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常会上的讲话[179]
（1922年10月31日）
（热烈鼓掌多时。全体起立。）同志们！请允许我只讲几句祝贺的话。当然，首先必须祝贺我们的红军，他们前几天再一次表现了自己的英勇精神，拿下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注：即海参崴。——编者注］，肃清了同苏维埃俄国有联系的最后一个共和国境内的敌人。我们大家在这里祝贺红军的这一新的功绩，同时也祝贺为结束战争而采取的看来相当坚决的步骤，即把白卫分子的最后兵力赶下海去，我相信，我的这些话表达了大家的心意。（鼓掌）我认为我们的红军已经使白卫分子长时期内根本不可能再来侵犯我们，不可能侵犯俄国或者任何一个同我们有直接或间接、紧密或不太紧密联系的共和国。
但是，为了防止一下子就流露出过分自夸的腔调，我们同时也应当指出，在这里起作用的不仅有红军的功绩和力量，而且有国际局势和我们的外交活动。
有一个时期，日本和美利坚合众国签订了援助高尔察克的协定。这个时期已经过去很久了，也许我们当中很多人把它完全忘掉了。但是这个时期是有过的。如果说，我们已经做到不会再出现此类协定，我们已使拥有强大兵力的日本人宣布撤退，并履行了这个诺言，那么，这里当然也有我们外交界的功劳。
现在我不想拉长我的简短贺词，去谈取得这一成就的条件。我只说一下，不久我们的外交家们将在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在同我们有重大利害关系的问题上，在11月13日英国拟在洛桑召开的近东会议上，再一次大显身手。我相信，我们的外交家们在那里也不会丢丑，我们在那里也能维护各个联邦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的利益；至少我们会使群众清楚地了解障碍在哪里，障碍是什么，它对于实现我们以及所有同海峡问题有利害关系的国家最合法的愿望和意向有多大妨碍。
关于对外政策，我只简短地谈这一些，现在来谈谈你们的工作。
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很不小的，尽管乍看起来也许过去和现在都有人觉得这些工作并不那么重要。拿你们通过的第一部法典即劳动法典来说吧。在各国都向工人阶级进攻的时候，我们提出了一个牢固确立劳动立法原则（例如八小时工作制）的法典，这是苏维埃政权的一大成就。当然，可以对这个法典提出这样那样的更大的希望。但是我认为这种希望是不适当的。
应当考虑到，虽然资本主义各国现在进行着疯狂的资本主义竞争，有千百万人失业，资本家以自己的力量组织起强大的资本主义同盟，组织向工人阶级的进攻，但是同它们比起来，我们的文化水平最低，生产力最不发达，工作的本领最差。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这也许令人很不愉快。但是我认为，正因为我们不是用冠冕堂皇的词句和照例敷衍的感叹来掩饰这些事实，而是直率地承认这一切，正因为我们意识到这一切，不怕在讲台上说，我们为改变这种状况花的力量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一定能够以其他国家梦想不到的速度赶上它们。
当然，这不是一种神话般的速度。当然，为了达到这一点，我们还要非常顽强地努力几年。一天两天自然是什么也办不到的。五年已经过去了，我们看到了社会关系的变化是多么迅速。我们学会了理解时间的意义。这一点我们还要继续学习。我们这里谁也不相信任何一种变革会有神话般的速度，但是我们相信，只要运动是由真正革命的政党领导的，就能达到实实在在的速度，比历史发展中曾经有过的任何一个时期还要快的速度。我们相信可以有这样的速度，而且无论如何要达到这样的速度。
其次，我来谈谈你们所通过的土地法典的问题。在这一方面你们都知道，与任何法律不同，我们的法律在著名的1917年10月25日的第二天立即提出了土地条例，这个条例在技术上，也许还在法律上，是很不完善的，但是它把农民所绝对必需的、能够保证农民同工人的联盟的一切主要东西，都规定下来了。从那个时候起，不管我们在连年战争的这五年中是多么艰苦，我们从来没有忘记使农民在土地方面得到最大的满足。如果发现你们现在通过的法律在某些方面还需要修改，那么我们将毫无阻难地通过进一步的修改和进一步的改善，正象你们现在通过对我国刑法典的修改和改善一样。土地问题，即如何安排绝大多数居民——农民的生活问题，是我们的根本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已经使俄国农民认识到，凡是有关修改旧法律的建议，从来没有受到我国最高立法机关的阻挠，而是得到它的支持和最善意的对待。
其次，你们还审议了象民法典、一般法院组织这样的问题。你们知道，在我们坚决推行的、我们对之不会动摇的现行政策下，这是一个对广大居民极其重要的问题。你们也知道，我们在这方面一直力求划清界限：什么是从法律上满足任何公民与目前经济流转有关的要求，什么是滥用新经济政策。这类现象在所有国家都是合法的，而我们却不想让它合法化。你们为此专门提出并已通过的修正案成效如何，将来会见分晓。在这方面我们决不会束缚自己的手脚。一旦现实生活暴露出我们以前没有预料到的滥用新经济政策的现象，我们会马上作出必要的修正。在这方面你们大家当然都很清楚，象我们这种立法的速度，其他大国可惜还未有过。且看不久的将来它们会不会也不得已而设法在这方面稍微赶上苏维埃俄国。
