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四十四卷——12．致亚·尼·波特列索夫（1899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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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9年6月27日

　　上星期五（18日）收到您6月2日的信，您说给我寄来了梅林和卡列林的著作，可是都没有收到。起初我在等，以为邮局积压了，但是现在推想，这邮件要不是丢失了，就是您推延寄发了。如果是头一个原因，请您立即写个声明查询一下。
　　您对我的书[54]的评语使我很高兴。不过我总认为，您要翻译这本书，未免对它评价过高了。我怀疑德国人会读这种充满纯地方性的、可以说是细枝末节的东西。不错，尼·—逊的著作[55]已译出（这是因为他大概得到过恩格斯的赞誉和介绍，虽然一元论者[注:格·瓦·普列汉诺夫。——编者注］说恩格斯打算斥责他的著作）。您在德文书刊中看到过关于这本书的评论吗？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本书也已译成了法文。您说您“终于弄到了”我的书，这句话使我有些诧异……难道您还没有收到从莫斯科或彼得堡寄的书吗？我曾请他们寄一本给您，就象寄给我所有其他朋友一样，而他们都收到这本书了。如果您还没有收到，请来信告知，我再写信给莫斯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在报刊上看到对该书的评论，在入秋前我已不指望看到，——不过，我读的只是一种报纸——继续“谨守缄默”的《俄罗斯新闻》……　
　　《文库》中的布尔加柯夫的文章我已读过。目前我还不打算回答他和为德国读者写东西，因为，首先我不会用德文写；第二，也是主要的，即使能找到俄译德的翻译，象我为俄国读者写的、详细叙述考茨基著作的这种文章也完全不适于德国人读。我不能回答布尔加柯夫特别指出的地方（根据德国的统计材料），因为我没有材料。我也不准备为德国人论述他的总的观点（康德的和……伯恩施坦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我认为，改正德国人对于俄国学生们的看法也确实是必要的，为此（如果没有人另写文章），只要等我的56反驳布尔加柯夫的文章[56]在俄国杂志上登出来时，给这篇文章写个短评也就够了。如果这篇文章……由于《开端》杂志的停刊，《生活》杂志或书报检查机关的拒绝而根本无法刊登出来……那当然又另当别论了。
　　对于俄国学生们的那些“惊人发现”以及他们的新康德主义，我愈来愈感到愤怒。《科学评论》杂志第5期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文章我已看过……鬼晓得他怎么说出这样愚蠢和自命不凡的废话！对马克思的学说不进行任何历史研究，不作任何新的分析，只根据图式中的错误（任意修改剩余价值率），把极个别的现象作为一般的规律（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降低产品价值。仅拿这一点作为一般现象，简直是荒谬），根据这一点来提出“新理论”，宣布马克思错了，要求进行改造……[57]您说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愈来愈成为同志了，不，我不能相信您的这个说法。米海洛夫斯基说他是个“知识浅薄的人”是正确的，因为《世间》杂志上他的那篇小文章（在1895年，“关于别尔托夫”，记得吗？）和这篇文章都已证实了这位偏颇不公的批评家的尖刻评语，这也证实了我从您和娜嘉那里听到的关于他的个人品质的话。当然，单凭这些来作最后结论显然是不够的，我很可能会弄错。很想知道您对他的文章的意见。
　　至于司徒卢威所提出的（《科学评论》杂志第1期）、帕·别尔林（《生活》杂志）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一再重复的区分“社会学”范畴和“经济学”范畴的这一思想，我看，除了玩弄一些极其空洞烦琐的定义，即被康德主义者称为“概念批判”或者甚至“认识论”等好听的名词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我根本不懂这种区分会有什么意义？？怎么会有超社会的经济事物呢？？
　　顺便谈谈新康德主义。您站在哪一边？我非常满意地一再阅读了《唯物主义史论丛》，读了这位作者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的那些反对伯恩施坦和康拉德·施米特的文章（1898—1899年《新时代》杂志第5期，以后各期没有见到），读了我们的康德主义者（彼·司徒卢威和布尔加柯夫）所称赞的施塔姆勒的著作（《经济和法》），我坚决地站在一元论者这边。施塔姆勒特别使我愤怒，在他那里我根本看不到丝毫新颖的有内容的东西……。十足的认识论的经院哲学！这是最平庸的最糟糕的法学家的拙劣的“定义”以及由此得出的同样拙劣的“结论”。在读了施塔姆勒的著作以后，我读了《新言论》杂志上司徒卢威和布尔加柯夫的文章，发现的确需要认真地对待新康德主义。我已经忍不住了，所以对新康德主义发表了意见，进行了抨击，以此回击司徒卢威（针对他发表在《科学评论》杂志上的那篇文章[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60—78页。——编者注］。是谁和为什么要阻挠刊登这个答复，——我真不懂。据说将在《科学评论》杂志第6期上发表，但是没有登出。而且我的沉默已经使我碰到难堪的情况，如《生活》杂志第4期上涅日达诺夫的文章）和回击布尔加柯夫。我说“忍不住了”，因为我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哲学修养差，在我没有多学习些以前，我不打算就这些题目写文章。现在我正在这样做，我先从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研究起，然后准备转到康德。我已弄到了最主要的哲学名家的最主要的著作，但没有新康德主义的作品（我只订购了朗格的著作）。请告诉我，您和您的同志们是否有这类书，能否借给我用一下。
　　正是在那个问题上，《开端》杂志第5期（5月那一期象患了三期肺病一样）评论波格丹诺夫著作的文章使我极感兴趣。我不明白，我怎么会把这本书的出版广告忽略了。现在才去订购这本书。波格丹诺夫的第一本书已使我对一元论者产生了怀疑，第二本书的题目和目录加深了我的怀疑。[58]这篇书评真是空洞得不成样子和傲慢得不成样子啊！没有说一句实质性的话……就谴责轻视康德主义，虽然从评论者本人的话中可以看出，波格丹诺夫不是轻视而是抛弃了康德主义，他抱的是另外一种哲学观点……。我想（如果我对波格丹诺夫的看法没有错的话），这篇书评不会不遭到回击。只有一点我不明白，卡缅斯基怎么能对《新言论》杂志上司徒卢威和布尔加柯夫反对恩格斯的文章不予回击！您能给我解释这一点吗？
