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会非常会议文献[83]
(19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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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的报告
(4月3日)
同志们!我这次作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的报告,想从下列情况谈起:就在目前这几个月,随着春季的到来,我们的处境又变得非常困难了。我想,无论从内战的情况来看或者从同协约国作战的情况来看(这种情况在我讲到国际形势时还要谈到),我们即使采取最谨慎的态度,也可以说,正好过了一半的这半年,将是最后一个艰苦的半年,因为法国和英国的资本家今后无力再发动他们目前竭尽全力所展开的这种进攻了。而另一方面,我们的红军在乌克兰和顿河区所获得的、而且可以巩固下来的全部战果,将使国内形势根本好转,将使我们得到谷物和煤炭——粮食和燃料。可是现在,斗争还没有结束,乌克兰的收集粮食的工作还必须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在现在这样一个春季泥泞时期,情况还是十分困难的。
我们不止一次说过,苏维埃政权的全部力量在于工人的信任和自觉态度。我们不止一次证明过,尽管包围我们的敌人和协约国派来的间谍(帮助这批间谍的,有那些也许不认为自己是帮凶但却在援助白卫分子的人)数目很多,尽管我们明明知道这里所讲的每一句话都会被他们歪曲,我们所讲的实情会被白卫分子的代理人听去,然而我们说:随他们去吧!我们开诚布公地说真话会得到更大的好处,因为我们深信,即使这是一种沉痛的真话,只要讲清楚,任何一个觉悟的工人阶级代表、任何一个劳动农民都会从中得出唯一正确的结论。
他们终究会得出一个唯一可能的结论:我们的事业已临近全世界的胜利;尽管在四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现在两年的骇人听闻的国内战争中,劳动群众筋疲力尽,忍饥挨饿,受尽折磨,处境十分艰难,尽管这种状况目前又进一步加剧,我们仍然有充分的把握不仅在俄国取得胜利,而且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因此,今后四五个月虽然十分艰苦,但我们能够不断地战胜这些困难,从而向敌人表明,向全世界联合起来的资本家表明,他们进攻俄国是不会成功的。
然而毫无疑问,他们正是在目前,试图按照预定的计划,用武力从东西两面来消灭我们,以挽救垂危的克拉斯诺夫匪帮。昨天得到了马里乌波尔陷落的消息。这样,罗斯托夫就处于半包围状态了。总之,协约国正在尽一切努力来搭救克拉斯诺夫,趁今年春季给我们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无疑是按照同兴登堡达成的协议来行动的。一位从拉脱维亚来的同志讲到那里的同志已陷入怎样的境地。那里大部分地区遭受了莫斯科工人想象不到的灾难——一股股的军队袭击乡村,反复进行扫荡。现在德国人正在向德文斯克进犯,企图切断里加。他们从北面得到靠英国寄钱来维持的爱沙尼亚白卫分子的援助,同时被英、法、美三国的亿万富翁完全收买的瑞典人和丹麦人也派遣志愿兵援助他们。他们在国内以血腥的镇压手段削弱了斯巴达克派和革命者的运动,现正利用这一时机,按照我们十分清楚的总计划行动着。他们虽然感到自己奄奄一息,但他们还认为目前是一个十分方便的时机,可以趁此把一部分军队授予兴登堡,加紧从西面进攻受尽蹂躏和折磨的拉脱维亚,进而威胁我们。另一方面,高尔察克在东部节节胜利,这就为协约国的最后的和最猛烈的进攻准备了条件。
但是象任何时候一样,他们并不限于从外部进攻,他们还在我们国内进行活动,制造阴谋,组织暴动,投掷炸弹,试图炸毁彼得格勒的自来水厂(这些你们在报上都看到了),并在离萨马拉不远的地方拆毁了目前从东部给我们运粮的主要铁路。那里的一部分粮食损失了,被高尔察克抢去了。此外,他们还试图拆毁库尔斯克—哈尔科夫铁路,这条铁路正开始运送红军在顿涅茨煤田夺回的煤。如果我们把这一切综合起来看一看,我们就会明白,协约国、法国的帝国主义者和亿万富翁正在最后试图以武力击溃苏维埃政权。
孟什维克也好,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好,直到现在都还不了解斗争正在走向终点,不了解这是你死我活的最无情的战争,因此,他们不是继续宣传罢工,就是宣传停止内战。不管怎样,他们是在帮助白卫分子。关于他们,我到下面再谈,现在我只想讲明,情况确实很困难。
国际资本家想用一切力量在今年春天同我们决一死战。幸而这是国际资本主义这个风烛残年、病入膏肓的老头子的力量。但是不管怎样,目前纠集起来对付我们的军事力量还是非常雄厚的。特别是高尔察克现在出动了自己所有的预备队。他那里有白卫志愿兵,有数量惊人的匪徒,又有英美大量武器弹药的支援。正因为如此,目前的局势要求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苏维埃共和国处境的困难。
我们相信,劳动群众是懂得为什么而战的。他们知道,这几个月将决定我国革命的命运,在颇大程度上也决定国际革命的命运;他们知道,资本家想摧毁苏维埃俄国的这种企图所以如此变本加厉,他们对我们的进攻所以如此猖狂,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国内存在着同样的敌人——布尔什维主义运动。这个运动在他们国内也正在迅速而不可遏止地发展起来。
