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4月21日人民日报第11版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永生难忘的教材
——忆我的妈妈熊天荆
伍绍祖
十年前，１９８５年４月７日，我妈妈还差３个月就要满８３周岁时，突然去世了。这天正好是星期日，早上起床后，她说昨晚胃疼，吃了许多颠茄片也没有用，还感到胸闷。我和我爱人曾晓前联系到她患有冠心病和由于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非常劳累的情况，马上就想到，可能是她的心脏出了毛病。由于我有重要外事活动，即由我爱人陪同送妈妈去住院。下午１点多我回到家，医院来电话要我立即去。当我下午两点赶到医院时，妈妈已不能自主心跳和呼吸了。据我爱人讲，妈妈中午１２点多入院时，精神尚好，一边接受治疗，一边安详地与我爱人说话。她估计一下子回不了家，要我爱人没事了就早一些回去，别忘了交房租水电费，明天把她的制服外衣带来，她还要从医院去参加本次政协全体会议闭幕式。一点多钟，医生正在给她量血压，突然发现血压急速下降，接着妈妈昏死过去，再也没有醒来。按照妈妈生前的意愿，遗体交有关部门解剖研究用。后来医院告诉我们，妈妈致死的原因是心脏爆裂。在５０年代，妈妈就对我讲过，人要死的话，最好一下就死，不要久拖，否则自己痛苦，也给组织上带来许多麻烦。与我妈妈去世的同时，杨尚昆同志的夫人李伯钊同志也在医院中因患心脏病被抢救，在我妈妈去世几日后也去世了。按我妈妈的观点，她比伯钊阿姨算是幸运了。我心里明白，人总是要死的。妈妈在那样荆棘丛生的人生道路上活到８３岁，也算是高寿了。但她走得是那么突然，妈妈和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我心里不免也是十分难过和悲痛的。
　　　　（一）
我的妈妈是革命的妈妈。从大革命到新中国，每一个革命历史时期，她都是积极参加、忘我战斗的。我妈妈出生在一个破落官僚家庭，我外祖母尹翔凤可能是一个受新思想影响的女子，不仅女工、字画水平高，而且亲自办新学，放小脚，也给我妈妈放了脚。在外祖母的影响下，我妈妈先在南京上中学，又在上海上大学。她从１９２０年开始就投入了“学潮”，１９２３年被选入南京市学联。在人生的旅途上，她放弃了安稳做遗少的生活，而选择了一条解放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人类的充满风险的道路。１９２６年至１９２７年，她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暴动，特别是在第三次暴动中，她作为工人纠察队的一个分队长是战斗在第一线的。她与另外一名男同志孟超到上海天通庵车站附近，撬了一段铁轨，破坏了信号扬旗，阻止了军阀部队从铁路进入上海。“三暴”胜利后，她被选为上海市临时政府委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她上了敌人的黑名单，在嘉兴农村躲避追捕。后在组织的安排下，她坐在轮船的舱底去了当时物质条件非常困难的苏联，后又被派到远东海参崴煤矿工作。当祖国需要一批干部回国抗日时，她毅然放下了在苏联生下的两个女儿，回国搞地下工作，在上海国民御侮自救会任党团书记。不久，地下组织被破坏，她被捕入狱。她在狱中患了肺病，大口吐血，仍然积极参加狱中党组织领导的各种斗争。西安事变后，她和夏之栩、王根英经党中央派来的周恩来、叶剑英同志认领首先出狱后，便立即投入营救工作，使仍在押的难友（包括陶铸、钱瑛、肖桂昌等一大批人）分批出狱。后来，她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工作，完全是在敌人严密包围和监视下生活。
１９３９年生了我以后，由于组织上照顾，妈妈带着我撤回延安，生活更是极其艰苦。再加上我弟弟夭折，妹妹胎死腹中，给我妈妈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造成极大损害，致使我妈妈１９４２年肺病复发，住进延安中央医院，卧病１５个月之久，其间曾数次病危，棺材和寿衣都准备好了。幸而毛主席给了一种药，名叫“肌乖布拉托”（这是我听妈妈讲的音，不知是什么药），妈妈才奇迹般地病愈出院。这场病使妈妈没有能参加上延安整风，成为终身遗憾。
