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1918年7月5日）

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196]X2l品论天涯网

（1918年7月5日）X2l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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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同志们，尽管前面一位发言人的发言有些地方非常激动[197]，请允许我还是代表人民委员会按照通常的方式向你们提出报告，谈一谈应该注意的几个主要的原则性问题，而不参与前面一位发言人所期望的论战；当然，我也不打算完全拒绝论战。同志们，你们知道，自从上一次代表大会以来，决定我们的局势、改变我们的政策、决定我们的策略和我们同俄国其他一些政党的关系的主要因素，就是布列斯特条约。你们记得，在上一次代表大会上，人们纷纷责备我们，非难我们，有不少人说，宣扬一时的喘息时机对俄国不会有什么帮助，国际帝国主义终究还是缔结了联盟，我们所实行的退却实际上不会带来什么好处。这个基本因素也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个局势，所以自然需要谈一谈这个因素。同志们，我认为，过去的三个半月证明：尽管人们责备和非难我们，但是毫无疑问，我们是正确的。我们可以说，无产阶级和不剥削别人、不靠人民挨饿发财的农民都是无条件地拥护我们的，他们无论如何是反对那些把他们拖入战争并想撕毁布列斯特条约的缺乏理性的人的。（喧嚷）
　　十分之九的人是拥护我们的，而且形势愈是明朗，也就愈是可以肯定：目前，西欧不同的帝国主义集团，两个主要的帝国主义集团，彼此正在拼死地搏斗，它们一月比一月地、一星期比一星期地、一天比一天地愈来愈把对方推近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它的轮廓的深渊，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特别清楚地看到我们策略的正确性，——凡是经历过战争、见识过战争和不是以轻浮态度谈论战争的人都特别清楚地了解和感觉到这一点。我们特别清楚地知道，既然目前上述两个集团哪一个都比我们强大，既然根本的转变还没有到来，俄国的工人和劳动人民还不能享受革命成果，在遭受打击后恢复元气，完全站立起来，以便根据新的原则建立起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新军队，使我们能够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左边热烈鼓掌，右边有人喊道：“克伦斯基！”）既然这样的根本转变还没有到来，我们就必须等待。因此，愈深入人民群众，愈接近工厂工人和劳动农民，即不剥削雇佣劳动、不维护隐藏粮食并害怕粮食专卖的富农的投机利益的农民，就愈有把握说，就是在那里我们也将得到和正在得到，而且现在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已经得到了完全的赞同和一致的拥护。的确，现在人民不愿意、不能够而且也不会跟这些敌人即帝国主义者作战，不管那些愚昧无知、耽于空谈的人怎样企图把人民拖入这场战争，不管他们用什么花言巧语来掩饰自己。是的，同志们，现在谁直接或者间接地、公开或者隐蔽地侈谈战争，谁叫嚷反对布列斯特绞索，他就是没有看到给俄国工人和农民套上绞索的正是克伦斯基、地主、资本家和富农老爷们……（有人喊道：“米尔巴赫！”喧嚷）不管他们在每次会议上怎样叫嚷，他们的事业在人民中间是毫无希望的！（鼓掌，喧嚷）
　　我毫不奇怪，由于这些人的处境，他们只能用叫嚷、歇斯底里、谩骂和撒野来回答（鼓掌），再也拿不出别的论据……（有人喊道：“拿得出！”喧嚷）
　　百分之九十九的俄国士兵都知道，为了制止战争，付出了多么痛苦的代价。他们知道，要把战争建筑在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喊声：“米尔巴赫不允许！”），需要作极大的努力，需要制止强盗战争。他们知道，疯狂的帝国主义势力继续在搏斗，从上一次代表大会后的三个月来，它向深渊又靠近了几步，所以他们不参加这场战争。我们履行了对各国人民所负的义务，认识到和平宣言的意义并通过我们以托洛茨基同志为首的布列斯特代表团把这个意义告诉了各国工人，在这以后我们公开建议签订真诚的民主和约，但是这个建议却遭到各国穷凶极恶的资产阶级的阻挠。我们的处境使我们只能等待，人民一定能够等到这些现在还强大的疯狂的帝国主义者集团掉进它们目前正在走近的深渊，——大家都看到了这一点……（鼓掌）只要不是故意闭上眼睛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在疯狂的帝国主义集团力图拖延战争的三个半月以来，这个深渊无疑是离得更近了。我们知道、感到并觉察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做好作战的准备，这是士兵们即实际经历过战争的军人们说的，而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克伦斯基的支持者立宪民主党人却在那里叫嚣，号召现在就摘掉布列斯特绞索。你们知道哪里还有地主、资本家的支持者，哪里还有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的走狗。在那个阵营里，也倾向战争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言论是会博得响亮的掌声的。正象前面几位发言人指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已经落到了难堪的地步：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198]。（鼓掌）
　　我们知道，伟大的革命是人民群众自己从最下层发动起来的，这需要几个月以至于几年的时间。左派社会革命党在革命时期发生了极大的动摇，我们并不奇怪。托洛茨基在这里谈到了这种动摇，我只想补充一点：10月26日，当我们邀请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同志参加政府的时候，他们拒绝了；当克拉斯诺夫兵临彼得格勒城下的时候，他们没有同我们站在一起，因而，结果是他们没有帮助我们，而帮助了克拉斯诺夫。我们对这种动摇并不感到奇怪，的确，这个党已经动摇过很多次了。但是，同志们，一切总得有个限度。
　　我们知道，革命是要通过试验和实践来学习的，只有当千百万人万众一心、一致奋起的时候，革命才成其为革命。（掌声盖住了列宁的讲话声，喊声：“苏维埃万岁！”）激励我们奋起开创新生活的这场斗争，是由11500万人发动的，应该极其认真地研究这场伟大的斗争。（热烈鼓掌）10月，当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候，1917年10月26日，当……（喧嚷，叫喊，鼓掌）我们党和它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里的代表建议左派社会革命党参加政府的时候，他们拒绝了。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参加我们政府的时候，他们不是同我们站在一起，而是反对我们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席位上发出喧嚷声）我感到很遗憾，不得不说这些你们不喜欢听的话。（右边喧嚷声更加厉害）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既然哥萨克将军克拉斯诺夫……（喧嚷声，喊声使得讲话无法继续）10月26日你们动摇了，你们自己也不知道你们想要什么，你们拒绝跟我们一起走……（喧嚷持续数分钟）忠言逆耳！我提醒你们，那些动摇的、连自己也不知道想要什么的人拒绝跟我们一起走，听信别人的谎话。我作为一个参加过战争的战士，跟你们说过……（喧嚷，鼓掌）当前面一位发言人发言的时候，代表大会的绝大多数并没有打断他的话。这样做是对的。假如有人愿意退出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话，那就请便吧！（右边席位上喧嚷和骚动。主席叫大家不要喧嚷。）