此外，在一些同样重要的问题当中，应当谈一谈你们在这里也已经作了最后决定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地方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省执行委员会的问题。尽管有先前的各种立法制度和先前的几个宪法，这个问题一直迟迟没有解决。有人认为这个问题不重要，以为地方上可以一切照旧。我们的想法正好相反。我们深信，我们的革命所以取得了一些真正的成就，正是因为我们对地方政权、对地方本身的经验一向非常重视。1917年10月的革命一下子就取得了这样的成就，使我们1918年春天就以为战争已经停止。实际上，战争刚刚开始，而且以最坏的形式，以国内战争形式开始。实际上，同德国人的和约意味着这些德国人支持国内战争中的坏分子。实际上，当时的对德和约（秋天就撕毁了）意味着指责我们同德国人媾和的协约国一直支持这些分子。如果我说，革命如此迅速地在几个月之内，甚至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大功告成，那么，这是因为我们充分依靠了地方工作人员，我们给他们开辟了广阔的活动天地，因为我们正是期望地方上发挥热情，使我们的革命行动不可阻挡地和迅速地展开。我知道，从那个时候起，我国各地受到许多各种各样的所谓微扰。处理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一直是我们的一个不小的任务。我决不想说这个任务我们一向解决得很圆满，限于我们总的文化水平，我们不能奢望圆满的解决。但是，我们解决这个任务比任何国家更真诚、更符合实际、更扎实——这一点我们是敢说的。
最后，我只想再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特别关心的，我想你们大家也必定是关心的，虽然它并没有正式列入你们的议程和议题。这就是关于我们的国家机关问题，这是一个老问题，又永远是一个新问题。
1918年8月间，我们对我们在莫斯科的机关进行了一次调查统计，当时在莫斯科的国家和苏维埃职员共231000人，这包括中央的和莫斯科市的职员。不久以前，在1922年10月，又进行了一次调查统计，我们本来以为，我们已经精简了臃肿的机关，它现在一定缩小了。结果发现它竟有243000人。这就是历次精简的结果。这个例子还需要费很大的气力来研究和比较。1918年，我们可以说是在第一个改革的热潮中进行了这样的调查统计，说得直率一点，从调查统计的结果中我们几乎未能得到什么有用的东西。我们还顾不到这些事情。国内战争使我们腾不出一点时间。现在我们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机关缺点很多，膨胀了一倍有余，往往不是为我们工作，而是反对我们，这是实际情况，不必害怕说出来，哪怕是在我们共和国最高立法机关的讲台上说出来，但我相信，我们的机关是会得到改善的。要使机关得到改善，需要花大力气，要有能力。我们已经开始非常认真地研究如何改善的问题，不过目前还只是开始，只不过写了几篇文章，在个别地方作了调查研究。如果我们大家会后决意比过去更加注意这个问题，少在无谓的忙乱上浪费时间——我们往往在这方面浪费太多的时间——如果我们切切实实地研究我们的机关，搞上若干年，那就会有很大收获，那就会成为我们成功的保证。我们应当勇于承认，我们是自发地建立自己的机关的。优秀的工人无论在军事方面或非军事方面都承担了最艰巨的职务，他们常常出错，但是能够纠正过来，并且工作下去。英勇肯干的人可能只有几十个，而呆着怠工或半怠工，钻在公文堆里的人却有几百个，这种力量对比往往使我们生气勃勃的事业断送在文牍的汪洋大海里。我们应当极其细致地研究这个以前无法研究的问题。还要经过好多年，还要学习好多年，因为我们工人的文化水平很低，担负这一全新的业务很困难——而在真诚和热情方面我们又只有工人可以依靠。还要经过好多年，我们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机关得到改善，把它提高到——不是就个别人，而是就整个机关而言——更高的文化水平。我相信，如果我们今后在这个工作上继续努力，我们就一定会收到最好的效果。（长时间鼓掌）
| 载于1922年11月1日《真理报》第24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45—251页 |
注释：
[179]这个讲话是在1922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常会闭幕会议上发表的，是列宁病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本卷《附录》收有讲话的提纲（见第419—420页）。
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常会于1922年10月23—31日举行。常会听取了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报告、中央统计局关于1922—1923年俄罗斯联邦粮食和原料资源的报告、关于全俄农业展览会的报告、关于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的报告，审议并批准了《劳动法典》、《土地法典》、《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省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省执行委员会条例》等法案。——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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