出院后，她仍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任建设厅合作局局长，并任边区妇联副主任。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她以边区妇联的名义发表文告，号召边区妇女行动起来，反对内战，保卫延安。那时我正随延安保小行军，我父亲伍云甫同志在上海作为中共方面的工作人员与国民党反动当局斗争。我妈妈真可谓“夫离子散”，孤身一人随军转战陕北，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和支前工作。
１９４８年春，她到石家庄任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工业合作组组长，总算是与在石家庄附近西柏坡党中央机关工作并兼任解总秘书长的我父亲会合了。同年秋，她又被调至北平工作组准备接管北平的工作。１９４９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她任内五区区委书记，不久她又调到内务部（后改成民政部）做优抚、救灾和社会福利工作，一直到辞世。
我妈妈从１８岁投入反抗旧中国的社会活动，２１岁投入党领导的革命运动，２４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到１９４９年革命胜利时已经是４７岁了，然后在新中国的灿烂阳光下生活了３６年。作为一个理想主义的革命者，她一直怀着满腔热情，孜孜追求美好的未来，身体力行地全心全意地投入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我妈妈为革命吃尽了苦头，但她的人生升华到了高层。　　　　（二）
我的妈妈是高尚的妈妈。当她豆蔻年华选择人生道路时，她选择了革命；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党员自首、脱党，她选择了继续革命；当中国革命需要的时候，她舍下了亲爱的女儿冒死回国。１９３３年５月２０日，她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在敌人进房以前，她机警地处理了党内文件，并发出警号，通知其他同志转移。被捕后，她原来的丈夫变节，声明不再干共产党，而我妈妈宁愿脱离了夫妻关系也不自首，在法庭上大义凛然，未吐任何口供，毅然进入牢房。这是她个人生活的悲剧，却凸显了她的高风亮节。
１９４８年夏天，我们家终于团圆了，此后我军在解放战争中不断取得重大胜利。在这一年末，开始了平津战役。在这之前，我妈妈受命在彭真同志领导下参加接收北平的工作。临走的时候，我爸爸在西柏坡，我妈妈在石家庄。我跟着其他同志的汽车去石家庄送我妈妈上前方。那天晚上妈妈紧紧地抱着我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就英姿飒爽地走了。进入新中国的时候，她的心情是兴奋、喜悦、充实、满足的，对未来充满希望，但是各方面的准备是不足的，在工作中和政治运动中经常受到批评甚至批判，她都能从党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大局出发，忍辱负重，正确地对待，仍然坚守革命到底的信念。“文革”中我们全家都受到冲击：我爱人是“杨尚昆死党”曾三同志的女儿；新中国成立后从苏联找回来的我二姐伍绍云，被说成是苏修派来与我妈妈接头的特务；我是全国学联主席，当然在劫难逃。１９６９年春夏之交，除了我爸爸瘫痪在家外，我们都要去各自单位的干校。分别时，我们都没有哭，就像各自走上战场一样，去接受新的战斗考验。“文革”对我妈妈的打击是最大的了。一开始说她是“三反分子”，相继而来的帽子有“走资派”（因为是老革命、高级干部）、“叛徒”（因为进过国民党的监狱）、“苏修特务”（因为在苏联学习过）、“现行反革命分子”（因为有人揭发她骂过江青）。每一顶帽子都伴随着一段时间的残酷斗争和人身污辱。她被打骂、批斗、戴高帽、游街、住牛棚、劳动惩罚，大概除了没有把她关进监狱外，什么罪都让她受过了，但她还是坚强地活着，巧妙地斗争着，甚至运用住国民党监狱的经验，说服看押她的同志，在给她送饭和用品时夹带字条，传递信息。