　　同志们，总之，事变的整个进程证明，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这件事情上我们是正确的。那些在上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对喘息时机说过冷言恶语的人已经受到了教育，并且看到：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获得了喘息时机，在这缓和期间，我国的工人和农民向社会主义建设迈进了一大步，相反，西欧列强却向深渊迈进了一大步。这场战争每继续一个星期，帝国主义就愈快地掉进这个深渊。
　　因此，我只能说，那些借口我们处境困难而攻击我们策略的人的行为是一种完全不知所措的表现。我再说一遍，只要举出最近三个半月的情况就够了。我提醒参加过那次代表大会的人回忆一下那次大会上说过的话，并建议没有参加那次代表大会的人看一看记录或者报上有关那次代表大会的文章，以便了解事态如何充分地证明了我们的策略是正确的。从十月革命的胜利到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其间不可能有什么分界线，其他各国的革命是必然要爆发的。为了加速各国革命的爆发，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我们做了可能做的一切。凡是经历过1905年和1917年的革命、思考过并曾经认真严肃地对待这两次革命的人都知道，我国这两次革命的爆发是很不容易的。
　　在1905年1月前两个月和1917年2月前两个月，任何一个有丰富经验和知识的革命者，任何一个了解人民生活的人，都不曾料到会发生这样使俄国爆炸开来的革命。抓住个别人的叫喊，向人民群众发出等于是终止和平、把我们拖入战争的号召——这就是那些完全不知所措、丧失理智的人的政策。为了证明他们不知所措，我给大家举一个人的话作为例子，对这个人的诚实，无论是我，无论是任何别的人都不会怀疑。我指的是斯皮里多诺娃同志的话，是登在《劳动农民呼声报》[199]上的那篇讲话，对这篇讲话还没有人提出反驳。斯皮里多诺娃同志在6月30日的这篇讲话里说了几句毫不相干的话，说什么德国人向我们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我们给他们送去20亿卢布的纺织品。
　　如果一个党竟使自己最诚实的代表陷入如此骇人听闻的进行欺骗和撒谎的泥潭，那么这样的党也就彻底完了。工人和农民不会不知道，我们为签订布列斯特条约已经做了多么大的努力，忍受了多么大的痛苦。难道还需要这个党的最诚实的人用童话和谎言来渲染和约带来的苦难吗？但是我们知道人民真正的利益所在，我们以它作为指导，而他们却歇斯底里地乱喊乱叫。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完全不知所措的行为比任何挑衅行为还要坏。特别是当我们以对待革命所应有的科学态度把俄国所有政党放在一起加以对比的时候，更可以看出这一点。时刻不要忘记全面地考察各个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个别人，个别集团可能犯错误，可能看不清楚和说不清楚自己的行为，但是，如果我们把俄国所有的政党放到一起，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加以考察，那就不会犯错误。你们瞧，现在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如克伦斯基和萨文柯夫等等听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号召时说些什么……是的，他们现在象发了疯一样地鼓掌喝彩。现在，米留可夫需要战争，他们也就乐意把俄国拖入战争。现在，这样谈论布列斯特绞索，就等于给俄国农民套上地主的绞索。有人在这里谈到跟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例如前面一位发言人谈到同布尔什维克的争吵，我要回答说：不，同志们，这不是争吵，这是真正的无可挽回的分裂，这是两种人之间的分裂，一种人忍受着困难的处境，向人民说出真实情况，而不是一味地叫喊，另一种人则一味地叫喊，不自觉地进行着异己者的活动，挑拨者的活动。（鼓掌）
　　我就要结束我的报告的第一部分。在进行疯狂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三个半月中，帝国主义国家已经接近了它们企图把人民推进去的深渊。这只满身血污的野兽从我们身上撕去了许多块肉。我们的敌人正十分迅速地接近这个深渊，即使再给他们三个半月以上的时间，即使帝国主义大厮杀再给我们带来这样大的损失，死亡的也将是他们，而不是我们，因为，他们的挣扎在迅速减弱，这使他们迅速地滚向深渊。而在我们方面，这三个半月以来尽管有很大的困难，——这一点我们公开地告诉了全体人民，——但是茁壮的幼芽正在健康的机体上成长起来，工业和其他各方面的建设工作规模也许不算大，也并不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却是在向前发展。它已经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如果我们再这样工作三个月、六个月，以至于再过一个冬季，我们就会继续前进，而西欧帝国主义这只野兽会斗得精疲力竭，经受不住这场竞赛，因为它们内部正有一种力量在成长，虽然这种力量至今还缺乏信心，但是它将来一定能置帝国主义于死地。而那虽已经开始的事情，已经充分开始了的事情，在三个半月里不会有什么变化。关于这些规模不大的建设工作，创造性工作，人们谈得太少了，而我认为，我们应该多谈一些。从我这方面来说，我也不能对此保持沉默，这至少是因为必须考虑到前面一位发言人的攻击。这里我要提一下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4月29日的决议［注：见本卷第257—260页。——编者注］。当时我作了一个报告，在报告中我谈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注：同上，第223—247页。——编者注］，我着重指出，尽管我们的处境十分困难，但是在我们国内必须把建设工作放在首位。
　　在这方面我们不抱任何幻想，我们应该说，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必须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做好这项工作。我可以同你们谈谈这方面的经验，这些经验表明，我们在这方面无疑有了突飞猛进。不错，如果象资产阶级那样，只看表面的结果，抓住我们的个别错误，那就未必能说有什么成绩，但是我们的看法却完全不同。资产阶级抓住一个内河航运管理局的例子，指出我们一再改组这个机构的事实，幸灾乐祸地说苏维埃政权不能胜任工作。我要回答说：是的，我们象改组铁路管理局一样，多次改组了我们的内河航运管理局，而且我们现在还在对国民经济委员会进行大改组。变革的意义就在于：把社会主义从只是被一无所知的人谈论的教条，从书本知识和纲领变成了实际的工作。现在工人和农民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社会主义。
