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1919年3—4月）

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29]yYO品论天涯网

（1919年3—4月）yYO品论天涯网

　　现在，我们已恢复了革命的国际即共产国际，运动的苏维埃形式已自然而然成为整个第三国际的理论纲领和实践纲领，在这种时候，回顾一下苏维埃的总的发展历程是适宜的。什么是苏维埃呢？这个不是由什么人臆想出来而是由群众创造出来的形式有什么意义呢？
　　我觉得，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才能正确地评价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摆在无产阶级所夺得的政权面前的任务，才能正确地评价在最近一年中，在俄国已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我们努力执行这些任务的情况。
　　只有从苏维埃总的作用，从它总的意义，从它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来看，才能了解我们曾处于何种情况，为什么我们当时应当这样做而不应当那样做，在回顾过去时，应当用什么来检验我们的步骤是否正确。
　　现在，我们特别需要这样更普遍、更广泛、更深远地看问题，因为现在党内的人由于下述情况而有时感到苦恼，发觉自己的工作有缺点，有毛病，不能令人满意。这种情况就是，为了实际执行苏维埃政权过去和现在所面临的那些刻不容缓的、日常的、当前的、迫切的国家管理任务，我们的注意力常常被转移，被分散，尽管我们尽了一切努力（在这方面要改变工作环境是不可能的），还是常常不得不去过分注意管理中的琐事，忘记了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在世界范围内的总的发展进程，忘记了整个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苏维埃政权，正确些说，是通过苏维埃运动，通过无产者群众在苏维埃内部的摸索（这是我们大家都经历过的，可是忘记了），通过在苏维埃内部实行专政的尝试而发展起来的。
　　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在我看来，我们应当特别注意这些总的任务，这样才能使自己尽量超脱一些从事苏维埃实际工作的人都会遇到的国家管理中的琐事，才能了解我们作为世界无产阶级大军的一支部队还要采取什么样的重大步骤。
　　要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彻底的最终的胜利，单靠俄国一国是不行的，这至少需要一切先进国家或者哪怕几个先进大国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们才能满怀信心地说：无产阶级的事业胜利了，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即推翻资本主义的目的达到了。
　　这个目的单就我们一国来说是达到了，但我们还有第二个任务。既然在一个国家里，苏维埃政权已经建立，资产阶级已被推翻，那么第二个任务就是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斗争，就是在另一层面上进行斗争，就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在周围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中进行斗争。
　　这是一个崭新而又极其困难的情况。
　　而另一方面，既然资产阶级政权已被推翻，做好建设的组织工作就成为主要任务了。
　　现在聚集在伯尔尼的、打算以著名的外国人的来访增光的黄色社会党人，最喜欢散布“布尔什维克相信暴力万能”之类的话。这只能证明说这种话的人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完全为资产阶级的暴力所压倒（请看德国的情况），没有教会本国无产阶级掌握必要的暴力的策略。
　　在有些条件下，暴力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益的；在有些条件下，暴力却不能产生任何效果。但是一些例子说明这种区别并不是人人都懂得的，因此有必要来谈一谈。在十月革命中，苏维埃政权推翻了资产阶级，驱逐了旧政府，这种暴力，这种革命暴力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为什么呢？第一，因为群众已经组织在苏维埃中了；第二，因为敌人即资产阶级经过2月至10月这一漫长的政治时期，已经象春水冲击下的冰块，摇摇晃晃，站不住脚了，它已经外强中干了。因此，即使同德国目前的革命运动比起来，十月革命的运动也是很容易地使我们的革命暴力获得了完全的辉煌的胜利。
　　可不可以设想，没有这些条件，也能使用这种斗争方法，也能使用这种斗争形式，也能轻易获得革命暴力的胜利呢？
　　这样设想，将是极大的错误。在一定条件下取得的革命胜利愈大，就愈容易产生这种危险性：我们会被这些胜利所迷惑，而不去冷静地、沉着地、仔细地想一想，这些胜利是在什么条件下才获得的。
　　我们曾把克伦斯基政府、米留可夫联合内阁弄得可说是狼狈不堪，我们曾试验过，让他们按各种组合坐在部长席位上，我们曾迫使他们不断地更换阁员，但事实证明无论他们怎样坐，他们都不配当音乐家[30]，于是他们就象绒毛一样被吹走了。
　　现在我们对付世界帝国主义的实际任务是不是也遇到与此相似的情况呢？当然不是。
　　这就是在对外政策方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造成很多困难的原因。运动的群众性帮助我们克服了这些困难。
　　但为什么一部分同志会错误地认为我们犯了滔天大罪呢？甚至目前在那些很会耍笔杆子，认为自己了不起、有经验、能为人师如此等等的人们中间，还有一些孤僻的怪人，直到今天还在要别人相信这是同德帝国主义妥协。
　　是的，有过这种妥协，我们就曾同沙皇“妥协”过，参加过令人讨厌的反动杜马，以便从内部来破坏它。
　　能不能指望，没有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相应发展，单靠暴力就能推翻世界帝国主义呢？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教导人们应该这样提出问题，并且只能这样提出问题。而只要这样提出问题，就可以看出，这样运用暴力政策是极端荒谬的，是丝毫不懂得暴力政策获得成功的条件的。
　　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
　　正当我们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不得不在一个被战争破坏和摧残得最厉害的国家里积聚力量，极其困难地为新的军队即红军奠定基础的时候，正当我们在1918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初，用一块块基石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红军奠定基础的时候，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却由于内部分崩离析和反抗日益强烈而损伤了元气，愈来愈虚弱了。
　　德国的革命暴力也是在许多个月的斗争削弱了这个国家的帝国主义以后才取得胜利的；这种情况现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而不是完全地）出现在协约国里。
　　不久以前，一位非常细心、毫无偏见地亲自观察过西欧各国情况的美国人对我说：“法国无疑地面临着最大的失望和幻想的破灭；人们用诺言款待法国人，说：你们胜利了。”全体法国人民旧日的爱国主义感情，他们对1870年遭受蹂躏的愤慨，对国家在四年战争中伤亡惨重、一蹶不振、疲惫不堪的无比气愤，这一切都被资产阶级用来把法国人民引上沙文主义轨道，他们说：“我们已经战胜了德国人，等我们装满了腰包就可以歇一口气了。”但是那位清醒的、以商人眼光看问题的美国人说：“德国人不会偿付赔款，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用来偿付。”
　　于是人们就用诺言和神话款待法国人民，说和平即最后胜利就要到来。但是和约意味着一切希望的破灭：现在，要指望勉强能够活着从这种血腥泥潭中爬出来，尽管手折足断，但是活着爬出来，已经不可能了。在旧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要从和约这个泥潭中爬出来是不可能的，因为战争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积下了大堆资本主义债务，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以致不甩掉这些重负，就不可能爬出来。
