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四十四卷——10．致亚·尼·波特列索夫（1899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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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9年1月26日

　　您12月24日的来信收到。非常高兴，您终于摆脱了病魔的纠缠。您病的消息也已经传到我们这里了，我还在米努辛斯克过节时就听说过，我一直犹豫不决，该到什么地方去打听和怎样去打听。（我觉得直接写信给您不妥当，因为听说您病得很厉害。）现在您的健康已在恢复，恰好有一个刊物也在恢复。您一定已经知道，《开端》杂志[31]在2月中就要与读者见面。从上次来信到现在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希望您现在已经完全康复，并且可以工作。看来，在书籍采购方面您的情况还不错，一些主要的新书您都订购了吗？如果您在订购书籍的费用方面不很困难，我认为就是在偏僻地方您也能工作，——至少根据我自己的情况同我在萨马拉的生活相比，可以这样说。7年前在萨马拉时我读的差不多都是别人的书，现在我已开始养成订购书籍的习惯了。
　　关于《遗产》，我同意您的意见，把它看作一个统一的东西是糟糕的（80）年代的糟糕传统。的确，我也许不应该搞这类历史文学的题目……我要申辩的只有一点，就是我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出过要继承斯卡尔金的遗产。必须继承另一些人的遗产，这是无可争论的。我认为第237页上的注释[32]将会为我辩解（使我免受反对者的可能的攻击）；在这个注释里，我指的恰恰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而且还说明为什么拿他来作比较是不方便的。在同一个注释里我还认为斯卡尔金是温和的保守分子，认为他“不是”60年代的“典型”，认为举“典型”作家“是不方便的”；我过去没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现在也没有，而且其中一些主要的文章也没有再版，同时我也未必能绕过这些暗礁。其次，我还打算用我所理解的、现在所谈的“遗产”的确切定义来辩解。当然，如果文章仍然给人这样的印象，似乎作者提出的正是要继承斯卡尔金的遗产，那么无论怎样这个缺点也更正不过来了。我几乎忘记了自己的主要“辩护理由”：如果说斯卡尔金是“稀有的东西”，那么，多少比民粹主义彻底一些和纯粹一些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就不是稀有的东西，而是60年代和70年代流行很广的一股风气。您不同意：“从一致到继承有着很大一段距离。”但是，要知道文章的中心点恰恰在于要求必须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中的民粹主义清除出去。如果这是正确的，如果这是办得到的（特别重要的条件！），那么，清除的结果，清除后剩下的东西恰恰就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不仅和斯卡尔金的自由主义是一致的，而且是从他那里继承的。所以，如果有谁揭发我，说我继承斯卡尔金的遗产，我就有权这样回答，我仅仅负有清除他的杂质的责任，我自己还是站在一旁，而且除了打扫各种奥吉亚斯的牛圈[33]外，我还有更愉快的更有意义的工作……好了，我似乎已扯得太远了，真的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辩护者”了！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通信了，老实说我已忘记，我最后一次写信跟您谈《历史合理性》的文章是什么时候。好象是在收到这些文章以前？［注：见上一号文献。——编者注］现在我读过了这些文章，发现作者的基本思想完全值得采纳（特别是结尾关于两个极端或必须避开的暗礁的看法[34]）。在论证里，作者所谈的那个运动的阶级性，的确应该提得明确一些（他谈到这一点，但只是顺便地极简单地谈到[35]），而且不应当那样垂青于满腹牢骚的大地主党，因为他们的自由主义对于61年［注：指1861年。——编者注］的牢骚和“怨恨”多于对国家“迅速工业化”的期望。只要提一下他们对外出做零工、对移民等的态度就行了。作者应当更确切地表达下列任务：把一切进步派别从民粹主义和农民主义的垃圾里解脱出来，并利用这些经过清洗过的派别。依我看，“利用”一词要比支持和结盟确切得多，合适得多。结盟表示这些同盟者是平等的，其实它们只能当尾巴（关于这一点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即使它们有时“非常不愿意”；由于它们胆怯、分散等等原因，它们根本没有达到过平等的地步，而且永远也达不到。而支持绝不仅来自知识分子和进步的土地占有者，而且还来自其他许多人：闪米特人、进步的工商业者（作者根本不应当回避他们，因为他们在自己人中间所占的百分比是否少于在土地占有者中间所占的百分比，还是问题）和趋向于代表本阶级的理智而不是偏见、代表未来而不是过去的农民，以及其他许多人。作者在两方面走了极端：第一，他反对经济派，却忽略了对产业工人、手工业者、农业工人等等说来是重要的、实际的、最切身的要求；第二，他反对用抽象的、轻视的态度对待温和进步的分子（这一点是公正的，决不应该轻视他们，应当利用他们），但是他似乎以此掩盖了以他为代表的运动所持的独立的更为果断的主张。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他所提出的论点（以前伊诺罗泽夫在《社会实践》杂志[36]中就提出过）是无可争论的，在我们现在的同志中间确实有不少乔装的自由主义者。拿德国同英国比较，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这样说。这可以说是我们的幸运，使我们能有一个较容易的迅速的开端，也使人不得不正好利用这些乔装的自由主义者。作者的表述从一方面看可能引起某种曲解（一位顽固的保守分子对我说，这简直是卑躬屈膝和丧失个性……），而在同志中间则引起某种怀疑和不安的感觉。依我看，伊诺罗泽夫在这方面也表述得不成功。
