去、到群众中去,同时代洪流融为一体、与人民大众血脉与共,传达时代精神、把握社会脉动、体现人民意志、反映群众呼声,真正成为历史进步足音的传递者、成为人民群众意愿的代言人。要摒弃一切外在于文艺本身的世俗重荷,让文艺真正从艺术的视角去体验人生观察社会,做出符合文艺创作生产规律的审美判断和把握。要了解社会需求、洞察审美时尚、分析观赏心理、研究文化市场、捕捉社会关注热点、反馈大众审美需求,让艺术在水乳交融的供求平衡中,去追求深刻的思想蕴含和人性深度,去实现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有机统一,用更多站得住、留得下、传得开的具有强大的审美冲击力的优秀作品去赢得群众、赢得市场,使群众在获得极大审美享受和情感愉悦的同时,不断提高其艺术鉴赏水平,提高全民族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品位,让文艺在与人民群众的良性互动中得到更大的发展与进步。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
诗学理念与创作实践
朱先树
中国新诗从形式来说是舶来品,自然会带来它许多先天的东西;但它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成长,也自有它适应这块诗的沃土的气候环境的基因,这就是它与中国传统诗歌有着共同的诗歌精神。新诗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诗歌与外国诗歌的继承借鉴的熔铸过程中开放的新的花朵。当然中国新诗才只有不足百年的历史,它还在探寻发展的过程中,还远不到成熟期。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近20年来的改革开放,我们和世界的距离是越来越近了。新诗艺术的变化发展,也在证明着这一点。那么要让中国新诗的发展走在正道上,似乎既不能盲目地追随外国,也不能因循守旧。新诗建设需要有更多既懂传统又懂外国的人才加入。可喜的是这样的人才正在涌现于诗坛。青年诗人北塔应当是其中之一。他的英汉对照诗集《正在锈蚀的时针》和代表他诗学观念的自序,读后让我感到兴奋,也受到启发。
诗歌“写作的抱负和局限往往是对历史的还原”,而这种还原其实只是以体验和想象去获得自然时间存在的可能性,这是一种诗歌能力的考验,也是一种诗歌前进的内驱力,同时也就获得了诗人超越历史时间的可能性。“走进历史,我们不能再/掩饰,否则将全都被蒙蔽。”(《潘家园古玩市场》)我们面对顺流而下的历史长河,而河中还存在着岩石和暗礁。
“丑陋的岩石/企图将水分开/而水轻快地越过了它/扬起胜利的浪花,多少船在快要靠岸时/毁于这块伏在岸边的礁石/多少人在欢呼时/在这块礁石上磨灭了生命。”(《历史》)生命的悲剧并不等于生命最终的毁灭,它总会有永恒的东西留存下来。那就是一种精神,惟有这种精神的东西才可以穿越历史的时空。
作者在意象选择、词语组合等方面都富有某种独创性。这种独创性是基于对汉语文字的把握和运用的自觉,并非那种盲目和随意的处置。这是更多地把西方诗学理念运用于汉语诗歌的实践,或是把传统诗歌的表现技巧的某些质素在西方诗学的观照下加以发挥运用。这是诗歌的一种类型,在当今诗歌创作中,追寻的人不少,但真正具有西方诗歌和中国传统诗歌深厚功力、熔铸得较为完美而又为读者所欣赏的好作品,其实为数并不太多。
当然中国诗歌传统并非都关注智性,而更强调的还是现实精神和大众性。一个大诗人的创作是丰富与多样的统一;但不能缺少对现实和大众的诗性关怀。北塔在这一点上认识是明确的。他说“最近几年来,我越来越看重诗对现实的发言、对生活的处置;当然我考虑更多的是求变”。的确我们也看到如《新王府井颂》和《回南湖渠的路》等,都是这种转变的作品。当然,写现实、写生活,仍然是对现实与生活的诗意发现和表现,并不是对现实与生活的表象实写。
比较起智性的永恒,我以为面向现实的写作更可以直接为广大读者所接受。两种诗路虽无优劣之分,但从诗歌的繁荣和争取更广大的读者群落来看,当今诗坛,后者更值得关注和提倡。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
中国现代诗学的整合与建构
——读《中西诗学的会通》
陈太胜
在学术界有关中国现代主义研究的论著中,陈旭光的《中西诗学的会通——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有自己独特的视野。作者站在中西诗学会通的角度,为20世纪中国现代诗学作了历史、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体现了作者在重新整合、书写中国现代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这一课题上所做的努力。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西方文化的冲撞下形成的,虽然中国现代诗学的形成尽管受制于几种“多元合力因素”,但中国现代诗学是受西方现代文化诗潮影响的结果,如果离开了这个“原发性源泉”,我们就无法谈论所谓的中国现代诗学。书中全面地考察了西方现代诗学的名称、含义和性质,作为运动或潮流的现代主义诗歌与现代主义诗歌的文学观或诗学思想。在这里,作者尽可能清晰和深入地向我们阐明了作为中国现代诗学形成的参照系的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些原发性思想。
现代诗学在中国离不开本土化这一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认为中国现代诗学是“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与中国古典诗学对立与融合”的结果,并认为它是“中国本土化民族特征、民族审美心理、20世纪中国的现实境遇与时代吁求等多元因素而发生的创造性转化的历史产物”。这一论断是切中肯綮的。
中国现代诗学在诗歌的传统中有着自成一脉的历史,作者将中国现代诗学置回到产生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关联中去,尽可能地复原其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初始意义,探究那些把现代诗学历史地呈现在我们研究者面前的种种因素。因此,作者注重的是诗学观念形成的过程,而不是创作文本形成的过程,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触及到中国现代诗学形成与嬗变的更多的历史社会内涵。
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作者对第一手材料的爬梳整理,通过细致的分析回到历史现实中去,又超越历史局限对之作出历史的研究和评价。以特定时期的刊物研究为基础发掘特定文化语境中的中国现代诗学及其历史嬗变,这种踏实的研究确实是使中国现代诗学得以“不断历史化”的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这不仅有力地说明了中国现代诗学的客观存在,同时也有力地说明了中国现代诗学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历史发展。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长篇小说《楚天遗梦》、《国花市长》出版
作家王国海潜心创作的两部长篇小说《楚天遗梦》、《国花市长》日前由远东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作者继长篇小说《丽人湖畔》之后的两部反腐倡廉、弘扬主旋律的作品。至此,作者历时十余年创作的“江汉三部曲”已全部出齐。(杨义)
《电影艺术讲稿》出版
陈旭光的《电影艺术讲稿》系北京大学素质教育通选课之一的课堂讲稿实录,日前已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电影艺术讲稿》对电影艺术之成为艺术的内在学理依据、艺术学定位、与其他艺术的复杂关系等作了深入探讨,尤其对电影艺术作为一种视觉文化,它之产生的独特文化意义,电影思维的独特性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见。(一苇)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
塔里木的春天(摄影) 丑新民(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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