　　甚至那些不是革命者、不相信革命、害怕革命的人，也在理论上谈论革命，他们看到事变的进程，看到帝国主义战争的后果，也不得不相信：除了革命，没有别的出路。
　　再说一遍，那位美国人以商人眼光对时局所作的估计使我特别感到惊奇，当然他没有研究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且真心实意地认为这是胡说，但他对于亿万金钱很感兴趣，他会计算，他问道：他们偿付不偿付呢？他还是用那精明的生意人的观点回答道：“他们没有什么可用来偿付！甚至五分之一的钱你也拿不到！”
　　这就是目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在所有协约国中，由于工人同情苏维埃形式，到处都在发生大规模的骚动。
　　例如巴黎的群众（他们可能是世界各国人民群众中最敏感的群众，因为他们在巴黎受过许多锻炼，进行过多次革命）——那里的群众（他们是反应最敏感的群众，决不容许演讲者撒一点点谎）现在只要看到有谁敢于出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就会立刻打断他的演说；可是仅在几个月以前，要想在巴黎群众面前稍稍表示拥护布尔什维主义而不受到他们讥笑，那是不可能的。
　　可是巴黎的资产阶级却在利用一切撒谎、诽谤和欺骗的手段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我们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就遭受过一切资产阶级刊物的攻击。我们的资产者先生们以为布尔什维克会被他们的谎言和诽谤弄得没有办法，可是他们有些失算了，他们做得太过火了；他们拼命攻击我们，结果却给我们作了义务宣传，使得最落后的工人都想：“既然资本家这样骂布尔什维克，可见这些布尔什维克是很会同资本家作斗争的！”
　　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在布列斯特和约（这是一个最野蛮的、强制性的、屈辱性的和约）时期所实行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我认为，现在，当协约国出现了类似情况的时候，当它们都疯狂地希望把自己的债务、贫困、破产转嫁到俄国身上，希望掠夺俄国，扼杀俄国，借以转移本国劳动群众对它们日益增长的愤懑的时候，再来回顾一下这个政策不是没有好处的。
　　如果我们不愿自欺欺人（自欺欺人对革命者是一种有害的行为），而是冷静地观察事物，我们就该十分明白地说，从军事力量来看，协约国比我们强大。但如果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那我们也会十分明确、十分有把握（这种把握不仅是以我们的革命见解，而且是以我们的经验为依据的）地说，协约国的强大是不会持久的，它们现在已处于国内群众情绪大转变的前夜。
　　它们不仅用诺言款待法国工人，而且用诺言款待英国工人，说什么“我们要把全世界掠夺干净，那时你就可以吃饱肚子了。”所有资产阶级报刊现在都在这样叫嚣，把这种观念塞进不觉悟的群众的脑子里。
　　如果它们不马上厮杀起来的话，过几个月以后，它们也许会缔结和约，虽然许多极重要的迹象表明它们会马上互相厮杀起来。但即使它们能够做到彼此不再揪头发、卡脖子而缔结和约，这个和约也将是迅速破产的开始，因为它们没有能力来偿付这些空前多的债务，来消除这样严重的破坏：在法国，小麦减产一半以上，到处都面临着饥饿威胁，生产力遭到了破坏。
　　如果冷静地观察事物，那就应该承认，使我们能够对俄国革命作出恰如其分估计的那种看问题的方法，也愈来愈使我们确信世界革命会到来。我们知道，将要卷走协约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些冰块的激流，正在一天天迅猛起来。
　　一方面，协约国比我们强大；另一方面，从它们的内部情况看，它们无论如何也维持不了多久。
　　由于这一情况，也就产生了国际政策上的复杂任务，这些任务，我们也许要，甚至一定要在最近期间加以解决。这些任务我了解得还不太具体，但是我要着重地谈一谈，为的就是使你们，同志们，对人民委员会工作中的经验，对外交政策方面的经验，有一个鲜明的生动的了解。
　　我们的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布列斯特和约。这就是人民委员会外交政策总结中最重要的东西。当时我们不得不等待，退却，随机应变，签订最屈辱的和约，以便能为新的社会主义军队创立新的基础。我们终于奠定了这个基础，而曾经是不可一世的强大的敌人却已经变得软弱无力了。
　　就全世界说，情况也是这样的，因此这是一个主要的和基本的教训，我们应当尽可能地牢牢记取和清楚理解这个教训，以便在错综复杂、极端困难的外交政策问题上不犯错误，这些问题不久就会出现在人民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整个苏维埃政权面前。
　　关于外交政策问题我就谈到这里，现在我来谈谈其他几个极重要的问题。
　　同志们，谈到军事活动，在1918年2月和3月，即在一年以前，我们是没有任何军队的。或者可以说，我们有过一支由1000万武装的工人和农民组成的旧军队，但这支军队已经完全瓦解，它的成员都下了最大决心，准备不顾一切地离开和逃走。
　　这种现象在当时被认为仅仅是俄国才有的现象。有人认为，俄国人生来就缺乏忍耐性或组织性，因此他们是忍受不了的，而德国人能够忍受得住。
　　有人就是这样对我们说的。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几个月之后，在文化、技术、纪律、伤病员的合理生活条件，以及休假制度等等方面都远远超过我军的德国军队，也发生了同样的瓦解。这场大厮杀，这场多年的大厮杀，连最有文化最有纪律的人们也没能忍受得住。完全瓦解的时期来到了，连先进的德国军队也顶不住了。
　　可见，不仅对俄国而且对一切国家来说，都有一个限度。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限度，但是总有个限度，要超出这个限度去为资本家的利益作战，那是不行的。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形。
　　德帝国主义已把它的强盗面目暴露无遗了。最重要的是在美国和法国，在这些闻名的民主国里（社会主义的叛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以社会党人自居的可怜的人，常常吹嘘这种民主国），在这些世界上先进的民主国里，在这些共和国里，帝国主义日益卑鄙无耻，而且比在任何国家都更明显地暴露出猛禽野兽的面目。他们掠夺世界，互相格斗，武装对抗。想长期掩盖这一点是不可能的。这在战争狂热时期还可以掩盖，但是狂热正在消失，和平正在来临，任凭你怎样欺骗，这些民主国的群众还是看到，战争导致了新的掠夺。最民主的共和国只不过是最残忍最无耻的掠夺者的一件漂亮外衣，这些掠夺者决心使亿万人破产来偿还债务，即报答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老爷们，因为他们曾大发慈悲地让工人互相残杀。这种情况已一天天地为群众所看清了。
　　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才出现了象一位军事评论家所发表的那样的政见。这位军事评论家在最有钱最有政治经验的资产阶级的报纸英国《泰晤士报》上分析形势说：“全世界的军队都在瓦解，但是只有一个国家的军队在建设，这个国家就是俄国。”
　　这就是在军事方面比苏维埃布尔什维主义强大得多的资产阶级所不得不承认的事实。现在我们就来根据这个事实，对一年来我们苏维埃所做的工作，作一个估价。
　　我们终于扭转了局势。忍受不住战争的苦难、懂得了这次战争是犯罪、不断逃跑的1000万军队瓦解之后，一支社会主义军队开始建立起来了，一批又一批数以十万计的人参加了军队，这支军队知道为什么而战，甘愿忍受比沙皇时代更大的牺牲和困苦，因为它知道，它在保卫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土地、自己在工厂中的权力，它在保卫劳动者的政权，而其他国家的劳动者，虽然处境艰难，但正在觉醒起来。
　　苏维埃政权一年来取得了什么经验，以上情况就是说明。
　　对苏维埃俄国来说，战争是非常困难的；对经受了四年帝国主义战争苦难的人民来说，战争是非常困难的。对苏维埃俄国来说，战争是异常艰苦的。但是现在连强大的敌人也承认，他们的军队在瓦解，而我们的军队在建设。这是因为历史上第一次把军队建立在它同苏维埃的亲密关系上，建立在它们亲密无间的关系上，也可以说是建立在它们水乳交融的关系上。苏维埃团结着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而军队建立在捍卫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在社会主义觉悟的基础上。