什么东西使得我们的处境特别困难,迫使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向所有觉悟的工人求援呢?那就是粮食和运输的困难。运输遭到了四年帝国主义战争的破坏,这次破坏的创伤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里,至今还没有痊愈,而且要治愈这些创伤,没有许多月甚至许多年的最顽强的工作,是不可能的。然而没有燃料,就无法工作。我们只是在最近才开始得到顿涅茨煤田的煤。你们知道,英国人在巴库夺去了我们的石油。他们劫走了里海的一部分船只,占领了格罗兹尼,使我们难于得到石油。而没有燃料,无论工业或铁路,都是动不起来的。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我们再一次地向全体同志说,必须把更多的力量投到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中去。目前运输工作的情况是这样的:在俄国东部,在伏尔加河左岸,我们有几千万普特粮食,我们已经集中和收购到1000—2000万普特,可是我们不能把它运出来。高尔察克军队最近向前推进,占领了乌法,我军被迫撤退,因此我们损失了一部分粮食。这项损失是十分惨重的。我们在运输方面要作最大的努力。必须让工人们在每次集会上都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能拿什么支援运输工作?我们能不能用妇女代替男子工作,而把男子调到修理厂,或者调去支援铁路员工?这该怎样做,工人们是比较清楚的,他们知道应该把谁调去做什么专业工作。这对那些应该不断寻找新的支援办法的实际工作者来说,也是比较清楚的。我们希望,并且我们也相信,我们的交通人民委员部和粮食人民委员部近来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无论我们的敌人怎样诽谤,货运突击月(停止客运)已使情况有所好转。但是还要百倍地努力,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昨天《消息报》登载了一些统计数字。我现在引几个主要的数字。3月初,平均每天有118车皮的食物运到莫斯科,其中有25车皮是谷物。3月底,平均每天运到209车皮的食物,其中有47车皮是谷物。这就是说,差不多增加了1倍。这就是说,采取这种停止客运的严峻措施是正确的。这就是说,我们援助了莫斯科、彼得格勒和整个工业区挨饿的居民。但是这还远非我们所能做到的一切。以后,泥泞时期完全到来时,日子还会困难得多,挨饿还会厉害得多。所以我们说,现在必须毫不懈怠地奋力工作。我们应当依靠的,主要不是知识分子工作人员,他们虽然到我们这边来做事,但他们中间毕竟有许多人是不适用的;我们应当依靠的是工人群众。
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乌克兰的状况。在整个乌克兰被德国人占领、整个顿河区的处境十分艰苦的一年中,我们历尽了千辛万苦。现在我们的情况好转了。我们在乌克兰有25800万普特谷物,其中1亿普特已在征收,然而全部问题在于乌克兰的农民被德国人和德国人的掠夺吓坏了。我听说,那里的农民被德国人吓得直到今天还不敢占用地主的土地,虽然他们知道这里苏维埃政权的状况。春耕时节已经到了。但是乌克兰的农民,由于亲身遭到德国人掠夺的种种惨祸,直到今天还很犹豫不决。应当指出,那里一直进行着游击战争。这种战争至今在南方还在进行。那里没有正规军。由于没有正规军,那里直到今天还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正规军调去了,但这还不够。还需要大大加强工作,因此,我应该告诉你们,每一次工人集会都应当明确地提出粮食问题和运输问题。我们必须在最近期间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改善当前的情况,如何利用我们今天所能利用的一切。
我们应当深刻了解,只有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我们才能站稳脚跟,才能取得辉煌的胜利,因此,我们应当把我们无产阶级的一切优秀力量派往前线。我们应当把负责的工作人员派往前线。如果这里某个机关要受些不利的影响,我们当然会蒙受一定的损失,但是我们不会因此而灭亡;如果我们的军队缺少工人,我们是一定会灭亡的。我们的军队到现在还有团结不够紧密、组织不够健全的缺陷,在这方面,完全要靠工人帮助,要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只有那些经历过整个斗争、能够把亲身的种种经历和苦难告诉大家的工人,才能够影响军队,才能使农民转变为有觉悟的、为我们所需要的战士。
所以,我们又来到这里,决定召集你们开一次会,向大家指出由于整个形势的困难而造成的运输上的困难。我们一直强调,还得坚持三四个月,我们才会取得完全的胜利。但这需要力量。哪里去找这些力量呢?我们看到,只有承担了我国经济破坏的全部后果的工人,只有由于斗争演变为白卫分子的进攻从而遭受巨大苦难和获得了丰富经验的工人,只有我们这些先进队伍,才能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已经疲惫不堪,落在他们肩上的非人力所能及的工作已经把他们弄得筋疲力尽。这一切我们都知道,但现在我们还是向你们说,必须拿出一切力量,必须想办法聚集一切力量来进行革命,争取革命的光辉胜利。现在,最困难最艰苦的时期到了,我们应该采取革命者的行动。我们必须从劳动群众当中汲取力量。