“文革”开始后的前几年，她长期被“专政”，经常不能回家，但只要一有机会回来，我们全家就开“紧急战斗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我们的原则是，坚信党和群众，对革命绝不动摇；坚持实事求是，对人对己都不胡说。我父亲这边也受到很大冲击，尽管他已重病在身，右半身瘫痪了，仍被抄家十多次，连地板底下都要搜查到，专案组的人还时不时地到家里来批斗他，致使他１９６９年７月仅６５岁时就被迫害致死。当爸爸患脑溢血病危时，我们全家其他人员都分别在各自的干校，待我们冲破重重阻力赶回来时，他已全身瘫痪，讲不出话来了。我们想尽办法救治父亲，但是仍然没有能够挽救父亲那不算老的生命。１９６９年７月２５日上午９点多，我和我妈妈及全家人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最亲爱的亲人——这个我们认为是最忠诚、最无私、最英勇、最高尚的共产党员——死去。当时我们都表现得非常镇静，就像目送一位战友出征一样。回到家里，我翻到了我爸爸犯病前三天即７月８日用左手写的两页纸，其中写到“我相信党和群众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自己心中无鬼，自己心中有底，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许多烈士已英勇牺牲了，自己是幸存者”、“比一比过去，比一比劳动人民”、“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字是用红笔写的，按中国的习俗，这就是“绝命书”，是一篇表明自己心迹、表明自己境界的遗嘱。看了这份东西，我真是禁不住嚎啕大哭了，我妈妈也大哭起来。不久后董必武同志的夫人何莲芝妈妈来看望妈妈，我妈妈悲怆地说了一句：“云甫真是生不逢时，死不逢神啊！”我真担心妈妈会像失去我弟弟那样哭疯了，讲出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又给她带来新的麻烦，但她挺住了，很快恢复了常态。办完丧事后，我们全家人又准备各奔各自的干校。在临行前，我妈妈清理了她和我父亲一生的积蓄，一共有２万多元。按照爸爸生前的嘱咐，他遗留的钱全部交党费。根据我父母工资收入的比例，算在我爸爸名下应当是１．５万元左右，为了凑一个整数，我妈妈就交了２万元。那时，我妈妈还属于专政对象，一个月发２０元生活费，我们家里除了一台北京牌１４英寸黑白电视机外，没有其它奢侈物品。我完全理解妈妈的心思，她是想用此证明我们是真正的革命者，是不为钱的，共产党里还有好人；表明她对党的信心，对自己的信心。那时我爸爸、妈妈一个月的工资加起来是６００多元。二万元，在当时来讲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它是靠我妈妈省吃俭用一点一滴积攒下来的。
１９７８年６月我从上海赴江阴途中因车祸而负重伤，我妈妈当时正准备去陕西出差。有人劝她到上海看看我，而她说，他受伤有医生诊治，我去了也没有什么用。这就是一个高尚妈妈的情怀，在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矛盾时所做的很自然的选择。５０年代初第一次定行政级别时，与我父亲一样，她主动地要求降低一级。她长期做优抚和救灾工作，所以她经常是在我国最贫困的地方和最普通的群众中活动的。最近，我偶然遇见我并不认识的、自称是我妈妈在内务部当司长时农村救济司的秘书陈友三老同志。他满怀真情地对我说：“你妈妈熊大姐真是个好人哪！那时你家住在东城，熊大姐每天坐公共汽车到西城的机关上班。有时你爸爸从西城开会回去，想用他坐的小汽车带她走，都被她拒绝了。１９５７年有一次我陪她到江西出差，要到贫困的老区井冈山，省委要派汽车送她去，她不坐，一定要自己买票坐长途公共汽车上山。她知道山上生活条件差，为了不增加当地政府的负担，自己带着干粮就去了。”我猜陈老现在有七八十岁了，他对我讲时眼里含着泪花。我完全相信他的话，因为我小时候所受到父母的教育，也是轻易不坐他们的工作用车的。有一次我上火车站，我爸爸也要乘火车赴外地，但我们就是分别走的。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也许太过分了，但我们确是很认真、很执著地这样做的。当时有些做法也许不太可取，但却从这些小事上反映了我妈妈及许许多多老一辈革命者情操的高尚。
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我妈妈真是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她身体很不好，多种疾病缠身，有病痛就自己忍着，把它顶过去。在新中国成立后，我记得她只住过三次医院，一次是在生煤炉取暖的家中她与我一起严重煤气中毒，住院三天；一次是阑尾炎开刀，住院五天；最后一次是住院两小时，在医院去世。这和一些革命意志衰退者，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三）