　　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变革的意义就在于，它第一次抛弃了资产阶级官僚制度、资产阶级管理体制这个旧机构，创造了工人和农民自己担负起非常困难的事业的条件，不正视这项事业的困难是令人可笑的，因为资本家和地主多少世纪奴役和压迫千百万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支配土地。现在，在几个星期之内，在几个月之内，在经济破坏极端严重的情况下，在战争已经使俄国遍体鳞伤，人民就象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的情况下，在沙皇、地主和资本家给我们留下极其严重的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新的阶级，工人和不剥削雇佣工人、不靠粮食投机发财的农民必须担当起新的事业，新的建设。的确，这个事业是非常困难的，也是非常能收效的。这样的工作，这样的经历，一个月就等于我们历史上的10年，甚至于20年。的确，我们丝毫不害怕向你们承认，而且看了我们的法令也会知道：我们是经常修改法令的；我们还没有创造出什么完备的东西，我们还没有一个可以分条列款的定型的社会主义。现在我们能够向这次代表大会提出苏维埃宪法[200]，那只是因为苏维埃已经在全国所有地方建立起来，并且经受了试验，只是因为你们创立了宪法，你们在全国所有地方进行了试验；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过了半年，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过了差不多一年，我们才能够写下实践中已经存在的东西。
　　在经济领域内，社会主义还刚刚在建设，新的纪律应该建立起来，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经验，我们要在改造和重建中取得经验。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说：任何一个新的社会制度都要求建立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新的纪律。在没有农奴制的纪律就不能经营经济的时期，唯一的纪律是棍棒；在资本家统治的时期，起纪律作用的是饥饿。而现在，从实行了苏维埃变革时起，从社会主义革命开始起，纪律应该建立在崭新的基础上，这种纪律就是信任工人和贫苦农民的组织性的纪律，是同志的纪律，是对人非常尊重的纪律，是在斗争中发挥独创性和主动性的纪律。有人采取旧的资本主义的办法，有人在贫困饥饿的时候按照旧的资本主义的方式谈问题，他们说：如果我单独出卖粮食，就能够多赚些钱；如果我单独去弄粮食，就能比较容易地弄到。谁要这样说，谁就是选择了一条比较好走的道路，不过他绝对不会走到社会主义。
　　停留在人们已经习惯了的资本主义关系的旧阶段上是简单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希望走新的道路。这条道路要求我们，要求全体人民有高度的觉悟和高度的组织性，需要更多的时间，会产生许多错误。但是我们说：只有一点实际工作也不做的人才不犯错误。
　　在我的报告所涉及的时期从代表大会的角度看有过各种经验，经常在修改、纠正以及恢复旧的东西，但这决不是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主要内容和主要价值。只关心上面下命令提高他们的薪水的旧官僚们的管理机构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现在面对的是自己掌管经济的工人组织。我们面对的是铁路无产阶级，他们的处境比别人更差，他们有权要求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明天河运业的无产阶级会提出自己的要求，后天中农又会提出要求。关于中农，我以后还要详细地谈谈，他们常常觉得不如工人；我们对他们非常注意，所有的法令都照顾到他们的利益，而前面一位发言人完全不了解这一点。这一切就造成很大的困难，但是这是工人和贫苦农民多少世纪以来第一次用自己的双手组织俄国整个国民经济过程中的困难。因此要想办法满足正当的要求，修改法令，改组管理机构。尽管有挫折和失败的事例，有被资产阶级报刊抓住的种种事例，而这类事例当然是很多的，我们终究取得了一些成就，因为我们正是通过这些局部的挫折和错误，通过实践在学习建设社会主义大厦。当四面八方都向我们提出新的要求时，我们说：每个人都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大家都想过好日子，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正是社会主义。但是，国家很穷，非常穷，暂时不能满足所有的要求，因此在经济破坏过程中建设新的大厦是很困难的。但是谁要是以为可以在和平安宁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他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到处都得在经济破坏的情况下，在饥饿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当我们看见真正的思想的代表人物时，我们说：工人和劳动农民已经在用几千几万几十万双手建设新的社会主义大厦了。现在农村中已经开始极其深刻的变革，富农在进行鼓动，竭力阻挠不剥削别人劳动和不靠粮食投机发财的劳动农民，所以那里的任务不同。在城市里要把工厂、五金工业组织好，在军事破坏以后要分配生产，分配原料和材料，完成这些任务是很困难的。那里，工人们正在学习这件事和建立中央管理机关，我们要改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因为年初颁布的旧法律已经过时了，工人运动在前进，旧的工人监督已经不适用了，工会正在变为萌芽状态的管理整个工业的机构。（鼓掌）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但是我们毕竟还不能夸耀有什么辉煌的成就。我们知道，在这方面，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地主和富农还有可能长时期进行鼓动，说颁布了的法令从来都不贯彻，新的法令刚颁布，三个月就修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投机活动现在依然存在。是的，我们不知道有什么万应灵丹能够立刻消灭投机活动。资本主义制度的积习太深了，改造几百年来受这种习惯熏染的人，是一件困难的、需要很长时间的事情。但是，我们说，我们的斗争方法就是组织。我们必须把一切都组织起来，必须把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处处监督富农和投机商，同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不让他们有喘气的机会，监督他们的一举一动。（鼓掌）
　　我们根据经验知道，修改法令是必要的，因为遇到了新的困难，是新的困难不断促使我们进行修改。如果说在粮食问题上我们现在已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如果说我们过去的同志——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十分真诚地说（对这种真诚是不能怀疑的）我们已经分道扬镳，那我们坚决回答他们说：这对你们更坏，因为这意味着你们背弃了社会主义。（鼓掌）
　　同志们！粮食问题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我们政策中特别要注意的问题。人民委员会采取的许多不大引人注意的零星措施，如改善水路运输和铁路运输，清理军需仓库，同投机活动作斗争等，都是为了搞好粮食供应。现在，不仅我们国家，而且所有在战前不知道什么是饥荒的最文明的国家，也都处在最困苦的状态。这是各帝国主义集团争夺霸权造成的。西欧千百万人在经受饥荒的痛苦。正因为这样，社会革命才不可避免，因为发生社会革命不是由于纲领，而是由于千百万人说：“宁可为革命而死，也不愿忍饥偷生。”（鼓掌）
