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1918年3月23日和28日之间）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62]ni1品论天涯网

（1918年3月23日和28日之间）
口授ni1品论天涯网

第四章

　　现在，这个任务当然还没有充分完成，而且永远也不会彻底完成，不过这已经不是苏维埃政权的首要任务了。最近几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特别是莫斯科全俄代表大会表明，各劳动者阶级的绝大多数人都自觉地坚定地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也就是转到布尔什维克党方面。不用说，稍微民主的政府是永远不会把说服人民群众的任务完全放在一边的，相反，这个任务将始终列为管理的重要任务之一。但是，只有对在野党或为实现未来的理想而斗争的党来说，这种任务才会提到首要地位。早在沙皇制度时代和克伦斯基政府时期，布尔什维克把劳动群众中的大多数积极的觉悟的分子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以后，我们党就面临着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反抗的任务。当时首要的任务不是说服，而是夺取俄国。从1917年10月底大约到1918年2月，这个战斗任务或者说军事任务成了首要的任务，对于任何一个在尖锐的、最激烈的斗争的环境中夺取统治权的政党来说，这种任务很自然地应当成为首要的任务。当然，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镇压剥削者反抗的任务特别尖锐，因为这时反对日益站到无产阶级一边的劳动群众的，是彼此联合起来的有产阶级分子，他们是以资本的力量、知识的力量、多年的甚至是多少世纪的管理习惯和管理技能武装起来的。在1905年革命尚未遗忘的教训的影响下，在目前这次战争非常沉痛而深刻的教训的影响下，在俄国历史地形成了一些特殊的条件，由于这些条件，布尔什维克能够比较起来算是极其容易地在俄国首都和各主要工业中心解决了夺取政权的任务。但是在外省，在远离中心的地方，特别是在俄国的那些最根深蒂固地保持着君主制度和中世纪传统的比较落后的居民聚居的地区（例如在哥萨克地区），苏维埃政权遭到了军事形式的反抗，这种反抗只是在十月革命已经过去四个多月的今天才接近于全部结束。目前在俄国，战胜和镇压剥削者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已经完成。布尔什维克能夺得俄国的主要原因，正如顿河反革命哥萨克的头面人物鲍加耶夫斯基在不久以前也承认的那样，是由于连哥萨克中的绝大多数人也都自觉地坚决地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但是，有产阶级在经济地位上所处的特殊条件，使他们自然不仅能够组织消极的反抗（怠工），而且能够再次对苏维埃政权进行军事反抗。因此，镇压剥削者反抗的任务也不能认为是彻底完成了。但是不管怎样，这个任务现在显然大体上已经完成，而退居次要地位了。苏维埃政权一分钟也不能忘记这个任务，也决不会受任何政治的或者貌似社会主义的牌号和高调的迷惑而不去完成这个任务。这一点必须预先声明，因为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我们这里的表现说明他们都是一些最善变的、有时甚至是最无耻的反革命活动家，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比反对反动的和地主的政府激烈得多，而又指望用自己党的招牌或名称作掩护。显然，苏维埃政权永远不会停止执行自己镇压剥削者反抗的任务，不管这种反抗用什么样的党的旗帜，用什么样的受人欢迎的和冠冕堂皇的牌号作掩护。但是，镇压反抗的任务目前大体上已经完成，现在提到日程上来的是管理国家的任务。
　　从说服人民群众这一过去列为首位的任务和夺取政权并对反抗的剥削者进行武力镇压的任务，过渡到管理国家这一现在列为首位的任务，正是这种过渡构成我们所处的时期的主要特点。苏维埃政权的困难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使人民的政治领导人以及劳动群众中所有的觉悟的分子都清楚地理解这种过渡的特点。因为现在有些地方内战还没有结束，苏维埃共和国还受到东西两面严重的军事威胁，战争造成了空前的经济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要过渡到管理全体居民（不分阶级）的和平任务，显然是非常困难的。

第五章

　　苏维埃政权现在所面临的管理国家这一提到首位的任务，还有这样一个特点：现在（在文明民族的现代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所说的管理，不是政治而是经济具有主要的意义。通常，人们正是首先把主要是甚至纯粹是政治的活动同“管理”一词联系在一起。然而，苏维埃政权的基本原则和实质，以及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实质，是政治任务对经济任务来说居于从属地位。而现在，特别是有了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存在四个多月的实际经验之后，我们应当十分清楚，管理国家的任务现在首先是归结为纯粹经济的任务：医治战争给国家带来的创伤，恢复生产力，调整好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计算和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总之，归结为经济改造的任务。
　　可以说，这一任务分为两个主要项目：（1）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以各种形式实行最广泛的、遍及各地的和包罗万象的计算和监督；（2）提高劳动生产率。任何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集体或国家，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地造成了完成这两项任务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基本前提这种条件下，才能够解决这些任务。没有大机器生产，没有比较发达的铁路网和邮电网，没有比较发达的国民教育机构网，这两项任务无疑都不可能在全民范围内系统地得到解决。俄国现在的情况是，这种过渡的许多初步的前提已经具备。另一方面，也有许多这样的前提我国还不具备，但是，我国可以比较容易地借助先进得多的邻国的实际经验，这些国家由于历史的关系和国际交往早就同俄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第六章

　　任何一个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社会的根本任务，就是使无产阶级这个统治阶级，或者确切些说，正在发展成统治阶级的阶级，按照上面所说的那样战胜资产阶级。现在，这个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正以新的形式摆在我们面前，完全不同于几十年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现在，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在内战取得胜利之后，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把战胜资产阶级理解为一种高得多的事情，虽然形式上是比较和平的，这就是说，在政治上已战胜资产阶级并且用军事方式巩固了这个胜利之后，现在应当在组织国民经济方面、在组织生产方面、在全民的计算和监督方面也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生产的规模愈大，把当今大国的几千万和几亿居民都包括在内的全国性经济机构网愈稠密，资产阶级解决生产的计算和监督的任务就愈有成效。这个任务现在我们应当按新的方式来解决，依靠无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依靠大多数被剥削劳动群众对它的支持，利用旧社会所积蓄的有组织才能和技术知识的分子，虽然他们十分之九、也许百分之九十九属于敌视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

