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出版自由”[58]
1921年8月5日
米雅斯尼科夫同志:
今天才看完您的两篇文章。您在彼尔姆(似乎是彼尔姆?)组织中说了些什么,在哪一点上同它发生冲突,我不知道。关于这一点,我无从谈起。这件事将由组织局来处理,我听说组织局已选出一个专门委员会。
我要做的是另一件事,即把您的信当作资料性和政治性的文献来加以评价。
多么有趣的文献啊!
在我看来,《伤脑筋的问题》一文特别明显地表明了您的主要错误。我认为我有责任来尽力说服您。
您在文章的开头正确地运用了辩证法。是的,不懂得为什么“国内战争”的口号被“国内和平”的口号所代替的人,至少是很可笑的。是的,在这一点上您是对的。
但正因为您在这一点上是对的,所以我奇怪您怎么在作结论时竟忘记了您自己正确运用过的辩证法。
“……从君主派到无政府主义者都享有出版自由……”妙得很!但是,对不起,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考虑过四年来我国革命的经验的工人都一定会说:我们倒要弄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出版自由?是干什么用的?是给哪一个阶级的?
我们不信奉“绝对的东西”。我们嘲笑“纯粹的民主”。
“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直到19世纪成了全世界一个伟大的口号。为什么呢?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俄罗斯联邦那样做了和正在做着那么多的工作来使群众摆脱僧侣和地主的影响。我们是世界上把“出版自由”这个任务完成得最好的国家。
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是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
这是事实。
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推翻不了。
而在我国呢?谁能否认资产阶级已被击溃但还没有被消灭呢?谁能否认它已隐藏起来呢?这是无法否认的。
在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这个敌人包围的俄罗斯联邦提出出版自由,就是让资产阶级及其最忠实的奴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还比我们强,强很多倍。再让它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出版自由,因为报刊[注:在俄语中,“出版”和“报刊”是同一个词。——编者注]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这个武器,那就是为敌人的活动开方便之门,就是帮助阶级敌人。
我们不愿意自杀,因而决不会这样做。
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个事实:“出版自由”实际上就是让国际资产阶级马上来收买成百成千的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作家,组织他们进行反对我们的宣传和斗争。
这是事实。“他们”比我们富有,能收买到比我们现有力量大十倍的“力量”。
不,我们决不会这样做,我们不会去帮助世界资产阶级。
您怎么会从阶级估量出发,即从估量一切阶级之间的关系出发,堕落到采取温情主义庸人的观点呢?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谜。
在“国内和平还是国内战争”的问题上,在我们过去怎样争取和今后如何继续“争取”农民(站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的问题上,在这两个极其重要的、根本的、世界性的(=涉及世界政治的实质的)问题上(您的两篇文章是专门谈这两个问题的),您能够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小市民的、温情主义的观点。您在那两个问题上能够切实地、冷静地估计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
但突然间您却滚进了温情主义的深渊:
“……在我们这里有许多胡作非为和营私舞弊的现象,出版自由可以把它们揭发出来……”
据我对您那两篇文章的分析,您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误入了迷途。您让一些可悲的、痛心的事实压垮了,失去了冷静估计力量的能力。出版自由会助长世界资产阶级的力量。这是事实。“出版自由”不会用来祛除俄国共产党的许多弱点、错误、偏差、毛病(毫无疑问,毛病有的是),因为这是世界资产阶级所不愿意的。出版自由会成为这个世界资产阶级手中的武器。资产阶级并没有死,它还活着,正在一旁窥伺着我们。它已经雇用了米留可夫,而米留可夫又有切尔诺夫和马尔托夫在“忠心耿耿地”为他效劳(部分是由于愚蠢和对我们的宗派仇恨,而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的客观逻辑)。
您“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59]。
您本想医治共产党,抓的却是一剂致人死命的药,——当然,杀人的并不是您,而是世界资产阶级(+米留可夫+切尔诺夫+马尔托夫)。
您忘记了一件小事,一件极小的小事:世界资产阶级和它的收买报纸、收买政治组织中心的“自由”。
不,我们不会走这条路。一千个有觉悟的工人有九百个不会走这条路。
我们的毛病多得很。象1920年秋天和冬天在分配燃料和粮食方面所犯的(很大的错误!!)这样的错误(我们共同的错误,劳动国防委员会[60]、人民委员会和党中央都犯了错误)大大加重了我们的病情。
贫困和灾难很严重。
1921年的饥荒使这种情况急剧恶化了。
摆脱困境要费很大气力,但是我们一定能够摆脱,而且我们已经开始摆脱了。
我们一定能够摆脱,因为我们的政策在根本上是正确的,它估计到了国际范围内的一切阶级力量。我们一定能够摆脱,因为我们不粉饰太平。我们知道困难重重,我们看到了一切毛病。我们并没有慌张,而是在一步一步地、坚持不懈地医治这些毛病。
您已经慌张得不能自己,而且继续往下滑,已经到了似乎您不另组新党就得去自杀的地步。
决不可以慌张。
有没有党支部同党脱节的现象呢?有。有坏事,有祸患,有毛病。
有这些现象。而且毛病很严重。
我们看到了这一点。
但是不应当用“自由”(给资产阶级的)来医治,而应当用无产阶级的和党的办法来医治。
您谈到振兴经济,使用“自动犁”和其他机具,争取“影响”农民等等。这些意见包含着许多正确的、许多有益的东西。
您为什么不把这些问题单独提出来谈呢?我们是能够取得一致并在一个党内同心协力地工作的。这会带来很大好处,不过不是一下子带来,要慢慢来。
使苏维埃变得生气勃勃,吸收党外群众来参加工作,由党外群众来检查党员的工作——这是绝对正确的。这方面有很多工作可做,很多很多。
您为什么不在这方面切实地加以发挥,在给代表大会写的小册子中加以发挥呢?