昨天,莫斯科和全国工会运动中有威信的活动家在这里开会。会上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必须吸收表现平平的人参加工作,而过去我们是一直认为他们不能胜任这种工作的。但是现在十分清楚,要替换疲惫不堪的工作人员,就需要让表现平平的人出来工作,但在这样做以前,必须由以往一直担任工作的人对他们加以指导。我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我们暂时应当用表现平平的工作人员来替换我们的负责工作人员。我们应当起用成千上万的这种工作人员。我们不必担心他们不能象有经验的工作人员那样做好自己的工作。把他们安置在负责的职位上,最初一个时候他们会犯错误,但这并不可怕。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把他们调到重要的负责的岗位上去。他们会在那里发挥自己的力量,开展自己的工作,因为他们会有信心,他们会知道,他们后面站着一批在俄国已有一年经验的负责工作人员。他们知道,较有经验的同志在紧急关头会协助完成他们的任务。只要先进工人把新挑选的这部分工人调到重要的岗位上去,他们是能把事情办好的。我们可以毫无损失地做到这一点,因为这一广大阶层有无产阶级的本能,有无产阶级的觉悟和责任感。对他们是可以信赖的,可以说,在困难的时候他们是会帮助我们的。俄国的特点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它总有能够作为后备力量调上前去的群众,当旧的力量开始枯竭的时候,可以找到新的力量。不错,先进的工人是疲惫不堪了,表现平平的工人办事是会差些,但只要我们调动这些新的力量,加以指导,不让事情搞坏,那并不要紧,并不会有什么害处,我们也不会因此而葬送自己的事业。
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提一提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近来,苏维埃政权开始查封他们的报纸,逮捕他们的人。有些工人同志看见这种情形,说道:“这样说来,过去那些布尔什维克——包括我在内——要我们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作一定让步是不对的。既然今天我们要查封他们的报纸,逮捕他们,那当初我们何必让步呢?难道这叫一贯到底的吗?”
对这一点,我的答复如下。在俄国这样一个全由小资产阶级分子经营农业的国家里,没有小资产阶级阶层的援助,我们是无法长久坚持的。目前这个阶层不是顺着直路而是顺着弯路向目标前进。如果我追一个不走直路而走弯路的敌人,我要抓住他,我也得走弯路。用政治语言来说,小资产阶级群众是站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他们要挨上一百顿的痛打,才会明白必须弄清这样一个道理: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工人阶级专政。谁估计到这一点,谁就了解了目前形势。而工人们是知道这一点的。经验和一系列的观察使他们深深懂得,只能有两种政权,或者是彻底的工人阶级政权,或者是彻底的资产阶级政权,中间道路是没有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这一点工人阶级早就从罢工和革命斗争中懂得了。而小资产阶级不能一下子懂得这一点;生活中千百次的启示都不能使小资产阶级学会和习惯于这种思想,他们还在想同大资产阶级联合,因为他们不能了解,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也不要资产阶级专政,这是不行的。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从高尔察克的经验中注意到和了解到,民主派在最疯狂最激烈的斗争中,在外国的援助下,什么也没有做出来,这并不是偶然的。对他们发生作用的是两种力量,只有两种力量: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工人阶级的政权和彻底专政。中间道路在任何地方都搞不出什么名堂,在任何地方都未曾有过什么结果。立宪会议也毫无结果,这点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小资产阶级亲身体验到的。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说:“我们要离开高尔察克,要离开一切拥护他、拥护协约国干涉的人。”他们说这种话,不完全是虚伪的。这不完全是一种政治诡计。虽然其中有一部分人是在作这样的打算:“我们要蒙骗布尔什维克,目的只在使我们有机会恢复旧的一套。”我们料到了这种诡计,当然就采取了对付的办法。可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说这种话,不完全是虚伪的,不完全是施诡计,而是他们中间许多人的信念。