第七章

　　现在不仅军事实力和军事技术最先进，而且在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组织方面也最先进的德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的先进的标志之一，就是它比其他国家更早地开始实行劳动义务制。很明显，在一般的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特别是在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君主制国家的条件下，劳动义务制对工人来说无非是军事苦役监狱，是奴役被剥削劳动群众的一种新手段，是镇压这些群众各种反抗的一套新办法。但是，毫无疑问，只是由于具备了大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经济前提，这种改革才能提上日程，才得以实现。而现在，在战后极其严重的经济破坏所造成的条件下，毫无疑问，我们也不得不把这种改革提到一个首要的地位。但是很明显，从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向社会主义社会组织过渡的苏维埃政权从哪一头开始实行劳动义务制，决不应当和德帝国主义一样。对德国的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来说，劳动义务制就是奴役工人。对俄国的工人和贫苦农民来说，劳动义务制应当是首先和主要地使富裕的和有产的阶级承担自己的社会勤务。我们应当从富人开始实行劳动义务制。
　　这样做所以必要，一般说来，不仅仅因为苏维埃共和国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这样做所以必要，还因为正是富裕的和有产的阶级进行军事的和消极（怠工）的反抗，给医治俄国战争创伤的事业——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的事业，造成了最大的困难。因此，现在应当成为整个国家管理重点的计算和监督，应当首先要求在富裕的和有产的阶级的分子中实行。正是这些阶级的分子利用他们在战争期间向劳动者征收的数量特别多的贡赋，逃避每一个公民都必须执行的医治国家创伤和复兴国家的任务；正是他们利用自己搜刮来的贡赋，躲进不受侵犯的避难所，并且千方百计地阻挠社会结构的社会主义原则战胜资本主义原则。富裕的和有产的阶级对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进行这种斗争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他们拥有大量的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产阶级所以富有，首先是由于他们占有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工厂等等。苏维埃政权由于得到工人和绝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取消地主和资产阶级对国家的这种主要形式的财富的权利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颁布法令废除土地私有制并没有遇到困难。把很大一部分工厂收归国有也没有遇到困难。毫无疑问，把其余的大工业企业和运输工具也收归国有，是一项在最近的将来很容易实现的任务。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还创造了另一种形式的财富，要清算这种形式的财富，对苏维埃政权来说，远不是那么容易了。这种形式的财富就是钱，或者确切些说，就是货币。在战争期间，货币的发行额特别大。战事隔断了俄国同那些在俄国的进出口中一直占有最大份额的许多国家的贸易往来。富裕的和有产的阶级几乎人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以高价供应军需品和订立军事承包合同的投机活动，由此他们手中聚积了大量的货币，这是他们积累财富和积累对劳动者的权力的主要方法之一。现在俄国的经济状况显然也同任何一个经历了三年战争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它的特点是，在资产阶级和有产阶级这些比较少数的人手里集中和隐藏了大量的货币，这些货币由于大量发行纸币而大大贬值，但目前仍然是一种有权向劳动居民索取贡赋的凭证。
　　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不要货币或者在短期内代之以新的货币，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苏维埃政权现在面临着一项困难的而又非解决不可的任务，就是同富人以保存和隐藏向劳动者索取贡赋的凭证的形式进行的反抗作斗争的任务。这种凭证就是货币。这些货币以前提供了获得购买生产资料如土地、工厂等等的权利，就这方面来说，这些货币的作用当然是下降了，甚至是完全没有了。因为在土地社会化法令颁布以后，购买土地在俄国已经不可能了，购买工厂以及类似的大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也由于所有这类大企业的国有化和没收过程进展很快而几乎不可能了。这就是说，要用货币购买生产资料，对资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包括农民资产阶级）分子来说，是一件愈来愈困难、几乎是办不到的事情了。但是，为了维护自己原来的特权，并尽可能设法延缓和阻挠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资产阶级保存和隐藏分享社会财富的凭证，向劳动者索取贡赋的凭证，即保存和隐藏货币，以便在俄国一旦再遇到军事和贸易方面的困难或危机时，保证自己有可能——哪怕是某些可能——保持自己的地位和恢复原来的特权。
　　至于消费品，资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几乎还完全能够用战时通过投机活动聚集起来的货币买到，因为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在小农、小手艺人或小手工业者阶层的居民人数极多的情况下，对消费品实行正确的配售、正确的分配这一任务是极其困难的，而在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的条件下，这个任务至今仍然没有得到什么解决。因此，苏维埃政权要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计算和监督，就必须首先对隐藏大量货币、逃避国家任何监督的富裕的和有产的阶级进行有组织的斗争。
　　俄国目前已发行的货币估计约为300亿卢布。其中大概至少有200亿，也许还要多得多，是商业周转根本不需要的，这些货币被资产阶级分子和有产阶级分子为了私利（或阶级的私利）保存和隐藏起来了。
　　苏维埃政权应当把实行劳动义务制与首先对资产阶级分子和有产阶级分子进行登记结合起来，应当要求如实呈报（填单申报）持有的货币数量，应当采取一系列措施，使这一要求不停留在纸面上，应当周密考虑一些过渡性的措施，把全部储藏的货币集中在国家银行或它的分支机构。不采取这类措施，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计算和监督就不可能彻底实现。

