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四十卷——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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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卷收载的是列宁在1920年11月至1921年3月期间即苏维埃俄国开始和平经济建设时期的著作。
　　1920年11月，红军彻底打垮了协约国的最后一个傀儡弗兰格尔的反革命军队。至此，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以苏维埃俄国的胜利而告终。苏维埃俄国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均势，得以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生存和发展。但这种均势还很不稳固，因此，俄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竭力巩固和平，发展同一切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苏维埃俄国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同波兰签订了和约，又相继和波斯（伊朗）、阿富汗、土耳其等国签订了友好条约。这样它就同东西方邻国建立起友好睦邻关系，为着手和平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经过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争，俄国的生产水平倒退了几十年。1920年同1913年相比，俄国的产业工人减少一半，大工业的产值几乎减少67，生铁产量仅为战前水平的3％，煤减产2335，石油减产约。铁路运输瘫痪，1700俄里铁路线和3672座桥梁被破坏，大部分机车和14的车厢不能使用。田地荒芜，农业产量仅为1913年的23。粮食和日用必需品严重不足，人民生活极其艰难。农民对余粮收集制强烈不满。反革命分子利用农民的这种不满情绪，到处煽动闹事，在一些地区掀起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叛乱。1921年2月，武装叛乱分子达3万余人。与此同时，一部分工人由于缺吃少穿、生活艰难，在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影响下思想上也发生动摇，罢工不时发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经不适应新的情况，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复杂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解决。
　　编入本卷卷首的列宁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20年11月6日）以及列宁1920年11月21日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发表的题为《我国的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的讲话，论证了把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必要性。列宁在前一篇讲话中指出，苏维埃政权成立三年来，依靠红军战士和工农群众的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现在全国上下必须满怀劳动热情和顽强精神来最迅速地恢复国民经济，夺取比以前在一切血战中获得的更巩固更可靠的胜利。在后一篇讲话中，列宁认为，苏维埃俄国经过三年残酷而激烈的战争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取得了能够同资本主义列强并存的条件，即使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推迟爆发，苏维埃共和国也能够存在下去。因此，现在应当把从事经济建设的任务提到首位。列宁指出：“为了彻底战胜资本主义，第一，必须战胜剥削者和捍卫住被剥削者的政权，这是用革命力量来推翻剥削者的任务；第二，担负起建设任务，就是建立新的经济关系，树立怎样做这件事的榜样。实现社会主义变革任务的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这使我们的革命不同于以往的革命，以往的革命有破坏这一面就够了。”（本卷第28页）列宁号召全国党政干部把全部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方面去。他指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苏维埃政权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政治方面的保证，而全国电气化则是经济方面的保证。他希望改造党的全部工作，使党能够领导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建设，取得实际的成就，并且多用事实少用空话来宣传。租让政策是列宁在本卷中反复论述的一个问题。1920年11月，列宁签署了《关于实行租让的一般经济条件和法律条件》法令。列宁针对广大工农群众对租让政策的不解和疑虑，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支部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关于租让的报告、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和关于这个报告的总结发言以及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中，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详细地论述了租让政策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列宁1920年12月6日在俄共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阐明了租让法令的基本意义，强调要从政治上、从世界经济的观点来观察租让问题。他指出，租让法令说明了苏维埃俄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的经济合作、和平共处的条件。苏维埃俄国实行租让政策的政治考虑是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他要求人们从帝国主义者之间由最深刻的经济原因引起的深刻分歧来观察有关租让的一切问题。他认为，租让的政治意义还在于它有可能创造一个较好的国际环境，恢复贸易联系，防止新的武装干涉。他详细介绍了租让法令的颁布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引起的强烈反应和它们之间的矛盾的加剧。同美国进行的关于租让堪察加的谈判使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法国资产阶级声明它在俄国有取得租让的优先权，英法两国因此很难结成反对俄国的军事同盟。