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全会上关于工会在支援东线的动员工作中的任务的报告（1919年4月11日）

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全会上关于工会在支援东线的动员工作中的任务的报告[90]hTr品论天涯网

（1919年4月11日）hTr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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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同志们，你们当然都看了今天公布的非农业省份的动员令，我没有必要在这样的会议上来多谈颁布这项法令的原因，因为不言而喻，你们从报上已经很清楚地知道，由于高尔察克在东线的胜利，我们的处境突然变得非常困难了。
　　你们知道，根据这种军事状况，政府的一切指令早就要求把主力集中南线。的确，在南线，克拉斯诺夫匪军集中了很大的兵力，真正反革命的哥萨克（在1905年以后，他们仍同从前一样是拥护君主制的）的老巢极为牢固，没有南线的胜利，就根本谈不上巩固中央的苏维埃无产阶级政权。由于协约国帝国主义者正是企图从南方、从乌克兰实行进攻，想把乌克兰变为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据点，南线对于我们来说是更加重要了，因此，我们对于在安排一切军事任务时曾把主要注意力和主要兵力放在南线这一点用不着后悔。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并没有错。占领敖德萨的最近消息和今天占领辛菲罗波尔和叶夫帕托里亚的消息都说明，这一在整个战争中起主要决定作用的地区的敌人已被肃清了。
　　你们都很清楚，继四年帝国主义战争之后进行的国内战争使我们花了多大的气力，群众是多么疲惫，打了两年内战的工人所遭受的牺牲是多么惨重。你们知道，我们是在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作战的。因此，把一切力量集中于南线就大大削弱了东线。我们不能增援东线。东线的军队遭到了空前未有的困苦和牺牲。他们已经打了好几个月，许多工作同志来电说，前方作战的红军战士忍受的困苦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结果是东线的兵力过于疲惫。而高尔察克则借助于沙皇纪律即棍棒纪律动员了西伯利亚农民。他开除了在前线作过战的士兵，把作为领导者的军官和整个反革命资产阶级集中到军队中来。高尔察克依靠他们，最近在东线上取得了胜利，威胁伏尔加河流域，使我们不得不说，我们要拿出大量兵力才能击退高尔察克。这些力量只能从非农业省份拿出来，因为我们不能从南方抽调兵力，那样做我们就不能在南方彻底打败主要的敌人。
　　在南方和顿河取得胜利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总的形势正在日益好转。现在，没有一天不传来关于国际形势日趋好转的消息。
　　三个月以前，英、法、美三国的资本家不仅看来是一支巨大力量，而且确实是一支巨大力量，如果当时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巨大物质力量用来反对我们，他们当然是能打垮我们的。他们本来能够做到这一点。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们没有做到而且也不能做到了。最近他们在敖德萨的失败清楚地说明，不管帝国主义者的物质力量多么雄厚，纯粹从军事上看，他们对俄国的进攻已经彻底失败了。要是注意到欧洲中部出现了苏维埃共和国，以及苏维埃形式的发展的不可抑制，十分冷静地观察了形势之后，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胜利是完全有把握的。
　　事情如果仅仅这样，我们就可以绝对放心地说话了，可是注意到最近高尔察克的胜利，就不得不指出，要打垮他的军队，我们还得加紧奋斗几个月。毫无疑问，光用老办法是完不成这个任务的。我们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的一年半内所使用的办法很一般化，有时甚至很保守，以致大大消耗了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精力。我们看到，工人阶级中某些阶层是过分疲劳的，斗争是非常艰难的，但是现在情况已经简单明显得多了。甚至不拥护苏维埃政权而自认为是政界中相当了不起的大人物的人也看得很清楚，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胜利是有把握的。
　　由于高尔察克的胜利，我们还得在国内战争中经历一个艰苦的时期。因此我们认为，正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这样一个团结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最有威信的组织，应该提出一系列最有力的措施，帮助我们在几个月内彻底结束战争。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我们所处的国际形势正在好转，我们在这方面是有充分把握的。目前欧美后方的情况对我们极为有利，这是我们在五个月以前梦想不到的。可以说，威尔逊和克列孟梭先生们是存心帮我们的忙，每天都有电报传来消息，说这些先生在闹纠纷，争执不下，这表明他们斗得不可开交了。