　　骇人听闻的灾难——饥荒已经临近了，我们的处境愈是困难，粮食危机愈是严重，资本家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也就愈是激烈。你们知道，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就是被英法帝国主义者收买的人举行的。经常可以听到时而这里时而那里发生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乱。富农暴乱蔓延到愈来愈多的地区。在顿河地区就有克拉斯诺夫。这个人在彼得格勒表示愿意投降，俄国工人宽大释放了他，因为当时知识分子的偏见还很大，他们反对死刑。克拉斯诺夫就是由于知识分子反对死刑的偏见而被释放的。而现在我倒要看看有哪个人民法院，哪个工农法院，会不枪毙这个现在枪杀工人和农民的克拉斯诺夫。有人对我们说，捷尔任斯基的委员会[201]枪毙人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法院在全体人民面前公开宣布某人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枪毙，那就不好了。一个人如果这样伪善，在政治上就不可救药了。（鼓掌）不，一个革命者，如果不愿意作个伪善者，就不能放弃死刑。没有一次革命和内战时期是不枪毙人的。
　　我们的粮食状况几乎到了危急的境地。我们进入了我们革命过程中最艰难的时期。我们面临着一个最困难的时期，青黄不接的时期，工农俄国还没有经历过比这更困难的时期。我看到过各种各样的党内意见分歧和关于革命的争论，因此，我并不奇怪，在这样困难的时期，陷入歇斯底里、叫喊要退出苏维埃的人会多起来。他们说，法令已经废除死刑。但是，在尖锐的斗争时刻不敢修改法律的革命者不是好的革命者。在过渡时期，法律只有暂时的意义。如果法律妨碍革命的发展，那就得废除或者修改。同志们，饥荒愈临近，情况就愈清楚：对付这种非常的灾难，需要采取非常的措施。
　　我再说一遍，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教条，或许也不再是纲领了。我们党现在还没有写出新的纲领，而旧的纲领已经完全不适用了。（鼓掌）今天社会主义的原则，就是合理和平均地分配粮食。（鼓掌）战争给我们遗留下来的是经济破坏；克伦斯基和地主富农把国家弄到了象他们所说的愈糟愈好的地步，他们说：“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202]。战争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灾难，使我们现在在粮食问题上体验到了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使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抓起来，切实地加以解决。我们自问：粮食问题该怎么办，难道能用旧的方式，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来解决，让农民趁机靠粮食大赚其钱，同时还自称为劳动农民，有时甚至自称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吗？（鼓掌，喧嚷）他们是这么想的：如果人民挨饿，那粮食就要涨价了，如果城里人挨饿，那我的钱袋就要装得满满的了，如果人们饿得更厉害一些，那我就能再多赚几千卢布了。同志们，我清楚地知道，某些个人这样想并不是他们的过错。地主资本家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丑恶的旧东西教人们这样考虑，这样打算和这样生活，而改造几千万人的生活是非常困难的，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长期而顽强地进行工作，然而这项工作我们刚刚开始。我们从来也没有想责备那些受到饥饿折磨、又看不到按社会主义原则分配粮食的好处、只好自谋生路、其他一切都不顾的人，——对这些人是不能责备的。但是我们说，如果这里是政党的代表人物，如果这里是属于一定政党的人们，如果这里是一些大的集团，我们就要求他们不要用一个备受折磨、痛苦不堪、忍饥挨饿的人（对于这种人，谁也不忍心加以呵斥）的观点，而要从建设新社会的观点去看这个问题。
　　我再说一遍，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在一帆风顺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在没有地主和资本家的疯狂反抗的条件下实现。情况愈是困难，他们就愈是幸灾乐祸，愈是要起来反抗；我们愈是困难，怠工者愈多，他们就愈是想要走捷克斯洛伐克人和克拉斯诺夫的老路。所以我们说，不应该按照旧的方式来解决，不论有多么大的困难，也要拉着车子前进，上山，而不让车子后退滚下山来。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在人民委员会里没有一星期，甚至没有一天不在研究粮食问题，不在发出大量的指示、命令和法令，不在提出战胜饥荒的问题。有人说，不需要任何特殊的价格，不需要规定的价格，不需要粮食垄断。让大家自由买卖吧！这样，财主就可以多赚点钱，至于穷人会饿死，那他们本来就经常有人饿死的。但是，社会主义者不能这样说，因为在这个时候，在这山路陡峭而又要把车子拉过险峻的陡坡的时候，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党内意见分歧的问题，而成了一个现实的问题：你们是否能坚持同不搞粮食投机的农民结成联盟去同富农作斗争呢？现在，正当需要进行斗争，需要去承担艰巨的工作时，你们是否能坚持下去呢？有人跟我们谈起贫苦农民委员会。对于那些实际体验过饥荒痛苦的人们来说很清楚，要粉碎和无情地镇压富农，必须采取最严厉最无情的措施。我们在着手组织贫苦农民协会的时候，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措施十分艰难和严峻，因为只有城市同贫苦农民和有存粮但不搞投机活动的人，即愿意坚决克服困难、使余粮能到国家手中并在劳动者中间进行分配的人结成联盟，只有这样的联盟，才是这一斗争的唯一手段。这场斗争不能用纲领和言论来进行，在这场战胜饥荒的斗争中一定会看出，谁能经受住各种考验径直走向社会主义，谁上富农的当受富农的骗。
　　如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间有人象前面一位发言人——一位十分诚实并因此常常失去主见、常常改变见解的人——那样说：我们不能同布尔什维克一起工作，我们要离开他们，——那我们对此毫不惋惜。这些社会主义者是在这样的时候离开我们的，即几十人几千人在饿死，而另外一些人却握有直到去年8月固定粮价提高一倍（对此整个民主派曾表示反对）尚未卖出的大量余粮；他们分明知道人民在忍受难以形容的饥饿痛苦，却不愿意按中农出卖粮食的价格出卖他们的粮食，——这样的人就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在摧毁革命，支持暴虐行为，他们是资本家的朋友！必须同他们斗争，无情地斗争！（全场鼓掌，很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鼓掌）谁要是哪怕有一分钟听信别人的话，说这是同农民作斗争，象有些不慎重或者不深思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有时说的那样，那他就是大错特错了。不，这是同极少数农村富农作斗争，这是为了拯救社会主义和在俄国合理分配粮食而进行斗争。（喊声：“那工业品呢？”）我们要跟绝大多数农民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到那时，每个欧洲的工人就能实际地看到什么是社会主义了。