第八章

　　但是，实行劳动义务制不能只限于对集中在有产阶级手里的货币进行计算和监督。苏维埃政权还必须对资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在企业管理和为企业服务的各种辅助工作（会计、事务、记帐、技术、行政等工作）方面的直接活动，也实行劳动义务制的原则。在这方面，苏维埃政权的任务现在也从直接反对怠工转到按新的情况有组织地安排工作，因为苏维埃政权取得了内战的胜利（从10月到2月）以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消极形式的反抗即怠工，实际上已被粉碎。现在我们看到，过去的怠工者即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情绪和政治表现方面出现异常广泛的可以说是普遍的转变，这不是偶然的。现在我们面前的情况是：在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大量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动家都表示愿意为苏维埃政权服务。苏维埃政权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善于利用这种服务，这种服务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绝对必需的，在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里尤其如此，而苏维埃政权在利用这种服务时必须充分保持对它的新的帮手和助手（他们的行动往往违反本意而心里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统率、领导和监督的地位。
　　为了表明苏维埃政权要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服务，我冒昧地说一句骤然听来似乎是奇谈怪论的话：学习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要向托拉斯的领导者学习，学习社会主义，要向资本主义最大的组织者学习。正是大工厂，正是把对劳动者的剥削发展到空前规模的大机器工业，是唯一能够消灭资本统治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那个阶级集中的中心；凡是考虑到这一点的人都不难相信，上面的说法并不是奇谈怪论。因此，当社会主义的组织工作提到日程上时，为了解决社会主义的实际任务，我们就必须吸收大批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曾经从事过资本主义的最大生产的实际组织工作，首先是组织过辛迪加、卡特尔和托拉斯的人来协助苏维埃政权，这是毫不奇怪的。为了解决苏维埃政权的这项任务，当然需要国民经济各部门广大劳动群众鼓起干劲，发挥首创精神，因为苏维埃政权决不会把旧的地位，即长官和剥削者的地位交给所谓的工业领袖。从前的工业领袖，从前的长官和剥削者，应当担任技术鉴定人、指导人、参谋和顾问的职务。应当解决一项新的困难的却最能收效的任务，即把这些剥削阶级分子所积累的全部经验和知识同广大劳动群众的首创精神、毅力和工作结合起来，因为只有这种结合才能架设起从资本主义旧社会通往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桥梁。
　　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或者至少是在许多先进国家中同时取得了胜利，那么，吸收旧的资本主义的领导人中的优秀技术专家来参加重新组织生产这一任务就会非常容易解决。那时，落后的俄国就不必独自来考虑解决这一任务了，因为西欧各国的先进工人会来帮助我们，排除我们在解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困难的任务即所谓组织任务时会遇到的大部分困难。可是现在，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延迟到来，而俄国必须加紧采取措施由自己进行改造（哪怕只是为了使居民摆脱饥饿，以及使整个国家免受可能的军事侵犯），在这种实际情况下，我们现在需要向先进国家借助的，不是社会主义组织的帮助和工人的支援，而是那里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知识分子的帮助。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能够得到这种帮助，在苏维埃政权解决新的组织问题方面设法取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协助。可以通过付给我国的或从国外聘请的各方面最优秀的专家以高额劳动报酬的办法得到这种协助。当然，从已经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角度来看，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获得比工人阶级的优秀阶层高得多的劳动报酬，是根本不公平和不正确的。但是，在实际的现实的条件下……［注：句中记录不清的部分从略。——俄文版编者注］我们却必须通过付给资产阶级专家这种高得多的（不公平的）劳动报酬的办法来解决迫切的任务。譬如，假定俄国为了按新的原则组织生产，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了训练我国人民掌握在优良的条件下工作的技能；假定我们为此不得不雇用比方说2000个各种不同知识领域的大专家——其中有俄国的专家，而更多的是外国的专家，譬如说美国的专家，假定我们每年要付给他们5000万或1亿卢布，那么，从国民经济的利益来看，从由陈旧的生产方法过渡到最新的、最完善的生产方法来看，花这笔钱是完全有理由的。为了学习生产好的方式方法而花这样一笔钱，是应当的，是值得的，而我们所以必须花这样一笔钱，是因为除非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得到这样的指导。
　　当然，一方面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劳动和指导，同时劳动者的民主组织和苏维埃又实行必要的监督，这将产生许多新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而且我们为解决这些问题也不会向任何困难低头，因为在当前情况下，我们要达到更高级的生产组织，没有别的出路。
　　我继续讲下去。最大的资本主义在劳动组织方面创造了这样一些制度，这种制度在居民群众受剥削的情况下，是少数有产阶级奴役劳动者，压榨劳动者额外的劳动、体力、血汗和神经的最残酷的形式，但这种制度同时又是科学组织生产的最新成就。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应当学会这种制度，并且为了实行我们对生产的计算和监督以及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还应当对这种制度加以改造。例如，在美国广泛采用的著名的泰罗制之所以著名，就因为它是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剥削的最新方法。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这种制度遭到工人群众那样大的仇视和愤恨。但同时丝毫也不应忘记，泰罗制体现了科学的巨大进步，它系统地分析了生产过程，为大大提高人的劳动生产率开辟了途径。在美国，由于实行泰罗制而开始的科学研究，特别是美国人所说的对动作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材料，可以用来训练劳动居民掌握无比高超的一般劳动方法，特别是劳动组织方法。
　　泰罗制中消极的一面就是，它是在资本主义奴役制的环境下实行的，它是在工资不变的条件下从工人身上榨取多一倍、两倍的劳动量的手段，根本不管雇佣工人在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是否能够提供多一倍或两倍的劳动量而不损害他们的身体。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的任务，简单说来就是，我们应当在全国实行泰罗制和美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科学方法，把这种制度同缩短劳动时间结合起来，同利用新的生产方法和劳动组织方法结合起来，而丝毫不损害劳动居民的劳动力。相反，如果劳动者有足够的觉悟，那么，在他们自己正确指导下运用泰罗制会成为进一步大大缩短全体劳动居民的必要劳动日的最可靠的手段，是我们在相当短的时期内实现下述任务的最可靠的手段，这项任务大致说来就是：每个成年公民每天从事体力工作6小时，从事管理国家的工作4小时。
　　向这种制度过渡要求有很多新的技能和新的组织措施。毫无疑问，这种过渡会使我们遇到不少困难，提出这样的任务甚至会使劳动者本身的某些阶层感到困惑莫解，可能还引起他们的抵制。但是可以相信：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会了解这种过渡的必要性；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现在刚刚在城乡显露出来，当数百万脱离生产的人从前线归来，第一次看到战争把经济破坏到了这种程度，这无疑就会为劳动者在这方面的舆论准备打下基础；我们在上面大致谈到的这种过渡，将被现在已站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的劳动者阶级中的全体有觉悟的分子作为一项实际任务提出来。

