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四十卷——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1月21日）

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的讲话[20]D0z品论天涯网

（1920年11月21日）D0z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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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

　　（鼓掌）同志们！谈到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形势问题，自然主要应当谈对波战争[21]和弗兰格尔的覆灭。党的工作人员当然都很注意党报，而且不止一次地听过关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报告，因此我认为在党的工作人员的会议上，我没有必要详细说明这整个事件的各个细节、对波战争过程中的每一个转折、我们进攻的性质以及华沙城下失败的意义等，这样做也是不合适的。我想，大多数同志对这方面的情况已经十分熟悉，我要讲也只能是重复，只会使同志们感到不满。因此，关于我们对波战争某些情节和转折的经过，我就不谈了。我只谈谈现在的结局。
　　在红军取得夏季辉煌的胜利而在华沙城下遭到惨重失败之后，在同波兰订立初步和约之后（这个初步和约目前正是在里加将要成为或者一定会成为正式和约），由于弗兰格尔的覆灭，这个初步和约真正成为正式和约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现在，弗兰格尔的覆灭已成定局，协约国的帝国主义报刊已经开始摊牌，承认他们以前竭力隐瞒的东西。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注意到了，今天报上还是前几天报上有一篇短评，说法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主要报纸，法国的《时报》（《Temps》）[22]认为，波兰缔结和约违反了法国的忠告。毫无疑问，资产阶级代表在这里把资产阶级极想隐瞒而且长期以来一直竭力隐瞒的真相说了出来。如果没有发生华沙城下那种非常严重的情况，我们本来会取得更多的成就，从这个观点来看，对波和约的条件是不利的（虽然比今年4月我们为了避免爆发战争向波兰地主提出的那些条件有利），尽管如此，我们毕竟还是取得了一些使帝国主义总计划的很大一部分遭到失败的条件。法国资产阶级现在承认，他们曾坚决主张波兰继续作战，反对缔结和约，因为它们担心弗兰格尔覆灭，希望支持这次对苏维埃共和国新的武装干涉和进攻。尽管波兰帝国主义的情况现在和过去都驱使它同俄国作战，尽管如此，法帝国主义者的计划仍然遭到了失败，结果，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一种比单纯的喘息时机更为重要的东西。
　　过去三年内，在早先属于前俄罗斯帝国的各个小国中，波兰是最敌视大俄罗斯民族并且最想占领非波兰人居住的大片土地的国家之一。我们同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缔结和约[23]也是违反帝国主义协约国的愿望的，但是我们所以比较容易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资产阶级没有他们自己的帝国主义目的，非要同苏维埃共和国作战不可，而波兰资产阶级共和国不仅垂涎立陶宛和白俄罗斯，而且还垂涎乌克兰。此外，波兰过去几百年来的斗争也驱使波兰资产阶级共和国走这条路。波兰当初是一个强国，现在则同强国俄罗斯相对峙。波兰即使在现在也不会放弃这几百年来的斗争。因此波兰在推行它的反对我们共和国的军事计划时表现得更为好战、更为顽固。因此现在我们违反协约国的意愿缔结和约这一成就就显得更为巨大。在与俄国接壤的保留资产阶级制度的各国中，如果说有哪个国家是协约国在推行其蓄谋已久的军事干涉时可以依靠的话，那就只有波兰，所以在目前资产阶级国家普遍仇视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各国都把波兰地主占领加里西亚东部［注：加里西亚东部即今乌克兰西部一带。——编者注］看作与切身利益有关。
　　其次，波兰觊觎乌克兰和立陶宛。因此，进攻来得特别激烈，特别顽强。对波兰的军需供应，自然就成了法国和其他强国主要关心的事情。它们在这方面花的钱是无法估算的。因此，尽管红军在华沙城下遭到了失败，但它最后取得的胜利的意义是特别伟大的，因为红军已使波兰处于完全无力继续作战的境地。波兰不得不同意签订和约，而这个和约给它的东西要比1920年4月波兰进攻前我们所提出的少，当时我们不愿意中断经济建设工作，所以提出了一条对我们十分不利的边界线。当时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些小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者的报纸，责备布尔什维克妥协忍让，说苏维埃政权差不多采取了托尔斯泰式的态度。这些报纸所说的托尔斯泰式的态度，就是指我们同意根据当时的皮尔苏茨基线来签订和约。根据这条线，明斯克仍归波兰，边界线比现在划定的偏东50俄里，有些地方则达100俄里。当然，我没有必要在党的工作者的会议上来详细说明，为了使我们的经济工作不致被真正打断，我们为什么同意而且不得不同意那条不利的边界线。结果，波兰虽然保存了资产阶级制度，但战争却引起了全国经济的极端混乱，引起了不满情绪的急剧增长，导致了资产阶级不仅对产业工人而且对雇农肆无忌惮地实行恐怖政策。波兰资产阶级的整个状况变得极不稳定，因此根本无法继续作战。
　　苏维埃政权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三年前当我们提出关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及其胜利的条件的问题时，我们总是明确地说：没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这个胜利就不可能巩固；只有从国际的观点出发才能正确估价我们的革命。为了取得巩固的胜利，我们必须使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切国家或者至少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经过三年残酷而激烈的战争，我们看到，我们的预言在哪些方面没有得到证实，在哪些方面已经得到证实。我们没有能迅速而轻易地解决这个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预言没有得到证实。当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俄国抗击世界资本主义列强这样一场力量悬殊的斗争竟能延续三年之久。结果，无论这一方还是那一方，无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没有获得胜利，也没有遭到失败；其次，虽然我们的预言没有轻易地、迅速地、直接地实现，但是主要的一点我们办到了，就这方面说预言实现了，因为主要之点就在于：即使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推迟爆发，无产阶级政权和苏维埃共和国也能够存在下去。所以在这方面应该说，共和国现在所处的国际形势，最好地最确切地证实了我们的一切估计和我们的整个政策都是正确的。