　　18世纪的一位普鲁士君主说了一句聪明话：“如果我们的士兵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战，那就连一次仗也不能打。”这位普鲁士老君主是一个并不愚蠢的人。现在，把我们的情况同这位君主的情况相比较，可以说：我们所以能够进行战争，是因为群众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战，尽管空前艰苦——再说一遍，目前的战争比沙皇时代更艰苦——他们也愿意作战，他们知道，他们正在作出极大的、无比严重的牺牲，但他们是在保卫自己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在同其他国家那些“正在瓦解”并已开始了解我们情况的工人一起进行斗争。
　　有一些蠢人在叫喊什么赤色军国主义；这是一些政治骗子，他们装出一副真正相信这种蠢话的样子，对我们乱加指责，施展他们那套辩护士的本领来捏造论据，蒙骗群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就在叫喊：“瞧，他们给你们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赤色军国主义！”
　　真是“骇人听闻的”罪行！全世界帝国主义者都扑向俄罗斯共和国，要扼死它，而我们着手建立军队，这支军队在历史上第一次知道为什么而战，为什么而牺牲，并胜利地抗击着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在空前规模的抗击中每个月都在加速着世界革命的到来，——有人就斥责这是赤色军国主义！
　　再说一遍，这些人或者是不值得给以任何政治评价的蠢人，或者是政治骗子。
　　谁都知道，我们是被迫进行这场战争的；1918年初，我们结束了旧的战争，并没有发动新的战争；谁都知道，白卫分子在西部、南部和东部起来反对我们，完全是由于协约国慷慨解囊，给予他们千百万金钱的帮助，同时，各先进国家把帝国主义战争用剩的大批装备和军用物资收集起来，拿去援助白卫分子，因为这些百万富翁、亿万富翁老爷们知道，这里决定着他们的命运，如果不马上打垮我们，他们就会灭亡。
　　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了空前的努力，忍受牺牲，争取胜利。现在，经过一年国内战争之后，我们来看看地图。先看看苏维埃俄国在1918年3月是什么样子，快到1918年7月时又是什么样子，那时，西部沿布列斯特和约所规定的界线有德帝国主义者盘踞着，乌克兰处在德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之下，东部直至喀山和辛比尔斯克有被法国人和英国人收买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在统治。再看看地图上现在的情况，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地盘已经空前扩大，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在这种情况下，用骂人的字眼指控我们实行赤色军国主义的，只能是一些最卑鄙最下流的政治骗子。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种革命，在取得胜利以后就可万事大吉，安享清福。谁认为可能有这样的革命，谁就不仅不是革命者，而且是工人阶级的死敌。这样的革命一次也没有过，甚至次等的革命，甚至只把政权从一个有产者少数转到另一个有产者少数手中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这样的革命。这种例子多得很！如法国革命。19世纪初，原先的强国就曾群起反对它，想摧毁它。而法国革命所以称为大革命，正是因为它发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去抗击全世界的进攻，保卫自己的果实；它的巨大功绩之一就在于此。
　　革命总是在实际中、在斗争中、在战火中受到最严峻的考验。如果你被压迫，被剥削，因而想推翻剥削者的政权，如果你决心把推翻剥削者的事业进行到底，你就应当知道，你必须经受得住全世界剥削者的进攻；如果你决心给以回击，不怕新的牺牲，坚持斗争，那你就是革命者，不然你就会被消灭。
　　所有革命的历史都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我国革命受到的真正考验，就是我们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先于别的国家夺得了政权，建立了苏维埃这种管理形式的被剥削劳动者政权，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政权保持下去，哪怕保持到其他国家的群众都行动起来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不能作出新的牺牲，坚持下去，就会有人说：这场革命是违背历史的。各文明国家的民主主义者虽然武装到了牙齿；但却害怕在美国这样一个拥有上亿人口的自由的共和国里出现百把个布尔什维克；这是可怕的传染病啊！民主主义者原来无力和一百个来自饥饿破产的俄国、开始谈论布尔什维主义的人进行斗争！群众是同情我们的！资产者只有一条生路：趁刀剑还没有从他们手中掉下，趁大炮还在他们手里，赶快把炮口朝向苏维埃俄国，在几个月内摧毁它，因为以后就无法摧毁它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这就是一年来决定人民委员会军事政策的因素，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根据事实和结果有权说：我们之所以能经受住考验，完全是因为被战争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工人和农民表现了新的英勇气概，在更加困难的条件下组建了新的军队。
　　这就是关于苏维埃政权军事政策的简短总结。在这里我还想就一个问题讲几句话，这是一个不仅在军事政策上，而且在其他的政策上，在经济政策上都同样存在的问题。我说的是军事专家问题。
　　你们大概知道，这个问题曾引起怎样的争论，常常有一些最忠实最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员同志也激烈反对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红军时使用那些曾为沙皇制度服务、甚至屠杀过工农因而有历史污点的旧军事专家，即沙皇的将军和军官。
　　矛盾是很明显的，这种愤怒的情绪可以说是很自然的。用沙皇时代的专家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军队呢？！
　　其实，我们正是这样才把一支社会主义军队建设起来的。如果我们想一想我们肩负的任务，就不难了解，也只有这样才能建设起来。不仅军事上是这样，在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的一切领域我们都面临着这个任务。
　　从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设想社会主义可以由另外的人来建设，可以先培养出一批优秀的、纯洁的、受过良好训练的人，然后再由这些人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一向嘲笑这种想法，并且说过，这是玩木偶戏，这是酸小姐[31]拿社会主义消遣取乐，而不是严肃的政治。