德国出自对俄国租让耕地的兴趣，急于同苏维埃俄国媾和。1921年初苏维埃俄国同土耳其和波斯签订了贸易条约，3月同英国签订了贸易协定。列宁满意地说：“这就保证我们能够真正专心从事经济建设事业，能够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安心地、坚决地和满怀信心地进行工作。”（本卷第133页）列宁在有关的报告和讲话中，还反复解释租让对迅速恢复俄国经济的积极作用。他指出，把俄国无力开发的森林、土地、矿山租让出去，就可以利用资产阶级的资金，可以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机车、电气器材等生产资料，可以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列宁说：不实行租让，我们就不能实行我们的纲领和国家电气化；没有租让，就不能在十年内恢复我国的经济。当时有些工农群众担心实行租让后俄国会被出卖给外国资本家。列宁针对这种思想说：租让同卖国毫无共同之处，租让是战争在经济范围内的继续，不同的是租让不会破坏生产力，而只会使生产力得到发展；租让可能带来的损失同战争造成的破坏和千百万工人农民的伤亡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列宁在12月21日的报告中对租让政策的意义作了全面的概括：“我们的任务是维持一个被资本主义敌人包围的孤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生存，捍卫一个比它周围的资本主义敌人弱得多的共和国，从而使敌人无法建立反对我们的联盟，使他们难以实行自己的政策，使他们不能取得胜利，我们的任务是保证俄国有恢复经济所必需的工具和资金，因为我们一旦得到这些东西，我们就会牢牢地站立起来，那时任何资本主义敌人对我们来说都是不足惧的。”（本卷第117—118页）
　　列宁在强调租让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清醒地预见到租让必然带来的某些消极影响。他说，租让在经济上对俄国有很大好处，但是也会带来资本主义习气的腐蚀，因此这也是一场战争，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方式、两种形态、两种经济的战争。他指出，必须监视敌人的每一个行动，要用各种管理、监督、诱导的办法防止资本主义的腐蚀，应该处处用共产主义的影响加以抵制。
　　在本卷的文献中，国家电气化计划即统一的经济计划问题是列宁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1920年底，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制定了国家电气化计划，把它提交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讨论，并得到大会的一致赞成。这个计划是苏维埃俄国第一个国民经济远景计划，体现了列宁关于统一的经济计划的思想。
　　列宁1920年12月22日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指出，俄国电气化远景计划是一个表明怎样把俄国转到共产主义所必需的真正经济基础上去的伟大的经济计划。他把这个计划称为第二个党纲，指出党的政治纲领应当用第二个党纲即恢复整个国民经济并使它达到现代技术水平的工作计划来补充。他阐释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思想，强调指出：“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他还说：“如果俄国布满了由电站和强大的技术设备组成的密网，那么，我们的共产主义经济建设就会成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的欧洲和亚洲的榜样。”（本卷第156、158页）
　　与国家电气化计划有关的一个问题是建立领导实施计划的统一的经济中心和探索其最合适的组织形式的问题。本卷收载的《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中一个主要条款的草案》、《论统一的经济计划》等文献反映了列宁对这一问题的观点。
　　列宁要求各个生产部门的计划严密地协调一致，相互联系，共同组成一个统一的经济计划。为了保证劳动国防委员会对统一的经济计划工作的全面领导，列宁考虑建立一个实施计划的专门机构。1920年10月底，人民委员会根据列宁的提议建立了经济委员会，以协调所有经济部门的计划。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建议由劳动国防委员会对统一的经济计划实行总的领导。1921年2月，列宁又提出在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隶属于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由它根据统一的经济计划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实行领导。列宁主张科学技术专家和学者应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占绝对优势，并据此原则提出了计划委员会成员的初步名单。列宁审定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条例》和他提出的委员会名单遭到了弗·巴·米柳亭、尤·拉林、恩·奥新斯基和阿·伊·李可夫等人的反对。他们认为：国家电气化委员会计划是由技术专家而不是经济专家制定的，单靠技术专家是不行的，只有经济专家才能完成；国家计划委员会中“技术班子”占优势，而共产党员经济专家太少。列宁针对这些观点，在2月21日写了《论统一的经济计划》一文，批评这些“共产党员著作家”和“共产党员行政管理人员”不宣传不实施已经制定的计划，却一味对怎样着手制定计划的问题发表空洞的议论。文章说明国家计委组成的重要意义和广泛吸收非党专家参加国家计委工作的必要性，指出国家计委内的党组织应该努力“防止热中于发号施令”，“学会谦虚，学会尊重那些‘科学和技术专家’的切实工作”，“屏弃门外汉和官僚主义者的‘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本卷第353、354、350页）列宁教导说，要对科学和技术专家采取异常慎重和灵活的态度，要向他们学习，要帮助他们扩大眼界，要以相应的科学的成果和材料为根据，“工程师为了接受共产主义而经历的途径将不同于过去的地下宣传员和著作家，他们将通过自己那门科学所达到的成果来接受共产主义”（本卷第353页）。共产党员要善于把专家们的工作统一起来并虚心地给以指导，找出问题的所在，详细地加以研究。
　　农民问题是列宁在本卷中着重论述的又一个重要问题。1920年末，虽然国内战争已经结束，但苏维埃俄国实行的仍然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列宁主持下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和采取的有关措施也还没有摆脱这一政策的影响，过分强调国家的调节和强制在发展农业经济中的作用，不仅用摊派的办法收集余粮，连播种面积和发放种子等也搞摊派和分配。余粮收集制和其他一些强制性措施已经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使农民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日益尖锐。