　　俄罗斯联邦的军事力量根本不能同所有资本主义强国的军事力量相比，这一点是用不着证明的。在这一方面，它们比我们强几十倍，几百倍，然而，经过三年的战争，我们迫使几乎所有这些国家都放弃了继续干涉的念头。这就是说，三年前在帝国主义战争还没结束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可能出现的局面，即长期僵持、双方最后不分胜负的局面终于形成了。但是，这种局面是由于什么原因形成的呢？这不是因为我们在军事方面比较强，协约国比较弱，而是因为协约国各国内部瓦解日益加剧，相反我国内部却日益巩固，战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协约国已经不能用它们本国的军队同我们作战了。资本主义各国已经不能强迫工人和农民同我们作战了。资产阶级国家在帝国主义战争结束后保住了资产阶级国家。它们延缓并推迟了直接面临的这个危机，然而却从根本上动摇了自己的地位，它们尽管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但在三年以后却不得不承认，它们无法摧毁几乎没有任何军事力量的苏维埃共和国。由此可见，从根本上说，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预言在各方面都证明是正确的，而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被压迫群众果然是我们的同盟者，因为使战争打不下去的正是这些群众。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虽然没有获得国际胜利，即对我们来说是唯一可靠的胜利，但是却给自己争得了能够同那些现在不得不与我们建立贸易关系的资本主义列强并存的条件。在这场斗争的过程中，我们给自己争得了独立生存的权利。
　　因此，只要总的看一下我们所处的国际形势，就会发现：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不仅有了喘息时机，而且得到了某种更为重要的东西。我们通常所说的喘息时机是一个短暂的时期，在此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往往有可能更为猖狂地再次企图对我们发动战争。我们现在并不能自我陶醉，也不能否定资本主义国家将来对我国的事务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我们必须保持战斗准备。然而，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是在什么条件下粉碎了俄国反革命的一切尝试并同西邻各国正式缔结了和约，就会清楚地看到，我们不仅有了喘息时机，而且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尽管存在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我们已经基本上能够在国际上生存下去。任何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情况都不允许它派军队进攻俄国；这就说明这些国家内部的革命已经成熟，使它们不能迅速地战胜我们，而它们本来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在这三年里，英国、法国和日本的军队都曾在俄国的领土上呆过。毫无疑问，这三个强国只要稍微再加一把劲就完全可以在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内战胜我们。我们所以能够抵挡住它们的进攻，完全是因为法军内部发生瓦解，英国人和日本人开始不满。我们一向就是利用帝国主义利益上的这种分歧的。我们所以战胜了武装干涉，只是因为帝国主义本身的利益使它们四分五裂，而使我们团结巩固。我们就是利用这一点取得了一个喘息时机，并使德帝国主义在布列斯特和约[24]时期不能取得完全的胜利。
　　最近以来，特别是由于要同美国一批极其凶残的资本主义豺狼（为首的是一个想把亿万富翁集合成整个集团的财阀）拟订一项租让合同草案[25]，这种争斗更加激烈了。我们知道，现在几乎任何一条来自远东的消息都证明，日本对签订合同一事极为愤怒，虽然这个合同还没有签订，还只是一个草案。但是，日本已经舆论哗然，我今天又看到一条消息，说日本谴责苏维埃俄国想挑动日本反对美国。
　　我们正确地估计了帝国主义竞争的这种紧张局面，并且认为我们必须不断地利用它们之间的争斗，使它们难于同我们作斗争。英法关系中也存在着政治上的不和。现在我们要谈的已经不只是喘息时机，而是比较长期地进行新建设的重要机会。实际上，在这以前我们在国际方面还没有任何基础。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种基础，原因就是那些无论在军事方面或经济方面都完全依赖大国的小国家态度起了变化。现在，波兰也不顾法国的压力同我们缔结了和约。波兰资本家对苏维埃政权的仇恨是很深的，他们用空前未有的残暴手段镇压最普通的罢工。他们很想同苏维埃俄国作战，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愿意同我们签订和约而不愿意履行协约国提出的条件。我们看到，帝国主义列强统治着全世界，但是它们只占世界人口的很小一部分。而一个抵抗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达三年之久的国家的出现，大大改变了全世界的国际形势，因此，占世界人口多数的一切小国都倾向于同我们和平相处。
　　有一个极大的因素，使我们能够在这种复杂而又十分特殊的情况下存在下去，这一因素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同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贸易关系。
　　我曾经看到，一个类似我国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的美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第二国际活动家，美国社会党[26]党员斯帕戈（他象是一个美国的阿列克辛斯基，后者写过许多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书）责备我们，把我们谈论同资本主义列强做生意说成是共产主义完全破产的证明。他写道：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能更好地证明共产主义已经完全破产，共产主义纲领已经完全失败。我觉得，只要仔细考虑一下实际情况，谁都会得出相反的结论。那些曾经因为我们采取的恐怖手段或者因为我们的整个制度而对我们发动战争的列强，明知同我们建立贸易关系会增强我们的力量，现在却不得不违心地走上这条道路，这正是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战胜了全世界资本家的最好不过的证明。如果我们曾经保证或幻想用俄国一国的力量来改造全世界，那倒可以拿这一点来证明共产主义的破产。然而，我们从来没有这种狂想，我们总是说，我们的革命只有在得到全世界工人支持的时候才能取得胜利。结果是，他们给了我们一半支持，因为他们削弱了向我们打来的拳头的力量，但是他们毕竟是帮助了我们。