　　可是，我们的事业在国际范围内的胜利愈明显，俄国的地主资本家和逃往乌拉尔以东的富农的反抗也就愈疯狂，愈剧烈。这帮坏家伙拼命挣扎。你们当然已经从报上的消息注意到，白卫分子在乌法造成的恐怖达到了何种程度；毫无疑问，这些资产阶级白卫分子正在下最后的赌注。资产阶级拼命挣扎，指望以最猛烈的进攻迫使我们从有决定意义的南线抽走一部分兵力。我们决不这样做，我们公开向工人们说，这意味着必须一再动员我们东部的力量。
　　现在让我向你们提出一些实际措施。在我看来，要执行这些措施，工会必须重新配置力量，明确规定新的任务，我认为，从我刚才简略叙述过的情况来看，采取这些措施是必要的。这一点大家都已知道，没有必要再进一步说明。根据最冷静的推断，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能够在几个月内结束国内的和国际范围的战争。但是，在这几个月内必须极紧张地进行工作。应当向工会提出的第一个任务是：
　　当然，关于粮食情况，我在这里只是简单地提了一下，但是你们都了解，这是我们内部的主要困难，如果不能把动员工作同向临近前线的产粮地区迅速推进联系起来，同在那里（而不是在这里）组建军队的工作联系起来，那动员是没有希望的，也就是说，不能指望动员会成功。但是现在，做到这一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动员主要是在非农业省份、在工人农民最挨饿的地方进行。我们能够把他们首先调到顿河去，现在整个顿河州都在我们手里，同哥萨克的斗争早就在进行了，在那里能够改善前方部队的给养，不仅能够直接地改善，而且能把粮食寄给家属。这方面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准许每月寄两次粮食，每次20磅。在这方面已经商量好了。这样一来，去年实行过的一普特半制度的优待办法[91]，就可用更为广泛的办法，用寄粮食接济红军战士家属的办法来代替了。
　　开展这种活动，我们就能把支援前线和改善最缺粮的主要非农业区的粮食情况结合起来。当然，除了开往顿河流域，也要开往伏尔加河流域，目前敌人在伏尔加河流域给了我们极其沉重的打击，使得伏尔加河左岸即东部已经收购到的几百万普特粮食都损失了。那里的战争简直就是争夺粮食的战争。工会的任务就是不要使这次动员象通常那样，而要把它同工会对苏维埃的帮助结合起来。在我念过的那个提纲中，这一点讲得有些不够具体。我认为，进行这种全面帮助时，首先应当采取一系列的示范措施，然后制定具体指示和实际计划：工会应当如何发动一切力量来帮助这次动员，使这次动员不仅是军事上粮食上的措施，而且是极重大的政治步骤，使它成为工人阶级的事情，使工人阶级认识到，我们在几个月内就能结束战争，因为在国际范围内我们一定会有新的同盟者。这只有无产阶级的组织，只有工会才能做到。这样的实际措施，我无法一一列举。我认为，只有工会本身才能做到。只要它们考虑到当地的特点，按实际情况办事，它们就能完成这一任务。我们的责任就是给工人阶级基本的政治指示，要他们重新团结起来并认清这个真理，这个真理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它会带来新的困难，但同时它也指出一个能在短时期内克服困难的切实可行的办法。我们要加紧把工人运送到南部产粮区去，以增强那里的力量，假使白卫分子和地主的军队指望用他们在东部的胜利来迫使我们放松南方，那我认为他们这种打算一定会落空，我坚信我们既不放松南方，又要支援东部。敌人抛弃了在前线作过战的士兵（害怕他们），搜罗了西伯利亚青年，动员了西伯利亚农民。这是敌人最后的一张王牌，最后的一点兵源。他们得不到帮助，他们没有有生力量。协约国也无能为力，不能支援他们。
　　因此，我要请工会运动的代表们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务使动员不按旧方式进行。这次动员应当成为工人阶级的最重大的政治运动，即不仅是军事和粮食方面的运动，而且是极其重大的政治运动。只要非常清醒地从战争因素和阶级关系来考虑问题，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在最近几个月内就能解决问题。为做到这一点，工会不能局限在旧的工作框框内。在旧框框内行动，是完成不了这个任务的。这里需要新的规模。不仅要象工会工作者那样活动，而且要象解决苏维埃共和国根本问题的革命家那样活动，这里所指的根本问题就是我们在十月革命时期所解决的关于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和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现在，工会应当象革命家那样，广泛地进行活动，不局限于旧框框，来解决结束俄国国内战争的实际问题。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但还有极大的困难。其次：