　　在这场斗争中，那些从科学的意义上也许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但是劳动了一辈子、知道粮食是用艰苦的代价换来的人都会来帮助我们，他们能够理解我们。这些人会跟我们在一起。富农有余粮并能在人民遭到深重灾难的时刻隐藏粮食，在革命的全部成果可能毁于一旦的危急时刻，在全国各个沦陷区和未沦陷区的形形色色的斯科罗帕茨基之流伸长脖子盼望能利用饥荒推翻工农政权并使地主卷土重来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向这些富农宣战，同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乃是我们首要的社会主义义务。谁要是在挨饿的人民遭到极大痛苦、社会主义革命经受严重考验的最困难的时刻袖手旁观，并且重复资产阶级的滥调，那他就是个糟糕的社会主义者。
　　认为这是同农民作斗争，那就错了，那就大错特错了！这种论调，我在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上已经看到过几百次了，他们在报纸上叫嚷什么工人同农民分裂了，他们在报纸上歇斯底里地写道：“农民们，清醒过来吧，回心转意吧，抛弃布尔什维克吧。”这并不使我奇怪。当我听到并在报纸上看到这种论调的时候，我并不感到奇怪。这种报纸专登这些东西。他们正在为他们本来应该服务的东家服务，但是我可不想当一个堕落到说这种话的社会主义者！（热烈鼓掌）同志们，我们清楚地知道，解决粮食问题会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这里有一种很深的偏见。这里关系到最根本的利益，富农的利益；农村的分化、停滞、涣散和愚昧，这一切常常汇合起来同我们作对，但是我们说，尽管有这些困难，我们却不能就此罢休；饥荒不是闹着玩的，人民群众挨饿时如果不帮助他们，他们就会饿得甚至投向斯科罗帕茨基。说这是同农民作斗争，那是不对的！这样说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谁要是歇斯底里到了说出这种话的地步，他就太不幸了。不，我们不仅不同贫苦农民斗争，而且也不同中农斗争。中农在全俄国只有很少一点余粮。革命前几十年，中农的生活条件比工人现在的生活条件还要坏。革命以前，他们受到的只是贫困和压迫。对这些中农我们采取妥协的办法。
　　社会主义革命要给所有的劳动群众带来平等；如果每个城市工人的收入多于不靠雇工或投机活动来剥削别人劳动的中农，那是不公平的，——农民经受的贫困和压迫比工人多，而生活比工人还差。他们没有负责研究改善他们生活状况问题的组织和工会。为了平衡各行业间的报酬，我们甚至同工会开过几十次会。然而直到现在还不能定下来。任何一个明白道理的工人都知道，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你们以为劳动人民委员部里的怨言还少吗？你们可以看到，每个行业都在理直气壮地说：我们不愿意象过去那样生活，我们不愿意过奴隶般的生活！我们希望治好贫困国家所遭受的创伤。我们必须竭力把几乎彻底崩溃的经济勉强保持住。只有组织起来，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为了把农民组织起来，我们颁布了关于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法令。只有社会主义的敌人才会反对这一法令。我们说：我们认为降低纺织品的价格是合理的。我们正在计算并要把一切都收归国有。（鼓掌）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来调节工业品的分配。
　　我们说过，要把纺织品的价格给贫农降低一半，给中农降低25％。也可能这个标准不合适。我们并不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得很好了。我们不能肯定这一点。要解决问题，就大家一起来解决吧。（鼓掌）坐在总管理局里同投机活动作斗争，逮捕一些暗地活动的骗子手，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只有粮食人民委员部同农业人民委员都一起把所有商品都收归国有，规定价格，我们才真正接触到社会主义。接触到社会主义的只有城市劳动者和贫苦农民，即所有从事劳动、既不以雇工形式也不以投机活动的形式掠夺他人和剥削别人劳动的人，因为以100卢布甚至更高的价钱出卖粮食的人同样是投机商，并不亚于雇用雇佣工人；也许是更坏更毒辣的投机商。在苏维埃进行极端困难的管理半年以后，我们才着手组织贫苦农民，很遗憾，不是在半个星期以后，——这是我们的过错！如果责备我们，说我们颁布组织贫苦农民和实行粮食专卖的法令晚了半年，那我们是乐于接受这种指责的。我们说，只有现在，当我们走上了这条道路的时候，社会主义才不再是空谈，才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也许这个法令不恰当，也许我们的标准不合适。但是我们从什么地方能够取得这种标准呢？只有从你们的经验中才能取得。尽管铁路员工有工会，我们还把他们的标准修改了不知道多少次，何况贫苦农民现在还没有成立协会。让我们一起来审查一下关于贫苦农民的法令中所规定的标准，即对贫农减价一半，对中农减价四分之一，对富农收取全部，这些标准究竟合适不合适？
　　如果需要战斗，我们将毫不犹豫地用大刀阔斧的法令进行这场战斗。这是真正为了社会主义的战斗，——不是为了教条，不是为了纲领，不是为了一党一派，而是为了活生生的社会主义，为了在俄国先进地区几十万、几百万饥民中间分配粮食，为了做到有了粮食能拿来进行比较合理的分配。我再说一遍，我们毫不怀疑：百分之九十九的农民，当他们一旦了解了实际情况，当他们得到、检验和试行了这项法令，当他们告诉我们应该怎样修改这项法令，而我们修改了法令，改变了这些标准，当他们把这项工作担当起来，当他们了解了这项工作的实际困难的时候，这些农民就会同我们站在一起，并且会说：我们体现了劳动者的正常本能；在这里，而且正是在这里在解决一个实在的问题，一个生死攸关的根本问题，即社会主义问题。我们一定要在商品供应方面确定合适的标准，要确立对粮食、纺织品和一切产品的垄断，那时人民就会说，的确，劳动的分配，社会主义为我们提供的粮食和产品的分配，都比以前好了。而且现在人民已经开始这样说了。我们现在还存在许多困难，许多错误，还出现这样一些情况，即我们的征粮队自己就陷入投机活动，滑进资本家习气令人陷入的深渊。对于这些情况，我们从不掩饰，而总是予以揭露，加以谴责。的确，这种情况到处都有。我们知道，不可能一下子把人们改造过来，不可能一下子就使千百万人产生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念（他们从哪里得到这种信念呢？从自己的头脑中吗？——要从自己的经验中）。但除了上述一切，人们毕竟开始说，没有投机活动也可以得到粮食了；只有城市工厂产业工人同贫苦农民的协会建立联盟才能摆脱饥荒，因为只有贫苦农民不搞粮食投机。的确，中农一旦看到我们的法令，亲自阅读一遍，并把法令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富农辩护者的那些空谈和诽谤比较一下，他们立刻就会说，对贫农规定一个标准，对中农又规定一个标准，而对富农则采取没收粮食的办法，这样做是合理的。也许他们不会说，这样做象个社会主义者，也许他们不懂得这类字眼，但是，他们是我们最可靠的同盟者，因为他们不搞粮食投机，他们一定会理解并且同意：在社会主义革命十分危急的时刻进行粮食投机，是反人民的极大罪行。
　　粮食是不能靠法令来分配的。但是，在长期不懈地进行建立和改善城市工厂工人和贫苦农民即不雇工和不搞投机活动的劳动农民的联盟这一工作以后，我们一定能把粮食的分配切实搞好，那时，反对我们党的任何歇斯底里叫嚷都破坏不了这个联盟。（鼓掌）