　　我不想多谈这个问题了，不过我要指出，目前高加索的情况错综复杂，很难弄清楚，而且战争随时都可能强加给我们。然而，由于同波兰的和约几乎已有保证，由于弗兰格尔已被彻底消灭，再打起来也没有什么可怕。如果有人硬要把战争强加给我们，那它就会比以前更能加强和巩固我们的地位。报纸上关于亚美尼亚和土耳其的消息会使你们对这一点有所了解[27]。情况是极端混乱的，但是我完全相信，我们一定能摆脱这一处境，在目前这种从某些方面看确实对我们很有利的基础上，在使我们满意而且经济上能够生存下去的基础上保持和平局面。我们正在尽一切力量做到这一点。但也可能形势会直接引起战争，或者间接导向战争。我们完全可以泰然处之，因为这将是在边远地区进行的战争，我们拥有绝对的优势，甚至可能赢得比对波战争更大的胜利。对波战争是两条战线的战争，因为当时还受到弗兰格尔的威胁；对波战争也不能称为边远地区战争，因为皮尔苏茨基线距离莫斯科并不很远。关于国际形势，我就谈到这里。
　　现在我来谈谈国内形势。由于一连串武装干涉的尝试遭到破产，我国的经济状况已经大大好转。过去我们的处境所以危急万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中部的俄罗斯，工业的俄罗斯，无产阶级的俄罗斯，如彼得格勒、莫斯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等同盛产粮食的西伯利亚、南部、东南部地区的联系被切断了，同主要燃料产地之一的顿涅茨煤田的联系被切断了，同石油产地的联系被切断了，因此在当时看来，很难相信共和国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真正支持下来。你们知道，由于同盛产粮食的地区和最重要的经济地区的联系被切断，我们遭到了多么深重的灾难和多么巨大的困难，我们缺乏粮食，挨饿受冻。现在情况有了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同这些地区已经连成了一片。由于能够把西伯利亚和高加索加进来，由于乌克兰社会状况正在发生愈来愈有利于我们的变化，在最近即将展开的征粮运动中我们的征粮工作不但不会象今年那样落到粮袋空空，而且能充分保证全体产业工人的粮食需要。由于运输工作确已开始改善，我们可以预料，国家将掌握25000万到3亿普特的粮食储备，这样规模的征粮运动还是第一次。有了这批粮食，我们不仅能象现在这样谈论社会主义建设，做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而且能真正用上名副其实的劳动军[28]，让几十万产业工人即正在为工业搞粮食的工人去从事刻不容缓的迫切的工作，并且改进这项工作，就象燃料状况的改善已经使我们恢复了纺织工业那样。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的工厂已经开工，最初不到25万纱锭，现在已有50—60万纱锭了，年底我们计划扩大到　100万纱锭，明年打算扩大到400万纱锭。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改变消耗旧有的储备、苦苦挣扎的局面，使国家能够着手恢复被破坏了的生产，能够在向农村征收粮食的同时，向农民供应食盐、煤油以及为数不多的纺织品。没有这一点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建设。
　　如果说，在国际方面我们打退了许多次武装侵犯，同许多国家签订了和约，从而取得了立足之地，那么，在经济方面，我们直到现在才有可能获得一定数量的供给产业工人的粮食和供给工业的粮食——燃料，这样我们才能够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而这才是我们的主要任务，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才是我们几次尝试要作的转变。我记得，1918年4月我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曾经说过：我们的军事任务似乎就要结束了，我们不仅说服了俄国，不仅为劳动者从剥削者手里夺回了俄国，而且我们现在应当转到管理俄国以从事经济建设这一任务上来［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55页。——编者注］。当时我们赢得的喘息时机，实际上是极其短暂的。从1918年夏季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29]开始的、强加给我们国家的战争是极其残酷的。但是，我们曾经几次作过这种尝试：1918年春季作过一次，今年春季在实践中提出劳动军问题的时候又以较大规模尝试过一次。现在我们必须再一次把这种转变提到首位，并尽一切力量加以实现。从国际观点，即从彻底战胜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整个社会主义变革最重要的任务。为了彻底战胜资本主义，第一，必须战胜剥削者和捍卫住被剥削者的政权，这是用革命力量来推翻剥削者的任务；第二，担负起建设任务，就是建立新的经济关系，树立怎样做这件事情的榜样。实现社会主义变革任务的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这使我们的革命不同于以往的一切革命，以往的革命有破坏这一面就够了。
　　如果我们完不成第二个任务，那么在推翻剥削者和用武力来抗击国际帝国主义者的事业中的任何成就、任何胜利就会付诸东流，旧制度的复辟就会不可避免。对于这一点，从理论上来说是不可能有两种意见的。这个转变非常大又非常困难，要求采用另外的办法，要求重新配备和使用力量，要求把注意力和心思等等集中在另外一方面。现在我们应当采用组织、建设的办法，来代替用革命方式推翻剥削者和抗击暴力者的办法，我们应当向全世界显示和证明，我们不仅是一种能够抵抗军事扼杀的力量，而且是一种能够树立榜样的力量。那些权威的社会主义著作家的一切著作，都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这两个方面。这一任务的两个方面，既同外部世界，即那些还掌握在资本家手中的国家有关，也同本国非无产者群众有关。我们已使农民相信，无产阶级给他们的生活条件比资产阶级给他们的好，我们通过实践使他们相信了这一点。农民虽然也不满意布尔什维主义制度，但是他们通过实践把布尔什维主义制度同立宪会议制度、高尔察克制度以及其他各种制度作了比较以后，便得出结论：布尔什维克使他们的生活更有保障，并且在军事上保卫他们免受全世界帝国主义者暴力的蹂躏。可是，在资产阶级条件下，有一半农民按资产阶级方式生活，他们也不可能按其他方式生活。无产阶级现在应当完成第二个任务，向农民表明，无产阶级能够为农民提供另一种经济关系的榜样和实例，它要比每户农民各自经营优越。直到现在农民还是只相信这种旧方式，认为它是天经地义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要农民听了我们的宣传就改变他们对切身问题即对经济的态度，那纯粹是一种空想。农民现在处于观望状态，他们已经由对我们采取敌视的中立态度转变到对我们采取同情的中立态度了。他们宁愿要我们而不愿要任何其他政府，因为他们看到，工人国家，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并不象有些人所描绘的那样，是横蛮的暴力和篡权，而是农民的保护者，它比高尔察克、邓尼金等匪帮好得多。