　　当然，我们现在已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我们党还在受迫害时或为夺取政权而斗争时所采用的鼓动方法。国家政权使我们有了巨大的国家机构，依靠这种国家机构，我们的鼓动工作走上了新的轨道。一年半以来，鼓动工作有了另一种规模，然而，在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并为国内战争加重了的经济破坏的状况下，在俄国许多省份遭到侵略的极端困难条件下，我们的鼓动工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要求。与从前相比，它创造了奇迹，但它还做得不够，还做得不彻底。目前对广大工农群众的鼓动工作是做得极少的。因此，不能局限在旧框框内，无论如何不能因现时有苏维埃国家机构来进行这一工作而产生依赖思想。如果我们有这种依赖思想，我们就完成不了任务。在这方面应当想想过去，应当更注意发挥个人主动性，应当说，只要大大发挥这种个人主动性，我们一定会比从前做更多的工作，因为现在虽然大多数工人已经感到疲倦，但是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本能抓住了任务的根本点。甚至那些从政治思想上看就根本不愿意把情况搞清楚、用铁甲遮住自己而不了解现实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已明白，这是全世界旧的资产阶级制度和新的苏维埃制度之间的斗争。自从德国革命显露出真面目以后，自从它的政府在大多数社会爱国主义者的支持下刚刚屠杀了无产阶级的优秀领袖以后，自从苏维埃政权在欧洲几个国家取得了胜利以后，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问题是这样摆着的：或者是苏维埃政权，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旧制度。这实际上已在历史过程中得到了解决。工人的本能解决了问题，必须把这种本能化为巨大的鼓动力量。
　　我们无法增多粮食，我们无法使职业鼓动员和知识分子增加10倍，因为我们没有，我们做不到这点。但是我们可以向广大的工人群众说：今天的你们，已不是昨天的你们。如果你们用个别鼓动的方法从事工作，你们有这样多的人一定会取得胜利。
　　我们要尽力使这一动员不是普通的动员，而是最后决定工人阶级命运的真正进军，我们要使工人阶级意识到，我们要在最近几个月内进行最后的斗争，这不是诗歌中所描写的而是名副其实的最后的斗争，因为现在我们已不仅仅是同白卫分子较量实力了。
　　在一年的战争中，我们实际上是同国际帝国主义进行较量的。有一个时期德国人要扼杀我们，但是我们知道，德国人是被束缚着的，因为英法帝国主义者用一只手抓住了他们。有一个时期英国人和法国人出来反对我们；他们的双手是自由的。如果他们在1918年12月就向我们冲过来，那我们是挡不住的，可是如今我们在艰苦的几个月中已经领教过他们，知道他们的资产阶级制度是腐朽透顶的。他们的精锐部队甚至在乌克兰的起义部队面前也只有退却。由此可见，我们的论断是十分清楚的，工人阶级已经本能地感觉到，最后的战斗就要来临，最近几个月内就要解决：我们究竟是取得彻底胜利，还是继续经受新的困难。
　　我把现在已经拟就的其他几项措施念一下：
　　我想谈谈按我们的军事任务来分的几个不同的时期。我们曾经象现在乌克兰的同志一样，是用非正规的游击式的起义来解决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军事任务的。乌克兰的战争与其说是战争，不如说是游击运动和自发起义。这造成很大的流动性和极端的混乱，因此，要利用存粮是一个无比困难的任务。那里没有任何旧机构。甚至我们的政权从斯莫尔尼宫时期继承下来的那种对我们害多利少的非常坏的机构也没有。可是为什么乌克兰没有这种机构呢？因为乌克兰仍处于游击活动和自发起义的时期，还没有任何一个阶级（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稳定的政权所具有的正规军。我们是经过了非常困难的几个月才建立起正规军的。
　　在供给方面，我们已经设立了一些专门机构。我们在供给工作中适当地利用了专家，把他们置于党的监督之下。现在我们在各地都有了主管供给事宜的军事机关。在极度紧张的关头到来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决不再回到旧时的游击主义时代去，我们已经吃够了它的苦头，我们号召工人们到现存的有组织的机关中去，到红军的正规供给机关中去。大部分工人是能够这样做的。你们知道，在收集和运送物资等等方面，情况非常混乱。必须在供给方面帮助红军。军事人员对我们说，只要动员到大批的士兵就好办了，就可以马上根本解决东线问题。这方面最大的阻碍是供给不足。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的情况下，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但是，这要求我们领会和了解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一年前我们已开始建立正规机关，但这还不够，还需要靠群众运动，靠工人阶级的巨大毅力来协助这些正规机关。我们有了一个使工会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大体方案。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工会，因为工会同生产最接近，领导着千百万工人中的大多数群众。这一任务要求在最近几个月内改变一下工作的速度和性质。这样我们就有把握在几个月内取得完全的胜利。