在这许多人中间,我们看到不仅有一批文人,而且有技师、工程师等小资产阶级阶层。当孟什维克宣称他们反对协约国干涉的时候,我们曾建议他们来我们这里工作,他们欣然同意了我们的建议。但是现在我们惩治他们,惩治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也完全是正确的,因为这些分子的理解力迟钝到了极点。这一点无论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或在他们目前的行动中都暴露了出来。他们来我们这里做事以后说:“我们放弃了政治,我们乐意工作。”我们回答说:“我们需要孟什维克官员,因为这些人不是钻到我们这里、混进党内来加害于我们的盗窃国库分子和黑帮分子。”如果有人相信立宪会议,那我们对他们说:“先生们,你们不仅可以相信立宪会议,而且可以相信上帝,但是请你们做你们的工作,不要搞政治。”现在,他们中间愈来愈多的人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是很丢丑的,因为他们曾经叫嚷过苏维埃政权是一种只有野蛮的俄国才能臆造出来的怪东西。他们曾经说解散立宪会议是沙皇制度培育出来的野蛮人的行为。这种论调也在欧洲一再重复过。现在从欧洲传来的消息说,苏维埃政权正在全世界代替资产阶级立宪会议。这给所有来我们这里做事的知识分子上了一课。在我们这里工作的官员现在比半年前多了一倍。我们得到了比黑帮分子工作得好些的官员,这是一个胜利。当我们邀请他们来我们这里做事的时候,他们说:“我怕高尔察克,我拥护你,但我不愿帮助你。我将以纯议员的身分发表议论,就好象我坐在立宪会议中一样,而你不许触犯我,因为我是民主主义者。”我们对这班谈论立宪会议的人说:“如果你们还想长期谈论下去,那我们就要把你们送到高尔察克那里和格鲁吉亚去。”(鼓掌)论战开始了,合法的反对派产生了。我们不容许有反对派。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正扼往我们的咽喉,力图靠军事进攻的莫大力量来征服我们,我们应当斗争,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如果你来这里帮助我们,那请吧!但如果你要办报纸,要煽动工人罢工,要使我们的红军战士因罢工而死在前线,要使我们工厂中成千上万的人因每一天的罢工而受苦挨饿(现在我们正为这些痛苦而焦急),那么,从立宪会议来看,你或许是对的,但是从我们的斗争,从我们肩负的责任来看,你是不对的,你不能帮助我们,你滚到格鲁吉亚去,滚到高尔察克那里去吧!不然你就坐牢!这我们会办到的。
同志们!我希望我们能一致通过将在会议结束前提出的决议,在这项决议中,我们打算作出必要的指示,这些指示是我想在报告中加以论证的。现在我想谈两个问题:中农状况和具有极大意义的国际问题。
关于中农,我们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已经谈过了,并且决定了我们党对中农应采取怎样的路线。我们党挑选了一个至今同农村保持着联系的彼得堡工人,加里宁同志,来担任一项极重要的职务,即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这个职务显得尤其重要,是因为这个职务以前一直是由具有非凡才能的组织家斯维尔德洛夫同志担任的。今天报上说,有一位姓加里宁的同志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了。这不是那个加里宁。这说明,社会革命党人正在采用怎样的手段。米·伊·加里宁同志是特维尔省的中农,他每年都要访问特维尔省。中农是一个最大的阶层,这个阶层是在我国革命以后由于我们消灭了地主土地私有制而扩大的。农民已经体验到我们革命带来的好处,因为他们拿到了地主的全部土地,也正因为这样,中农的人数大大增加了。如果他们中间还有不满情绪,那我们认为这种不满是由上面造成的,应该知道,这种不满,在我们力量不足的情况下,是非常自然的。你们在首都知道,反对拖拉现象和文牍主义是多么困难。我们必须留用旧官员,因为没有别的人。对他们要改造,要教育,这就要花时间。我们能够把一些工人输送到粮食机关担任重要职务,可是在国家监察部里一直坐着无数旧官员,使我们受到拖拉现象和文牍主义的危害。我们要再派一些工人,让他们和专家一起参加监察工作,参加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我们就是这样同拖拉现象和文牍主义作斗争的。但就在这里,在莫斯科,这也要花很大的力气!农村的情况又怎样呢?在那里,一些自称为党员的人,往往是一些横行霸道的坏蛋。我们不得不经常同那些毫无经验的、把富农和中农混为一谈的工作人员进行斗争。所谓富农,就是靠他人的劳动过活、掠夺他人的劳动,利用他人的贫困谋私利的农民。所谓中农,就是不剥削他人、也不受他人剥削、靠自己的小经济和自己的劳动过活的农民。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打算剥夺小业主的财产。小业主会长时期存在。在这方面,任何法令都不能起丝毫作用,在这方面需要等待,因为农民习惯于重视经验。只有当他们看到集体经济优越得多的时候,他们才会跟我们走。我们应该赢得他们的信任。应该同一切违法乱纪现象作斗争。我们只有靠城市工人的力量才能进行斗争,因为他们同农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能够提供数十万的工作人员。我们清楚地知道,任命一些同志担任较高的职务也好,颁发各种通告和法令也好,都是无济于事的,而应该由各小组的工人自己来着手工作,因为他们同农村有特殊的联系。