第九章

　　上述性质的经济过渡，还要求苏维埃政权的代表相应地改变领导人的职能。很自然，在说服大多数人民或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反抗的任务提到首位时，在领导人中间被提到最重要地位的也主要是对群众进行宣传的鼓动家，因为苏维埃政权同群众的联系比过去任何民主形式的政权都要密切。很自然，要说服大多数居民或者吸引他们同剥削者进行艰苦的军事斗争，特别需要鼓动的才能。相反，前面简略叙述的任务，即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计算和监督的任务，把做实际工作的领导人和组织家提到了最重要的地位。根据这一情况，如果领导人不能适应新条件和新任务，就应当对他们进行适当的重新评价，适当的调动。自然，对前一时期主要是适应宣传鼓动任务的领导机构来说，这种过渡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错误，这是很自然的。现在务必要使领导人和苏维埃的选民群众即被剥削劳动群众都真正理解这里所指出的改变的必要性。
　　在被剥削劳动群众中，有组织才干和能力的人比有鼓动才干和能力的人多得多，因为这些阶级的整个劳动生活环境要求他们具有多得多的本领来安排好共同的劳动，安排好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计算和监督。而过去的生活条件从群众中极少造就出有鼓动或宣传才能的活动家。可能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现在经常看到，职业的鼓动家和宣传家或适合做宣传鼓动工作的人不得不担负起组织任务，他们必然处处都感到自己不大适合于解决这些任务，必然感到工人农民的失望和不满。经常可以看到国内敌视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各个阶级——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人物或那些在我们这里自称为社会主义者而事实上通常却热衷于为资产阶级效劳的人，如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对苏维埃政权的这些错误和挫折幸灾乐祸。事实上，既然这些错误从历史上来看是不可避免的，那也就很清楚，这方面的缺点只不过是社会主义新社会成长中的毛病。要重新学习，以便把实际工作者－鼓动家提到他应有的首要地位，这样重新学习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毫无疑问，俄国各地的苏维埃政权的代表都不难做到。但这需要时间，只有犯错误的实际经验才能使人认清改变的必要性，才能造就出许多甚至一大批适于解决新任务的人才。工人和农民中间有组织才能的人无疑比资产阶级想象的要多，但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环境里，这些有才能的人绝对不可能涌现出来，绝对不可能站住脚，获得自己的地位。
　　相反，如果我们现在清楚地了解到必须广泛吸收新的有组织才能的人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如果我们正是从苏维埃政权的原则出发，不断推动在这方面经过实践考验的活动家前进，那么，我们就能够在短时期内，根据苏维埃政权发展了的、拿到群众中去然后由群众在自己的代表苏维埃机关成员监督下贯彻执行的原则，使一批新的实际生产组织者涌现出来，获得自己的地位，取得适当的领导位置。