　　我们要用那些由资本主义培养出来、被资本主义败坏和腐蚀、但也为资本主义锻炼得能进行斗争的人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有锻炼得比任何军队都能经受大千百倍牺牲的无产者；我们有愚昧无知的、分散的、但只要无产阶级采取明智的策略就能在斗争中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数千万被压迫的农民。其次，我们有浸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科学技术专家，有在资产阶级条件下培养出来的军事专家——如果是在资产阶级条件下培养出来那倒不错，他们有的还是在地主、棍棒、农奴制的条件下培养出来的。至于在国民经济方面，所有的农艺师、工程师和教师，所有这些人都出身于有产阶级，他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做工的无产者和种地的农民贫穷不堪，无论在沙皇尼古拉的统治下，还是在共和国总统威尔逊的统治下，都没有可能上大学。科学和技术为富人、为有产者所享有；资本主义把文化只给予少数人。而我们必须用这个文化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别的材料。我们要立刻用资本主义昨天留下来可供我们今天用的那些材料来建设社会主义，马上就着手建设，而不是用——说句笑话——将在温室中培养出来的人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有资产阶级专家，此外再没有别的了。我们没有别的砖头，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用来建设。社会主义必定要胜利，我们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应当用行动证明，我们能够用这些砖头、用这些材料来建成社会主义，能够靠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的无产者和资产阶级专家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如果你不用这些材料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那你就是空谈家，饶舌者。
　　世界资本主义历史遗产的问题就是这样提出的！这就是取得政权、有了苏维埃机构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具体困难！
　　这是整个任务的一半，而且是其中的一大半。苏维埃机构意味着劳动者广泛地团结起来，以这种广泛团结的力量去摧毁资本主义。果然，他们把资本主义摧毁了。但仅靠摧毁资本主义，还不能填饱肚子。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而这些科学、技术、艺术却在专家们的手中，在他们的头脑里。
　　在一切部门中的任务都是如此。这个任务是矛盾的（正如整个资本主义是矛盾的一样），是极其困难的，然而是可以完成的。并不是因为我们在大约20年后能够培养出纯洁的共产主义专家——洁白无瑕的第一代共产主义者；对不起，不是的，我们必须现在安排好，不是在20年以后而是在两个月以后就安排好，以便面对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科学和技术，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在这方面我们一定会胜利。靠我们群众的力量来迫使资产阶级专家为我们服务，这是困难的，但是可以办到的；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不久以前，托洛茨基同志告诉我，我们的军事部门有好几万军官。这时我得到了一个具体的启示：利用我们的敌人的秘诀就是：迫使共产主义的敌人来建设共产主义，用资本家拣来打我们的砖头建设共产主义！我们没有别的砖头！我们就是要用这些砖头，要迫使资产阶级专家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来建设我们的大厦。困难就在这里，胜利的保证也在这里！
　　当然，在这条新的困难的道路上，我们犯过不少错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还可能遭到不少挫折。大家知道，一部分专家一贯和我们敌对，在工厂里，在农业中，在管理工作中，过去和现在我们都处处碰到一些专家工作态度恶劣，存心怠工。
　　我们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巨大的困难，单靠暴力是不能战胜这些困难的……当然，我们并不反对使用暴力，我们嘲笑那些对无产阶级专政抱否定态度的人，说他们是蠢人，不懂得要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要么是资产阶级专政。谁要不这样认为，他不是白痴，便是政治上完全无知，不要说让他到台上来，就连让他参加会议，都是有失体面的。或者是对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使用暴力，即杀害工人的优秀领袖；或者是用暴力镇压剥削者。谁幻想走中间道路，谁就是我们最有害最危险的敌人。现在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因此我们谈到使用专家的时候，应当记住一年来苏维埃政策的教训；一年来我们打倒和战胜了剥削者，现在我们应当来解决使用资产阶级专家的任务。再说一遍，在这里，单靠暴力是行不通的。在暴力胜利以后，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除了暴力还要有组织，有纪律，有威望，使一切资产阶级专家服从自己并参加自己的工作！
　　有人会说，列宁不主张使用暴力，而主张使用精神影响！可是，有一种愚蠢的看法，以为单凭暴力就能解决共产主义社会建设事业中组织新的科学和技术的问题。这是胡说！我们，作为一个党，作为在一年来的苏维埃工作中学到了一些东西的人们，不会再这样愚蠢，并将告诫群众不要有这种愚蠢的想法。利用资产阶级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工作人员这样一个任务，不仅要求我们取得暴力的胜利，还要求我们在群众中进行组织工作，建立纪律，即同志纪律，扩大无产阶级对其他所有的人的影响，造成新的群众环境，使资产阶级专家看到，他已别无出路，要回到旧社会已不可能，只有同共产党人一起才能进行工作，这些共产党人就在身旁，领导着群众，得到群众的绝对信任，并在努力使资产阶级的科学技术的成果，几千年来文明发展的成果，不被一小撮人用来发迹致富，而为全体劳动者所普遍享有。
　　任务是极为困难的，要完全解决它，需要几十年！要解决它，必须造成一种力量，建立一种纪律，即同志纪律，苏维埃纪律，无产阶级纪律，这种纪律不仅能在肉体上镇压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而且能完全控制他们，使他们服从我们，沿着我们的轨道行进，为我们的事业服务。
　　再说一遍，在军事建设和经济建设事业中，在每一个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作中，在每一个工厂委员会和每一个国有化工厂的工作中，我们每天都碰到这个任务。一年来，我们在人民委员会里几乎没有一个星期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并加以解决。我相信，在俄国没有一个工厂委员会，没有一个农业公社，没有一个国营农场，没有一个县土地局，在这一年的苏维埃工作中不是几十次地碰到这个问题。
　　任务的困难就在这里，但是真正能够收效的任务也在这里，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在无产阶级起义的力量粉碎了剥削者之后的第二天所应当做的事情。我们粉碎了剥削者的反抗，这是应当做的，但应当做的不止于此，还应当靠劳动者的新组织即协作组织的力量来迫使他们为我们服务，应当治好他们的老毛病，不让他们再干剥削的事情。他们依然是过去的资产者，现在当了军官，在我军司令部里工作，有的当了工程师和农艺师。这些人是把自己称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昔日资产者。称号并不能改变任何东西，按世界观和习惯来说，他们是彻头彻尾的资产者。
　　怎么办呢，难道我们把他们踢开吗？几十万人是无法踢开的！假如我们真把他们踢开，那我们就害了自己。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用来建设共产主义，我们只能用资本主义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建设共产主义。不是要抛弃他们，而是要粉碎他们的反抗，处处监督他们，不向他们作任何政治上的让步，而那些意志不坚定的人是时时刻刻在作这种让步的。有文化的人所以屈从资产阶级的政治，受资产阶级影响，因为他们是在资产阶级环境中，并通过资产阶级环境获得自己的全部文化的。这就是他们总是站不稳脚跟，向反革命资产阶级作政治上的让步的原因所在。
　　如果一个共产党人说，他不能弄脏自己的手，他应当有一双干净的共产主义的手，他将用这双干净的共产主义的手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不利用那些可鄙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合作社工作者，那他就是空谈家，因为情况正好相反，这些人是非利用不可的。