　　我已经说过，我们的粮食任务是同军事任务有联系的，你们都很明白，我们不能不把这两个任务联系起来。必须把它们联系起来。把两者分开，一个任务也不能完成。
　　这里我们应当指出，最近我们经受了特别严重的和痛苦的考验。你们知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领导集团是这样看问题的：“不管怎样，我们希望一直做议员，我们要对布尔什维克和高尔察克分子进行同样的谴责。”我们应当对他们说：对不起，现在我们顾不得议会。我们正被人扼住咽喉，正在进行最后的斗争。我们不来同你们开玩笑。如果你们举行罢工，你们就是对工人阶级犯下了滔天罪行。任何一次罢工都使我们付出成千上万红军战士的生命。这点我们是一下子就能看出的。中断图拉的枪械生产，就是杀害成千的农民和工人；夺去我们图拉的若干工厂，就是夺去成千工人的生命。我们说：我们在战斗，我们在献出最后的力量，我们认为这场战争是唯一正义的合理的战争。我们在我国和全世界燃起了社会主义火焰。谁要稍微阻挠这一斗争，我们就要同他作无情的斗争。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有些人，我们知道，在孟什维克中间是有这种人的，他们不能了解或不愿了解俄国发生的事情，他们还不相信：如果在俄国是这些“坏的”布尔什维克造成了这种革命，那么德国革命的诞生还要痛苦得多。那里的民主共和国是什么呢？德国的自由是什么呢？这是杀害无产阶级的真正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和其他数十个人的自由。谢德曼分子企图以此挽回自己的失败。显然，他们是不能管理国家的。自从11月9日起，这种自由在德意志共和国存在5个月了。在这段期间，政权的代表不是谢德曼分子就是他们的帮凶。但是你们知道，他们那里的倾轧愈来愈激烈。这个例子表明，只能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这一点很明显，例如从我们今天在《法兰克福报》[92]上所读到的就可以看出来。该报说，匈牙利的例子证明，我们不能不走向社会主义。匈牙利证明，资产阶级自愿地把政权交给了苏维埃，因为他们知道，国家处在严重的危急关头，除了苏维埃，没有谁能挽救它，没有谁能率领人民走这条艰难的求生之路。有些人摇摆于新旧之间，他们说：虽然我们在思想上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我们要在保留自己的信念的条件下帮助苏维埃政权，因为我们知道，激烈的战争需要人们毫不迟疑地投入战斗。对这种人我们回答说：如果你们想搞政治，把政治了解为你们可以在疲惫不堪、受尽折磨的群众面前自由批评苏维埃政权，而看不到你们是在帮助高尔察克，那我们就要同你们进行无情的斗争。要一下子掌握和实现这条路线是不容易的。我们对他们不能只采取一条路线。我们说：你们可以搞你们的政治，但是我们要把你们送到监狱去，或者送到那些收容你们的国家去。我们要把几百个孟什维克送给那些国家。最后，你们也许想对自己说：我们要帮助苏维埃政权，不然还得有几年的大灾大难，到头来还是苏维埃政权取得胜利。对于这些人要尽量给予帮助，给予实际工作。这个政策不象只有一面的政策那样容易地一下子掌握，但是我确信，任何一个工人，只要他在实际上看到艰苦的战争是什么，红军的供给是什么，每一个红军战士在前线遭受的苦难是什么，他是会很好懂得政策上的这些教训的。因此，我请你们通过这个提纲，并把工会的全部力量用来尽量坚决尽量迅速地实现这个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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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问题[93]

　　我没有掌握关于图拉的具体材料，关于这个问题，我不能讲得象前面几位同志那样有把握。但是，我知道《永远前进报》的政治面貌。它在煽动罢工，它纵容我们的敌人孟什维克煽动罢工。有人问我有没有证据。我回答说：如果我是律师，是辩护士，或者是议员，那我有责任来证明。可是我既不是律师、辩护士，也不是议员，所以我不准备这样做，而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就假定孟什维克中央比那些在图拉煽动罢工而被公开揭露的孟什维克好一些——我甚至不怀疑孟什维克中央的一部分核心委员要好些——但是在政治斗争中，当白卫分子扼住你的咽喉的时候，难道还能来区分这一点吗？难道还能顾到这一点吗？事实就是事实。即使他们没有纵容，他们对右派孟什维克的态度也是软弱的。这还用解释吗？右派孟什维克鼓动罢工，而马尔托夫或其他人则在自己的报上斥责这些右派分子。这使我们学到了什么呢？我们收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也斥责，但是……（喊声：“怎么办呢？”）