　　但是这还不够，我们没有做到我们应该做到的主要事情，那就是表明无产阶级一定能恢复大生产和公共经济，使农民转到更高的经济制度上去。我们既然已经证明，我们依靠革命组织能够抵抗加在被剥削者身上的暴力，那么我们在另一方面同样应当证明，我们能够树立这样的榜样，即不是用言语来说服，而是用事实向全体广大农民群众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其他国家表明，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能够建立起共产主义制度。这项任务具有全世界的意义。我们要获得具有国际意义的后一半胜利，就要完成后一半任务——经济建设方面的任务。在最近这次党代表会议［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280、286页。——编者注］上我们已经谈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可能详细谈论各个方面，因为这项任务包括经济建设事业的一切。我已经扼要地指出了保证产业工人得到粮食和保证工业得到燃料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保证今后能够进行建设的基础。我应当补充一点，在即将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正如你们从报纸公布的议程上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个经济建设问题，一定会是讨论的中心问题。整个议程都是为了使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和全国所有苏维埃工作者和党的工作者能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经济方面，集中在运输业、工业的恢复和“帮助农民经济”上，“帮助农民经济”是一种谨慎的说法，其实它的含义要广泛得多，就是要采取一整套办法和一系列周密的措施，把还会存在相当长时间的农民经济提高到应有的水平。
　　因此，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将要提出关于俄国电气化的报告，以便从技术方面把我们所谈过的那个恢复国民经济的统一经济计划确定下来。如果不把俄国转到比先前更高的另一种技术基础上，就根本谈不上恢复国民经济，谈不上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因为不实行电气化，要振兴工业是不可能的。这项任务是长期的，至少需要10年，并且还要吸收大批技术人员参加这项工作，这些技术人员将向苏维埃代表大会提出详细阐述这一计划［注：指《俄罗斯联邦电气化计划。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向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作的报告》。——编者注］的一系列文件。没有　10年的工夫，我们就不能实现这个计划的基本部分，即建立能使全部工业转到现代基础上的30个最大的电站区。显然，全部工业不按照大机器生产的要求来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就只能是一大堆法令，只能是工人阶级同农民在政治上的一种联系，只能使农民挣脱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统治，只能给世界各国提供一个榜样，然而却没有自己的基础。共产主义是以苏维埃政权这一能使被压迫群众完成各项事业的政治机构为前提的，否则共产主义便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在全世界都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证明，因为苏维埃政权思想、苏维埃政权的纲领不容置辩地正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这一点我们从反对第二国际的每次斗争的情景中都可以看到，因为第二国际是靠警察、神父和工人运动的资产阶级旧官吏来维持的。
　　这是政治方面的保证，但是经济方面，只有当建立在现代技术基础上的大工业机器的一切脉络真正布满无产阶级的俄国时，才算有了保证，而这就意味着电气化。要实行电气化就必须懂得使用电力的基本条件，同时也要懂得工业和农业。任务是巨大的，实现这一任务的时间也比我们抗击武装侵犯、捍卫自己生存所用的时间要长得多。但是，我们并不害怕这样长的时间，我们认为我们已取得了如下的成就：我们吸收了几十、几百个满脑子资产阶级观点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把改造整个经济，改造工业和农业的任务交给了他们，引起了他们的兴趣，获得了大量的材料，这些材料正在汇编成许多小册子。每个电气化地区都单独有一本小册子加以说明。北方地区的电气化计划已经拟妥，关心这个计划的人都可以得到它。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前，将出版一批有关每个地区的情况和载有整个改造计划的小册子。目的是要每个地方、每个党支部、每个苏维埃机关，都按照这个为期多年的统一计划有系统地进行工作，以便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具体地了解，我们前进了多少，我们是怎样前进的，而不是自己欺骗自己，掩盖我们面临的困难。现在摆在全国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坚决实现这项统一的经济计划。共产党应该根据这项任务来安排全部宣传鼓动工作和党的工作。关于这一点在理论上已经谈过不止一次，也没有人反对，但是，在这方面所做的未必达到应做的百分之一。
