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日记摘录（1923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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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月2日）ii9品论天涯网

　　根据1920年的人口调查资料编成的俄国居民识字状况一书（《俄国识字状况》1922年莫斯科中央统计局国民教育统计处版）日前出版，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现将该书中1897年和1920年俄国居民识字状况表抄录如下：


　　当我们高谈无产阶级文化及其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时，事实提供的数据向我们表明，在我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况也是很差的。果然不出所料，我们距离普遍识字还远得很，甚至和沙皇时代（1897年）比，我们的进步也太慢。这是对那些一直沉湎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幻想之中的人的一个严厉警告和责难。这说明我们还要做多少非做不可的粗活，才能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这也说明，我们现在还要进行多么繁重的工作，才能在我国无产阶级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真正达到稍高的文化水平。
　　我们不应当光讲这个不容争辩的但过于理论化的道理。应当在最近修改我国季度预算的时候，实际着手干起来。当然，首先应当削减的不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经费，而是其他部门的经费，以便把削减下来的款项转用于教育人民委员部。在今年这个粮食供应还比较不错的年份，不要再舍不得增加教师的面包配给额了。
　　目前在国民教育方面所做的工作，一般说来，范围并不算太窄。为了推动旧的教师们前进，吸引他们来执行新的任务，使他们注意教育学一些问题的新提法，注意宗教之类的问题，我们做了很不少的工作。
　　但是我们没有做主要的事情。我们没有关心或者远没有充分关心把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应有的高度，而不做到这一点，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问题就在于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如果我们不作重大的努力，是不能摆脱的，虽然我们有可能摆脱，因为没有哪一个地方的人民群众象我国的人民群众这样关心真正的文化；没有哪一个地方象我国这样把文化问题提得这样深刻，这样彻底；没有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国家象我国那样国家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而大多数工人深知自己的——且不说在文化方面，而是在识字方面——不足；没有哪一个地方的工人阶级象我国工人阶级这样，为了改善自己在这方面的状况，情愿忍受并且正在忍受如此重大的牺牲。
　　使我们的整个国家预算首先去满足初级国民教育的需要，这个工作我们还做得太少，做的还远远不够。甚至在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里也经常可以看到编制过分庞大的现象，一个国家出版总局的编制就大得不象话，而丝毫没有注意到国家首先要关心的不应是出版机构，而是有读书的人，有更多能阅读的人，使出版机构在未来的俄国有更大的政治影响。我们还是按照旧的（很坏的）习惯，用在出版机构这类技术问题上的时间和精力比用在国民识字这个一般的政治问题上的要多得多。
　　拿职业教育总局来说，我们深信，这儿也能发现有许多机构是多余的，这是由于从部门利益考虑而膨胀起来的，并不适应广泛的国民教育的需要。在职业教育总局里，远非一切都是从首先发展我国青工教育并使这种教育有具体方向这一合理愿望出发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仔细考察一下职业教育总局的编制，其中有很多是臃肿的和形同虚设的，应予撤销。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国家里，还有很多经费可以而且应当节省下来用以发展国民识字教育，办法就是把那些半贵族老爷式的玩意儿，那些在上述统计材料所表明的国民识字情况下可以不要、可以长期不要而且应当不要的机构一律撤销。
　　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这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为此，我们必须经常不断地坚持不懈地工作，既要振奋他们的精神，也要使他们具有真正符合他们的崇高称号的全面修养，而最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
　　应当不断地加强组织国民教师的工作，以便使他们从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在无一例外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他们一直是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变成苏维埃制度的支柱，以便通过他们去争取农民，使农民脱离同资产阶级的联盟而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
　　我想简短地指出，经常下农村的做法在这方面一定会起特别重要的作用，这种工作我们已经在进行，还必须有计划地加以发展。对于下农村这类措施，不要舍不得花钱，我们常常在几乎完全属于旧历史时代的国家机关上白花钱。
　　我曾收集过一些材料，准备在1922年12月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城市工人支援农村居民的报告，但这个报告没有作成。关于这方面的材料，有些是霍多罗夫斯基同志给我提供的，既然我自己没有来得及研究这个问题并通过苏维埃代表大会来发表，现在就把它提出来请同志们研究。
　　这是城乡关系的一个基本政治问题，对于我们的整个革命有决定的意义。资产阶级国家不断地极力愚弄城市工人，使国家、沙皇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出钱办的所有出版物配合这一目的，而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利用我们的政权使城市工人真正成为在农村无产阶级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人。
　　说了“共产主义”这几个字，我要赶快声明一下，以免引起误会或过于机械的理解。决不能把这话理解为我们应当马上把纯粹的和狭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带到农村去。在我们农村中奠定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之前，这样做对于共产主义可以说是有害的，可以说是致命的。
　　不能这样做。应当从建立城乡间的交往开始，决不给自己提出向农村推行共产主义这种事先定下的目标。这种目标现在是达不到的。这种目标是不合时宜的。提出这种目标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可是，在城市工人与农村雇工之间建立交往，在他们之间建立一种他们之间可以很容易建立起来的友好互助形式，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执政的工人阶级的基本任务之一。为此就必须在工厂工人中组成许多以经常帮助农村发展文化为宗旨的团体（党的、工会的、个人的）。
　　能不能做到把所有的城市支部都“分配”给各农村支部，使每一个“分配”给相应的农村支部的工人支部经常注意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场合，来满足自己的兄弟支部的各种文化需求呢？或者还能找到其他联系形式？我在这里只是提出问题，为的是引起同志们的注意，举出现有的西伯利亚西部的经验（这经验是霍多罗夫斯基同志告诉我的），并充分地把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巨大文化任务提出来。
　　除了我们的正式预算或正式联系，我们几乎没有为农村做任何事情。诚然，我国今天城乡的文化联系自然而然地、必然地具有另一种性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给予农村的是那些在政治、经济、道德、身体等等方面对农村起坏影响的东西。而我们的城市自然而然地开始给予农村的，正是相反的东西。可是这一切正是自然而然地、自发地进行的，如果使这个工作带有自觉性、计划性和系统性，这一切就可以加强起来（而且以后更会百倍地加强起来）。
　　只有当我们研究了这个问题，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工人团体（尽量防止它们官僚主义化），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并付诸行动的时候，我们才能开始前进（那时我们定能开始百倍迅速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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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241] 《日记摘录》一文，看来列宁是分两次口授的。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保存着第一次口授的打字文本；这一文本中没有收入俄国识字状况表，以开头为“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那一段结束。列宁看了这次口授的文本，提出四点补充：“（1）补充1920年调查的识字人数，同1897年调查相对比，（2）补充关于城市工人支部对农村支部的支援，（3）补充说明，首先应当削减其他部门的开支以用于教育人民委员部，而不是削减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开支，（4）补充说明，需要加强组织国民教师的工作，增加经费，以便使他们成为苏维埃制度的可靠支柱，同资产阶级制度不同，在我们这里这是可以做到的（特别注意下农村以及为此所需的开支，以便利用暑假来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平）”（这四点均由秘书写在该打字文本上）。当天，1月2日，列宁口授了拟定的补充部分。打字稿上没有文章的标题。文章在《真理报》上发表时加了《日记摘录》这个标题。——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