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11月5日）

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dho品论天涯网

（1921年11月5日）dho品论天涯网

　　庆祝伟大革命的纪念日，最好的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完成的革命任务上。现在，有一些根本性的任务革命还没有完成，要完成这些任务需要把握某种新的（同至今革命已经做到的相比）事物，在这种时候用上述办法来庆祝革命特别适当而且必要。
　　目前的新事物，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这一“新事物”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引起了许多问题和疑虑。
　　理论问题是：在革命总的说来是胜利推进的条件下，在同一个领域里，在采取了许多最革命的行动之后，又转而采取非常“改良主义的”措施，这该怎样解释呢？这里有没有“放弃阵地”、“承认失败”或诸如此类的事情呢？我们的敌人，从半封建的反动分子到孟什维克或第二半国际的其他骑士们，当然说有。要是他们不假托各种理由或者不要任何理由就发出这样的叫嚣，那他们就不成其为敌人了。一切政党，从封建主到孟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的惊人的一致，不过再一次证明所有这些政党对无产阶级革命来说确实是“反动的一帮”（顺便说一句，这正象1875年和1884年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信中所预见的一样［注：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20页和第36卷第252—253页。——编者注］）。
　　但是，在朋友中间也有某种……“疑虑”。
　　我们要恢复大工业，组织大工业和小农业间的直接产品交换，帮助小农业社会化。为了恢复大工业，我们实行了余粮收集制，从农民那里借来一定数量的粮食和原料。这就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以前的三年多时间内所实行的方案（或方法、制度）。从直接和彻底摧毁旧社会经济结构以便代之以新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上说，这是完成任务的一种革命办法。
　　1921年开春以来，我们提出（还不是“已经提出”，只是刚刚“提出”，并且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完全不同的、改良主义的办法来代替原先的行动的办法、方案、方法、制度。所谓改良主义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做到有可能只在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
　　这是完成任务的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办法。
　　与原先的革命办法相比，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办法（革命这种改造是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而不是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改造旧事物，力求尽可能少加以破坏）。
　　有人问，既然你们试用革命方法以后承认这种方法失败而改用改良主义方法，那岂不证明你们是在宣布革命就是根本错误的吗？那岂不证明根本不应该从革命开始，而应该从改良开始，并且只限于改良吗？
　　孟什维克和类似的人所作的就是这样的结论。但这种结论，不是政治上饱经“风霜”的人的诡辩和骗人伎俩，就是“初出茅庐”的人的幼稚无知。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写成大写，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和验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采取革命的行动，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要是真正的革命者失去清醒的头脑，异想天开地以为“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活动领域都一定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来完成一切任务，那他们就会毁灭，而且一定会毁灭（是指他们的事业由于内因而不是由于外因而失败）。
　　谁“异想天开”要这么干，那他就完了，因为他想在根本问题上干蠢事，而在激烈的战争（革命就是最激烈的战争）中干蠢事是要受到失败这种惩罚的。
　　凭什么说“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能够而且应该只采用革命的方法呢？这是毫无根据的。这样说是完全错误、绝对错误的。如果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从纯理论原理来看，这种说法的不正确是不言而喻的。我国革命的经验也证实了这种说法的不正确。从理论上看，在革命时期也和在其他任何时期一样，都会干出蠢事来。这是恩格斯说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86页。——编者注］，他说得对。应该尽量少干蠢事，尽快地纠正已经干了的蠢事，尽量冷静地考虑：在什么时候，哪些任务可以用革命方法完成，哪些任务不能用革命方法完成。从我们自己的经验看：布列斯特和约就是一个决非革命行动而是改良行动的例证，这种行动甚至比改良行动更糟，因为这是倒退行动，而改良行动通常是缓慢地、审慎地、逐渐地前进，而不是倒退。我们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的策略的正确性，现在已得到充分的证实，大家都很清楚，一致公认，因此对这个问题用不着多讲。
　　我国革命充分完成了的只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工作。我们完全有权以此自豪。在我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或者说社会主义的工作可以归纳为三大项：（1）通过革命手段退出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揭露两个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强盗集团的大厮杀并使这场战争打不下去；从我们方面说，这一点已经完全做到了；但是要从各方面都做到这一点，只有靠几个先进国家的革命。（2）建立苏维埃制度这一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有世界意义的转变已经完成。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时代已经终结。世界历史的新的一章——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已经开始。只不过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形式还要靠许多国家来改进和完善。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没有完成。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是不可饶恕的。我们的工作还得不止一次地补做、改做或重做。今后在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方面，我们每前进一步和每提高一步都必定要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而现在我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水平还很低。我们有待于改造的东西很多，如果因此而“面有愧色”，那就荒谬绝顶了（如果不是比荒谬更糟的话）。（3）从经济上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在这方面，最主要最根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而这是我们最靠得住的事业，——无论从原则来看或从实践来看，也无论从俄罗斯联邦的现状来看或从国际方面来看，都是最靠得住的事业。
　　既然在打基础上最主要的工作还没有完成，那就应该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这上面。这里的困难在于过渡的形式。