　　当然，我们已经习惯于政治战争时期，我们都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受过锻炼，因此，现在苏维埃政权已经做到的，还只是着手去完成这样一项任务，就是要立刻把列车转移到另一条轨道上去，而这列火车应当拉着千百万人前进。要让这列火车转上另一轨道，而有些地方连轨道都没有，那就需要集中精力，需要知识，需要极大的毅力。由于农民和工人群众的文化水平不能适应这一任务，同时我们几乎99％的人都已习惯于军事政治任务，我们这里官僚主义又复活了。这是大家公认的。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消灭旧的机构（就象十月革命时那样），把权力交给苏维埃。但是，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又承认，在我们这里官僚主义已经复活，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还没有。许多工农没有文化，不识字，更谈不上较高的文化。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一切优秀分子过去都忙于军事任务。无产阶级为完成军事任务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同时不得不动员千百万农民去完成这项任务，而且必须吸收满脑子资产阶级观点的分子参加工作，因为再没有其他什么人了。因此，我们必须在党纲这样的文献中指出，官僚主义已经复活，应当不断地同它进行斗争［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08页。——编者注］。显然，在苏维埃机关中复活了的官僚主义也不会不在党的组织中产生有害的影响，因为党的上层领导就是苏维埃机构的上层领导，这是一回事。这就是说，既然我们意识到了，旧官僚主义这种坏现象可能在党的机构中表现出来，那么在党的组织中有这种坏现象的各种迹象，就是很明显，很自然的了。因此，这个问题已经列入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议程，还引起了这次代表会议很大的注意，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全党代表会议决议［注：指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37—45页）。——编者注］所承认的党的病症，不仅莫斯科有，而且正在向全国各地蔓延。这是由于当时必须进行军事政治工作，我们必须把农民群众吸引过来，不可能提出更高的要求，提出一个较广泛的计划来提高农民经济的水平，提高农民群众的水平。
　　最后请允许我对在座的人都很熟悉的党内状况、党内斗争、反对派的出现稍微谈几句，这个问题在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的代表会议上花去了我们许多精力，也许比我们大家愿意花的多得多。国家在三年的斗争中从无产阶级和党那里吸取的力量已经消耗净尽，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的大规模的转变，自然使我们难以完成无法确切估计到的任务。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不知道坏现象蔓延的确切范围，我们还不能确定坏现象的相互关系和确切类别。党代表会议的主要使命在于提出问题，不掩饰现有的坏现象，促使党注意这种坏现象，并号召全体党员努力加以克服。当然，我认为，不论在中央委员会看来还是在大多数党内同志看来，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据我所知，谁也没有放弃这种观点）：在党内发生危机的时候，不仅在莫斯科有而且在全国都有的反对派表现出许多完全健康的因素，这些因素在党自然成长的过程中和从一心注意政治军事任务转向建设和组织工作的时期，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在这个转变时期我们必须一下子掌握几十个官僚机关，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大多数的文化水平却同任务的要求不相适应。要知道，工农检查院[30]多半还形同虚设，过去所以开动不起来，是因为优秀的工人都派到前线去了，而农民群众限于文化水平又不能大量提供工作人员。
　　反对派把尽快实现转变、尽量吸收年轻的新生力量、吸收地方工人担任比较重要的职务作为自己口号，他们的这种意图、倾向和纲领自然是非常健康的。不论在中央委员会中，还是在担任比较负责工作的同志中间，就他们所说的来看，大家在这一点上没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下面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除了在实现代表会议决议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这种健康的因素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在一切会议上，包括在人数比这次代表会议更多的预备会议上，你们也不可能听到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我们的总纲领必须实现，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我们面临着艰巨的工作。当然，就问题的本质来说，这里已经不能只限于推翻这种敌人，回击这种敌人。要知道，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人数有几千万，他们包围着我们，我们是少数，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群众比起来人数是很少的。我们应当教育这些群众，训练他们，可是，过去我们却必须把能训练他们的一切有组织的力量用于另一件非常有意义的、艰巨的和非常危险的事情，用于要作出重大牺牲的事情，即用于战争。这已经是战争的惯例，是摆脱不了的。
　　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心中有数：为了把经济建设置于比较正确的基础上，为了使工农检查院不仅在法令意义上存在，而且能够真正吸收工人群众参加，我们的党是否已经充分健全起来，官僚主义是否已经被彻底战胜。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拿党的任务来说，我们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尽快地粉碎所谓的反对派路线。至于各种观点、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各种看法以及各种纲领，哪怕是涉及今后行动的纲领，中央在有不同观点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都必须采取极端审慎的态度。全党同心协力的工作将能保证这项任务的实现。我们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经济工作，比军事工作更加困难，军事工作我们是依靠农民的热情完成的，因为，毫无疑问，农民宁肯要工人的国家而不愿要高尔察克的国家。现在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因为现在需要把农民群众引导到他们十分生疏的建设事业上去，对这种事业他们既不理解，也不相信。这项任务要求更加持之以恒，更加坚韧不拔，要有更强的组织能力，而在组织能力方面，俄国人大概是最差的。这是我们最薄弱的方面；因此，如果有什么东西妨碍这项工作，我们就要努力尽快地消除它。毫无疑问，反映了这一转变的特点的反对派，本身具有某种健康的因素，但是当他们变成为反对而反对的时候，那就应当坚决地结束这种状况。我们在争吵、互骂和斗气上已经浪费了许多时间，因此应当对自己说　“够了！”并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努力把工作做好。对那些不满现状、以反对派自居的人，最好作这样那样的让步，宁多勿少，以便能够同心协力地工作，因为在我们被国内外敌人包围的情况下，不这样做就不能生存。