第十章

　　苏维埃政权应当从对富人实施劳动义务制转到对大多数劳动者即工人和农民实施相应的原则，确切些说，应当同时把这一任务提到日程上来。这里实行劳动义务制的任务对我们来说具有另一方面的含义。对这一任务应当采用另一种处理方法，提到首位的不是对富有阶级要做的那些事情。对我们来说，没有必要去登记所有的劳动者，去监视他们的货币储蓄或他们的消费情况，因为全部生活条件本身决定了这类居民的大多数必须劳动，而且不可能有什么积蓄，就是有也少得可怜。因此，在这个范围内建立劳动义务制的任务就变成建立劳动纪律和自觉纪律的任务。
　　在资本主义旧社会，资本靠经常的饥饿威胁来实行强加给劳动者的纪律。这种饥饿的威胁同过重的劳动，同劳动者意识到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的利益而工作的情况结合在一起，因此，劳动状况就成了绝大多数劳动者反对生产领导者的经常斗争。在这种基础上，必然造成这样一种心理：劳动者的舆论不但不追究不好好干活或逃避工作的现象，反而认为这是对剥削者的过分要求的一种必然和合理的抗议，或者说是一种反抗的方法。现在，资产阶级报刊及其应声虫大叫大嚷，说工人闹无政府主义，自由散漫或要求过高，这种指责的恶毒性太明显了，不值得多谈。不难理解，在一个大多数居民象俄国居民近三年来那样遭受空前的饥荒和痛苦的国家里，出现情绪极其低落、任何组织性都丧失殆尽等一系列现象，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要求迅速转变这种情况或者指望颁布几个法令就能改变这种局面，这正如企图用号召使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振作精神、恢复劳动能力一样，是十分荒唐的。只有劳动者自己创立的、关心劳动群众不断恢复元气的苏维埃政权，才能根本改变这方面的情况。
　　在苏维埃政权的代表中间，在它的拥护者如工会的先进领导者中间，制定一些系统的措施来增强劳动者的自觉纪律的必要性已经完全成熟。毫无疑问，在一般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中，尤其是在战争所造成的疯狂的放肆的投机活动的环境中，松懈散漫已渗入工人阶级，这样就免不了要同它作严重的斗争。而且由于战争的关系，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成分也远不是朝好的方向改变。因此，在劳动者中间建立纪律，组织对劳动标准和劳动强度的监督，成立专门的工业法庭来规定劳动标准，对任何恶意破坏这种标准的行为追究责任，经常教育多数人提高这个标准，——这一切现在都作为苏维埃政权的极其迫切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此外应当尽可能注意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社会教育的主要工具之一即报刊，在上述方面完全没有执行自己的任务。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苏维埃报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资产阶级社会的旧习惯和旧传统的影响。这一点还表现在，我们的报刊，也和旧的资产阶级报刊一样，继续用过多的篇幅和注意力来报道政治上的一些琐事、政治领导人员的一些个人问题，而各国资本家正是竭力利用这些来转移人民群众的视线，使他们忽视自己生活中真正重大而深刻的根本问题。因此在这方面我们几乎还要重新解决一项任务，解决这项任务的一切物质前提都已具备，只是缺少对这项任务的必要性的认识和解决这项任务的决心。这项任务就是把报刊由主要报道日常政治新闻的工具，变成对人民群众进行经济教育的重要工具。为苏维埃群众服务的报刊，对于政治领导人员的问题，对于无关紧要的政治措施，即各个政治机关的日常工作和例行公事，要少费一些篇幅。这一点我们必须做到，而且也一定能做到。报刊应当把实践中直接提出的劳动问题放在首要地位。报刊应当成为劳动公社的报刊，也就是说，正是要公开报道资本主义企业的领导人竭力不让群众知道的东西。在资本家看来，他们企业的内部组织是一块用商业秘密保护起来的不让局外人窥视的领地，在那里他们好象要成为绝对的统治者，唯一的统治者，不仅不准外人批评，不准外人干涉，而且也不许外人窥视。在苏维埃政权看来，恰恰相反，各个大企业和各个村社的劳动组织，正是整个社会生活中最主要、最根本、最迫切的问题。报刊应当成为我们加强劳动者的自觉纪律、改变资本主义社会陈旧的即完全无用的工作方法或偷懒方法的首要工具，它应当揭露每个劳动公社经济生活中的缺点，无情地抨击这些缺点，公开揭露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弊病，从而呼吁劳动者的舆论来根治这些弊病。让我们把报刊上那些报道所谓日常新闻的材料减少到¹/₁₀（如能减少到¹/₁₀₀更好），而让那些向全体居民介绍我国少数先进的劳动公社的模范事迹的报刊广泛销行几十万几百万份吧！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劳动组合和农业企业，每一个在土地社会化法令实施以后向新的农业过渡的村庄，现在都是按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原则拥有其内部劳动组织的独立公社。在每个公社内，劳动者加强自觉纪律，他们善于同做指导工作的专家们（哪怕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合作，他们在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省人力、防止目前我们深受其害的骇人听闻的盗窃产品的行为方面取得实际成绩，——所有这些，应当成为我们苏维埃报刊的主要内容。这样我们就能够而且一定会使榜样的力量在新的苏维埃俄国成为首先是道义上的、其次是强制推行的劳动组织的范例。
　　在资本主义社会，一些希望和平地、没有痛苦地说服人类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保证社会主义实现的人组织过劳动公社，这样的榜样有过不止一次。这种观点和这种做法理所当然地引起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嘲笑，因为在存在着资本主义奴役制的情况下，想通过孤立的榜样来达到任何根本性的改变事实上是十足的空想，在实践中，它不是使这样的企业奄奄一息，就是使它们变成小资本家的联合会。
　　这种嘲笑和轻视榜样在广大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的习惯，现在有时还在某些对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根本变化没有好好加以思考的人的身上表现出来。现在，土地不再是私有财产，工厂也几乎不再是私有财产，而且无疑在最近的将来就会不再是私有财产（苏维埃政权在目前情况下要实行相应的法令是毫不困难的），在这个时候，劳动公社的榜样作用就有了很大的意义，因为它可以比任何其他办法都更好地解决组织任务。正是在今天，我们必须注意使大量非常珍贵的资料，即各个城市、企业和村社中新的组织生产的经验，变成群众的财富。
　　直到现在，我们还受到资产阶级陈腐舆论的很大压力。如果注意一下我们的报纸就不难看出，我们还在为资产阶级提出的问题花费过多的篇幅。而资产阶级正想用这些问题来转移劳动者的视线，使他们不去注意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的实际任务。我们应当而且一定要把报刊从发表耸人听闻的消息的工具，从报道政治新闻的普通工具，从驳斥资产阶级谎言的工具，变成在经济上重新教育群众的工具，变成向群众介绍如何按新的方式组织劳动的工具。各社会主义政党要把那些不接受整顿自觉纪律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任何号召和要求的企业和村社登上黑榜，把它们或者列为病态企业，要采取特别的办法（特别的措施和法令）把它们整顿好，或者列为受罚企业，把它们关闭，并且应当把它们的工作人员送交人民法庭审判。公开报道这方面的情况，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改革，它能够吸引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地参加解决这些与他们最有切身关系的问题。直到今天，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收获不大，就是因为各个企业、各个村社中过去不让人知道的东西，现在仍然是个秘密，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希望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则是十分荒谬的，不可思议的。榜样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能显示出来，而在废除了土地和工厂的私有制的社会里会起巨大的作用。这不仅因为在这里人们将会仿效好的榜样，而且因为组织生产的好的榜样必然会使那些采用好的组织方法的人减轻劳动并增加他们的消费额。在这里，联系到报刊在经济上重新组织和重新教育群众方面的作用问题，我们还应当谈谈报刊在组织竞赛中的作用问题。
　　组织竞赛在苏维埃政权的经济任务中应当占有显著的地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批评社会主义时不止一次地说什么社会主义者否认竞赛的作用，说什么在社会主义者的体系里，或者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在社会主义者关于社会结构的兰图里，是不容许竞赛存在的。不用说，这种指责是十分荒谬的，它已经不止一次地受到社会主义报刊的驳斥。象通常一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问题与另一种组织竞赛的形式问题混为一谈了。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抨击过竞赛本身，他们只是抨击竞争。竞争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竞赛，是各个生产者争夺面包、争夺市场上的势力和地位的斗争。消灭竞争这种生产者之间的只同市场相联系的斗争，决不意味着消灭竞赛，相反，正是消灭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才为组织人与人之间而不是兽与兽之间的竞赛提供可能。目前在俄国，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奠定了政权的基础，它在经济上又具有幅员辽阔和具备多种多样的条件这样的特点，正是现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竞赛应该是我们一项最重要而又最能收效的改造社会的任务。
　　我们主张民主集中制。因此必须弄明白，民主集中制一方面同官僚主义集中制，另一方面同无政府主义有多么大的区别。反对集中制的人常常提出自治和联邦制作为消除集中制的差错的方法。实际上，民主集中制不但丝毫不排斥自治，反而以必须实行自治为前提。实际上，甚至联邦制，只要它是在合理的（从经济观点来看）范围内实行，只要它是以真正需要某种程度的国家独立性的重大的民族差别为基础，那么它同民主集中制也丝毫不抵触。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下，尤其是在苏维埃国家制度下，联邦制往往只是达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的过渡性步骤。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例子特别清楚地表明，我们目前实行的和将要实行的联邦制，正是使俄国各民族最牢固地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民主集中的苏维埃国家的最可靠的步骤。
　　民主集中制决不排斥自治和联邦制，同样，它也丝毫不排斥各个地区以至全国各个村社在国家生活、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方面有采取各种形式的完全自由，反而要以这种自由为前提。把民主集中制同官僚主义和公式化混为一谈，是再错误不过的了。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在经济方面实行民主集中制，保证铁路、邮电和其他运输部门等等经济企业在发挥其职能时绝对的协调和统一；同时，真正民主意义上的集中制的前提是历史上第一次造成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不仅使地方的特点，而且使地方的首创性、主动精神和达到总目标的各种不同的途径、方式和方法，都能充分地顺利地发展。因此，组织竞赛的任务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它要求实行上述的民主集中制，另一方面它意味着有可能找出改造俄国经济制度的最正确最经济的途径。总的说来，这种途径已经知道了。这就是向建立在机器工业基础上的大经济过渡，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由于开始向建立社会主义前进时所处的条件不同，这种过渡的具体条件和形式必然是而且应当是多种多样的。地方差别、经济结构的特点、生活方式、居民的素质、实现这种或那种计划的尝试，——所有这些都必定会在国家这个或那个劳动公社走向社会主义的途径的特点上反映出来。这种多样性愈是丰富（当然，不是标新立异），我们就能愈可靠愈迅速地达到民主集中制和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现在还需要我们做的就是组织竞赛，即保证公开报道，使国家所有的村社都有可能了解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情况；其次，保证使这个公社和那个公社在向社会主义进展方面的成果可以进行比较；最后，保证一个村社取得的经验能为其他村社实际运用，保证在国民经济或国家管理的有关方面表现得很突出的物力和人力能够进行交换。由于受资本主义制度的压制，现在我们甚至还不能确切地设想，在劳动群众中，在这个大国的各种各样的劳动公社中，在一向死气沉沉、默不作声地执行资本家命令的知识分子中，蕴藏着多大的力量，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下蕴藏着并且能够发挥出多大的力量。我们的工作就在于为这些力量扫清道路。如果我们把组织竞赛作为我们国家的任务提出来，那么在实行苏维埃国家制度的原则的条件下，在废除土地、工厂等私有制的条件下，我们一定会取得成绩，而这些成绩会给我们提示未来的建设形式。