我已经说过,工人首先应该以全力支援战争,其次应该通过联系来帮助中农,使敌人在农村进行任何猖狂进攻都会受到惩罚。应该指出,城市工人要象帮助自己的同志那样帮助中农,因为中农也是劳动者,只不过他们是在另一种环境下长大的,他们散居在愚昧无知的农村中,要挣脱这种境遇异常困难。我们应该知道,只要同志们坚持不懈,我们一定能和中农取得联系。极少数的农民将会投奔富农,将会举行暴动,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如果有这种情况,那应该怎样促进和赢得中农的信任,应该怎样帮助他们反对一切违法乱纪的现象呢?如果说我们在这一方面做得很少,那不是我们的过错,而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妨碍了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点,每个工人应该提出这个问题,应该说:我们全体工人和中农是有联系的,我们要利用这种联系,要使每一个中农不仅从任命加里宁同志一事中看出我们的帮助,而且能从即使是小小的却是同志的忠告中,得到即使是小小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帮助。这样,农民很快就会无比珍视这种帮助。他们应该懂得,为什么我们处境的困难妨碍我们帮助他们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城市文化。农民需要城市产品,需要城市文化,我们应该把这些给他们。只有无产阶级给农民这种帮助,农民才会看到,工人的帮助与以前剥削者的帮助不同。帮助农民上升到城市的水平,这是每一个同农村有联系的工人应该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城市工人应该对自己说,在目前这个粮食情况特别紧张的春天,应该去帮助农民,如果每一个人能完成即使是这项工作的一小部分,那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大厦就不会只有一个漂亮的外表,我们就能够巩固苏维埃政权。因为农民说:“苏维埃政权万岁,布尔什维克万岁,打倒康姆尼!”他们是在咒骂那些办得很坏的、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康姆尼”。他们对于一切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东西都是不信任的,而这种不信任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应该到中农中去,帮助他们,教育他们,但只是在科学和社会主义方面,而在农业方面,我们则应该向他们学习。这就是特别突出地提到我们面前的任务。
现在我们来谈谈国际形势问题。我说了,英、法、美帝国主义者正在最后试图扼住我们的咽喉,但他们是不会成功的。不管情况怎样严重,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一定会战胜国际帝国主义。我们一定会战胜全世界的亿万富翁。我们能够战胜他们,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这是一群野兽,他们彼此斗得很凶,继续互相厮咬,而没有觉察到他们已经到了深渊的边沿。第二,因为苏维埃政权在全世界不断发展。我们没有一天不在报纸上看到这方面的消息。今天我们看到美国报刊的无线电通讯社从里昂发出的电讯:十人委员会的与会者缩小了委员会,现在已由威尔逊、劳合-乔治、克列孟梭、奥兰多四人进行谈判[84]。但就是这四国的领袖也不能达成协议,因为英美不同意把采煤的利润让给法国。这是一群野兽,他们从世界各地掠夺了赃物,现在正争吵不休。这四个人在四人小组秘密商谈,为的是,上帝保佑,不致弄得议论纷纷,因为他们都是了不起的民主主义者,但是他们自己引起议论,拍出无线电报说他们不同意出让采煤的利润。有一个见过法国俘虏的法国同志告诉我,这些俘虏说:“以前人家对我们说,应该开往俄国去同德国人作战,因为德国人扼杀了我国。可是现在已经同德国停战了,我还去同谁作战呢?”关于这一点人们一句话也没有告诉他。向自己提出这样问题的人,每天几百万几百万地增加着。这些人经受过帝国主义战争的灾难,因此他们说:“我们打仗究竟为了什么呢?”如果说从前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传单使他们懂得了他们在为什么打仗,那么现在则是帝国主义者拍出的无线电报:英国不同意把采煤的利润让给法国。这样,用一位法国记者的话来说,他们从一个房间跳到另一个房间,枉费心机地试图解决问题。他们要决定给谁多一些,于是彼此厮打了5个月,他们已到了不能控制自己的地步,这群野兽会厮咬到只剩下各自的尾巴。我们说,我们所处的国际形势在最初是很不利的,他们甚至在几个星期内就能掐死我们,而现在他们分赃不均,开始内讧,因而我们的形势好转了。他们向士兵们许下诺言:只要打败德国,你们就能得到前所未有的好处。他们正在争论,向德国索取600亿还是索取800亿。这是一个非常重大、非常有趣的问题,尤其在向工人或农民讲这件事的时候,更是如此。但如果他们长期地争论下去,他们会连一个亿也拿不到。这才是最有趣的事情哩!