　　毫无疑问，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小业主的数量比我们大得多。它们比根据工人需要而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生产更强大。凡是同农村接触过并且见过城市里的投机倒把的人都十分了解，这个以小经济建设为基础的社会阶层人数比我们多，因此，这里绝对需要同心协力地工作，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做到这一点。当我看到莫斯科组织内的争论和斗争，看到会上发生了那么多辩论、争吵、攻击时，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要立刻结束这种现象，大家都应当以代表会议的主张为基础团结起来。必须指出，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当时看到下面这些情况，令人感到痛心，比如说，在党的会议上，时间都花在争论某人是否按时到会、某人表现怎么样等等问题上。难道大家开会就是为了这些事情吗？为了这些事情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讨论名单上所提出的人的表现如何如何。在这里就牵涉到会议的内容问题。拿布勃诺夫这位有经验的党员同志来说吧。我听了他就代表会议提出的主张所作的发言。这个主张归结为要求更多的批评自由。但是要知道，代表会议是在9月召开的，而现在已经是11月了。批评自由是个好东西，但既然我们大家都已经赞成批评自由，那么不妨来研究一下批评内容的问题。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其他一些人长期以来就用批评自由来吓唬我们，但是我们并没有被吓倒。如果批评自由是指维护资本主义的自由，那我们就要取消这种自由。我们已经前进了。批评自由已经宣布过，现在需要考虑的是批评内容的问题。
　　在这里应当承认一个令人痛心的情况：批评没有内容。走到区里一看，你就会想，批评究竟有什么内容。在党组织的帮助下，用旧的官僚主义的办法是扫除不了文盲的。除了吸收工人和农民参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克服官僚主义呢？在区的会议上批评涉及的都是一些小事，而关于工农检查院，连一句话也听不到。我也没有听到有哪个区吸收工人和农民来做这件事情。真正的建设工作就是要运用批评，就是要注意批评的内容。而在莫斯科，每一幢不大的房屋的管理组织、每个大工厂都应当有自己的经验。如果我们要同官僚主义作斗争，那我们就应当吸收基层群众来做这项工作。我们应当知道：某个工厂有些什么经验，它们为驱逐某些官僚主义者做了些什么，某个街区的管理组织和消费合作社有什么经验。整个经济管理机器都要以最大的速度转动起来，但是，关于这点一句话都听不到，而互骂、斗气的事情却多得很。当然，这样巨大的变革中不可能不掺杂一些垃圾，不可能不出现一些肮脏的泡沫。我们现在不仅应当提出批评自由的问题，而且应当提出批评内容的问题。现在应该指出：我们应当根据自己的经验作一系列让步，我们应当向自己说，今后我们决不容许再有丝毫斗气的倾向。我们应当同过去诀别，着手进行真正的经济建设，改造党的全部工作，使党能够领导苏维埃的经济建设，取得实际的成就，并且多用行动少用言语来进行宣传。要知道，现在用言语既不能说服工人，也不能说服农民，只有用榜样才能说服他们。必须使他们相信：没有资本家他们也能改善自己的经济；为了消除冲突，他们既不需要警察的棍子，也不需要资本家制造的饥饿，而是需要党员的领导。我们应当抱有这样的观点，这样在今后的经济建设中我们就会取得成就，使我们在国际方面取得彻底的胜利。

2
关于选举莫斯科委员会的讲话

　　同志们，我参加过的选举是很多的，也许是太多了。我既参加过党内各集团、各流派乃至各派别组织斗争后所进行的选举，也参加过在互相监督造成的最激烈的斗争形式下的选举，这种互相监督甚至弄到这种地步，在任何一个党支部里，如果不是两派代表都带着记事本到场，没有算出他们代表的人数，任何一次投票都不能生效。但是，在选举彼得格勒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这些领导机关时，却从来没有实行过比例制原则。如果在选举时有两个集团、两个流派或派别组织进行斗争，那么，为了召开作为决策机关的党代表会议或党代表大会，实行代表比例制是必要的。但是，建立一个进行实际工作的执行机关，从来没有采用过代表比例制，而且这样做也不见得正确。我觉得，前面那个发言人自己在这一方面就违背了比例制原则，他和伊格纳托夫一起声明，说他们提出的名单的优点在于能使11个人获得通过。我没有可能从38个人当中审查这　11个人，我认为，让步应当比与会的多数或自称拥护莫斯科委员会的那个集团所愿意作的更多一些。持这种看法的理由我已经陈述过了，但是主要的应当是保证现在能把人挑选好。名单上列的大多数同志我都不熟悉，但是，你们这些在会上有表决权的人，当然熟悉这些同志，所以我想，你们一定会设法挑选你们自己熟悉的同志来组织一个能够同心协力地进行工作的集体，使任何一种健康的倾向，代表党内派别的倾向，无论是已经形成的和没有形成的或者在某些方面还没有固定的，在这样的集体中都能反映出来，然而，整个来说这是一个掌握实际政策的集体，它不是按比例来代表参加这次会议的各种派别，而应该进行战斗的工作，即根据代表会议决议的精神同我们的内外敌人进行斗争，并且要杜绝不融洽和不协调的现象。因此，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点，应该是你们这些会议代表亲自了解每个候选人并选择一个能够保证同心协力地进行工作的集体，而不是在选举执行机关时采取比例制原则，这种原则从来没有采用过，现在采用也未必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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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20] 这是列宁1920年11月21日下午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的两个讲话。其中第一个讲话是就会议第2项议程作的报告，当年用俄文、德文和法文印成了小册子。列宁还在11月19日代表会议预备会议上讲了话，这个讲话的记录没有保存下来。