我的妈妈是亲爱的妈妈。我们的家庭是革命的家庭，在我父母的孙子辈结婚的时候，我和我爱人为了向他们进行家庭传统教育，曾总结了我们家庭的特点：民主、平等、团结、和谐、亲密、温暖、朴素、正派、真诚、坦白、高尚、美好。我们都是无产阶级，也从不想追求豪华的生活，但我们的精神生活却是非常充实的。
我妈妈是一位极具母性的人，对子女十分疼爱。在延安时，我弟弟伍绍宗患百日咳，由于当时条件差，不治而亡，我妈妈哭疯了三天，连叶剑英同志都来信安慰。对我这个唯一在她身边长大的孩子，更是倾注了深深的爱，又把这种爱延伸到我的儿子。就在她犯病前的当晚，还帮助我儿子洗了一双袜子，这件事已成了我儿子永恒的记忆。父母对我的亲昵，可能是当时条件下很少见的，以致有许多人批评我妈妈对我太溺爱了。其实我妈妈对亲情与大义是分得极清楚的，从我开始懂事起，她就教育我怎么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要热爱党，热爱领袖，热爱人民。她在我五岁时就送我上学，让我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有意义的活动。如在大生产运动中帮助纺线、捻线，开荒时敲土坷垃，在针对蒋介石打内战阴谋的备战活动中，让我模拟伤员，在我身上练习包扎等等。当王震同志率领的南下支队１９４６年９月北返延安时，我妈妈又积极支持我去慰问八路军。我的名字第一次上报纸，就是那时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我写的一封慰问信。１９４６年内战气氛已经很浓了，我爸爸在北平、上海等地跟随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同志与国民党周旋。我妈妈没有像别的一些母亲那样把孩子从学校接回来，反而把我从每天可以走读的延安第一完小，送到离延安１００多里的安塞白家坪的延安第一保育院小学住校。因为我从小就听《黄河大合唱》中的歌词“黄河在咆哮”，误认为黄河在“保小”，对黄河非常向往，所以就高高兴兴地去了。去了以后才发现对歌词理解错了，不过保小对我来讲确实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１９４６年末我在这里加入了儿童团，从１９４７年３月开始，历时两年我随保小行军两千里，最后到达北京。在我们开始行军前，我妈妈也撤离了延安到达安塞真武洞，那里离白家坪只有几里路。她工作忙，派勤务员朱德奎叔叔（建国初期他当过毛主席的汽车驾驶员）把我叫去，与她住了一晚。第二天回学校时，她给我一双她一晚上为我织的毛袜，送我上路。敌人占领延安后，学校的行军队伍继续向北走，有时还遭敌机轰炸、扫射。我们小小年纪真是又累又饿，衣履不整。突然有一天，她又派朱德奎同志给我送来了一双鞋、一干粮口袋炒黑豆和三个子弹头。朱说妈妈要我和同学们一起吃那些黑豆，并说那三个弹头是有一天国民党飞机扫射了妈妈住的房子，飞机过后，我妈妈从土里挖出来的，一个叫穿甲弹，一个叫爆炸弹，一个叫燃烧弹。
１９４８年春，解放战争的形势已经有利于我方，我父亲调到党中央机关工作，听说保小学生在河北武安县阳邑镇，就来看我。我们撤离延安前一年，他到北平调处执行部工作，就再没有和我见面。我觉得他比在延安时胖了许多，精神焕发。那时学校是被一派胜利、欢乐的气氛笼罩着，上课也正常了，还参加了当地的后来被批评为过“左”的土改活动。这时学校要我们给家长写信，爸爸见过了，我就给妈妈写，第一句话就是：“妈妈同志：儿一切都好，请放心……”１９４８年初夏，学校又行军到河北井陉的孙庄，爸爸、妈妈同时来看我，后又把我接到了他们的驻地西柏坡——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住了几个月。革命要胜利了，我们家又一次团圆了，那种高兴劲呀，那种幸福劲呀，真是甭提了！