　　列宁通过农民的来信和申诉以及他同农民的直接谈话，十分了解农民的要求和情绪。他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对外对内政策报告中，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俄国的农村形势，指出“不使小农经济得到切实的大规模的改善，我们就没有出路，因为没有这个基础，任何经济建设都不能进行，无论多么伟大的计划都会落空”（本卷第146页）。列宁认为个体农户还会相当长久地存在下去。他在12月24日俄共（布）党团讨论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和发展农民农业经济的措施》法案的会议上明确地说，集体农庄的问题并非当务之急，必须依靠个体农户，现在还不能设想向社会主义和集体化过渡。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反复强调了另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必须把国家调整和强制措施同经济鼓励和说服措施结合起来。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结束后，经济形势特别是粮食、燃料情况的进一步恶化，迫使苏维埃政权在经济政策方面作根本性的转变，放弃原先确定的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的经济政策和方针，放弃从工业着手恢复国民经济的设想。列宁认真地考虑广大劳动农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于2月8日写了《农民问题提纲初稿》，提出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减低粮食税额，扩大农民将纳税后的余粮投入地方经济流转的自由。这个提纲为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制定关于用征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奠定了基础。
　　本卷的许多文献反映了列宁对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高度重视。列宁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理：“历史活动的规模愈大，范围愈广，参加这种活动的人数就愈多，反过来说，我们所要实行的改造愈深刻，就愈要使人们关心这种改造并采取自觉的态度，就愈要使成百万成千万的人都确信这种改造的必要性。我们的革命所以远远超过其他一切革命，归根到底是因为它通过苏维埃政权发动了那些以前不关心国家建设的千百万人来积极参加这一建设。”（本卷第139页）他强调指出，必须使人人懂得俄国是属于他们的，只有工农群众才能够以自己的活动和自己严格的劳动纪律来改造旧的经济生活条件，实现伟大的经济计划。他希望劳动人民不但要识字，还要有文化，有觉悟，有教养。为了发挥劳动人民的首创精神和积极性，列宁反复强调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生产宣传的重要性。列宁草拟的《关于生产宣传的提纲》就是这一方面的重要文献。这个提纲要求：指导性的报纸要扩大生产宣传的版面，对党和苏维埃机关施加影响，使它们用更大的力量来进行生产宣传，要经常而广泛地从工农群众中提拔能干的行政管理人员、组织工作者和发明创造者；生产性报纸应当是千百万人都能看懂的通俗报纸，但决不能庸俗化，不要降低水平迁就落后读者；要把生产检查工作和生产宣传工作配合起来；要广泛宣传模范企业，把掌握了国外先进技术的工人组织起来训练技术落后的工人，普及职业技术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
　　列宁在和平经济建设时期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教育工作。《俄共（布）中央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设立人民委员助理的决定草案》、《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改组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决定草案》、《关于综合技术教育（对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提纲的意见）》、《中央委员会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党员工作人员的指示》和《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等文献，反映了列宁这一时期对教育工作的关心。
　　1920年12月31日至1921年1月4日召开的党内国民教育问题研讨会就开展综合技术教育和改造普通学校问题通过了一些决议。列宁批评这次会议的各项决议的主要缺点是空泛的议论和抽象的口号过多，具体措施太少。他指出，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的主要缺点是缺乏必要的求实精神，不善于把头脑清晰、学识渊博和有实际教育经验的人安置在适当的领导岗位上。列宁尤其重视青少年教育和成人教育问题。他提议建立起为全体工人、士兵和农民群众服务的图书馆网和阅览室网，努力设法把报纸和书籍免费分配给各图书馆和阅览室。他希望报纸成为启发群众、教导他们生活、教导他们建设自己经济的工具，少来一些政治上的喧嚷，少发表一些空泛议论和抽象口号，多做一些生产宣传。他希望给人民提供必需的各种教科书和一切必需的世界文学、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的重要著作。列宁对苏维埃国民教育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关于综合技术教育》一文中提出，要“把立即向综合技术教育过渡，或者确切些说，立即采取许多马上就能做到的走向综合技术教育的步骤，规定为必须绝对执行的任务”。（本卷第226页）他主张把第二级学校（或其高年级）教育同职业技术教育结合起来，但必须在职业技术学校里增加普通教育课程和共产主义课程，保证实际上转到综合技术教育，以便培养出有广博知识、有共产主义觉悟、发展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列宁还为开展综合技术教育制定出一系列的措施。
　　本卷收载的《工会的任务及其实现的方法〉决议草案》、《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党内危机》、《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报告和总结发言以及在莫斯科市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献，反映了列宁在工会问题争论期间对托洛茨基、布哈林以及其他反对派的错误观点和派别活动所作的不调和的斗争。