　　当我们许诺农民实行土地社会化的时候，我们是作了让步的，因为我们知道不能马上实行国有化。我们知道，我们把你们的土地社会化纲领载入我们10月26日的法令［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8—20员。——编者注］，也许是个错误。这是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让步，他们当时拒绝参加政权，说只有通过这个法令他们才参加。斯皮里多诺娃给你们举了一些事情，说她找过我，说什么她曾经低声下气地向我央求。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同志们，很多同志到我这里来过，他们都知道，不可能有这种事情，不可能这样对待一个同志。一个党的优秀代表竟不顾体面到了撒谎的地步，这个党就未免太糟糕了。（喧嚷）我那里有斯皮里多诺娃同志的一封信，——她是经常给我写信的，——明天我就把这封信找出来给你们看。她写道：“为什么你们不愿意给农业公社拨200万呢？”刚好在那同一天，农业人民委员谢列达（斯皮里多诺娃不了解他的工作）作了关于给农业公社拨款1000万的报告[203]。（鼓掌多时）你们从斯皮里多诺娃同志的讲话中听到了这一点，但是一个党的甚至最诚实的人在自己的鼓动中竟至于撒谎，这个党就太糟糕了。我再说一遍，一个党的最优秀最诚实的代表竟至于这样造谣侮蔑苏维埃政权，这个党该是多么糟糕啊！这对他们只会更糟！每一个农民来到农业人民委员部，都可以看到已经给农业公社拨了1000万，他们会看到这一点，会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胜于相信别人的话，等他们知道了这些人竟然在撒谎，他们就会不再理睬这个党。（鼓掌）最后我再说一点。在新收获期之前，在把新粮运到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这些遭受饥荒的地区以前，我们面临着俄国革命的艰难时期。只有城市工人同贫苦农民、即不搞粮食投机的农村劳动群众结成最紧密的联盟，才能拯救革命。
　　代表大会向我们表明，不管怎样，全体劳动者的联盟，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正在巩固、扩大和发展。国外对我国革命的了解少得可笑，少得惊人。那里实行战时书报检查，不让透露一点消息。国外来的同志们都谈到了这一点。但是，不管怎样，欧洲工人单凭本能就会站在布尔什维克政府这方面。有愈来愈多的呼声表明，在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国家内，人们对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赞许日益加强。象克拉拉·蔡特金和弗兰茨·梅林这样一些在所有觉悟的工人和农民中知名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人，都对布尔什维克政府表示感谢、赞许和支持。在意大利，党的老资格的书记拉查理过去在齐美尔瓦尔德曾经对布尔什维克表示不信任，现在由于同情我们而被关进了监狱。
　　人们对革命的认识日益加深。在法国，过去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上很不信任布尔什维克的一些同志和工人，前几天以国际联系委员会[204]的名义发表了宣言，表示热烈支持布尔什维克政府，反对任何政党的冒险行为。
　　所以，同志们，不管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时期多么困难，多么艰苦，我们都应当说出全部真情实况，让人们知道这一点，因为只有人民发挥主动性，组织起来，不断利用各种条件捍卫社会主义共和国，才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说：同志们，我们毫不怀疑，如果我们沿着我们所选择的并且已经被事变证明正确的道路走，如果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如果我们不让空话、幻想、欺骗和歇斯底里的叫嚣弄得我们离开正确的道路，那么，我们就完全有希望坚持下去，坚决促使社会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从而促使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热烈鼓掌，经久不息，转为欢呼）

2
总结发言

　　反对派对我的报告的一切反对意见都是从布列斯特条约问题开始的。但是，这样提问题如果能够产生实际的结果，那才能说是实事求是。可是，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发言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鼓掌）
　　如果情况是左派社会革命党取得了多数，那么它在这个问题上就不会象现在这样叫嚷了。应该谈一谈苏维埃共和国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所取得的实际成就。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个发言人也都没有否认这一点，——从上一次代表大会以来，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连反对派的代表们也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所有主张撕毁布列斯特和约的人的行为都是有利于恢复地主和资本家政权的，他们所以有力量是由于英法帝国主义的支持。当我谈到捷克斯洛伐克军为了1000—1500万也力图破坏和约的时候，谁也没有反驳这一点。用立宪会议的口号作掩饰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存心要把我们拖入战争，这一点难道能够驳倒吗？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说，在短时期内建立起军队是不可能的。但是，问题取决于我们什么时候能搞好燃料供应，如何安置好农民，以及收成情况如何。
　　你们关于组织游击队去跟帝国主义正规军作战的号召使每个士兵都感到好笑。
　　当人们迫使我们回到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时候，我们说：“要撕毁这个和约，除非你们推翻苏维埃政权，但这是办不到的！”（鼓掌）只有撕毁了布列斯特和约，你们才能把劳动群众拖入战争，博得被英法帝国主义者用千百万金钱收买的地主、资本家和白卫分子的欢心。目前，要撕毁布列斯特和约，实际上得依靠敌视劳动者阶级的势力。对于布列斯特和约的一切不同意见都不能认为是实事求是的。这只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歇斯底里的叫嚷。
　　有人在这里说，似乎布尔什维克在让步，似乎他们在报告中没有谈到任何实际的东西，这使我想起了一位社会革命党人，好象是一位最高纲领派分子，在这里说过的话，他说，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正在由生产监督过渡到生产管理[205]。难道这不是实际的说明吗？那些依靠自己的力量通过工会开始向厂主学习管理企业的工人到底在干什么呢？你们说，学会管理是毫无用处的，但是我们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每天都在解决成千件纠纷和事情，这些纠纷和事情说明工人已经学会了很多东西，所以我们从这里得出的结论是：工人们已经开始在学习了，尽管学得很慢，而且有时还出错；但是，说空话是一回事，看到工人们如何一个月一个月逐步地学会独立行动，开始不再妄自菲薄，开始感觉到自己是当权者，那又是一回事。不管做得对不对，但是工人已经象农民在农业公社里那样进行工作了。时间表明，工人必须学会管理工业，其余一切事情都是一文不值的十足的空谈。如果说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半年以后，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监督快要过时，那说明已经前进了一大步。