要象布尔什维克党那样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站稳自己的立场。国外的宣传难道没有利用这里所有的孟什维克的行为吗？伯尔尼代表会议难道没有支持所有那些说布尔什维克是篡夺者的帝国主义者吗？我们说，你们是在高尔察克匪帮正在打击我们，使成千上万红军战士遭到牺牲，而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又在对这个国家施加压力的时候采取这种立场的。也许两年以后我们战胜高尔察克的时候，我们会来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决不是在现在。现在应当战斗，以便在几个月内战胜敌人，你们知道，敌人是要把工人置于何等境地的。你们从伊瓦先科沃[94]的例子可以知道这一点，同时你们也知道高尔察克正在干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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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发言

　　同志们！有一位代表反对派发言的人在决议案中要求我们看看我国的宪法。我听了以后，想了想，是不是这位发言人把我国的宪法同谢德曼的宪法弄混了呢？谢德曼和各民主共和国答应给全体公民以一切自由。这一点资产阶级共和国已向人们答应了好几百年了。你们知道，这些资产阶级共和国已到了怎样的地步，它们在世界范围内已遭到了怎样的破产。绝大多数工人都站在共产党人这边来了，世界上已经创造出“苏维埃派”这一在俄国没有过的名词，我们可以说，无论我们走到哪一个国家，只要说出“苏维埃派”这个词，大家就会了解我们，就会跟我们走。宪法第23条规定：
　　我们不随便许以自由，相反地，我们在宪法（它已经译成德、英、意、法等文字）中直截了当地声明，社会党人如果利用自由来危害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掩饰资本家的自由，我们就要剥夺他们的自由。可见援引这个宪法，在字面上也对不上号。我们公开声明过，在过渡时期，在激烈斗争的时期，我们不但不随便许以自由，反而预先说，我们将剥夺那些妨碍社会主义革命的公民的权利。这由谁来判断呢？由无产阶级来判断。
　　这里有人想把问题扯到议会斗争的基础上去。我一向说，议会制是很好的，不过现在已不是议会制的时代了。洛佐夫斯基同志看到政府说处境困难，便说：在这里，居民就应当提出几十项要求。“想当年”所有的议员都是这样，可是现在不是那种时候了。我知道我们的缺点多得很，知道匈牙利苏维埃政权会比我们好些。可是，当动员期间有人对我们说，人们在接二连三地提出建议，那我们来争论一番吧，我就说，采用旧议会制是不行的，觉悟的工人已经把它抛弃了。问题不在这里。
　　我们曾经规定了我们的基本路线是同反对我们的富农和富人进行阶级斗争。在这一斗争有了保证以后，我们提出：现在对中农应当制定出一个更为正确的方针。这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在万分危急的关头，你们应当帮助现在这样的苏维埃政权。在这几个月里，我们不会有任何改变。这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中间道路。用人为的议会手段制造中间道路，就等于站在模棱两可的立场上。发言人说全体农民都反对我们，——这是一种“小小的”夸大，实际上是在唆使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来反对我们。绝大多数人都知道，绝大多数农民是拥护我们的。农民第一次得到了苏维埃政权。甚至极小一部分农民群众举行暴动的口号也是：“拥护苏维埃政权，拥护布尔什维克，打倒康姆尼。”我们说：这将是一场顽强的斗争，因为知识分子向我们怠工。在我们要利用的分子中，坏的比好的多。既然好的知识分子离开了我们，就只有用坏的。
　　罗曼诺夫同志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在他的同志们被捕以后，他自己通过了这个决议。他们说：“我们为所有的人要求自由……”（列宁念决议案）后来工人复工了，但是这一来我们损失了几千个工作日，在东线有几千个红军战士、工人和农民牺牲了。
　　到底是把几十个、几百个有罪或无罪、自觉或不自觉的煽动者关进监狱去好呢，还是损失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和工人好呢？我可以冷静而断然地说，前者好。让人家去责备我侵犯自由、罪该万死吧！我可以认罪，只要工人的利益得以保全。在人民很疲惫的时候，觉悟的人应当帮助人民熬过这几个月。在敖德萨打胜仗的不是我们。认为我们打了胜仗，那就可笑了。我们占领了敖德萨是因为他们的士兵不愿作战。我接到北线拍来的一份电报，上面说：“请把英国俘虏送到前线。”同志们在会上讲，英国人哭着说：我们不愿回军队。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他们的军队不愿作战。他们比我们强十倍，然而他们不愿作战。