　　现在，任务实际上是这样摆着的：要使那些被资本主义培养出来反对我们的人转过来为我们服务，每天都监督他们，在共产主义组织的环境中设工人政治委员监督他们，既要制止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同时又要向他们学习。
　　我们至多有鼓动家、宣传家的本领，有经历过工厂工人或挨饿农民的极其悲惨的生活而得到锻炼的那种人的本领。这种本领至多能教导人们长期坚持下去，进行顽强斗争。到目前为止正是这一点挽救了我们。这一点是完全必需的，但这是不够的，单凭这一点是不能胜利的。为了取得彻底的最终的胜利，还必须把资本主义的一切宝贵东西，把全部科学和文化拿到手。
　　从哪里取得这些东西呢？我们的先进的农民和觉悟的工人，应当向他们，向我们的敌人学习，应当在工厂里、在县土地局里向资产阶级农艺师和工程师等等学习，掌握他们的文化成果。
　　在这方面，去年我们党内发生的斗争收到了极大的成效；它引起了不少的激烈冲突[32]，但是斗争总是要引起激烈冲突的。我们在一个我们从未遇到过的问题上取得了实际经验，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共产主义就不能实现。如何把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文化、同一直是少数人拥有的资产阶级科学技术结合起来，这个任务——我要再说一遍——是很困难的。这里全部问题在于劳动群众先进阶层的组织和纪律。在俄国，假如千百万备受压抑、愚昧无知的、完全不能独立从事建设的、世世代代受地主压迫的农民，没有一个为他们所了解、接近、信任、当作自己人的城市工人的先进阶层在自己的身旁，没有这样一个先进阶层来领导自己，假如没有这样一种组织去团结劳动群众，教育劳动群众，向劳动群众解释，使他们相信取得全部资产阶级文化这一任务的重要性，那么，共产主义事业就没有希望。
　　我说这个话不是从抽象的道理出发的，而是从整整一年的日常经验出发的。如果说在这个经验中有许多琐事，有时是枯燥乏味，令人不快的琐事，那么我们应当在这些琐事的后面看到更深刻的东西。应当懂得，在这些琐碎的工作里，在工厂委员会和工程师之间、某个红军战士和某个资产阶级军官之间、某个农民和资产阶级农艺师之间的冲突里，在这些冲突、摩擦和琐事里，包含着无比深刻的内容。我们克服了要一脚踢开这些资产阶级专家的偏见。我们拿下了这辆车，虽然它还走得不好（我们不会抱什么幻想，知道它老是颠簸，老是出毛病，老是翻到沟里，还得由我们把它拖出来），但是它毕竟走起来了，今后我们要驾驶它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这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战争把我们拖进去的、而现在全世界帝国主义者想方设法把我们推下去并使我们陷在里面的泥潭中脱出身来，从经济破坏、极度困难、破产、粗野、贫困和饥饿的泥潭中脱出身来。
　　现在我们已开始脱身了。这是刚刚迈出的几步。
　　一年来的苏维埃工作使我们通过每一项实际的工厂工作和农民工作更好地懂得了这个任务，并学会了进行这项工作。这是苏维埃政权一年来的最大成就。在这方面花一年时间并不可惜。我们不会再象过去那样从理论上一般地讨论资产阶级专家的作用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意义，我们将利用我们在每个工厂委员会和每个农业组织中获得的每一个经验。我们奠定了红军的基础，我们有了一点基础，我们的国有化企业的工人懂得了自己的任务，开始在资产阶级专家的帮助下提高劳动生产率（虽然这些资产阶级专家时时刻刻都想倒退，但是工人的群众组织迫使他们同苏维埃政权步调一致地前进），这些就是苏维埃政权的最大的成就。这个工作不显眼，看起来极为平常，要估计出它的全部意义也很困难，但是我们的运动前进了一步，正是表现在我们已经从单纯镇压剥削者的单纯任务进而执行这样一种任务：使自己和群众学会用资本主义的砖头建设共产主义，迫使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专家为我们工作。只有走这条道路，我们才能获得胜利。现在我们知道，照这样走下去，我们确实会获得胜利。
　　同志们，现在我来谈最后一个问题，即对农村的态度问题。我的讲话已经太长了，这个问题只想简略地谈谈。
　　前面我谈到了军事工作，谈到了专政，谈到了利用资产阶级专家的问题，现在我要谈的是共产主义建设中的又一个巨大困难。
　　在一个城市无产阶级占少数而习惯于单独经营、养成了这种分散经营积习的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如果政权已经转入无产阶级手中，该怎么办呢？
　　但是这种农民的大多数贫穷困苦，在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受尽折磨，因此，他们很愿意帮助无产者。只要城市工人通情达理，注意方式，平等待人，而不是发号施令，以致引起他们理所当然的憎恨，——总之，只要城市工人平等一点对待农民，就能得到农民最大的同志般的信任和充分的支持。这我们是知道的。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就是靠这一点来维持的。它只是在得到大多数劳动者最真诚的支持下才得以维持下来。我们所以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城市工人通过我们想都想不到的千百种方式同贫苦农民建立了联系。
　　国家政权过去总是阻碍这种联系，现在则用全力促进这种联系。就是靠了这一点，苏维埃政权才得以维持，也只有这样做，胜利才有保证。
　　我刚才提到的巨大困难，就在于农民习惯于单干，习惯于自由买卖粮食，并且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他想：我花了劳动，用自己的血汗得到了粮食，怎么我没有权利自由出卖它呢？农民认为这是欺侮了他。
　　可是我们从俄国发展的全部经验中知道：自由买卖就是自由培植资本家；在一个受饥荒折磨的国家里、在挨饿的人为了一块面包甘愿拿出一切甚至甘愿做奴隶的国家里自由买卖，在国家闹饥荒的时候自由买卖，这就是自由地使少数人发财而使多数人破产。
　　我们应当证明，在一个受饥荒折磨的国家里，首要的任务就是帮助农民；但只有把农民的行动统一起来，把群众联合起来，才能进行这种帮助，因为农民零星分散，习惯于各干各的。
　　实现这一困难任务的外部障碍是没有的；这里要靠暴力来做到的一切，都已经做到了；我们决不放弃暴力；我们知道，在农民中有富农，他们竭力地反抗我们，公开组织白卫分子的暴动；这和大多数农民没有关系。富农是少数，对他们应当是斗争，再斗争，应当镇压他们，而我们也正在镇压他们。但在胜利地解决了镇压农村剥削者的任务以后，出现了一个不能用暴力解决的问题；这里和在其他一切方面一样，只有靠群众组织工作，只有靠城市无产阶级对农民进行长期教育，我们的任务才能解决。
　　我们能不能实现这个任务呢？我们根据经验知道，是能够的，这完全是因为大多数农民都信任工人政权，有了对工人的这种信任，就能建立基础，这个建立基础的工作已经开始，并且应当继续下去，不过一定要借助于同志式的诱导，借助于纪律。
　　这就是实际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我们建立贫苦农民委员会[33]，努力同农村进行商品交换，目的不是为了让富人得到商品，而首先是为了让贫苦农民得到城市所能供给的少量商品，我们帮助贫苦农民，也是为了能在他们的帮助下战胜富农，从富农手中取得余粮。
　　在一个交通不便、农民分散的大国里，要解决供给居民粮食的任务是非常困难的，这个任务给我们造成的麻烦最多。回忆一下人民委员会的各次会议，我可以说，没有一个任务象这个任务那样，使苏维埃政权费了这么大的力量。我国的农民极其零星分散，愚昧无知，习惯于单独经营，把禁止粮食自由贸易看作是欺侮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会有一些政治骗子，会有各种各样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出来煽动农民，对农民说：“他们在掠夺你们！”
　　今天，苏维埃工作已进行一年，粮食工作人员已经证明，我们在最近几个月内向农村提供了42000车皮产品，而只换来39000车皮粮食，可是一些恶棍还是在叫喊：“农民们，苏维埃政权在掠夺你们！”
　　当工人在城市中挣扎求生（没有一个地方的饥荒比俄国的城市和非农业地区更为严重），当农民得到了地主的全部土地，有了粮食，大多数农民，如我们所知，在苏维埃政权的第一年就已经不是为地主老爷和商人而是为自己劳动并改善了自己的饮食的时候，当国家正苦于城市和非农业地区的饥荒，而一切资本家却力图利用饥荒来破坏我们的时候，在这种时候，竟有一些穿着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或其他小丑服装的人，硬说什么“他们在掠夺你们！”这是资本主义的代理人，我们只能而且只应把他们当作资本主义代理人看待！