　　有人在这里叫嚷，说我们停滞不前并在后退。根本没有这回事！你们能够使富农相信这一点，但决不能使普通工人相信这一点。普通工人知道我们说下面这些话的意思：请你们派来更好的人吧，让他们比你们学得更好些吧。因此，当人们在这里就租让制问题大叫大嚷的时候，让我们问问任何一个工人和农民：他们是愿意用租让的办法来偿还德国人加于我们头上的债务呢，还是愿意打仗？当我们缔结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曾经这样谈到帝国主义者：既然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战胜他们，我们如果不退却，就不能保住自己。这是令人不快的，然而这是事实。我们最好是把这一点告诉人民。现在我们还没有把军队建立起来，而如果能做到合理分配粮食，给军队征齐储足粮食，那我们就能够不是用几十年而是用几年的时间把军队建立起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哪一个县，在哪一个省做到了这一点呢？根本没有做到！既然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说，你们的一切叫嚷都是十足的空话，而我们在工人管理上采取了行动，我们就是前进了一步。有人在这里不正确地引用了我的话。我说过，一个党的诚实的人竟至于说那样的话，这个党就太糟糕了。
　　我们给粮食人民委员部拨了10亿——难道这不是前进了一步吗？还有许多事情没有搞好，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是能够把它搞好的。不过我不知道通过谁。不会是通过旧官吏吧？我们苏维埃的工人和农民们正在学习这件事（鼓掌），因此纺织品收购工作和拨款工作正在取得进展。我们在人民委员会里曾千百次地研究了这样的问题：通过谁来收购纺织品，怎样实行监督，怎样使纺织品尽快分配出去？我们也知道，每个星期都顺利地制定出同投机活动作斗争和逮捕投机商的措施，工人们在这件事情上一月比一月更坚定，我们的这一成就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我们正在前进，而不是停滞不前。6月28日我们决定对价值大约几亿的企业实行国有化[206]，而你们还在反对，还在重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旧调。社会主义，这不是几个月就能完成的工作。我们没有停滞不前，而是在继续走向社会主义，并且在布列斯特条约签订以后，我们更接近了社会主义。工人们从许多错误中吸取了经验，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和斗争的困难，而农民们在土地社会化问题上也有了经验，显然，比较有经验和比较有见识的农民会说：我们开头在春天自己拿到土地，到秋天我们就能自己掌握分配土地的整个事情了。要知道是我们把纺织品按50％的价格，即按半价卖给农民的。试问有谁会按这个价格把纺织品卖给贫苦农民呢？我们将通过粮食、纺织品和工具这条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粮食、纺织品和工具不能落到投机商手里，而首先得给贫苦农民。这就是社会主义。（鼓掌）社会主义革命过了半年，那些按书本考虑问题的人什么也不懂。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使得从粮食分配和用纺织品交换粮食的具体措施中得到好处的是贫苦农民，而不是富有的投机商。我们不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因为对于资产阶级共和国来说是不需要苏维埃的。一定要使贫苦农民从粮食和纺织品的分配中得到好处，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共和国都没有尝试过的，而现在我们正在尝试着这样做。（鼓掌）我们正在进行能收效的事业，我们有经验，我们要采取一切办法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抢劫和捣乱的事情几乎绝迹，这样的事情发生一次，贫苦农民和中农就要说上十次：必须摆脱富农和地主！从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以来，我们在教育农民的工作上有了很大的进步，现在他们在为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已经不是新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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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96]这是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和总结发言。
　　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7月4—10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1164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其中布尔什维克773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353名，最高纲领派17名，无政府主义者4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4名，其他党派成员3名，无党派人士10名。乌克兰、拉脱维亚和外高加索等被占领区也有代表出席。代表大会批准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出的下列议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和人民委员会的报告；粮食问题；组织红军；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宪法；选举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要求把各地的报告和讨论苏维埃政府关于对叛国罪实施死刑的决定的问题列入议程，被大会否决。
　　代表大会首先讨论了未列入议程的一个问题，即在同乌克兰接壤的地带，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挑动驻军同德军冲突，企图撕毁和约和把国家拖入战争。大会决定，建议苏维埃政府坚决取缔挑拨分子的活动。
　　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在会上作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列宁作了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代表大会对两个报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并以多数票通过了共产党党团提出的完全信任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决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对苏维埃政府表示不信任、要求废除布列斯特和约、改变苏维埃政权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决议案被否决。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后于7月6日在莫斯科发动了反革命叛乱，代表大会的工作因而暂告中断。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全体成员被逮捕，与叛乱无干的后来获释，其中约有200人回来继续参加会议。代表大会于7月9日复会后，听取了政府关于7月6—7日事件的报告，完全同意政府为平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所采取的果断行动，并指出赞同自己上层领导观点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不能再留在工农代表苏维埃之内”。