　　但是事实上，我认为这里同作者的意见没有什么分歧。
　　关于帕尔乌斯，我一点也不了解他的个性，也绝不否认他很有才能。遗憾的是他的著作我读得很少。
　　您是否想得到不久前出版的考茨基的《土地问题》？
　　关于韦尔特、叶夫根·索洛维约夫和米·菲力波夫，应当说明一下，第一位我完全不了解，后两位的著作我读得也很少。“风化现象”现在有，将来还会有，我对此没有任何怀疑。所以，现在特别需要的不仅仅是乔装的书刊……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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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31]《开端》杂志（《Начал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机关刊物，1899年1—6月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由彼·伯·司徒卢威、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等编辑。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苏利奇等人曾为它撰稿。该杂志发表过列宁的几篇书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51—52、55—56、57—59、79—84、135—137页）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第3章的前6节（同上，第3卷第160—190页）。——19。
　　[32]这里说的是《我们拒绝什么遗产？》一文的一条注释（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396页）。第237页是收载这篇文章的《经济评论集》的页码。——20。
　　[33]奥吉亚斯的牛圈出典于希腊神话。据说古希腊西部厄利斯的国王奥吉亚斯养牛3000头，30年来牛圈从未打扫，粪便堆积如山。奥吉亚斯的牛圈常被用来比喻藏污纳垢的地方。——20。
　　[34]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合理性》（俄译本题为《俄国自由主义民主派和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历史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中的以下论点：“只有两个极端能够不利地影响于有教养社会对工人运动的态度。第一个极端是，如果这一运动还未脱离工人同个别企业主的私人冲突的轨道。这会使它失去任何政治意义，从而导致旁边的社会各界对它漠然置之。但是另一个极端可能更糟。我指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即，如果我们的工人运动为巴枯宁派和布朗基派所迷惑，把无政府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革命作为自己的直接的实践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它在实践中将表现为无秩序的轻率发动的罢工，这种罢工还伴随着暴力和对资本家与政府官员的暗杀，这样，无产阶级的力量就会白白地耗费掉，不论对反对专制制度的解放斗争来说，还是对狭义的无产阶级这一阶级的利益来说，都毫无益处地耗费掉。关于第一个极端，我们的沙皇制度是使我们不致陷入的保障。而预先防止我们的工人运动受巴枯宁派和布朗基派的影响则是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分内的职责。”——21。
　　[35]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中唯一说到这个问题的地方是：“我绝没有减弱和冲淡我们运动的阶级性的意思。”——21。
　　[36]《社会实践》杂志（《Soziale　Praxis》）是德国的一种刊物（月刊），1895—1943年先后在柏林、莱比锡、慕尼黑和耶拿出版。
　　彼·伯·司徒卢威曾用P．伊诺罗泽夫这一笔名在1896年《社会实践》杂志第2期上发表《俄国的工人运动》一文。文中说：“政治自由的必要性日益明显。总有一天，这种必要性将以这样巨大的力量推动社会的先进分子前进，以致任何的自由主义都不能使之满足。正是由于国家的工业落后和工业资产阶级的政治落后，政治上的追求便会穿上社会民主主义的服装。”——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