　　当苏维埃政权认为战胜饥荒是最主要的困难的时候，把全部余粮交给挨饿者是每一个苏维埃公民的职责。这个真理是这样明显，这样清楚，是这样容易为每一个劳动者所理解，因此要反对它是不可能的。要把这个简单、清楚、明显的真理模糊起来，使它变得不可理解，或者把它加以歪曲，就只能进行欺骗，施展政治骗子的伎俩！
　　城市工人靠的就是这个真理。他们就是靠这个非常明显的真理才能从事最困难的工作。他们一直都在对贫苦农民说：我们同你们一起构成苏维埃政权的真正支柱。为此成立了贫苦农民委员会，成立了商品交换机构，并把合作社都吸收来做联合全体居民的工作。农业方面颁布的一切法令都贯串着这个基本思想；所有的告城市工人书都说：要同贫苦农民联合起来，否则，你们就不能解决最重要最困难的问题——粮食问题。我们对农民说：或者你们同城市工人联合起来，那时我们就会胜利；或者你们去接受资本家及其穿着孟什维克服装的走狗和奴仆的开导和教诲——“不要让城市掠夺你们，你们自由买卖吧；谁有钱，谁就发财，如果有人饿死，那和你们有什么关系”，那你们自己就会灭亡，成为资本家的奴隶，使苏维埃俄国遭到毁灭。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才这样想：“我做买卖，我发财，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就是资本主义思想，这就是战争产生的原因，这就是工人和农民一贫如洗而一小撮人成为亿万富翁的原因。
　　任务在于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对待农民，如何把贫苦农民和中农组织起来，以便随时同他们对旧时的留恋、同他们想回到自由贸易去的企图、同他们时时想“自由”经营的倾向作斗争。“自由”是个好字眼；到处都碰到“自由”：贸易自由，出卖自由，被卖自由等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骗子在每一种报纸上，每一次演说中，都要这样或那样地引用“自由”这个美丽的字眼；但所有这些人都是把人民拉向后退的骗子和资本主义娼妓。
　　最后，在最近一个时期内，即在最近几个月或几个星期内，人民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关心的主要问题和奋斗的主要目标就是同饥荒作斗争。
　　现在，在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候，饥荒是我们的大害；春天将是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去年的冬末、春天和夏初是我们最艰难的时期，今年正好在现在我们又进入艰难的时期。现在白卫分子、地主和资本家又在极力希望，虽然不能在公开的斗争中摧毁苏维埃政权，也许能够再一次利用饥荒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还有一些自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左派）的人，堕落到了极点，在口头上宣称拥护劳动人民，而当粮食状况严重、饥荒迫近的时候，却企图利用饥荒进行捣乱，唆使人民群众反对工农政权。他们不了解，正象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穆拉维约夫去年在东线的叛变[34]，曾使几万工农在反对白卫分子的战争中牺牲了生命一样，现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似乎为了工人的利益而实行的任何类似的政策，即利用饥荒进行的任何煽动和捣乱活动，也无非是对白卫分子的直接援助。任何这样的煽动都会使成千上万的人在反对白卫分子的战争中无谓地牺牲生命。去年，穆拉维约夫实行叛变，险些开放了整个战线，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失败。
　　因此，我想首先着重地但是极简略地谈一谈几件主要事实。
　　现在我们在粮食方面的情况又象去年春天那样恶化了，但是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指望不仅战胜这个困难，而且比去年更好地摆脱这个困难。这种指望的根据是：东部和南部的情况已大为好转，而东部和南部都是俄国的主要产粮区。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最近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我们已经弄清楚，沿喀山到萨拉托夫线，沿伏尔加—布古利马线，在萨马拉以东，在伏尔加河左岸，堆积了近900万普特的成品粮。
　　巨大的困难和巨大的危险在于我们的运输力量薄弱，机车奇缺，以致对这些粮食能不能运出来，我们还没有把握。这就是我们在最近一个时期的活动中最操心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决定从3月18日到4月10日完全停止客运的原因。
　　我们知道，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一定会有一些帮助白卫分子的鼓动家出来大叫：“看，人民在挨饿，而他们却取消旅客列车，不让人民运粮。”这样的煽动者是有的。但我们心里明白：我们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把希望寄托在正直工人的觉悟上，他们会支持我们的。
　　如专家们向我们报告的，暂时停止客运以后，可以腾出220辆机车，这些客运机车比货运机车差些，运输能力要低些，但我们计算了一下，它们能在这一时期内运出350万普特粮食。如果让私贩粮食者和饥民单个地盲目地运粮，在这一时期内最多只能运出50万普特。每个有经验的铁路工人，每个到过伏尔加河左岸的铁路线、见到粮食有时简直堆在雪地上的人，都会证实这个真理。一袋袋的粮食可能会霉烂，因为粮食本来就潮湿；如果春汛一来，那就更糟糕了。因此，我们采取了这种严重的措施，我们相信，广大的工人群众一定会了解这个真理，左派社会革命党的煽动者绝不能使他们离开正确的道路，这个真理一定会胜利。
　　采取暂时停止客运这样严重的措施，能使我们得到几百万普特粮食。我们要清除所谓停止客运有害的谎言、诽谤和胡说，我们应当说，在派往南方运粮的彼得格勒、莫斯科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的帮助下，这一措施一定会使我们得到足够的粮食。顺便提一下，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有象彼得格勒那样，拿出这么多的人力进行粮食工作；彼得格勒的所有优秀力量都被调去做这个工作了，其他先进城市的工人也应当这样做。
　　没有工人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不能完成的；如果工人阶级没有积蓄起足够的力量来领导千百万受资本主义压抑的、受尽折磨的、不识字的和分散的农民，社会主义革命也不能完成。能够领导他们的只有先进工人。但是优秀力量已经都抽调出来了，他们过分劳累了。应当用一般工人和青年人代替他们。也许这些人会犯错误，但这没有关系；只要他们能忠于工人事业，能在无产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受到锻炼就行。
　　我们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把优秀力量派到伏尔加一布古利马线上去。同工人队伍一起去的有布留哈诺夫同志。其他铁路上也已派去了军队和工人。所以，再说一遍，我们是完全可以指望得到粮食的。这将是艰苦的半年，但这是最后一个艰苦的半年，因为我们的敌人不是在壮大而是在瓦解，因为苏维埃运动正在一切国家中发展起来。
　　我们就是根据这些情况，经过慎重考虑和多次计算，认为停止客运以后，就能运出几百万普特粮食，就能利用东部和南部最富饶的产粮区。在这艰苦的半年里，我们一定能战胜我们的主要敌人——饥荒，而且现在我们的情况比去年好，我们已经有存粮了。
　　去年，捷克斯洛伐克军进到了喀山和辛比尔斯克，乌克兰处在德寇的铁蹄下，克拉斯诺夫用德国人的钱在顿河区搜罗军队，南部同我们断绝了联系。现在，乌克兰正从德帝国主义者的手中解放出来。德帝国主义者原想从乌克兰运走6000万普特粮食，但是他们总共只运走了900万普特，而且附带运走了一种他们消化不了的东西，即布尔什维主义。一碰上布尔什维主义，德帝国主义者就遭到了惨败，法、英帝国主义者碰上布尔什维主义也会遭到惨败，如果他们能够深入俄国内地的话。
　　现在乌克兰已经是苏维埃乌克兰了。乌克兰的苏维埃政府对我们就不同了，一旦提出粮食问题，它不会象商人、投机者和某些农民那样来要价。这些农民说：“挨饿的人会出1000卢布买一普特粮食，管他什么国家垄断，我只管我发财，人们挨饿更好，他们出的钱更多。”农村资产阶级就是这样想的，富农、投机者就是这样盘算的，而且有人在帮助他们，这些人拼命反对粮食垄断，主张贸易“自由”，即主张富裕农民有发财的自由，得不到一点粮食的工人有饿死的自由。可是乌克兰政府说：“首要任务就是帮助饥饿的北方。如果受饥饿折磨的北方支持不住，乌克兰也支持不住；如果乌克兰帮助饥饿的北方，乌克兰就一定支持得住，一定能取得胜利。”