因此,我们说,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形势不是一天一天而是每时每刻都在好转,这丝毫没有夸大,这样说,甚至并不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者,而只是因为我们把反对我们的力量作了一个清醒的估计。敌人彼此不能和解。自从他们胜利以后,已经过去5个月了。然而他们还没有缔结和约。不久以前,法国议院通过了数亿新的军备拨款。现在,他们正在自掘坟墓,而且他们那里已经有了把他们放进坟墓并好好加以掩埋的人。(鼓掌)这是因为苏维埃运动正在各国发展起来。匈牙利的革命已经证明我们说过的话:我们进行斗争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全世界的苏维埃政权;红军战士在这里流血不仅是为了挨饿的同志,而且是为了苏维埃政权在全世界的胜利。匈牙利的例子证明,这不仅仅是一种预见和诺言,这已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活生生的现实。
匈牙利革命的发生是异常独特的。那位叫卡罗伊的匈牙利克伦斯基自行辞职了,于是匈牙利的妥协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意识到,必须去到监狱找匈牙利的一位最优秀的共产党员库恩·贝拉同志。他们到了那里,对他说:“该你来执政啦!”(鼓掌)资产阶级政府已经辞职了。资产阶级社会党人,即匈牙利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并入了匈牙利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了统一的政党和统一的政府。库恩·贝拉同志是我们的同志,是一位完全走过了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实际道路的共产党员。在我用无线电和他通话的时候,他说:“我在政府中没有掌握多数,但我定能取得胜利,因为群众都拥护我。现在正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
到目前为止,有人一谈到苏维埃俄国,总是向全欧洲的工人造谣说:“那里没有什么政权,而不过是无政府状态,不过是一批好斗分子。”不久以前,法国的一位部长皮雄在谈到苏维埃俄国时宣称:“这是无政府状态,这是暴徒、篡夺者!”德国的孟什维克向本国工人说:“你们看看俄国——战争、饥荒、破产!你们要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吗?”他们以此恐吓工人。然而匈牙利作出了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诞生的革命的榜样。匈牙利无疑还得经历一场艰苦的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事实是,当英法帝国主义者这群野兽预察到匈牙利革命的时候,曾想扑灭它,不让它诞生。我们过去的处境所以困难,是因为我们要苏维埃政权诞生,就必须反对爱国主义。我们曾必须破除爱国主义,以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这是一场极其激烈的、腥风血雨的斗争。邻国的资产阶级已经看出该由谁来管理了。除了苏维埃还有谁呢?这就象当初国王、皇帝、公爵看到他们的政权衰微了,便说:“需要宪制,让资产阶级去管理吧!”如果国王衰老了,他能得一笔年金或者一个安乐窝。国王和皇帝在五六十年前的遭遇现在轮到全世界的资产阶级了。英法帝国主义者向匈牙利资本家提出了闻所未闻的要求,后者说:“我们不能作战。人民不会跟我们走,可是我们是匈牙利的爱国者,我们要抵抗。那应该有怎样的政权呢?应该有苏维埃政权。”匈牙利的资产阶级向全世界承认了,它是自愿辞职的,世界上只有一种政权能够在艰难的时刻领导人民,这就是苏维埃政权。(鼓掌)正因为这样,匈牙利革命以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方式诞生,也就向全世界表明了人们看俄国时所看不出的东西,即布尔什维主义是同代替旧议会的新的、无产阶级的、工人的民主分不开的。旧议会时期是工人受人欺骗、受资本主义奴役的时期。现在全世界的苏维埃政权正在代替旧资产阶级议会,赢得全体工人的同情,因为它是劳动者的政权,是千百万人自己统治、自己管理的政权。他们可能会象我们俄国那样管理得不好,但要知道我们是处于难以置信的困难条件下的。而在资产阶级不会这样疯狂反抗的国家里,苏维埃政权的任务会容易一些,它可以不用克伦斯基先生们和帝国主义者逼迫我们使用的暴力手段、流血手段来进行工作。我们今后也还会经历更困难的道路。让俄国比其他国家承担更大的牺牲吧。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我们接收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其他国家则将通过其他的更人道的方式达到同样的目的,建立起苏维埃政权。这就是为什么匈牙利的例子将具有决定的意义。
人总是从经验中学习的。用言论来证明苏维埃政权的正确性是不行的。俄国一国的例子不是全世界工人都能理解的。他们知道在俄国有苏维埃,他们都拥护苏维埃,但他们被流血斗争的惨状吓住了。匈牙利的例子对无产阶级群众、对欧洲的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将具有决定的意义,这个例子表明,在困难关头,除了苏维埃政权以外,谁也不能管理国家。
我们记起了一个比喻,老人们常说:“孩子们长大成人了,我们可以死啦。”我们不打算死,我们正在走向胜利。但当我们看到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的匈牙利这样的孩子时,我们说,我们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完成了自己的事业,我们要经受住一切最严重的困难,以便获得完全的胜利,以便除俄罗斯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之外,还再增添一个国际苏维埃共和国,而我们一定会看到它是怎样出现的。(鼓掌)