　　随着国家从战争转向建设，俄国共产党在1920年11月召开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提出工会必须改变战时实行的军事化领导方法和扩大工人民主的问题。托洛茨基在这次代表会议的俄共（布）党团会议上提出反对意见，主张工会迅速国家化，要求按各个工业部门把经济机关同工会合并，执行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的职能。他建议对工会进行“整刷”，把善于“拧紧螺母”的人放到工会领导岗位上，使工会军事化，变为强制性的机关。他否认工会在教育群众、保护群众的经济利益方面的作用。托洛茨基的意见遭到与会者的反对和党中央十一月全会的否决。但他执意把分歧公开化，12月25日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又发表了他的纲领性的小册子《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坚持其错误主张，并进行派别活动。托洛茨基挑起的这场争论使党内斗争日趋尖锐。1921年1月12日，党中央决定在党内对工会问题展开自由争论。继托洛茨基的纲领之后，“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诺根派、梁赞诺夫派和伊格纳托夫派又提出各自的纲领。布哈林起初企图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起缓冲作用，但实际上后来的布哈林的“缓冲”派却与托洛茨基合流，提出了以托洛茨基的观点为基础的联合纲领。为了避免党的分裂，列宁和他在党中央的支持者不得不放下紧迫的经济工作来解决党内斗争问题，纠正由托洛茨基所开始而由布哈林加深了的政治错误。列宁在上述有关著作和讲话中揭示了托洛茨基强加于党的这场争论的实质，对这场党内斗争的各个阶段作了评述，指出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观点和派别活动给党带来的危害。
　　列宁指出，在工会问题上同托洛茨基的真正的意见分歧是如何掌握群众、对待群众、联系群众的问题。列宁阐明了工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工会不是国家组织，不是实行强制的组织，它是一个教育的组织，是吸引和训练的组织，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如果对待工会的态度不正确，就会使无产阶级中间或无产阶级政党同无产阶级群众之间发生分裂，就会使苏维埃政权灭亡，使无产阶级专政灭亡。托洛茨基的政策正是包含着这种危险。列宁认为，说服教育的方法应当是工会工作的基本方法，强制的方法是次要的。工会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工人认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纪律的重要性。列宁从这一角度评价了工会在生产宣传、实物奖励和“纪律审判会”等方面的工作。列宁驳斥了托洛茨基所谓在工人阶级国家里工会不必保护工人利益的观点，肯定了工会维护工人群众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使其不受官僚主义者损害的职能。
　　列宁针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把经济和政治割裂并对立起来的错误，阐述了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本卷第279、280页）列宁还揭露了布哈林在工会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的认识论根源，指出布哈林在理论上的错误就在于用折中主义偷换了辩证法。
　　列宁对其他一些反对派的纲领也逐一作了深刻的具体的分析和批判。他指出，工人反对派主张国家工会化，使国家服从于工会，把管理国民经济的权力交给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从而否定党和无产阶级国家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作用。工人反对派的主张实质上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观点。民主集中派主张由工会推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要求党内有派别和集团活动的自由，反对在企业中实行一长制和严格的纪律，反对管理上的集中制。列宁称这个集团为“喊得最响”派，而把它的纲领称为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纲领。列宁痛斥了工会问题争论中表现出的派别斗争对党的危害性。他指出，党被迫把中央内部的分歧诉诸全党，因为党内出现的派别活动和一切错误言论，“使党脱离了切实的、实际的经济生产工作而去纠正政治上和理论上的错误”（本卷第303页）。
　　列宁在工会问题争论期间发表的文章和讲话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提高了党的干部的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保证并加强了党的队伍的统一。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56篇，其中有许多重要文献，如：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关于租让的报告的总结发言（1920年12月6日）、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的总结发言（12月21日）、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讨论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的讲话和《给巴库同志们的信的提纲》。除此以外，新增加的文献还有《就关于恢复国民经济的基本任务的报告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信》、《在索科利尼基区苏维埃全会、莫斯科市工厂委员会代表和企业管理委员会代表联合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决定草案》、《人民委员会关于直接税的决定草案》、《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的决定草案》、《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改组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决定草案》、《教育人民委员部条例草案》、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就《关于加强和发展农民农业经济的措施》法案的补充意见发表的讲话以及对问题的答复、在莫斯科市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等等。《附录》中的文献全部是新增加的，其中《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讲话的提纲和《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小册子的一组材料，有助于阅读列宁的这两篇重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