　　乌克兰的存粮很多。但是不能一下子全部运出来。我们已经把苏维埃的优秀力量派往乌克兰，他们异口同声地对我们说：“存粮很多，但是不能一下子全部运走，因为没有机构。”德国人把乌克兰破坏得很厉害，所以那里才刚刚开始建立机构；那里的情况是一片混乱。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个星期里，我们在斯莫尔尼宫时也曾同经济破坏作斗争，但是那种恶劣的日子，同现在乌克兰经受的困难比较起来，是算不得什么的。乌克兰的同志叫苦连天，说他们没有人，没有人建设苏维埃政权，没有任何机构，没有象彼得格勒或莫斯科那样的无产阶级中心，乌克兰的一些无产阶级中心还在敌人手里。基辅不是无产阶级中心，受饥饿折磨的顿涅茨煤田还没有从哥萨克手中解放出来。他们说：“北方的工人们，帮助我们吧！”
　　因此，尽管我们知道彼得格勒工人已经作出了比其他任何城市更大的贡献，但我们还是代表乌克兰的同志向彼得格勒工人说：“再出一把力，再加一把劲吧！”我们现在能够帮助乌克兰的同志，而且应当帮助他们，因为他们要在经过了空前的浩劫已经荡然无存的土地上建立苏维埃政权机构！
　　我们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里讨论了这种情况，提出了一项任务：首先尽力在乌克兰建立机构，有了武器、有了机构之后就着手运粮，在6月1日以前运出5000万普特。
　　我丝毫不想要你们相信这个任务能够完成。我们都知道，许多任务尽管我们已经担当起来，但都未能按期完成。就算这个任务只能完成一部分，你们也应当坚信，在饥荒愈来愈严重的艰难日子里，只要东部和南部的全部粮食机构充分开动起来，我们就能从南部得到紧急援助而改善我们的处境。
　　除乌克兰以外，我们还有一个来源，这就是顿河州。那里，红军的胜利已经造成很多奇迹。几个星期以前，我们在顿河区的处境还很艰难，我们要同我们的主要敌人克拉斯诺夫作战，要同那些起初被德国人用千百万金钱收买、后来又被英国人和法国人收买（并且直到现在还在受他们接济）的军官和哥萨克作战；可是现在，我们不仅极迅速地占领了察里津以北的大片土地，而且还向察里津以南推进了。克拉斯诺夫匪帮和顿河区的反革命分子被击溃了，帝国主义者的任何帮助都没能帮得了他们。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很快就会有煤和粮食了，没有这两样东西，我们就会灭亡，因为缺少煤，火车就不能开动，工厂就要停工，缺少粮食，城市和所有非农业地区的工人就要受饥饿的折磨。［注：速记记录中接着有以下未收入小册子中的一段话：“红军是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履行他们的职责的。在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却阵容整齐，在这里进行斗争的人们能够经受一场比沙皇时代艰苦得多的战争，他们所以经受得住，是因为他们看到，每一个军事指挥官身旁都有一个党员政治委员——一个来自彼得格勒或者莫斯科，或者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优秀工人。每个部队都建立了许多共产党支部，每个司令部都变成了宣传鼓动的中心。军队的全部力量来源于而且仅仅来源于它同彼得格勒、莫斯科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优秀工人最紧密的联系。正是由于这一切，才出现了转折，出现了奇迹：一支过去一听到‘哥萨克’就仓皇逃跑的军队，现在几个星期就占领了两条铁路，两条取得粮食和煤炭的主要通道。”——俄文版编者注］
　　顿河区的存粮同乌克兰一样是很多的，而且我们不能说那里没有机构；每个部队都有共产党支部、工人政治委员和工人粮食队；那里的主要困难是白卫分子在撤退时把桥梁炸毁了，因此，两条主要的铁路没有一条能够使用。
　　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专门邀请了专家参加，问他们怎样才能弄到修路材料，怎样才能至少修好一条铁路。在国防委员会最近这次会议上，我们已经确切知道，由于尽了极大的努力，不仅材料已经弄到了，而且当地的同志还向我们提出了保证，说他们几乎可以保证在春汛前修复这两条铁路。这两条铁路运输的恢复，也许抵得上对哥萨克的多次胜利，因此我们可以说：“应当不怕艰苦地再坚持几个月，鼓足干劲，并让彼得格勒、莫斯科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们来帮助我们。”除了很难运出什么东西的东部，除了有大量存粮但没有机构的乌克兰，我们现在有红军收复的顿河区了。因此，在作了冷静的考虑，根据各地的多次报告和报道核实了以上情况，听取了专家对粮食问题和铁路问题的意见以后，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们有极大的把握不仅能象去年那样坚持下来，而且还能大大改善我们的状况。
　　我们内部的敌人已在瓦解，外部的敌人也决不会支持很久。同志们，不久以前来到这里和我们一起在莫斯科创立了共产国际的外国同志所告诉我们的情况，使我们更相信这一点了。在巴黎，人们把攻击布尔什维主义的发言者赶下群众大会讲坛。毫无疑问，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帝国主义者可以再杀几千个工人，可以杀害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国际的数百个优秀代表，可以使英、法、德、意各国的监狱关满社会党人，但这些都不能挽救他们！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因为不管怎样欺骗，不管怎样卑鄙地大肆造谣诽谤，全世界工人都已懂得什么是苏维埃，什么是苏维埃政权。全世界的资本家现在没有出路。再说一遍，他们在缔结和约以后是要互相厮打的。法国已经准备进攻意大利，它们分赃是分不成的，日本也在加紧武装以对付美国。它们把空前未有的巨额赔款，把几十亿几十亿的战时公债堆在人民身上。而这些国家的人民已经被战争弄得痛苦不堪，到处是产品不足，生产停顿，到处是饥饿。答应给反革命分子各种援助的协约国，不能使本国人民吃饱。无论是巴黎、伦敦或纽约的工人群众，都已把“苏维埃”这个词译成了本国语言，使它能够为每一个工人所了解，他们知道，旧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无济于事，能够帮助他们的只有工人政权。
　　如果说在俄国，苏维埃政权还面临着巨大的困难，那么这是因为俄国受到了世界上那些最强大、装备最精良的国家的军事力量的攻击。尽管这样，俄国的苏维埃政权还是得到了全世界工人的同情、关怀和道义上的支持。根据上述这些材料——我们丝毫没有夸大这些材料，我们也没有忽视在德国和其他国家里，工人们在流血，许多优秀的社会主义领袖死于残酷的折磨，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并没有忽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胜利是属于我们的，胜利将是彻底的，因为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者已经站不住脚了，工人们已经从狂热中清醒过来，不再受骗了，苏维埃政权已经得到全世界工人的承认了；无论在哪里人们都把希望仅仅寄托在建立苏维埃上面，认为希望全在于由工人来掌握政权。
　　一旦工人们知道，甚至一个落后国家的不开展的工人在联合起来夺得政权后，也能形成一种力量来抗击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也能从资本家手中夺得工厂并把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一旦全世界的工人群众都懂得这一真理，那时，我们就能大声地、满怀信心地再一次地说，我们一定会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因为资产阶级已经摇摇欲坠了，再也不能欺骗工人了，因为到处都有苏维埃运动了；那时，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就象我们在1917年10月25日看到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一样，就象我们最近在莫斯科看到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诞生一样。（讲话一再为长时间的掌声所打断，并在长时间的掌声中结束）
　　请彼得格勒的同志将下列意见当作我的讲话的序或跋来发表，哪怕是用最小的铅字也行。