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于1920年11月20—22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出席会议的有289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89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会议议程是：关于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关于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关于国家经济状况的报告，关于生产宣传的报告，选举莫斯科委员会。会议是在工会问题争论已经开始的时候举行的。出席会议的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和伊格纳托夫派的代表对党的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攻击。他们从会议筹备时起就企图在莫斯科的党组织中取得优势。工人反对派的一些人力图把自己的同伙更多地安插进莫斯科委员会，竟撇开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厅开会的其他代表，而在米特罗范大厅另行召开工人代表的会议。列宁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曾指出反对派的这种活动是对工作的破坏，也是派别活动和制造分裂的起点。代表会议在列宁领导下对反对派进行了回击，代表会议就莫斯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通过了体现党中央观点的决议。代表会议否决了反对派在非正式会议上拟的莫斯科委员会名单，通过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名单。——19。
　　[21] 指1920年苏维埃俄国抗击地主资产阶级的波兰的战争。从1918年波兰国家重建起，波兰的统治集团就实行敌视苏维埃俄国的政策。1919年波军占领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一些地区，包括明斯克在内。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在准备对苏维埃俄国发动新的军事进攻时把地主资产阶级的波兰和彼·尼·弗兰格尔纠集的邓尼金残部传为主要突击力量。在他们的唆使和大力援助下，波兰政府拒绝了苏维埃政府一再提出的媾和建议，并于1920年4月25日不宣而战，对苏维埃俄国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已经开始转入和平建设的苏维埃俄国不得不重新动员起来，抗击波兰武装干涉者。这场苏波战争进程曲折。先是波军进攻，占领了日托米尔、科罗斯坚、基辅等地。5月底红军展开反攻，6月12日解放基辅，8月中旬逼近华沙和利沃夫。但红军由于指挥上的失误等原因，在波军反扑下又被迫撤退。9月19日，波军在白俄罗斯重新发动进攻，进展不大。至此波兰已疲惫不堪，不得不同意缔结和约。1920年10月12日双方签订了初步和约。1921年3月18日签订了正式和约。——19。
　　[22] 《时报》（《Le Temps》）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报纸（日报），1861—1942年在巴黎出版。该报反映法国统治集团的利益，实际上是法国外交部的机关报。——20。
　　[23] 苏维埃俄国同芬兰的和约于1920年10月14日在尤里耶夫（现称塔尔图）签订。根据和约，两国停止战争，苏维埃俄国再次确认芬兰的独立和主权，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和约还划定了两国间的边界。苏维埃俄国同爱沙尼亚的和约于1920年2月2日在尤里耶夫签订。根据和约，苏维埃俄国承认爱沙尼亚的独立，双方建立外交关系，并互相承担义务不允许外国的或敌视对方的武装集团在本国领土上驻扎。这个和约是苏维埃俄国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平关系的第一步。它使苏维埃俄国开始有了同欧美进行商品交换的可能。列宁形象地称它是“一扇通向欧洲的窗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119页）。苏维埃俄国同拉脱维亚的和平谈判于1920年4月16日在莫斯科开始举行。8月11日，和约在里加签订。——20。
　　[24] 布列斯特和约是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3月15日经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和约共14条，另有一些附件。根据和约，苏维埃共和国同四国同盟之间停止战争状态，波兰、立陶宛全部、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部分地区脱离俄国。苏维埃俄国应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军，由德国进驻。德国保有里加湾和蒙海峡群岛。苏维埃军队撤离乌克兰、芬兰和奥兰群岛，并把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各地区让与土耳其。苏维埃俄国总共丧失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含乌克兰）。此外，苏维埃俄国必须复员全部军队，承认乌克兰中央拉达同德国及其盟国缔结的和约，并须同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和确定俄国同乌克兰的边界。布列斯特条约是当时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而实行的一种革命的妥协。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的政权。1918年11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24。
　　[25] 指1920年秋苏维埃政府同美国万德利普辛迪加的代表华盛顿·万德利普在莫斯科进行的租让谈判，租让的项目是在堪察加和东经160°以东的东西伯利亚其余地区开发渔场、勘探并开采石油和煤炭。为了进行这项谈判，苏维埃政府成立了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外贸人民委员部的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10月底，合同草案拟就。根据合同，万德利普辛迪加获得为期60年的租让权。满35年后，苏维埃政府有权提前赎回全部租让企业。满60年后，企业及其运转的设备无偿地转归苏维埃俄国所有。由于万德利普辛迪加没有得到美国政府以及美国有势力财团的支持，这一合同后来没有签订。——24。