我爸爸和我妈妈之间的关系也是极好的，他们在西安事变捉蒋的临潼骊山开始谈恋爱，１９３８年５月４日在西安结婚，彼此爱慕，彼此尊重，彼此关心，彼此鼓励，在我所见的夫妻关系中，实为少见，我的小名就叫骊儿。建国前后，由于工作关系，他们经常分别，但是书信不断，就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也要想办法互通信息。这种传统，一直传到我和我爱人。解放战争时期，敌人攻打延安时，我父亲正在上海，我妈妈身上除了一支笔、一个本和一支手枪之外，什么都丢掉了，随身带着的一个小包，装的除了少量衣物就是我父亲从１９３０年开始记的日记和我们家庭在西安和延安照的照片，这些东西一直带到北京，成了非常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
我妈妈对周围的同志和广大群众也是充满了爱，她经常接济一些生活困难的同志和她下乡救灾时遇到的贫苦农民。在“文革”时，一些同志，其中也包括一些接受了她的钱的同志说她“用金钱收买人心”。这是多么大的冤枉啊！但她在十年动乱之后，还是以她博大的胸怀，原谅了那些当时受到压力又不能坚持正义的同志。
我从与我妈妈相处中，逐渐对人们常说的“爱”有了一些理解。爱是一种依恋的感情，是一种奉献的精神，是一种负责的态度，是一种欢愉的感受。爱是个人的情感，又是群体的反映。爱是表现为精神的，但又是基于物质的，世界上确实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总是与一种利益、一种事业联系在一起的。爱是有层次的，有高低、文野之分，我们应当努力把这种人类的美好心理向更高尚、更文明的方向发展。　　　　　（四）
妈妈的为人受到了党内同志的尊重。１９８５年４月１９日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我们尽量缩小通知的范围，劝阻一些年高体弱的老同志不要来，但还是来了近千人。胡耀邦同志在我妈妈去世后的第三天得知消息，次日他就要出国访问，专门给我写了一句话：“我对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了一生的熊天荆同志谨致深切的哀悼！”杨尚昆同志自己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夫人李伯钊同志刚刚去世，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在４月１８日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称：“你父母都是我的亲密战友，他们一生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愧是坚强的共产党员和坚贞战士。天荆同志堪称女中强人。值此遗体告别之际，因为精神不好，不克亲睹遗容，表达作为一个战友的哀思，深为内疚。特着绍京（尚昆同志的大儿子）代表我们全家向你、晓前表示慰问，望节哀保重。”特别令我感动的是邓颖超同志，我们从小就叫她邓妈妈，她那时已是８１岁高龄了。在妈妈遗体告别前，我专门打电话给她的秘书赵炜同志，千万不要让邓妈妈来，但邓妈妈还是来了。她带来了从西花厅住地摘来的一大束盛开的粉红色海棠花，庄重地放在我妈妈的遗体上，久久伫立，凝望着我妈妈的遗容。之后，她在休息室对与我年龄相当的叔叔、婶婶，对我姐姐、姐夫，对我和我爱人以及我们的孩子讲：“你们要继承天荆同志的遗志，向天荆同志好好学习。天荆同志的历史应该作为你们永生难忘、最亲切的教材。你们要向天荆同志一样，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她老人家。”类似的话，在１９９１年１０月，我和我爱人及孩子去看望卧病的邓妈妈时，她又说起过。她说：“你们（包括我爱人）的父母都是我党的优秀同志，他们不为名，不为利，默默无闻地长期在党的机关工作，这种精神很值得后人学习，他们的品德很值得宣扬。”邓妈妈是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的妻子，且不论他们对革命的丰功伟绩，他们的人品，他们的家庭也是全党同志的楷模。他们对新婚夫妇提倡的八互：互敬、互爱、互帮、互学、互勉、互励、互谅、互让，已经成为共产党员夫妻应当遵守的准则。
妈妈离开我们十周年了，我们一定要像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希望的那样，努力奋斗，把革命的红旗一直扛到最后胜利。
（附图片）
图为1949年春熊天荆与丈夫伍云甫、儿子伍绍祖在香山合影。　本报资料 ePI品论天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