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市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145]
（1921年2月24日）
今天的这种谈话使我有些惊讶。我觉得目前的政治局势不是这样的。国内外局势已经恶化，必须扭转这种局势。同波兰至今尚未签订和约，在国内，盗匪活动日益猖獗，富农暴动多次发生。粮食及燃料情况大为恶化。去年上半年我们消费了1500万普特的粮食，下半年消费了800万普特，而今年上半年我们就消耗了2500万普特；现在应该缩减口粮，而且连这份口粮我们能否按时配给，也没有把握。上半年我们粮食分配不当，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我们不应该把粮食的消耗量增加到2500万普特。现在无法从西伯利亚调运，因为富农暴动分子切断了铁路。我们西伯利亚的同志曾讲过可能发生富农暴动，但是，其规模很难断定。这不是一场可以估计兵力的战争。西伯利亚的农民还不习惯困苦的生活，尽管他们遭受的困苦比俄国欧洲部分的农民要少；通往西伯利亚的交通中断了，运输停止了。大致从3月1日到10日，粮食情况不会好转。我们没有留下储备。现在一切工作都应当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坚持下去，毫不动摇地度过目前的困难。从高加索调运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也有恶化的可能。看来，亚美尼亚的暴动[146]将平息下来，但是高加索运输情况的好转，无论如何也补偿不了已经中断的西伯利亚运输，尽管为了弥补这一损失，我们已经给东南铁路增加了压力。这些消息令人忧虑，但是毫无办法。
盗匪活动使人感到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他们的主要力量在国外；每年春天他们都梦想推翻苏维埃政权。不久前，切尔诺夫曾在国外的一家俄文报纸上写到了这一点。社会革命党人同地方的叛乱者有勾结。这种勾结还可以从以下情况看出来，即暴动正好发生在我们收集粮食的那些地区。实行余粮收集制真有难以想象的困难。在西伯利亚也实行余粮收集制，但那里还有历年的存粮。
燃料方面的情况也在恶化。这里没有确切的数字，不能作出明确的结论，也不能确定发生燃料危机的原因。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现在普遍存在着不满情绪。应当自下而上地了解这些不满情绪，如果通过苏维埃机关不能很快地了解，那就直接通过党的机关了解。
除了指出过的官僚主义，计划本身也有错误。在编制计划的时候，应通过报纸和会议上的讨论来审查计划。我们被迫让一些企业停工，这就使那些还有燃料的工厂的工作也被破坏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显然，在计划工作中除了有错误，还有可以追究法律责任的地方。应当把无产阶级分子充实到各机关中去。
毫无疑问，在木材浮运季节结束之前，我们还不能摆脱燃料危机。应当尽可能地利用滑道和更好地利用浮运。燃料危机也影响了纺织企业，使它们连起码的计划都不能完成。
这就是由于盗匪活动和通往西伯利亚的交通中断而造成的困难。斯米尔诺夫的报告说：他们那里能够对付盗匪活动，但不能保证粮食运输情况好转。因此，不应当空泛地谈论总的形势，而应当集中力量摆脱这个困境。
简单地谈谈莫斯科组织的情况。有些同志把争吵归咎于莫斯科委员会的多数人。如果少数人对代表会议的决定不满意，那么可以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申诉。我不知道中央委员会将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我个人的意见认为，应归咎于少数人。全俄代表会议的决议［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40—41页。——编者注］指出，应当考虑少数人的意见，党内的讨论和辩论是必要的。11月的省代表会议[147]根据这一点选举了莫斯科委员会。当时采用分两间屋子开会的办法，这已经是一个裂痕；但是，这种情形决不容许再继续下去。我们不是为批评而批评，而是为了作出正确的决定。莫斯科在辩论方面打破了纪录。在11月，有人说莫斯科委员会的路线不正确，赞成这一点的有120票。在辩论中当每人表明自己的立场时，反对莫斯科委员会的就比较少了。如果代表会议不能选举莫斯科委员会，这叫什么民主？经过三个月的辩论之后，争吵应归咎于那些表示不满的人。当然，对决议提出申诉的权利是合法的，但是革命者的职责是在困难的时刻团结起来，而不是滥用申诉这种合法权利。
我们从国外67种俄文报纸上看到，社会革命党人及其他的人打算在春天让我们在非党代表会议[148]上相互冲突起来。就在这时有人说：我们要对代表会议的决定提出申诉。应当懂得提出申诉的目的、时间和分寸。我们给了所有的人发表意见的机会，展开了辩论，然后由代表大会作出决议，而现在我们是处在战斗岗位上。应当团结起来并且应当懂得，在辩论中再跨出一步，我们就不成其为党了。我一点也不否认申诉的权利，我是说，我们过去没有开展辩论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我们现在也应当明白自己的职责。应该派共产党员到所有的非党组织中去说明这一严重的形势。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348—350页
注释：
[145] 这是列宁在1921年2月24日莫斯科市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是在国家经济破坏达到顶点的严重困难形势下由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召开的。当时许多企业因燃料和原料短缺而停产，工人的粮食供应恶化，农民的不满情绪增长，这种不满情绪甚至影响到了工人的某些阶层。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乘机加紧反革命宣传并组织边远地区的富农暴动，破坏向工业中心地区运粮的工作。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把改善莫斯科劳动者的供应的措施通知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决定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体会议上提出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355。
[146] 指1921年2月亚美尼亚达什纳克党人的反革命暴动。1920年11月29日，亚美尼亚人民推翻了达什纳克党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是军事革命委员会对许多著名的达什纳克党活动家未加逮捕，该党在首都埃里温和其他一些亚美尼亚城市的领导组织仍在活动，某些达什纳克党人还打进了苏维埃政权机关。逃到格鲁吉亚的达什纳克党领导人成立了反革命的“救国委员会”，在外国帝国主义政府以及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的援助下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暴动于1921年2月13日开始。2月18日，达什纳克党人占领了埃里温。“救国委员会”自封为政府，在其占领的地区实行血腥的恐怖统治。亚美尼亚工人和农民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和红军第11集团军部队的支援下，经过英勇斗争，粉碎了达什纳克党人的暴动，于1921年4月4日夺回了埃里温。——355。
[147] 指1920年11月20—22日举行的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参看注20。——357。
[148] 非党代表会议是1918—1921年期间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联系群众的一种方式。这种会议由地方党政机关召集，参加会议的代表按召集机关规定的名额由工人、农民选出。非党代表会议在当时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但也曾被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利用来进行反苏维埃政权的活动。非党代表会议后来逐渐为共产党员和非党员都参加的代表会议所取代。——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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