　　[26] 美国社会党是由美国社会民主党（尤金·维·德布兹在1897—1898年创建）和以莫·希尔奎特、麦·海斯为首的一批原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联合组成的，1901年7月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召开代表大会宣告成立。该党社会成分复杂，党员中有美国本地工人、侨民工人、小农场主、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该党重视同工会的联系，提出自己的纲领，参加选举运动，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开展反垄断的斗争方面作出了贡献。后来机会主义分子（维·路·伯杰、希尔奎特等）在党的领导中占了优势，他们强使1912年该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屏弃革命斗争方法的决议。以威·海伍德为首的一大批左派分子退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党内形成了三派：支持美国政府帝国主义政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只在口头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中派，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少数派。1919年，退出社会党的左派代表建立了美国共产党和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社会党的影响下降。——25。
　　[27] 指亚美尼亚和土耳其之间的战争。亚美尼亚的达什纳克党政府为了实现建立“大亚美尼亚”的计划，在协约国的调唆下，于1920年9月24日开始对土耳其采取军事行动。9月29日土耳其军队转入反攻，先后占领了萨勒卡默什、卡尔斯和亚历山德罗波尔（现称列宁纳坎）等地。11月11日苏维埃俄国政府向交战双方提出调停的建议，但遭到拒绝。土耳其军队进逼埃里温。11月18日达什纳克党人被迫签订停战协定，12月2日与土耳其签订了亚历山德罗波尔和约。在这个和约签订以前，11月29日，亚美尼亚宣布成立了苏维埃政权，达什纳克党政府被推翻，因此这个和约没有生效。土耳其政府企图证明和约有效，并拖延撤军。在苏维埃俄国坚决要求下，土军于1921年5月撤出了亚历山德罗波尔地区。——26。
　　[28] 劳动军是在国内战争末期暂时用于国民经济战线而保持军队建制的苏俄红军部队。第3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首先倡议把军队用于经济战线，得到列宁的赞同。1920年1月15日，工农国防委员会把第3集团军改组成为第1（乌拉尔）革命劳动军。此后陆续成立的劳动军有：乌克兰劳动军（由西南方面军组成）、高加索劳动军（由高加索方面军第8集团军组成）、第2特种铁路劳动军（由高加索方面军第2集团军组成）、彼得格勒劳动军（由第7集团军组成）、第2革命劳动军（由土耳其斯坦方面单第4集团军组成）、顿涅茨劳动军、西伯利亚劳动军等。劳动军从事修复铁路、采煤、伐木、征购和运输粮食等工作，并在人民群众中开展文化教育活动。1920年对波战争爆发后，有些劳动军转为战斗部队。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根据劳动国防委员会1921年12月30日的决定，劳动军被撤销。——27。
　　[29] 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是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策划的。在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军有两个师和一个预备旅，约5万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奥匈帝国军队的战俘和侨居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组成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决定利用该军反对苏维埃共和国，主动给它提供军费。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主席托·马萨里克征得法国同意后宣布该军是法军的部队，协约国代表随后要求苏俄政府遣送该军回法国。1918年3月26日，苏俄政府已经决定同意捷克斯洛伐克军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撤走，条件是要把主要武器交给当地苏维埃政府。但该军指挥人员却同协约国代表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于5月14日在车里雅宾斯克举行会议，决定举行叛乱。这些人煽惑士兵，妄说苏维埃政府要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关进战俘营等等，同时鼓动他们用武力开路、冲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去。5月25日和26日，叛乱在马林斯克和车里雅宾斯克开始。接着，叛军同社会革命党白卫部队一起占领了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的大部地区。在占领区，捷克斯洛伐克叛军大批逮捕和杀害当地党政工作人员和革命工农，消灭苏维埃政权的机关，协助建立反革命政府（萨马拉的立宪会议委员会，叶卡捷琳堡的乌拉尔政府，托木斯克的西伯利亚临时政府）。苏俄红军于1918年9月转入进攻，解放了伏尔加河流域。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和共产党人的地下工作，捷克斯洛伐克军开始瓦解，拒绝站在白卫军一边作战。1919年下半年，该军随着高尔察克军队的败退而东撤。1920年2月7日，红军同该军签订了停战协定。1920年春，捷克斯洛伐克军集中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陆续撤出俄国。——28。
　　[30] 工农检查院是苏维埃俄国的国家监察机关，1920年2月由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而成。它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各国家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的活动，监督各社会团体；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检查苏维埃政府法令和决议的执行情况等。工农检查院在工作中依靠广大的工人、农民和专家中的积极分子。根据列宁的意见，1923年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这一党和苏维埃的联合监察机构。1934年工农检查院撤销，其职权移交给同年成立的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