　　您说彼得堡开始出现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势力，这个消息对我说来是件新闻。我不了解，“反动势力”是不是指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是不是那个彼·伯·？是不是他和他的伙伴们在促进同自由派结合的趋势？？我迫不及待地等着您的解释。说“批评家们”没有提出任何论据，而只是在迷惑读者，这我完全同意；同样我也同意必须同他们（特别是关于伯恩施坦）进行严肃的斗争（不过是不是将进行？在什么地方进行……？）。如果彼·伯·“真的不再是同志”，那对他更不利。当然，这对所有的同志说来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为他是一个有才能有学问的人，但是，毕竟“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因此斗争的必要性并没有消失。我完全理解而且在分担着您的“愤怒”（由于用了“极恶劣的”（原文如此！！！）这个词来形容一元论者所引起的愤怒——为了什么？为了《新时代》杂志上的文章？为了给考茨基的谁埋葬谁的公开信？），我很想知道他怎样回答您这封发泄愤怒的信。（伯恩施坦的书我还没有看到）。彻底划清界限当然需要，然而象这类文章怕不会在《开端》杂志或《生活》杂志上登出来，也不可能登出来，因为能够登的只是针对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们”的一部分文章。为了彻底划清界限需要的正是第三种作品[59]和纲领之类的东西（如果我没有误解您的意思的话）。最后，只有这样，同志们才会同那些“局外的”“狂妄分子”划清界限，只有这样，任何个人的奇想和理论上的“惊人发现”才不致引起纷争和混乱。这些都该归咎于可诅咒的俄国的无组织状态！
　　您的论遗产的文章（我只看了第一部分）是怎样反驳彼得堡派的，这我还不明白。《最迫切的问题》这篇文章我没有看过，请寄来。
　　很想和您较详细地认真地谈谈避雷针。看来这只有另找时间了。1900年1月29日我的期限将满。只希望不要再延长，延长期限是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的人常遭到的最大的不幸。我向往的是普斯可夫。您呢？
　　娜嘉向您问候！
　　紧紧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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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言：我刚刚重读完我反驳布尔加柯夫的文章的草稿结尾部分……觉得我的口吻是和解的：……据说我是“批评家们”的“正统的”坚决的对手（这一点我已公开谈过），但是不该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夸大这些分歧[象布尔加柯夫先生所做的那样]。如果在行文中间使用象……“极恶劣的”这样的字眼，如果“批评家们”要使人彻底划清界限，那么这种“和解的”口吻[我尽量口气温和，力求同志式地辩论问题]很可能是不适宜的，甚至是可笑的了。如果这样，我就60会成为“无辜的罪人”[60]了，因为我处在“相当远的地方”，没有看过伯恩施坦的著作，不了解“批评家们”的全部观点，我还是[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完全用“老眼光”看问题，只不过是《开端》杂志的一个撰稿人……我断言阶级斗争的学说还不曾遭到“批评”，可能说得不对？[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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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54]指《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29。
　　[55]指尼·－逊（尼·弗·丹尼尔逊）的书《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论文集》。恩格斯在1891—1893年曾同丹尼尔逊通信，信中提到俄国经济发展问题，批评了丹尼尔逊的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93—196页和第304—308页，第39卷第146—149页）。——29。
　　[56]指列宁的文章《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论考茨基的著作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85—134页）。——30。
　　[57]这里说的是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抽象理论的基本错误》一文。该文对马克思的利润率降低趋势规律表示异议并进行“批判”。——30。
　　[58]这里说的亚·亚·波格丹诺夫的第一本书是《经济学简明教程》，列宁为该书写了书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8页）；第二本书是《历史自然观入门》。列宁当时还不认识波格丹诺夫，他曾怀疑波格丹诺夫是不是格·瓦·普列汉诺夫（一元论者）的笔名。——32。
　　[59]指秘密的马克思主义书刊。——33。
　　[60]“无辜的罪人”出典于俄国剧作家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晚年写的一个同名剧本（1883年）。剧本描写了奥持拉金娜和她的非婚生子的不幸遭遇。按照当时的资产阶级道德标准，非婚的结合及私生子被认为是“有罪”的，因此作家称他们是“无辜的罪人”。——34。
　　[61]在附言中谈到的对《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一文的结尾的意见，列宁在文章发表时已加以考虑。——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