　　代表大会关于粮食问题的决议肯定粮食垄断制的不可动摇，认为必须坚决镇压富农的反抗，赞同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大会关于组织红军的决议规定了在劳动者义务兵役制的基础上组织和巩固红军的措施。代表大会最后批准了俄罗斯联邦的第一部宪法，选出了由200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459]。
　　[197]指左派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玛·亚·斯皮里多诺娃。她在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活动的副报告中，攻击了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政策。——[459]。
　　[198]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第1幕第4场，意为主观上要做某一件事，结果却做了另外一件事。——[462]。
　　[199]《劳动农民呼声报》（《Голос　Трудов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是俄国报纸（日报），1917年11月底起在彼得格勒出版，后来迁到莫斯科。该报最初是第二届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12月9日（22日）以前称《全俄农民代表大会消息报》，1918年1月20日（2月2日）起成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机关报。1918年7月10日以前该报的领导权掌握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手里。1918年11月6日起成为农业人民委员部的机关报；出版到1919年5月31日止。——[464]。
　　[200]指提交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批准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根本法）草案。
　　制定俄罗斯联邦宪法草案的决定是1918年1月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1918年4月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由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任主席的宪法委员会，负责进行起草工作。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负责宪法草案的最后定稿工作。7月3日，这个委员会在列宁主持下审查了宪法委员会起草的草案和司法人民委员部起草的另一个草案，决定以前者为基础，而以后者的某些论点加以补充。另外，根据列宁的建议，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作为引言列入宪法，补充了在苏维埃共和国内各民族和种族一律平等的条款，拟定了关于在苏俄领土上以劳动为生的外国人的政治权利（列宁为这一条起草的草稿见本卷第486页）和关于给予因政治和宗教信仰受迫害的外国人以避难权的条款。草案经代表大会成立的委员会修改和补充，最后于7月10日为代表大会通过。7月19日，宪法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公布，自公布之日起生效。——[467]。
　　[201]指由费·埃·捷尔任斯基任主席的全俄肃反委员会。
　　全俄肃反委员会（全称是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是根据人民委员会1917年12月7日（20日）的决定，为了同反革命、怠工和投机活动进行斗争而成立的，直属人民委员会。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它在同反革命破坏活动作斗争和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国家转入和平经济建设，列宁于1921年12月1日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建议改组全俄肃反委员会，缩小它的职权范围。1922年2月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定通过法令，把全俄肃反委员会改组为俄罗斯联邦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470]。
　　[202]“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句话据说出自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路易十五在位时横征暴敛，榨取全国钱财来维持宫廷奢侈生活，根本不顾人民死活，曾说他这一辈子已经足够，死后管它洪水滔天。——[471]。
　　[203]苏维埃俄国在建国初期，就向集体农民经济提供物资和资金。据农业人民委员部现行土地政策局统计，1918年下半年已拨出1500万卢布的无息贷款，用于组织农业公社和劳动组合。1918年7月，政府为了同样的目的向农业人民委员部拨款1000万卢布。1918年11月2日颁布法令，规定建立10亿卢布基金，以便给农业劳动协作社和公社以资金和技术援助。根据这个法令向公社和劳动组合提供的实际款数，大大超过10亿卢布。此外，在复杂的农业机器、畜力农具和种子的分配方面，集体经济享有很大的优惠。国家建立的农具租赁站、修配厂，除了为国营农场服务外，首先为集体经济服务。——[478]。
　　[204]国际联系委员会即重建国际联系委员会，是法国国际主义者于1916年1月建立的，主要成员有阿·梅尔黑姆、阿·布尔德朗等。委员会的建立是法国社会党人在法国建立革命的国际主义组织来对抗社会沙文主义组织的初步尝试。根据列宁的意见，伊·费·阿尔曼德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委员会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日益壮大的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成了团结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的中心。委员会于1920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列宁这里说的宣言载于1918年6月29日《真理报》第131号。——[479]。
　　[205]指最高纲领派党团的代表Ф．Ю．斯韦特洛夫的发言。——[482]。
　　[206]指1918年6月28日批准的《人民委员会关于大工业国有化的法令》。该法令于6月30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34号上公布。根据这项法令，所有大工业企业一律收归国有。由于执行这项法令，到1918年8月31日，国有化企业已达3000多个。这项法令还宣布所有私营铁路及公用事业都收归国有。——[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