　　我在1918年4月《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曾这样写道：“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者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特定时机找出链条上的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切实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而在这里，在历史事变的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联接，它们之间的区别，都不象铁匠所制成的普通链条那样简单和粗陋。”［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85页。——编者注］
　　当前，在我们所谈的这个活动领域里，这样的环节就是在国家的正确调节（引导）下活跃国内商业。在历史事变的链条中，在1921—1922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能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
　　这看起来很奇怪：共产主义与商业？！这是两种风马牛不相及、毫不相干、相去甚远的东西。但是，如果从经济上认真考虑一下，就会知道这二者之间的距离并不比共产主义同小农的、宗法式的农业的距离更远。
　　我们将来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以后，我想，我们会在世界几个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黄金修建一些公共厕所。这样使用黄金，对于当今几代人来说是最“公正”而富有教益的，因为他们没有忘记，怎样由于黄金的缘故，在1914—1918年“伟大的解放的”战争中，即在为了解决是布列斯特和约坏些还是凡尔赛和约坏些这个重大问题的战争中，曾使1000万人死于非命，3000万人变成残废；怎样又是由于黄金的缘故，不知是在1925年前后还是在1928年前后，是在日美之间还是在英美之间的战争中，或者在诸如此类的战争中，一定还会使2000万人死于非命，6000万人变成残废。
　　但是，无论上述那种使用黄金的办法多么“公正”，多么有益，多么人道，我们仍然说：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还应当象1917—1921年间那样紧张、那样有成效地再干它一二十年，不过工作的舞台比那时要广阔得多。目前在俄罗斯联邦仍然应当爱惜黄金，卖黄金时要卖得贵些，用黄金买商品时要买得便宜些。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至于要消灭所有的狼（在一个合理的人类社会里理应如此），那我们就要照俄国一句精辟的俗话去做：“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
　　假定……假定在千百万小农旁边没有电缆纵横的先进的大机器工业，——这种工业按其技术能力和有组织的“上层建筑”以及其他伴生的条件来说，能够比从前更迅速更便宜更多地向小农提供优质产品——那么商业就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就世界范围来说，这种“假定”没有的东西已经有了，这个条件已经具备了，但是，某一个国家，而且是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在试图马上直接实现即实际建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这种新的联系时未能用“强攻”方法完成这项任务，现在就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缓慢的、渐进的、审慎的“围攻”行动来完成这项任务。
　　掌握商业，引导商业，把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能够做到的。现在举一个小例子，一个小小的例子。在顿巴斯，一方面由于国营大矿井劳动生产率提高，另一方面由于把小矿井出租给农民，经济已经开始活跃，虽然活跃的程度还很小，但无疑是活跃了。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国家政权额外得到了一些为数不多的煤（对于先进国家来说，这个数量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在我国一贫如洗的情况下却是很可观的）。我们所得到的煤，假使成本是100％，而我们卖给国家机关是按120％，卖给私人是按140％（附带声明一下，这些数字完全是我随便举的，因为第一，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第二，即使知道，我现在也不会公布）。看来我们已开始掌握——哪怕是规模极小——工农业之间的流转，掌握批发商业，掌握这样的任务：抓住现有的落后的小工业或被削弱被破坏了的大工业，在目前的经济基础上使商业活跃起来，使中等的普通的农民（他们是农民的多数，农民群众的代表，自发势力的体现者）感到经济上的活跃，利用这一点来更有步骤、更顽强、更广泛、更有效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
　　我们决不会受本能地轻视商业的“感情社会主义”或旧俄半贵族半农民的宗法情绪的支配。各种过渡经济形式都可以利用，而且既然有利用的必要，就应该善于利用它们来巩固农民同无产阶级的联系，立即活跃我们这个满目疮痍、受尽苦难的国家的国民经济，振兴工业，为今后采取各种更广泛更深入的措施如电气化等创造条件。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精确地正确地规定了改良同革命的关系，然而，马克思只能从一个方面，只能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在哪一个国家取得第一次稍微巩固、稍微持久的胜利的情况下看到这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正确关系的基础就是把改良看作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副产品。就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来说，这种关系是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基础，是一个起码常识，而第二国际卖身求荣的领袖们以及第二半国际半是迂腐、半是装腔作势的骑士们却歪曲和抹杀这种起码常识。无产阶级哪怕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以后，在改良同革命的关系中就出现了某种新东西。从原则上说情况还和从前一样，但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马克思本人当时是预见不到的，我们只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学说才能认识到。为什么我们能够正确地实行布列斯特的退却呢？因为我们已前进了相当远，有退却的余地。从1917年10月25日到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为止，我们在几个星期之内以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建立了苏维埃国家，通过革命手段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使作了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这个大倒退，我们仍然保留了充分广阔的阵地，可以利用“喘息时机”再胜利前进，反击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皮尔苏茨基、弗兰格尔。
　　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前，改良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取得胜利以后，改良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是一种“副产品”，但对取得胜利的国家来说，如果经过极度紧张的斗争，实力显然不足以用革命手段来实行某种过渡，那么改良又是一种必要的、合理的喘息时机。胜利提供了很多“后备力量”，我们即使被迫退却也能坚持下去，无论在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都能坚持下去。所谓在物质方面坚持下去，就是保持兵力的充分优势，使敌人不能彻底打垮我们。所谓在精神方面坚持下去，就是不使自己精神沮丧，组织瓦解，仍保持对情况的清醒估计，保持饱满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退得虽远但退得适度，能及时停下来并重新转入进攻。
　　我们已经退到了国家资本主义。但我们退得适度。现在我们正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但我们会退得适度的。现在已经有一些迹象可以使人看到退却的终点了，可以使人看到在不很久的将来停止这种退却的可能性了。这次必要的退却进行得愈自觉，愈协调，成见愈少，那么，我们就会愈快停止退却，而随后的胜利进击就会愈有把握，愈迅速，愈波澜壮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