跋[35]

　　在我费了不少力气修改我这篇讲话记录以后，我必须向所有那些想把我的讲话都记录下来发表的同志提出恳切的请求。
　　我的请求是：绝不要信赖我的讲话记录，无论是速记记录也好，或是别的什么记录也好；绝不要到处去找我的讲话记录；绝不要发表我的讲话记录。
　　如果需要，可以发表我的讲话报道，而不要发表我的讲话记录。关于我的讲话，我在报上见到过令人满意的报道，但一次也没有见到过稍微令人满意的记录。我不打算来分析，为什么会是这样，是我讲话太快，还是我的语句结构有毛病，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但事实总是事实。我的讲话记录，无论是速记记录或是别的什么记录，我还一次也没见到过有哪一篇是令人满意的。
　　宁可要一篇好的讲话报道，而不要一篇不好的讲话记录。因此我请求：绝不要发表我的任何一篇讲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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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29]《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于1919年由彼得格勒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出了单行本，加有副标题：《1919年3月13日在彼得格勒一个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编者将副标题删去，认为小册子稿本是由列宁1919年3月12日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所作的关于人民委员会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和1919年3月13日在彼得格勒民众文化馆群众大会上所作的讲话合并整理而成的，而且小册子是在收到列宁的修改稿以前出版的。列宁的修改稿至今没有找到。——[35]。
　　[30]无论他们怎样坐，他们都不配当音乐家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四重奏》。这则寓言说：猴子、熊、驴子和山羊表演四重奏，他们演奏得不成调子，却归咎于自己没有坐对位置。正当他们在怎样安排座位问题上争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只过路的夜莺向他们指出：“要当音乐家，必须有熟练的技巧和灵敏的耳朵，而诸位嘛，不管怎样调换座位，都别指望当音乐家。”——[37]。
　　[31]酸小姐一词是指惯于矫揉造作、装腔作势的女子，有时也用来比喻目光短浅、思想庸俗的人。这个词最早见于俄国作家尼·格·波米亚洛夫斯基的中篇小说《小市民的幸福》。——[47]。
　　[32]这里说的主要是俄共（布）党内在使用资产阶级专家问题上发生的分歧。“左派共产主义者”以及一部分在红军中工作的党员激烈反对列宁关于必须吸收资产阶级专家参加经济建设和国防工作的观点。“左派共产主义者”认为在经济建设中使用资产阶级专家就是用“依靠有经验的资本主义专家的帮助……来取代依靠工人阶级的主动精神”，并把在军队中使用资产阶级专家说成是实际上“恢复旧军官和沙皇将领的指挥权”。阿·扎·卡缅斯基在《早就是时候了》（载于1918年12月25日《真理报》第281号）一文中要求在军队中清除专家，说“红军中不应留下任何反革命的遗迹，何况是彰明较著的反革命鼓舞者”。反对使用资产阶级专家也是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期间的“军事反对派”的主要错误之一。——[52]。
　　[33]贫苦农民委员会（贫委会）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6月11日《关于组织贫苦农民和对贫苦农民的供应的法令》建立的，由一个乡或村的贫苦农民以及中农选举产生。根据上述法令，贫苦农民委员会的任务是：分配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具；协助当地粮食机构没收富农的余粮。到1918年11月，在欧俄33省和白俄罗斯，共建立了122000个贫苦农民委员会。在许多地方，贫苦农民委员会改选了受富农影响的苏维埃，或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活动超出了6月11日法令规定的范围，它们为红军动员和征集志愿兵员，从事文教工作，参加农民土地（包括份地）的分配，夺取富农的超过当地平均份额的土地（从富农8000万俄亩土地中割去了5000万俄亩），重新分配地主土地和农具，积极参加组织农村集体经济。贫苦农民委员会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支柱。到1918年底，贫苦农民委员会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根据1918年11月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决定，由贫苦农民委员会主持改选乡、村苏维埃，改选后贫苦农民委员会停止活动。
　　有组织地同农村进行商品交换，是根据人民委员会1918年3月26日《关于为加强粮食采购而组织商品交换的法令》于1918年春季开始的。按照这项法令，用工业品交换粮食的工作，由粮食人民委员部机关负责。法令还规定，必须吸收贫苦农民参加组织商品交换，办法是把拨出供交换粮食的商品交给区乡组织掌握，以便进一步在穷苦居民间进行分配。1918年6月1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关于组织贫苦农民和对贫苦农民的供应的法令》以及1918年8月5日颁布的《关于产粮地区实行义务商品交换的法令》，也都规定了工业品分配的阶级原则；商品首先并按优惠条件供应贫苦农民。——[56]。
　　[34]东方面军司令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米·阿·穆拉维约夫的叛变和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在莫斯科的叛乱有密切关系。根据叛乱者的计划，穆拉维约夫负责发动东方面军的军队反对苏维埃政权，在同捷克斯洛伐克军汇合后向莫斯科进军。穆拉维约夫于7月10日由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喀山率领一支近千人的部队进抵辛比尔斯克，声称不承认布列斯特和约，并通电人民委员会、德国大使馆和捷克斯洛伐克军司令部对德宣战，自称为“抗德集团军总司令”。受他蒙蔽的部队占领了邮局、电报局和电台，包围了执行委员会大楼和红军辛比尔斯克集团的司令部，逮捕了包括第1集团军司令员米·尼·图哈切夫斯基在内的许多苏维埃的和党的工作人员。穆拉维约夫命令东方面军和捷克斯洛伐克军向西推进，佯称抗击德军的进攻。7月11日，人民委员会发布命令，揭露了穆拉维约夫行动的反革命实质，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辛比尔斯克的布尔什维克在省委会主席约·米·瓦雷基斯领导下对士兵和城市居民进行了大量解释工作，把原来支持穆拉维约夫的部队争取了过来。7月11日晚，穆拉维约夫应邀参加辛比尔斯克执行委员会会议，以为执行委员会要向他投降。当会上宣读他关于对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军停止军事行动的电报时，共产党人要求将他逮捕。穆拉维约夫拒捕，被当场击毙，他的同伙纷纷就擒。——[58]。
　　[35]这篇跋写成后，列宁就把它寄给了在彼得格勒的格·叶·季诺维也夫，要求把它印在《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这本小册子内，“哪怕是用最小的铅字也行”。但是这篇跋当时没有刊印出来。列宁对这种不尊重作者意见的做法很不满意。他在1919年8月7日寄给季诺维也夫的短信里和1921年11月16日写的《〈新经济政策问题（两篇老文章和一篇更老的跋）〉一书序言》中都谈到了这件事（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9卷和第42卷）。在上述序言里，列宁全文照录了这篇跋，但是这本书出版时书名被改为《新经济政策问题（两篇老文章）》，而且没有使用这篇序言。直到1922年，这篇跋才在《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6卷里首次发表。——[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