第十一章

　　我在开头提到的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的决议还谈到，必须建立协调而又巩固的组织。［注：见本卷第114—115页。——编者注］目前，俄国境内的苏维埃机关和经济单位的组织性都很差。可以说，严重的组织涣散状态占着上风。
　　但是，如果把这种状态看成是瓦解、破产和衰落的状态，那是不对的。如果资产阶级报刊这样来评价，那显然是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迫使他们这样看，或者确切些说，迫使他们装出这样看的姿态。实际上，任何一个多少能够历史地观察事物的人，一分钟也不会怀疑，目前的组织涣散状态是过渡状态，是从旧事物到新事物的过渡状态，是这种新事物成长的状态。从旧事物到新事物的过渡，如果象1917年2月起在俄国所进行的那样急剧，那当然首先会大大地破坏社会生活中陈旧和腐朽的东西。显然，对新事物的探索，不可能立即提供过去许多世纪以来所形成并保持下来的那种确定不移的、几乎是固定不变的形式。目前的苏维埃机关以及属于工业中工人监督这个范畴的经济组织，仍然处在酝酿和完全没有定型的时期。在这些组织中，所谓辩论的方面或开群众大会的方面自然超过实际工作的方面。也只能是这样，因为不吸引更多的人民阶层参加社会建设，不激发一直沉睡的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就谈不上什么革命的改革。数不清的辩论和数不清的群众大会（关于这一点，资产阶级报刊谈得很多也很恶毒），对那些在从事社会建设方面还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群众是一种必要的过渡，即从历史的沉睡状态向新的历史的创造活动的过渡。至于说这种过渡在有些地方被拖延，或者教育群众从事新的工作，进行得不象一个习惯于单独工作而不懂得什么叫作发动千百人、千百万人参加独立政治生活的人所想象的那样快，这完全没有什么可怕。但是，在了解这一点的同时，我们还应当了解在这方面正在到来的转变。当苏维埃机关还没有在全国普遍建立，当土地社会化和工厂国有化还只是一种例外的时候，自然，对国民经济的公共管理还不能超出（如果从全国范围来说）预先辩论的准备阶段、讨论阶段和解释阶段。现在转变正在到来，苏维埃机关已经在全国普遍建立。它们已经从大俄罗斯伸展到俄国大多数其他民族。农村中的土地社会化和城市中的工人监督已经不再是例外，而成为一种通例了。
　　另外，在保证大多数居民有起码的生存条件方面，即在保证他们免于饥饿方面，国家还处在极其困难、甚至是非常危急的境地，这些经济状况迫切要求取得一定的实际效果。农村的粮食可以自给，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只有真正对现有的全部粮食进行最严格的计算并且能够最节约地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全体居民，农村才能做到粮食自给。要正确地进行分配，就必须正确地安排交通运输。而交通运输恰恰被战争破坏得最严重。要在俄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恢复交通运输，最需要的是协调的巩固的组织，而且需要确实是几百万人象钟表一样准确地进行工作。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转折点，在这个时候，我们一方面决不停止训练群众参加对社会一切事务的国家管理和经济管理，决不妨碍群众十分详尽地讨论新的任务（相反，应当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进行这种讨论，使他们能够独立地作出正确的决定），同时，我们应当开始严格区分民主的两种职能：一种是辩论和开群众大会，另一种是对各项执行的职能建立最严格的责任制和无条件地在劳动中有纪律地、自愿地执行各项必要的指令和命令，以便使经济机构真正象钟表一样工作。早先不可能一下子就做到这一点，要是在几个月以前提出这种要求，那会是迂阔之论，甚至是恶意挑拨。总而言之，这种改革不是用任何法令或指令所能完成的。但是，现在时机已经到了，实行这种改革已经成为我们整个革命改造活动的中心环节。现在改革已经准备好，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不能再拖延和等待了。不久以前，在讨论铁路运输的改组和正常运营问题时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个人指挥权力（也可以称为独裁权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同一般民主组织，特别是同集体管理原则，同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组织原则相容。没有疑问，一种相当普遍的意见是认为根本谈不上相容，认为个人独裁权力无论同民主制还是同苏维埃类型的国家、同集体管理制[63]都是不相容的。这种意见是极端错误的。
　　民主的组织原则，其最高级形式就是由苏维埃建议和要求群众不仅积极参加一般规章、决议和法律的讨论，不仅监督它们的执行，而且还要直接执行这些规章、决议和法律；这就是说，要给每一个群众代表、每一个公民提供这样的条件，使他们既能参加国家法律的讨论，也能参加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执行国家的法律。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下面的问题上可以容许有丝毫的混乱或无秩序现象：在每一具体场合由谁来负责一定的执行的职能，负责执行一定的命令，在一段时间内负责领导整个劳动的一定过程。群众应当有权为自己选举负责的领导者。群众应当有权撤换他们。群众应当有权了解和检查他们活动的每一个细节。群众应当有权推举任何工人群众承担执行的职能，但是这丝毫不是说，集体的劳动过程可以不要一定的领导，不要明确规定领导者的责任，不要由领导者的统一意志建立起来的严格秩序。如果没有统一的意志把全体劳动者结合成一个象钟表一样准确地工作的经济机关，那么无论是铁路、运输、大机器和企业都不能正常地进行工作。社会主义是大机器工业的产物。如果正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劳动群众不能使自己的各种机构象大机器工业所应该做的那样进行工作，那么也就谈不上实现社会主义了。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目前，当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已经相当巩固的时候，当顽抗的敌人即顽抗的剥削者的主要战线已被完全摧毁而再不能为害的时候，当苏维埃机构在培养人民群众独立参加整个社会生活方面已经做了足够的工作的时候，提上日程的任务就是把辩论、开群众大会同绝对执行领导者的一切命令严格地区分开来，这就是说，把培养群众去实行某项措施和监督这项措施的实施这一必要的、有益的并且为任何一个苏维埃所完全认可的准备工作同实行措施本身区别开来。现在群众能够（这是苏维埃给予的保证）掌握全部政权，并且能够巩固这个政权。但是，为了避免目前我们深受其害的多头领导和无人负责的现象，对每一项执行的职能我们都要确切地了解究竟是哪些人被选上了负责的领导岗位，对整个经济机体的工作负责。为此必须尽可能经常地、一有可能就确定由选举出来的负责人员个人指挥整个经济机体。必须自愿地执行这个领导者的命令，必须从既有辩论、开群众大会、执行命令，同时又有批评、检查、纠正这种混合方式，过渡到机器企业极其正规的工作过程。俄国绝大多数劳动公社、工人和农民群众正在开始执行或已经执行这个任务了。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就是对现在正在到来的转变进行解释并用法律肯定这种转变的必要性。