载于1919年4月9日和10日《真理报》第76号和第7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45—26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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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维埃共和国国内外形势的报告的决议草案
(不晚于4月3日)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代表会议宣告,苏维埃共和国进入了特别艰苦的一个月。协约国正在作最后的挣扎,妄图用武力来消灭我们。春季的粮食状况最为困难,运输遭到惨重破坏。
因此,我们只有拿出最大的力量才能拯救自己。胜利是可能的。匈牙利的革命终于证明,苏维埃运动正在西欧发展起来,它的胜利为期不远了。我们在全世界有许多盟友,比我们自己知道的要多。但是为了战胜敌人,还需要艰苦奋斗四五个月。
会议无情地谴责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注:第一页手稿没有保存下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前的文字按打字稿刊印。——俄文版编者注]、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些人在口头上拥护苏维埃政权,反对协约国的武装干涉,行动上在帮助白卫分子,因为他们煽动罢工,鼓吹停止内战(虽然我们曾向各国提议媾和![85]),主张向自由贸易让步,等等。
会议向一切愿意在我们困难的斗争中帮助我们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宣告:我们要充分保证他们享有苏维埃共和国公民的自由。
但是会议宣布,要同那些在行动上妨碍我们的斗争而帮助白卫分子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如《永远前进报》[86]和《人民事业报》[87]等政治性的文人集团,作无情的斗争。
会议号召所有工人、一切工人组织、全体劳动农民拿出一切力量来抗击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保卫苏维埃政权,加强粮食和运输部门的工作。
1.吸收表现平平的人,即经验不如先进的工人和农民的工农分子,来接替疲惫不堪的先进分子的工作。
2.再加紧抽调先进分子和大批工作人员去做粮食工作、运输工作和军队工作。
3.大力吸收觉悟的工人和农民参加交通人民委员部和国家监察部的工作,以改进工作,根除官僚主义、拖拉现象和文牍主义。
4.从缺粮的城市发动尽可能多的力量支援农业、蔬菜业,到农村去,到乌克兰、顿河区等地去,以加强粮食的生产。
尽一切力量帮助中农,同中农经常身受其害的违法乱纪现象作斗争,给他们以同志的支持,解除那些不愿执行或不了解这项唯一正确的政策的苏维埃工作人员的职务。
5.同一切倦怠、畏缩、动摇的表现作斗争,千方百计地激励有这些表现的人振作起来,增强斗志,提高觉悟,加强同志纪律。俄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忍受了不可胜数的苦难。最近几个月的苦难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但会议宣称,工人的坚强意志并没有消沉,工人阶级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他们将克服一切困难,坚决捍卫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俄国和全世界的胜利。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63—26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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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维埃共和国国内外形势的报告的决议
(4月3日)
苏维埃共和国在先于一切民族而进行的艰苦的光荣的斗争中,进入了它成立以来的最艰苦的时期。今后几个月将是危急的几个月。协约国正在作最后的挣扎,要用武力来消灭我们。粮食状况万分紧张。运输遭到严重破坏。
我们只有拿出最大的力量才能拯救自己。然而胜利是完全可能的。匈牙利的革命终于证明,苏维埃运动正在欧洲迅速发展并将取得胜利。我们的盟友遍及世界各国,比我们所预料的要多。我们只要再坚持四五个月,就能取得完全的胜利,固然这几个月可能是最危险最痛苦的。在这样的日子里,自称为孟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疯子和冒险家们,一面在口头上拥护苏维埃政权,抗议协约国的武装干涉,一面却煽动罢工,主张向自由贸易让步,鼓吹停止内战,而忘记了我们曾向各国提议媾和,忘记了我们的战争是正义的、合理的、不可避免的防御。显然,这种煽动是在最积极最有效地帮助那些拼命给我们造成灾祸的白卫分子。会议无情地谴责了这些暗藏的人民公敌。
会议向一切真正愿意在我们困难的斗争中帮助我们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宣告:工农政权将给他们充分的自由,保证他们享有苏维埃共和国公民的一切权利。
会议宣布,目前苏维埃政权的任务是同那些实际上妨碍我们的斗争而帮助我们的死敌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如《永远前进报》和《人民事业报》等政治性的文人集团,作无情的斗争。会议号召一切工人组织、全体无产者和劳动农民拿出一切力量来抗击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保卫苏维埃政权,拿出一切力量来整顿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
为此会议认为:
(1)必须吸收表现平平的人,即经验不如先进的工人和农民的工农分子,来接替疲惫不堪的先进分子的工作。
(2)必须再加紧抽调先进分子和大批工人去做粮食工作、运输工作和军队工作。