为什么不去做这个工作呢?
为什么害怕做吃力的工作(通过中央监察委员会[61]、通过党的报刊、通过《真理报》来讨伐营私舞弊行为)呢?有些人对吃力的、艰苦的、见效慢的工作缺乏信心,于是慌张起来,另寻“捷”径:想到了“出版自由”(给资产阶级的)。
您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的错误,明显的错误,坚持“出版自由”这个不合乎党性的、反无产阶级的口号呢?您为什么不去做不那么“出风头的”(出资产阶级风头的)、吃力的工作,不去切实地反对和祛除营私舞弊行为、切实地帮助党外群众呢?
您在什么地方向党中央举出过某种具体的营私舞弊行为,某种具体的纠正和根除这种行为的办法呢?
没有。
一次也没有。
您看到这许多祸患和毛病,就陷入绝望,投入外人的怀抱,投入资产阶级的怀抱(给资产阶级“出版自由”)。而我还是奉劝:不要绝望,不要慌张。
我们以及同情我们的人——工人和农民——有的是力量,有的是充沛的活力。
我们的毛病治得不好。
我们没有很好地贯彻提拔党外群众、让他们来检查党员的工作的口号。
但是在这方面我们能够做得而且一定会做得比现在好一百倍。
我希望您经过冷静思考以后,不会因为爱面子而继续坚持明显的政治错误(“出版自由”),而会在定下神来、克服慌张心理之后,去从事切实的工作:帮助建立同党外群众的联系,帮助党外群众来检查党员的工作。
这方面要做的工作是很多的。通过这些工作,就可以(而且应当)医治毛病,慢慢地然而是真正地医治毛病,而不是被“出版自由”这个“闪烁不定”的鬼火迷惑住。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 载于1921年《辩论材料(米雅斯尼科夫同志的提纲、列宁同志的信、中央组织局的答复和决定以及莫托维利哈派的决议)》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78—83页 |
注释:
[58] 列宁的信是针对 .米雅斯尼科夫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书、他的文章《伤脑筋的问题》以及他在彼得格勒和彼尔姆党组织内的多次发言而写的。米雅斯尼科夫在上述材料和讲话中要求恢复企业中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作为带领工人战胜经济破坏的指挥员,组织农民联合会并给予它以工农检查院的权力(如同工会一样),给予从君主派到无政府主义者的一切政治派别以言论和出版自由。他还在彼尔姆省莫托维利哈区组织了一个反党集团来反对党的政策。1921年7月29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召开会议讨论了米雅斯尼科夫的问题,认为他的言行具有反党性质,决定成立一个由尼·伊·布哈林、彼·安·扎卢茨基、亚·亚·索尔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审查他的活动。8月22日,中央组织局根据委员会的报告,认定米雅斯尼科夫的提纲违背党的利益,责成他不得在党的正式会议上宣读,同时决定把他从彼尔姆调回中央。但是米雅斯尼科夫拒绝服从中央决定,并且变本加厉地继续进行反党活动。1922年2月20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委员会关于将米雅斯尼科夫开除出党的决定。——84。
[59] 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第1幕第4场,意为主观上要做某一件事,结果却做了另外一件事。——87。
[60] 劳动国防委员会是苏俄人民委员会的机关,负责指导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和国防主管部门的活动,1920年4月在工农国防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根据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条例,劳动国防委员会享有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直属委员会的权利。它在地方上的机关是各级经济会议。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陆军、交通、农业、粮食、劳动、工农检查等人民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和中央统计局局长(有发言权)。列宁是第一任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劳动国防委员会存在到1937年4月。——87。
[61] 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俄共(布)的最高监察机关。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定是 1920年 9月22—25日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1921年 3月8—16日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选出了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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