第十二章

　　实际主义和求实精神在革命者中间是一个不大受欢迎的口号，甚至可以说是最不受欢迎的口号。十分明显，当革命者的任务是摧毁资本主义旧社会的时候，他们应当以否定和嘲笑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口号。因为实际上，这个口号当时是以某种形式来掩饰同资本主义调和的意图，掩饰削弱无产阶级冲击资本主义基础和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的意图。十分明显，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在这个政权得到保障以后，在着手大规模地建设新的即社会主义的社会的基础以后，情况不能不发生根本的变化。正象上面所指出的，即使在目前我们也丝毫没有权利削弱说服人民群众相信我们的主张正确的工作，削弱我们粉碎剥削者反抗的工作。但是我们在执行这两项职能方面的主要工作已经完成了。现在讲求实际和求实精神正是当前的主要口号。由此可见，吸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工作是当前一项迫切的和必要的任务。如果把这个任务看成是什么政权的动摇，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离或者对资产阶级不可容忍的妥协，那是荒唐可笑的。发表这种意见，就是毫无意义地重复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活动时期所讲的话。恰恰相反，正是为了执行我们的革命任务，并且使这些任务不致成为空想或天真的愿望，而能真正变成现实（能迅速得以实现），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现在应当把组织工作中的讲求实际和求实精神作为当前首要的、最主要的任务。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从各方面实际地建造一座大厦，这座大厦的图样我们早已绘好，它的地基我们曾经奋力争夺并且已经牢固地夺取到了，大厦所用的材料我们已经备足，现在就应当搭起脚手架，穿上工作服，不要怕各种辅助材料弄脏衣服，严格执行实际工作的领导者的命令，应当把这座大厦建造，建造，再建造。
　　人们有时对于在确定我们的任务方面的上述转变是多么不理解，这也可从不久以前关于工会作用的争论[64]中看出。有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得到孟什维克的支持，当然他们的目的显然是进行挑拨，也就是想挑唆我们采取只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步骤），认为工会为了保持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就不应当成为国家的组织。这种观点用所谓劳动反对资本和必须保持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等冠冕堂皇的、用惯了的、背得烂熟的词句作掩饰。实际上，不论过去和现在，这种观点不是资产阶级的赤裸裸的挑拨，就是根本不了解或盲目地重复昨天的口号，这只要分析一下目前历史时期已经改变的条件就可以明白。昨天，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反对资本和捍卫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昨天的口号是不信任国家，因为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今天，国家正在成为并且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国家。工人阶级正在成为并且已经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工会正在成为并且应当成为国家的组织，它首先担负着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改造整个经济生活的责任。因此把旧的工会主义的口号用于当前的时代，就是放弃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任务。
　　对合作社也应当这样说。合作社是商店，无论什么变动、改善和改革都改变不了这一点。资本主义时代使社会主义者习惯于这种观点。毫无疑问，当合作社还是资本主义制度这部机器上的一个小零件的时候，这种观点正确地反映了合作社的实质。但是问题也就在于：从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的时候起，从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着手有系统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起，合作社的地位就起了原则性的根本变化。在这里，量转化为质。合作社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小岛，它不过是一个小商店。如果合作社把土地实行了社会化、工厂实行了国有化的整个社会包括在内，那它就是社会主义。当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被剥夺以后，苏维埃政权的任务显然（主要）在于使合作社组织遍及整个社会，使本国的全体公民人人都成为一个全民合作社的社员，或者确切些说，成为全国性合作社的社员。如果我们借口工人合作社的阶级性质而取消这项任务，那我们就是从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时代退回到没有取得政权的时代的反动分子。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在自己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中表现了两种趋向。一种趋向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过舒适的、不愁温饱的生活，这只有无产阶级中的少数上层分子才能做得到。另一种趋向是领导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用革命去推翻整个资本的统治。很明显，当第二种趋向取得胜利，资本已被推翻并且应当着手建立全民的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时候，我们对合作社运动的任务和条件的看法就要根本改变。我们应当同资产阶级的合作社达成协议，就象同无产阶级的合作社达成协议一样。我们用不着害怕。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害怕同资产阶级的合作社达成协议，那是可笑的，因为我们现在掌握着统治权。我们需要这样的协议，以便找到切实可行的、方便的、对我们适合的形式，从局部的零散的合作社过渡到统一的全民合作社。我们既然掌握了国家政权，就用不着害怕同资产阶级合作社达成协议，因为这种协议必然使它们服从我们。同时，我们应当了解，我们代表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工人阶级已经成为现在在国家中居统治地位的阶级。因此，工人合作社应当领导使单个的合作社转变为统一的全民合作社的运动。工人阶级不应当脱离其他部分居民，而应当领导毫无例外的各部分居民，使他们个个都参加统一的全民合作社。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哪些实际的、直接可行的过渡措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并且断然决定，现在全部问题就在于这个实际的过渡，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应当着手做这项工作，用实际经验检验这一过渡的各种改革措施，并且不惜任何代价实现这个过渡。