(3)必须尽量吸收觉悟的工人和农民参加交通人民委员部和国家监察部的工作,以改进工作,根除文牍主义和拖拉现象。
(4)必须从缺粮的城市中发动尽可能多的力量到农村去支援农业、蔬菜业,到乌克兰、顿河区等地去,以加强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生产。
(5)尽一切力量帮助中农,根除使中农经常身受其害的违法乱纪现象,给他们以同志的支持。不了解这项唯一正确的政策或不善于贯彻这项政策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应立即予以撤职。
(6)现在摆在日程上的是人人要同一切倦怠、畏缩、动摇的表现作斗争。必须激励人们,振作精神,增强斗志,提高觉悟,加强同志纪律。
俄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忍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苦难。他们的苦难在近几十月更深重了。但会议宣称,工人的意志没有消沉,工人阶级仍象以前一样坚守着岗位,满怀信心地克服一切困难,坚决捍卫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俄国和在全世界的胜利。
载于1919年4月4日《真理报》第7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65—267页 |
注释:
[83]1919年4月3日,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由于粮食状况恶化召开了非常全体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各区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理事会的代表。在全会召开前,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借粮食困难之机进行煽动,亚历山大铁路的一些工厂发生了罢工。根据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决定,这条铁路的一些主要工厂于3月31日关闭。直到4月3日富农分子被开除后,这些工厂才复工。
在莫斯科苏维埃这次全会上,列宁作了关于苏维埃共和国国内外形势的报告,新任交通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作了关于铁路运输状况的报告,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伊·斯维杰尔斯基作了关于粮食政策的报告。会议讨论了这些报告以后,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作了总结发言,提出了列宁起草的关于苏维埃共和国国内外形势的决议草案。全会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草案。全会还通过了专门决议,痛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反革命煽动,赞同交通人民委员部对亚历山大铁路各工厂采取的措施。——[235]。
[84]指巴黎和会的“十人会议”缩小为“四人会议”一事。“十人会议”是巴黎和会初期的最高会议,由所谓五强的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组成。他们是:美国总统伍·威尔逊和国务卿罗·兰辛,法国总理乔·克列孟梭和外交部长斯·皮雄,英国首相戴·劳合-乔治和外交大臣阿·巴尔福,意大利首相维·奥兰多和外交大臣乔·索尼诺,日本前首相西园寺公望和外相牧野伸显。从1919年3月24日起,由美、法、英、意四国政府首脑组成的“四人会议”取代了“十人会议”。——[247]。
[85]在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和平法令中,苏维埃政府已建议所有交战国的人民和政府着手缔结没有兼并和赔款的民主和约。其后,1918年3月15日,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批准了布列斯特和约。11月3日,外交人民委员部通过中立国代表向所有协约国政府提出和平建议。11月6日,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建议英、法、美、日政府停止干涉,开始和平谈判。12月23日,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受苏维埃政府委托,在斯德哥尔摩向协约国各国公使提出和平谈判的建议。1919年1月12日和17日,苏维埃政府两次提出和平建议。2月4日,苏维埃政府通过无线电通知英、法、意、日、美五国政府,表示它愿参加拟议中的普林杰沃群岛和平会议。——[252]。
[86]《永远前进报》(《Всегда Вперёд!》)是俄国孟什维克的报纸,在莫斯科出版。该报的前身是1918年5月10日被查封的《前进报》。《永远前进报》于1918年5月14日出了1号,1919年1月22日—2月25日继续出版。因从事反革命活动被查封。——[253]。
[87]《人民事业报》(《Дело Народа》)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报纸(日报),1917年3月15日(28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7年6月起成为该党中央机关报。1918年1月14日(27日)被苏维埃政府封闭。以后曾用其他名称及原名(1918年3—6月)出版。1918年10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和白卫社会革命党叛乱分子占领的萨马拉出了4号。1919年3月20—30日在莫斯科出了10号后被查封。——[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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