　　因此，当有人对我们说，你们许下了很多诺言，但是一点也没有履行时，我们回答说，我们已经履行了主要的诺言。我们曾许诺说，我们要进行一场定将成为世界革命的革命，这场革命就进行了，而且现在已经牢牢地站住脚，使得国际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这一主要诺言我们已经履行了，绝大多数觉悟的工人显然是了解这一点的。他们了解，战胜全世界资本家的日子离我们只有几个月了。在这几个月中，有些人疲倦了，该怎么办呢，是愚弄他们、煽动他们呢，还是相反，帮助疲倦的人们度过这决定整个战争命运的几个月？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南方要不了几个月，就会完全结束战争，把军队调到东部，因此协约国——英、法、美事实上已经失败了。在敖德萨他们曾经有1万军队，有舰队，——这就是当时的情况。这里问题不在于议会制，也不在于让步。我们没有答应让步，也不准备让步。这里问题在于：当人民被战争弄得筋疲力尽、饥荒严重的时候，觉悟的无产阶级、觉悟的工人的任务是什么呢？能不能听任别人利用人民的疲惫呢？这将是对人民的愚弄。如果我们说停止战争，不觉悟的群众是会赞成的，而觉悟的工人则会说：你可以在几个月内结束战争。应当使疲倦的人振作起来，帮助他们，引导他们前进。同志们自己会看到，一个觉悟的工人是可以带动几十个疲倦的人前进的。我们这样讲，也要求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就在于一个阶级带领另一个阶级前进，因为无产阶级的组织性比较强，团结比较紧，觉悟比较高。没有觉悟的人最容易上各种圈套，他们疲倦了，什么都会同意，而觉悟的人则说：必须熬过去，因为再过几个月我们就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我认为现在不是进行议会争论的时候，应该再接再厉，争取在这几个月内获得胜利，而且是获得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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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90]这是列宁在1919年4月11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全会上作的关于工会在支援东线的动员工作中的任务的报告以及与此有关的几篇文献。全会对列宁的报告展开了热烈讨论，然后通过了列宁提出的《俄共（布）中央关于东线局势的提纲》（只有一票弃权），否决了孟什维克提出的要求“保障自由”、“停止对不同意见者的迫害”的决议案。全会选出了由主席团成员和五金、纺织、铁路三大工会各一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委托它根据上述提纲制定工会动员工作的计划，并予以贯彻实施。——[267]。
　　[91]一普特半制度是指莫斯科苏维埃于1918年8月24日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于同年9月5日分别通过的决定。根据这两项决定，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两地的工人和职员可以自由运输不超过一普特半（约等于50市斤）的供个人消费的食物。这是在当时国家垄断食物购销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例外措施。人民委员会规定，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上述决定只在1918年10月1日以前有效。——[271]。
　　[92]《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德国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日报），1856—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278]。
　　[93]在列宁报告以后，孟什维克Ｐ．施图尔曼向报告人提出一个问题：他是否掌握有关孟什维克中央组织图拉罢工的文件材料。列宁对此作了回答。
　　图拉罢工是指图拉枪械制造厂和子弹制造厂工人的罢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利用当时粮食供应紧张和缺乏货币发不出工资的时机而组织了这些罢工。在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克服缺点的措施后，罢工于1919年4月12日停止。——[279]。
　　[94]指1918年10月1日和2日白卫军在萨马拉附近的伊瓦先科沃车站残酷屠杀谢尔吉耶夫火炮工厂和托梅洛夫火炮仓库工人事件。这里的工人在红军部队迫近时进行护厂斗争，不让白卫军撤走工厂的设备。白卫军在反革命的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帮助下对工人进行镇压，枪杀了1000多人。——[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