第十三章

　　在讨论整顿劳动者的纪律和自觉纪律的问题时，特别应当指出法院在目前所起的重要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法院主要是压迫机构，是资产阶级的剥削机构。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绝对义务，不是改良司法机关（立宪民主党人及其应声虫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只是局限于这个任务），而是要完全消灭和彻底摧毁全部旧的法院和它的机构。十月革命已经完成了而且是顺利地完成了这个必要的任务。它着手创立新的人民法院，确切些说，建立在被剥削劳动者阶级（仅仅是这些阶级）参加国家管理的原则上的苏维埃法院，来代替旧的法院。新的法院之所以必要，首先是为了对付那些企图恢复自己的统治或维护自己的特权，或者用明骗暗窃的手段来谋得部分特权的剥削者。除此以外，如果法院真正是按照苏维埃机关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它还担负着另一项更重要的任务。这项任务就是保证劳动者的纪律和自觉纪律得到严格的执行。如果我们设想，这种任务在资产阶级政权垮台的第二天，也就是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第一阶段内就能实现，或者不用强制就能实现，那我们就是可笑的空想家。这种任务不用强制是根本不能完成的。我们需要国家，我们需要强制。苏维埃法院应当成为无产阶级国家实行这种强制的机关。苏维埃法院还应当担负起教育居民遵守劳动纪律的巨大任务。在这方面我们还做得非常少，确切些说，几乎没有做什么。我们应当最广泛地建立这种法院，并且使它们的活动扩展到国内的整个劳动生活中去。只有这样的法院，在最广大的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参加下，才能通过与苏维埃政权的原则相适应的民主形式，使遵守纪律和自觉纪律的愿望不致成为空洞的愿望。只有这样的法院，才能使我们有革命的政权。当我们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我们大家在口头上都认为要有这样的政权，但我们在周围经常看到的却不是这样的政权，而是一摊浆糊似的东西。话又说回来，如果把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状态不是比作浆糊，而是比作为炼出更坚硬的合金而回炉的金属会更恰当一些。

---

　　注释：

　[62]《〈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是列宁1918年3月23—28日口授的速记记录稿。原稿没有标题，标题是俄文版编者加的。这篇文章的写作看来是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准备讨论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有关。3月31日，有列宁参加的党中央会议确认，夺取政权的时期已经结束，当前主要的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设，因此，必须吸收有知识、有经验的实干家参加建设工作。鉴于会上出现了不同意见，会议决定召开中央全会以统一看法。1918年4月4日，在中央委员同“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联席会议上，列宁针对“左派共产主义者”提出的《目前形势的提纲》，提出了自己的建设纲领和口号。4月7日中央全会开幕，列宁在开幕词中再次强调，革命正处于“新的时期”。全会委托列宁起草一个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提交中央。根据这个决定，列宁写了《关于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提纲》（这是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手稿中用的标题）。
　　《初稿》的第1—3章和第4章前面部分，据《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79年第5期《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两个稿本》一文的考证，“实际上并不存在”。——[120]。
　　[63]集体管理制（俄语为Коллегиальность，亦译：委员会制、会议制）是一种集体决定问题的管理方式。按照这种方式，一个机关、一个组织或整个部门的领导，不是委托给一个负责人，而是委托给由选举产生的或任命的享有同等表决权的几个负责人；由这些人组成该单位的集体管理机构来实施领导。苏俄当时各人民委员部的部务委员会（Коллегия）就是这种机构。——[143]。　
　　[64]指1918年1月7—14日（20—27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全俄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作用问题的争论。会上，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坚持工会运动对政党和国家保持“独立”。　
　　列宁在这里提到的工会不应该成为国家组织的论点是索·阿·洛佐夫斯基提出的。他在关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活动的报告中强调，“工会应该走完全独立的道路”，“处于国家政权的压力范围之外”。代表大会否决了洛佐夫斯基及其追随者按照上述精神草拟的决议，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146]。